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幸福

观察记者 孙优依

2011+?=幸福

观察记者 孙优依

2011+?=幸福—尽管答案会见仁见智，但每个答案的背后是人们追求幸福的朴素愿望。以下是观察记者的调查实录—

幸福是多赚钱，孩子好好念书

刘廷辉 安徽籍在杭打工者

Q（问）: 幸福是什么？

A（答）: 每天开开心心的。做梦都想发财，过上好日子。

Q:怎样实现自己的幸福？

A多接点活，多赚钱。

Q：2011你有怎样的幸福愿景？

A：2011+多赚钱+孩子好好工作好好念书=幸福

又是一年春来到。今年，很多过去在东南沿海打工的农民工因无法扎根而选择了“回巢”。至于那些重新踏上迁徙旅程的“候鸟们”则带着期待在异乡努力收获自己的幸福。

福到家门，新农村一片整洁、静谧、祥和的风貌。足 奚/摄

在杭州庆春门天桥下，观察记者见到了一位长得很像许三多的钻孔师傅刘廷辉。他今年44岁，是安徽省阜阳人，来杭州做“钻孔”已经8年了，有一手“钻孔”的好本事。但10年前初来杭州时，刘师傅空有一身力气，却不知道找什么活干，连糊口都难，他在工地里搬过材料、扛过钢筋，类似装潢、砌水泥的杂活也都做过。近年来，随着杭州城市建设的加快、新楼盘的开发，家庭装修需求的增大，刘师傅有了用武之地。而如今，刘师傅已经在杭州拥有了自己的“家”。虽然这个“家”只是临时的出租房，却是他和妻子在杭州幸福的归宿。

他们的“家”位于杭州城站火车站附近的城乡结合部，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到20平方米，每月400元的房租。现在物价上涨，夫妻二人深有感触。刘师傅的妻子每天推着流动推车在火车站附近卖早点，“最近食用油涨价，生意更难做了，开支也大了，每月需要1000元左右的花销”。

虽然生活成本提高了，但话语间，透露的是开心。因为手艺好、为人勤快，刘师傅去年一年和妻子两人的纯收入就有7万元,“这是实实在在看得到的，这个年过得很滋润。”这也是他年后回到杭州务工的动力。

目前，在杭州做“钻孔”这行当，有的挂靠在单位下面，专门有人对接生意，工作比较稳定有保障，挣得也多。其次就是像刘廷辉这样的，做久了这一行当，为人活络、关系多，通过熟人介绍业务、站街等方式揽活。

“有时候就是一会儿功夫，就能接到好几个电话。一单生意赚个三四十元，这样，一天就有着落了。也有时候可能站几个小时也没人找。夏天装空调的时候生意比较好，这个季节就很一般。”

刘廷辉他们五六个钻孔师傅的固定据点是浙江省青春医院旁边的天桥下。每天一早，他们都会聚集在这里等活。一单活完了，他们又重新回到天桥下等待着第二单生意的到来。等活的时候，他们闲聊、打盹。刘廷辉则习惯花1块钱去附近的报刊亭买份报纸，靠在墙边看起来。对此，刘廷辉告诉观察记者：“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现在就喜欢看看报纸、看看书，希望可以多学点”

据刘师傅介绍，今年天桥下的同行已经少了很多，由于从事“钻孔”的人越来越多，竞争激烈，有几个已经转换地方去陕西、广东打工了。生意不好的时候，刘廷辉也曾想过回家务农，“可老家田地少，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是在杭州日子过得好，有力气，不怕没活干。”在聊天中观察记者得知，在杭州做“钻孔”这一行当每年平均都能有2—3万元的收入。

刘廷辉和妻子两人，一个在天桥下揽活，一个在火车站摆摊，夫妻都没有固定的工作，而根据我国现有的政策，农村户口在城市没有固定的工作，是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的。问及他幸福吗？刘师傅乐呵呵地笑了：“穷开心呗。”谈及希望，他说希望孩子们能有出息。

刘廷辉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刚毕业，现也在杭州务工，准备学点技术回家开店。小女儿在安徽读卫校，学习成绩还不错，每年需要1万的支出，希望她毕业以后即使不进医院也可以自己开家门诊。小儿子，22岁，在家里开了家小店，最近正忙着张罗自己的婚事。

说起这些，刘廷辉眼角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儿子今年腊月十六结婚，他已经为小儿子在安徽阜阳县县城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婚房，当地房价3400/平米，房子购入35万一套，现在已付清25万，向银行贷了10万元。

虽然目前赚头还好，但是城里的生活成本太高，刘廷辉觉得杭州不是他的归宿。“没想过在杭州长期待下去，等还清贷款，再赚4万元，我就和老婆回老家县城一起开个小店，做做小生意，不靠儿女也能养老。”

在与观察记者聊天的1个多小时里，刘廷辉一直都是笑着的。他说：“现在的生活我已经很满足了。人要知足，不要和城市里的人比，开开心心，日子过得舒坦就幸福了”。就在他写下他的2011“幸福公式”时，他连续接了3通电话。“做久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号码”，刘师傅幸福地说着，“生意上门了。”怕耽误客户的时间，他将其中1单生意交给了老乡，然后自己赶紧骑上他的装备车往鼓楼方向去了。

2011+多赚钱+孩子好好工作好好念书=幸福。刘廷辉的幸福愿景很简单，而在这质朴愿望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在杭州努力打拼的农民工渴望融入这个城市，渴望创造自己价值的幸福心愿。

幸福在未来，坚持是因为内心还有梦想

雷鹏 杭州某研究院工程师

Q: 幸福是什么？

A: 幸福是个人价值的不断实现及拥有发展的空间。未来在杭州买个房子，组建幸福家庭，闲暇时光和家人出去旅游，现在想想也觉得幸福。

Q:怎样实现自己的幸福？

A：套用朱光潜的一句话：此身、此时、此地，不推诿，不推延，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

Q：2011你有怎样的幸福愿景？

A：2011+有自己的时间+学习+恋爱=幸福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父母大多是农民、农民工或者是下岗职工，他们怀揣“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在城市中努力蜕变。但他们却处在了一个竞争残酷的时代。你幸福吗？你认为幸福是什么？我们将这个疑问抛向在社会中努力奋斗的青年人。

雷鹏，浙江丽水人，28岁，仍在奋斗。面对梦想，他拼搏过、动摇过、离开过。如今，他的梦想成熟了，不再漫无边际、天马行空，他决心要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个春节长假，雷鹏把父母接到杭州一起过节。这是一种久违了的幸福。

2006年，雷鹏从湖北武汉一所211大学毕业。毕业后的他满怀激情地回到浙江，坚定地选择在省会杭州打拼。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由于自身能力突出，刚毕业的他便考入杭州某研究院工作。

在杭州，雷鹏很努力地工作赚钱，生活上也比较节省。他租住在离单位30分钟车程的出租房内，月租200元。因为是外地人，他得去办暂住证，并随时准备被盘查。当时的雷鹏就是蜗居在城市角落的“蚁族”。工作一年以后，经济稍微宽裕的雷鹏开始每个月给父母寄一些钱，也搬离了环境相对较差的出租房，在单位附近的小区里与同事合租了一套房。

2008年，工作两年后，雷鹏感到在杭州的生活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生存，比如买房、买车。而自己也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中国的传统是结婚要有新房，那个时候杭州的房价远没有现在高，但对他来说，单凭工资还是无力承担。在杭州两年的生活体验，让他的幸福指数狂跌，他想重新找回幸福。

雷鹏说，他的幸福感来自比较。“之前回老家看到以前的同学有房子、有车子、有票子、有孩子，而自己却还在杭州挣扎着，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天地，心里落差很大。当年名牌大学毕业的光环，毕业后在杭州的好工作，都在现实面前变得不堪一击。当时我执意回家，是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面对现实的压力，刚毕业时追求职业理想的劲早已抛诸脑后。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之后，2008年年底，雷鹏辞去了杭州令很多人艳羡的工作，回到了老家。但老家的生活也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容易。“也许，人是永远不安于现状的吧。”雷鹏笑笑说道。回到丽水后，凭借其积累的工作经验，雷鹏考入了当地一家事业单位，可是没有编制，只是临时工。虽然生活很安逸，但雷鹏越发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甚至觉得在这里他再也无法实现他的梦想，而永远要“窝”在办公室这窄窄的一方天花板下了。这次，他下了决心，不再退缩，二进杭州！

2009年7月，雷鹏再次踏上了杭州这片土地。幸运的是，原单位再次接收了他。

“在杭州生活，目前压力很大，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受到物价、房价的影响，想想自己年近三十了还在奋斗，接下去也是走一步是一步，没了退路反而能更执着地往前赶。”和其他一些同龄人相比，他感觉压力很大，因为比自己强、比自己做得好的人很多，虽然是凭实力应聘进去的，但同事间的比较还是存在的。在单位领导的建议下，去年他考了浙大的研究生，现在周末的时间都花在研究生学习上。面对压力，他决心用学习提升自己，他说这些都会是以后上升的资本。

“有的人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觉得很幸福、很满足，小地方有小地方的好，但真正对我内心重要的东西，让我活得充实骄傲的东西，只能是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雷鹏说离开杭州又回到杭州让他更加明确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2011年，雷鹏希望在充实自己的同时，能找个女孩谈恋爱，攒些钱，然后两年内争取买套小房子结婚，能付首付就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永远没有满足，珍惜眼前快乐，做好当下的自己是最幸福的，也正是不满足，我们才会继续往前去寻找自己想要的幸福。

现在，雷鹏很少去和别人比较，即使觉得艰辛，因为是自己选择的生活所以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就在接受观察记者采访的时候，他接了个电话，父母说老家最近造新房子让他有空回家帮帮忙。他说现在父母在家生活也挺好的，希望以后事业更好，有个很好的家庭，现在想想都觉得很幸福。

幸福是企业效益和员工收入的双倍增

凌兰芳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

Q:幸福是什么？

A：我觉得幸福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幸福是社会群体或者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的物质地位与精神地位总和的满意评价。说是客观的，是因为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物质地位与精神地位的总和是不尽相同的；说是主观的，是因为这种满意评价是自己得出的。每个人的幸福感不会相同，有的追求物质满足多一点，有的追求精神满足多一点，但整个社会所有成员的幸福感应该是一个确定的指标，这标志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弘扬、道德培育的实际程度。

就每一个个体来说，幸福感又是一个商数，其公式是：幸福指数=（物质地位+精神地位）/自身期望

Q：怎样才能提升幸福感？

A：就整个社会来说，千方百计提高每个成员的物质地位和精神地位，加大被除值——自身期望，这是必须的。社会总要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建设总要推进，这是全民幸福感的必由之路。当前特别要讲公平正义，因为公平正义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让社会成员的物质地位不致太悬殊的保证。

另外思想自由、创造自由也是幸福感的精神地位范围，社会也应给予保证。

就每个个体来说，要获得幸福，就要在幸福公式上做文章：例如通过勤劳致富提升自身的物质地位，通过学习培养提升自身的精神地位和道德情操。这样上面的除数就加大了许多。同时，降低自身许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分阶段自我激励，这样被除数就小了很多，自然商数大了，幸福感也就提高了。知足常乐不是不要奋斗，只是告诉我们要降低对物质地位的追求，提升精神道德素养。

Q：2011年你有怎样的幸福愿景？

A：2011+企业效益和员工收入的双倍增=幸福。

“我觉得我是幸福的，因为我有追求和理想。2011年是我们企业创建民族丝绸的国际化品牌的关键一年。我们要实现企业效益和员工收入的双倍增，这是充满幸福感的目标。由于奋斗和奉献，由于创业和分享，我们每天都在成功，我们每天都有幸福。”当丝绸之路集团董事长凌兰芳谈到自己的生活感悟时，其脱口而出不掺杂半点做作的“幸福”让观察记者惊羡。

有调查显示，企业家在掌握巨大财富的同时，身上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往往这个群体的幸福指数并不高。作为一家旗下拥有15家企业、总资产近10亿、员工2000多人的丝绸之路集团的掌舵者，凌兰芳的幸福感显得尤为可贵，因为相较于普通人，他能更大程度地传递幸福。

凌兰芳幸福的源头，是梦想。作为湖丝传人的他，要创建民族丝绸的国际化品牌。为了实现这个幸福目标，集团从2007年开始转型升级，而这谈何容易？对于转型的艰难，凌兰芳有一段夫子自道：“丝绸之路，任重而道远，我们面临的困难和危机仍然严峻。当我们大把大把地投钱时，我们非常害怕在黎明前死去，在流尽最后一滴血时还迟迟看不到转机，成为转型升级的第一批烈士……”那怎么办？退缩还是苟活？凌兰芳的回答是：创新和转型总是要冒风险的，我们宁可先死也绝不愿意等死。我们这种行业的转型升级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破釜沉舟。

凌兰芳17岁进入丝绸行业，创业之初，企业曾先后因外商失信、遭遇海难而债台高筑。他带头每月只拿150元钱的生活费，经过长达五六年的煎熬，还清了所有欠款；他本人是一位改制下岗的“4050”人员，却带领着21个同样的弱势群体艰难创业，将企业发展成今天有着10亿多优良资产的集团公司，使5000余名“4050”职工重新上岗或得到妥善处理；当几次改制没有成功的湖州昌荣丝绸厂，因为需要一个亿的改制成本，还要解决2989名职工分流就业而无人问津时，他毅然决定收购；面对情绪激动的员工，他说，我有饭吃就不会让你们喝粥，只要你们好好干，在我老婆下岗前，你们不会下岗！

“企业家要流淌道德的血液。”这句温总理的箴言一直映照着凌兰芳做事业。凌兰芳是一个有爱心的企业家，在丝绸之路，我们看到2000多名员工视凌董为“好大哥”，而他对员工总是以“兄弟姐妹”相称。凌兰芳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之间有着太多的温情故事。

凯喜雅集团改制职工贺鸣，因为在缫丝管理上有能力，公司将其提升为厂部领导并推荐为区人大代表。她说：“我作为一名下岗工人，公司给了我荣誉和信任，我一定会把工作做好，累死也甘心。”

一次，当公司的一个客户开车离开企业时，因为门卫老伯开门太慢而动手打人。凌兰芳知道后非常愤怒，“生意可以不做，我们员工的尊严不能伤害”，坚决要求那个客户道歉，最后客户也只得照办。

这种与员工共进共享、时时为员工考虑的企业家精神，也正是凌兰芳幸福的基础。当全体员工都拧成一股绳，共同为企业去奉献的时候，企业家的幸福是不言而喻的。

如何让更多的人幸福？

杨建华 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教授

Q ：幸福是什么？

A ：幸福是每个人内心的不同感受。幸福就是越来越接近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心理感受到愉悦，并将主观愉悦感受与他人分享。同时，幸福是有层次的。作为个体来说，最基本的幸福是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家庭之中，这是底线幸福。康德说过，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这是我的一种幸福感受。

Q：怎样才能提升幸福感？

A：一是努力工作，幸福需要一定的经济收入为基础，每个人需要奋发努力打造生活的物质基础，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在免于贫困之后，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二是社会要构建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体制框架，“幸福”不能变成纯粹的数据统计，流于形式化，而是切实让民生得到改善，人们真正感受到幸福。

Q：2011你有怎样的幸福愿景？

A：2011+让真心笑容挂在更多的人脸上=幸福

曾经我们以为，物质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生活得以改善、生活质量随之提高，人们的幸福就随之而来了，这是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朴素的愿望。

确实，经济发展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然而，今天我们也看到，“蛋糕”做大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增强，还可能有所降低。

幸福感是由两个方面合起来的，一是物质生活，幸福和收入有关，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去满足衣食住行的物质需求，这些东西都需要花钱，但满足了这个需求以后，还有一个精神上的东西，不但要有更好的工作环境、生活质量、社会环境，还要活得有尊严、有自由，这些也会影响人的幸福感。

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文明高歌猛进。近30年来，浙江GDP年均增长13.5%， 但农村、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仅就8%。社会保障不健全、收入增长不快导致社会中弥漫着不幸福感，于是，人们开始关注“幸福”这个概念。幸福不是GDP，不能用数字来衡量，但现在“幸福指数”跟GDP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宣传政绩、干部考核的一个衡量指标。

我国一直以“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目标，从1953年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便提出了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期待”。“十二五 ”规划也给予了人们美好的愿景，但“幸福”是要建构在保障人们能够过上幸福生活的公共制度上的，不能纯粹地变成“指数”。换句话说，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满足民生的需求才会幸福。

从“马斯洛心理需求理论”来看，人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价值需求。最低一层的需求是生理需求，就得吃饱穿暖。满足不了这一需求，人就会痛苦，感到不幸福。

“幸福指数“最基础的应是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生存需求。在此基础上，拥有稳定的社会、就业、生活环境，满足人们的安全需求。接下来的是归属需求，你得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个团体的。再者是尊重需求，人们需要体面、有尊严地活着，任何人都需要别人的尊重。最后，需满足人们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这样才能慢慢接近幸福的状态。

而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并不均衡，“蛋糕”做大了，却没有配套合理的“分蛋糕”机制，非但没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反而产生了社会不公正、贫富差距拉大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人们希望随着物质发展的同时，生活质量真正得到提升，收入得到稳步增长，生活压力会越来越轻，但现在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的压力并没有减轻，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如果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无法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社会就没有进步，对社会中的大部分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而言，他们没有幸福。比如农民工，他们从农村来到城市，一年到头生活很艰辛，即使非常努力地打拼却仍然无法改变命运，缘于社会给予他们的上升空间很窄、利益诉求表达不畅；比如普通老百姓，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买棵青菜也要考虑价格，如何幸福地生活。有些人很富有，有些人还在为生计犯愁，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导致当前社会中弥漫着不幸福感。

古时屈原曾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民生保障与改善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如若民生改善不到位，则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百姓生活。经济发展有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一旦老百姓钱袋子减少，不敢消费，就会导致内需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当人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就会有怨气，社会和谐稳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十二五”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决定着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战略选择与目标取向。以GDP增长为目标还是以民生考核为目标？这是“十二五”规划中的重要一项。

要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亟待从人民迫切需要改变的方面着手，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幸福。从社会总体来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期盼和权力，这是推动个人发展的动力。政府要提供覆盖面更广的社会保障,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生活，建构公平公正的社会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安排，拓宽个人向上流通的空间，创造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政府只有着力消除一些不幸福感因素，社会才能为百姓腾出更多的上升空间，百姓的幸福才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