中国人的幸福哲学

观察记者 刘晓林

中国人的幸福哲学

观察记者 刘晓林

中国人的幸福哲学与外国人的很不相同吗？是的，还很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人本身的特点就与外国人很不一样：聪明、智慧、勤劳、勇敢。

有这样特点的人一定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然也会有不一样的幸福观了。

幸福是有指引的意愿的实现和满足。幸福是对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幸福包括外在部分和内在部分两个方面。幸福是对生活状态的基本肯定。幸福就是心灵对外在世界的认同和肯定。

因为主体不同，对同样的客体也会作出不同的反映；同样，同一个主体对不同的客体也会作出不同的反映。

因为中国人不同于外国人，因此对同样一件事会作出与外国人大不相同的反映；即便同是中国人，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合对待不同事情的反映，也是天地有别的。

因为中国人善良、勤劳、聪明，所以在面对困难和逆境时，中国人特别愿意承受压力，忍耐着。所谓“好死不如赖活”、“好汉不吃眼前亏”、等待时机“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因此，中国人面对艰难困苦，特别会黄连树下弹乐器—苦中作乐，特别会默默忍受，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各种欢乐。那些民间文艺的东西，都是苦中作乐的产物，把话说得很风趣的相声，把戏演得很逗乐的小品，把积郁抒发出来的信天游，把寂寞摆脱出去的二人转，把欢乐聚集起来的节日，把壮志表达出来诗歌，都是在物质贫乏、生活困难中追求幸福的一种外在表现。就像草根组合旭日阳刚所唱的《春天里》表达的那样，“没有二十四小时的热水，但我却唱着快乐的歌谣”。寄情山水，追求诗情画意的心境，自比鱼乐，排遣痛苦。“苦中作乐”是中国人的一种幸福哲学。正是这种哲学，支撑着中国人一代又一代顽强地生存着、繁衍着。

因为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以中国人特别会顺应天时，顺应地利，顺应人和，而不会强行去与天理相抗，不会逆天理而行。“顺应天意”、“随遇而安”是中国人的一种幸福哲学。不贪恋有多富贵，平安顺利就是最大福气。不去与老天爷较劲，能够四季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成。“平平淡淡才是真，顺顺利利才是福”，这是中国人的信条。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这种哲学让中国人世代幸福安然地生存着。

老有所乐，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幸福哲学。足 奚/摄

因为中国人的中庸思想，不希望“不及”，也不追求“过”，能够平衡、中和、差不多就够了，所以中国人还有一种幸福哲学，那就是“知足常乐”。中国人向来对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要求不高，而在乎的是精神生活、心灵世界的平安、愉悦和满足，所以中国人凡事不会过分去追求，心理是否满足是幸福的标准。中国人特别容易满足，这一点从“福”字是祈祷祭祀有一口“田”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会以己之力去看待自己所拥有的，“我虽然没有发大财但我有研究成果，我知足了”，“我们家虽然没有出名的、当官的但全家健康平安，我知足了”，“虽然还是穷，但有一间小房住，有病能治疗，不匮乏，不紧张，我知足了”，“虽然经济还不发达，但我们生活在远离炮火战乱的环境里，没有那些流离失所的痛苦，我们知足了”，这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话，它们所表达的就是“知足常乐”的幸福哲学。

“公平大同”也是中国人理想的幸福哲学。“不患穷而患不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田地”等向来是中国人的社会理想。社会公平正义了，中国人就会感到无比幸福；而不公平正义，则一定会激怒中国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所写的打抱不平的故事就很能说明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理想。

如果非要寻找这种幸福哲学的根源的话，我们从儒家经典《礼记》中可以找到。《礼记》讨论了社会从“无序”开始，经过“小康”，最后直至“大同社会”的三个进步阶段。此外，还可以从孔子最著名的继承者孟子那儿找到。孟子将“井田制”作为人民和统治者之间农作物公平分配的关键。井田制因汉字“井”而得名，它的中心理念是，将天下分成一组一组的网状土地，每一组包括九块田，其中八块每块满足一个家庭（私田），而在中心的第九块，则是大家给君王及国家耕种的（公田）。孟子这么描述井田制：“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从上面论述中可以看出，井田制的管理模式是典型的中国现象。虽然这种模式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但其想法本身对中国所有的理想政体概念之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这就是公私分开、公平正义。孟子解释，只有通过圣人的劳心，社会才能渐渐地从难以忍受、无比危险的自然条件中慢慢发展起来，最后变成文明之地，并且通过忠孝维护社会等级差异，让所有人的幸福都得以实现。因此，当代中国有种趋势要将儒家思想看成是共产主义的先驱。

为了保证真正的公平正义，法家“依法治国”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为这种幸福的实现提供了保障。

中国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幸福哲学，那就是“兼爱和平”，从兼爱和平中感受天下人的幸福。现在中国人的社会治理、国际外交，都秉承了这一哲学。和谐社会与和谐国际的建立，这一哲学都是支撑点。

“公平大同”、“兼爱和平”的幸福哲学的根源还可以从哲学家墨子身上找到。被遗忘了两千年的墨子鼓吹“尚同”、“兼爱”，这让西方学者包括传教士都非常震惊，因为它产生在公元前四世纪；另一方面，中国言之有理地将这种对人类的爱认作是社会主义的早期形式。墨家是儒家分裂出来的一撮人，在他们的教义中，却能以真正平等的方式分享利益。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了墨翟的理想政体：一种没有区别的爱，不像儒家那样限制在家庭内；一个显著的宗教观点，作为提高道德的保证；苛俭，一个作用于每个人的钢铁般的意志（这个概念先前并不为人所知）；最后，是国家间的和平。

墨子非常乐观，他相信通过完美的防守而不是进攻的武器，可以获得和平。“平等”，这个连接起所有这些理念的贯彻成分，在此又一次变换了它的形式。对墨翟来说，“平等”意味着“渗透性”，是社会所有组成部分之间不断更新的纽带。在《墨子》一书谈论“兼爱”的章节里，这个观点早已非常明显了，“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因为存在着差异，互相交流就非常重要，墨翟描绘了这种情况：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

他的思想是通过对在上者的顺应或趋同，让整个民族的思想在许多个体细胞内得到逐步发展。它强调领袖的强大，强调人民和他保持同一。因此，统治者的知识和意愿被得到了加强。同时，也只有在领袖的知识和意愿中，人民的想法才能够实现。人民的“顺应”不是简单的屈服，当领导者犯下大错时，国民能够而且必须将“建议”传达给领导阶层。这样，回馈系统就形成了。这也许并不是直接强迫那些在上者改变他们的做法，但能让他们能从下层社会中吸取教训：滥用权力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神秘的影响只有在爱的支持下，指向爱的过程中才会发生。

儒家和墨家都将个体视作为人类整体的一部分，而且深深相信个人的幸福和众人的幸福密不可分。

“超脱潇洒”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幸福哲学。“出世”、“无为而治”、“桃花源”是理想的境界。这种哲学的根源可以从道家最重要的两个文集—老子所作的《道德经》和宣称是哲学家庄周所作的《庄子》中找到。《道德经》发展了政治纲要，《庄子》却将想象力提升到一个神奇的高度。

道家对人类理想生活的描绘将我们带入一个完全不同的、崭新的世界。它最直接打动人心的特点是，它想建立小规模的统治，并让其尽可能地简朴，接近世界本初的状态。这些描述将我们带回到一个由小小村庄构成的过去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他们的制度非常满意。

“同”，儒家和墨家对它都极为关注，对道家来说，这个词也有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在道家的理想社会中，这个“同”有着更严格的含义。它不仅指全民而同，还将动物包纳进来，使之在生存之国中也分享一席之地，构成一个族类。道家因此极其大胆地抛弃了儒家发明的、对他们来说非常神圣的“仁”的概念。道家追求高尚的“素朴”，其本然状态显然位于文明创始之前，而文明是儒家所谓的天下。在《道德经》中，道家理想社会的所有特征都被当作是一个公平统治的良方，“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因为道家对生命的定义本质上和儒家不同，所以他们对快乐的定义也和儒家不同。在《庄子》一书里，我们找到以下段落谈论快乐之事—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今俗之所为与其所乐，吾又未知乐之果乐邪，果不乐邪？……果有乐无有哉？吾以无为诚乐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乐无乐，至誉无誉。”

道家回归自然的幸福理想给了中国人某种精神上的超脱力量。

中国人用于表达幸福的有这些词：祯—有益的；臧—带来幸福；祥—将获幸福；祚—祝福、荣耀；康—富足之年、繁荣、和平；庆—祈福、幸福；幸—幸福；祺—快乐、祈福；喜—快乐、愉悦。从这些表达幸福的词里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人的幸福哲学都包含着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