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兵渐远，追兵渐至”的浙商共鸣

观察记者 陈海兵 文/摄

“标兵渐远，追兵渐至”的浙商共鸣

观察记者 陈海兵 文/摄

2月27日，浙江民营经济年度论坛现场。

时代已经变了

“靠拼拼杀杀就能闯出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企业的发展，一定要有前瞻性。”2011年2月27日晚上，在浙江杭州举行的浙江民营经济年度论坛上，华立集团董事会主席汪力成抛出“导向论”。“以前浙商的成功运气因素占据了很大一块，但‘机遇导向’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已是‘战略导向’时代。”

“企业按照原来方式运作，在过去日子能过得很好，现在都不能生存了，市场逼着你必须转型升级。”首开温州民企境外上市先河的瑞立集团董事长张晓平，对此也“感同身受”。

“转型升级与富民强省”的论坛主题，在两个时代更替的时间节点上，似乎正对上坐而论道的浙商们“一吐心中不快”的胃口。外需市场继续萎减，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用工荒、招工难”现象愈演愈烈，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已成国家趋势……这些曾被认为是学者们“专用词汇”的话语，却在此次论坛上被企业家们不断提及。“转型升级”成了当晚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

同一天，2月27日下午，“包容性发展与中国转型升级”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举行，几位学者专家逐一登台发表犀利的演讲，畅谈现有的体制与政策之下政府与企业的转型升级之计。

转型升级之于微观面上的浙江民营企业、宏观面上的浙江经济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可以从同一天的两场会议中窥豹一斑。

“离制造业”现象显现

浙江经济快速增长的旧模式正日渐式微，浙江经济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时代变量。

“都说近年来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有点慢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就是被房地产害的。”汪力成语出惊人。他认为，地产的暴利吸走了过多的实体经济资金。“2007年华立集团退出楼市、坚守制造业，我就曾被人称为傻瓜。”

“热钱围猎地产业，拖累了浙江实体经济。”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也“鼎言”相助。

纵观近十年来浙江民营企业的运作轨迹，像宗庆后这样坚守“薄利多销”的制造业，像汪力成这样敢于“激流勇退”的浙商，屈指可数。

在2010年公布的浙江省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中，除娃哈哈集团、华立集团等近30家没有涉足房地产开发外，其余70余家企业均染指房地产开发。同时据浙江省社科院《2011年浙江经济发展报告》披露，2010年浙江省房地产开发完成总投资达3030亿元，同比增长34.4%，房地产投资对全省投资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5%。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王永太分析说：投资实业，要去建厂房，买机器，找工人，搞销售，而且今年砸下几千万，明后年也不一定能收回本钱；相比之下，炒房挣钱快，也省力气，今天投个上千万买个楼盘，几个月后重新转手，白花花的银子就能收进荷包。

面对着生产要素成本的“节节高攀”，又苦于迟迟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部分已经“衣食无忧”的企业家开始萌生退意马放南山；或者无奈“杨志卖刀”，转战于“快速来钱”的楼市、股市期货等非实体经济。于是，实业投资被挤进了“冷宫”，浙江民间资本“离制造业”现象不再只停留在专家学者的口中，而是真真实实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据浙商研究会的不完全统计：2010年，温州市有2000多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半数为制造业及关联企业；温州制鞋企业从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目前的3000多家；温州金属打火机行业企业从鼎盛时期的500多家，减少到了仅剩100家，而就在这100多家温州打火机企业中，只有30余家的老板在专心经营，剩下的已经把重心转移到房地产、矿产等其他行业。

“都说温州人炒房，实际上浙江有点实力的老板都直接开发楼盘、做开发商了。”对此，一位颇具实力的温州企业家，在27日晚上的论坛间隙对观察记者说，“其实我们也不舍得离开主业，十几年来养的‘孩子’总有点感情的吧，但转型升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啊。”

“企业家在实业和非实业之间转换本属正常现象，但若在某个领域大面积出现企业家放弃主业，将主要资金与精力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曾如此公开表示。

拒绝“空心化”

就在“离制造业”现象显现的同时，浙江资本也流露出另一个信号—“离浙江化”。随着浙江制造业的持续疲软，浙江资本“按耐不住寂寞”开始大量持续流向省外、境外，从而导致投资浙江省内的本土资金减少，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甚至隐现“产业空心化”的苗头。

“企业的名字还在，厂还在，但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经营，就是一个空壳子。”按照温州中小企业发展协会会长周德文的理解，很多温州企业还活着，或者说勉强维持着，生产经营并不是企业老板所关心的，他只是想把企业作为一个融资的平台，从银行获得贷款后进入楼市、股市以获得更好的回报。

企业“空壳化”再发展下去就会演变成产业的“空心化”。而产业“空心化”不仅会影响企业个体的发展，甚至会对整个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2010年地方GDP总量排行中，广东（45473亿）、江苏（40903.3亿）、山东（39416.2亿）稳居前三甲，浙江（27100亿）位居第四，虽然继续停留在第一阵营中，但与前三甲的差距继续拉大，而与第五河南（22942.68亿）、第六河北（20197.1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并且其中的关键之处还在于，浙江发展动力疲态尽显。2009年江苏、山东、广东经济增长分别为12.4%、11.9%、9.5%，浙江仅为8.9%；2010年江苏、山东、广东分别增长13.5%、12.5%和12.2%，而浙江11.8%继续垫底。

“‘标兵渐远，追兵渐至’，以此来形容浙江经济的现状也不为过，但从长远来看是正常现象。”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教授郑勇军说，“相比起江苏等省份来，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最为艰巨最为困难，从而导致了增长速度有点偏慢。”

但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波通过对广东、江苏等沿海六省市的比较研究，认为浙江制造企业存在严重锁定于低产业选择、低附加值出口、低研发驱动的路径依赖。部分企业家认为自己“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活着有钱赚”，不愿意冒转型升级的风险，一直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正是在这种“小富即安”的心态下，1998年至今浙江经济错失了三大转型升级机遇期：1998年，国内消费有向国际消费转移的趋势，浙江经济没向产业高端提升；2003年国内宏观调控，浙江产业资本外溢变为游资，彻底走上不归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浙江部分传统产业外迁中西部，导致浙江经济增速全面落后。

浙江省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认为：以“轻、小、民、加”为主要特征的浙江经济产业结构，已经难以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需求的新变化，需要依托产业集聚区发展“重、大、高、新”产业来优化和提升，才能达到阻止浙江GDP增速连续10年下滑，拒绝产业“空心化”的目的。

另一种“抱团”

如今，怎样阻止产业“空心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无论是浙江民营企业，还是浙江相关政府部门都已开始背水一战。

“合作，特别是与行业的‘领导企业’合作，可能是现阶段浙江民企转型升级的最好途径。”张晓平结合其企业转型升级路径认为，大多数浙江民营企业家是“光脚”出生，即使现在已“穿鞋上岸”，但绝大部分民企规模较小，仅靠自身力量来做品牌、搞研发可能还存在很多困难之处。“如果能和大企业‘抱团’，哪怕我们仅参股、当配角，也能从中学到知识、积累经验，也是一种转型升级。”

就在企业利用各种合作机会来“抱团取暖”，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之际，浙江各级政府部门也在积极调研、探寻浙江经济转型升级之策，希望从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

2010年2月，国务院审批通过浙江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试点”。 9月7日，浙江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并原则通过9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专项规划，规划在未来5年将这些新兴产业打造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于2011年初公布的浙江省“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依托《浙江省产业集聚区发展总体规划(2011-2020年)》设立14个产业集聚区，通过财政、土地、税收等杠杆全力推进“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2011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从而使得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

“这些政策、制度层面的创新，对企业来说是最大的转型升级。”一位经济学专家如此评价。在“十二五”期间，浙江必将着力推动大企业战略，积极发展临港重工、新兴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这就给了众多的浙江中小企业一个‘抱团’转型升级的机会。”

新的发展阶段，浙江经济如何转型升级，既需要众多浙江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同样需要浙江各级政府部门的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是一种增长方式的改变问题。从长远可持续的观点来看，政府的资源杠杆和通过政策配置资源的问题，要更加侧重于动态的包容性增长，政府要不断调整改进，从政策的供给者向制度环境的制造者转型。”浙大管理学院副院长吴晓波在2月27日的“包容性发展与中国转型升级”学术研讨会上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