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德：我们不能再搞这样的体育了——春风和煦话体育

李烈钧

陈培德：我们不能再搞这样的体育了
——春风和煦话体育

李烈钧

辛卯早春，北京的“两会”开得庄重而活泼。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和讨论，畅所欲言，围绕时政，共商国事，分外引人注目。

涉及体育，令人思索的重要话题是：暂停全运会申办。

这个议题，是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龙提出的。赵龙在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四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发言时，阐述了他的理由：

自2001年以来，全运会主办城市均用申办方式产生。从此后各届全运会实践看，凡承办城市，必定新建大量体育场馆和配套设施，必定举行场面越来越宏大、规格一届胜于一届的开、闭幕式。不惜经费高额投入。近几届全运会，每届总投入高达千亿元。而全运会结束后，耗费巨资建造的设施，大多无法为普通百姓享用，资源闲置浪费，使用率极低。

另一方面，各地将全运会成绩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同时，高额奖金背后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链，部分省（市、自治区）对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和体育官员等的奖励总金额高达上亿元。

赵龙认为，要改革地方体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大幅度提高民生体育在考核指标中的比例；要改革全运会赛制，暂停全运会申办，改由已具备相应设施条件的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山东、辽宁六个省市轮流主办。

体育也是民生，此项改革，非常给力劲爆。笔者立即想到当年广州九运会时，提出“如果全运会的赛风问题不能得到根本扭转，浙江今后将退出全运会”的陈培德；春风和煦，坦诚求教，有了如下的对话。

笔者：赵龙委员在大会的发言，向全运会的赛制开了一炮，反映了近几届全运会“劳民伤财”、“好大喜功”的民意。民间语言，话糙理不糙。我很钦佩赵龙的胆识和勇气。你们俩是英雄所见略同吧？

陈培德：岂止略同，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我的观点了。我到省人大工作以后，2005年，曾再一次公开提出取消全运会的建议。往前追溯，早在1995年的全国体育战略研讨会上，我就提出过要建立体育综合评估体系，绝不能只用全运会的成绩来考核体育官员。“发展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考核体系必须包括群众体育、全民健身。

笔者：其实，早年的全运会，是中国被国际体坛隔离时期的特殊形式，在当时起到了展示国家形象、凝聚人心的作用，功不可没；历史在发展，现在的泱泱中华，已经不需要用体育来展示国力了。观念和理念，都要和时代适应。所以，赵龙委员的发言，得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委员的积极回应，王钧表示，体育总局已经在着手全运会赛制改革了。

陈培德：这是总局领导对体育精神的内涵理解转变和提高的体现，值得支持和赞扬。但是，我有许多期待，比如：转变积习难改的传统思维，破除利益得失的价值趋向，调整奥运项目的“全覆盖”设置，等等。2001年，我曾经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带队参加非奥项目组成的世界运动会，取得金牌的排名是第15位；而上一年，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中国金牌数是第三位。这时，就已经清晰地说明，我们的体育结构有问题了。

笔者：我注意到，“两会”召开前夕，刘延东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个讲话，她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在贯彻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电视电话会议强调：统筹规划，分类指导，逐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努力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健康水平和身体质量。在“两会”，温家宝总理更是把“保证学生每天参加一小时体育锻炼”这么具体的要求纳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您看，释放的各种信息，都强调体育也要以人为本，也要关注民生。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批准通过的第118页、6.2万字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体现了这个精神。

陈培德：是的，现在的氛围很好，十分喜人。两会之后，南勇、杨一民和谢亚龙这些人的案子也要公审，中国足球假黑贪赌要有一个清算了。

笔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时候一到，统统要报。另有一个好消息，这个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部反映中国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长篇报告文学《高官的良心》，将在北京举行首发式，还准备在杭州举行作品研讨会。

陈培德：是的，22万字，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朱晓军采写。出版社选择这个时间点，出版这个题材的书，是一种敏锐，一种智慧。

笔者：我有幸事先看了书稿，感慨万千。报告文学首要是纪实，其次是文学，这部《高官的良心》两者俱佳。它忠实地展现了发端于2001年浙江，波及全国，影响海内外的中国足球打假扫黑反贪的历程。情节波澜壮阔，进展跌宕起伏，细节真切感人，激起了我对当时一幕幕场景的回忆。我尤其感奋的，是省委省政府对这场体育反腐败斗争的高度评价和支持。省政协副主席盛昌黎为这部书写的序也很棒，我们浙江的省领导们，充分见证了这个斗争的艰巨和悲壮。报告文学对当时的省体育局党组班子的体育腐败同仇敌忾、高度团结作了生动描述。您和宋卫平、李书福的反腐“铁三角”，真不容易！***同志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召见您了解打假扫黑反贪的具体情况，这一类细节，非常精彩，是首次披露，很有可读性。

陈培德：书中把我作为主人公，我很惭愧，党的干部，尽心尽责，使命所在；但作为当事人，成为这个角色，又不能回避。感谢朱晓军同志，他的笔下，反映了省体育局班子集体，反映了省内外体育系统上上下下，反映了社会各界、尤其全国数不胜数的媒体的共同战斗。我的欣慰，也在于此。

笔者：前几天，一位把报纸办得有声有色的总编辑网上来信，给我的qq发了一段精警的感受：“有知识不一定有文化，有文化不一定有思想，有思想不一定有话语权，有话语权不一定有社会责任感。”很精彩！他讲的是报社作者队伍的建设，我觉得也能用到您身上，这五个“有”，您占全了。您的社会责任感，加上浓得化不开的体育情结，驱使您对体育假恶丑嫉恶如仇，穷追不舍。

陈培德：要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我曾经向中央领导提问：“中国足球烂了这么长时间，问题这么严重，涉及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那么，该不该对主管部门问责？”现在，我非常遗憾，十年前，中国错过了一次拯救足球的机会，也错过了拯救中国足协的机会，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栽进去，其中有些是党和国家花很大成本培养多年的精英人物。

笔者：大国崛起，中华振兴，科学发展，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您是体育的践行者，更是体育的思想者；思想总是引领着实践，永不止息。您对广州亚运会的考虑也有深远的视角，是这样吗？

陈培德：谈不上深远，前瞻后顾，想得多一些吧。

笔者：愿闻其详。

陈培德：广州第26届亚运会，中国共获得199枚金牌，416枚奖牌，金牌数、奖牌数和总分数遥遥领先于所有参赛的国家和地区。领导层和体育界都为之欢喜雀跃，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又创造了新的记录。但是，和全运会一样，有识之士和社会各界大量出现另一种声音：

中国包揽了绝大多数金牌，就象把一大批客人请到家里做客，自己却把好菜全吃光，这符不符合“和谐亚洲”的办赛理念？

你们是不是花钱请我们来每天听你们反复播放《义勇军进行曲》？

花数千亿元人民币拿一大把金牌值不值得？

中国以专业队打人家业余队是公平竞赛？心地能不能坦然？

……

这些议论，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现行的体育体制该不该这样持续下去？要不要改革？

笔者：问得好。这也是体育界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都在考虑的问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能不能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汲取点经验呢？

陈培德：不仅能，而且应该。 当今世界体育，早已步入大众体育和职业化体育轨道。政府的职责是发展大众体育，财政主要投放大众体育，为大众健身建设体育场馆，提供设施，是政府的职责。落脚基点，是最基层的社区体育，社区的公共体育设施都是政府出资建设的。澳大利亚悉尼，几乎每个社区都建有一个高尔夫球场。

许多国家和地区，体育活动的组织和开展完全由单项体育协会承担。竞技体育，则走俱乐部、职业化路子。政府不出资，由市场运作。一些有市场的运动项目，如足篮排、网球、高尔夫球、帆船帆板等等，采取俱乐部会员制，个人交会费到俱乐部活动、训练，一切费用都由个人支付或由赞助商支持。

新媒体信息传播的量更大，在新闻中可以涵盖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信息资源。同时，新媒体时代相关的信息链接可以随意打开，这是传统的报纸行业无法做到的。最后，信息互动性更强。互动性是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典型特点。在这种形势下，信息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界限不再明显，人们不仅是新闻内容的传播者，同时也是信息的发布和评论者，在互动交流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新的信息传播模式。新媒体时代人们对新闻的阅读兴趣大大提高，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选择个性化的信息服务。不仅如此，新闻信息更加生活化和平民化，这势必会对传统报纸行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所以，诸如备战和参加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美国NBA、美、英、澳的职业网球公开赛等等比赛，政府不出一分钱。所有俱乐部都在该运动项目的协会管理下，依法开展活动。没有市场的运动项目，如田径、游泳等，则由爱好者个人出钱从事训练和比赛；他们的训练都是在学习和工作之余进行，没有脱产的专业队训练体制。从奥运会和各个项目的世界锦标赛对参赛资格的规定看，也是只有业余选手才能参加。

中国在奥运会，亚运会等世界大赛中金牌第一，但国民体质却在严重下降。人民的健康不比金牌更重要吗？photobase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学校体育，青少年在校期间就基本掌握一到几项今后终生锻炼的技能。如澳大利亚，要求学生在校学习阶段就要学会游泳，不过游泳关不能毕业。这是澳大利亚成为世界游泳强国的基础。

笔者：中国体育，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走的是前苏联的路子，沿袭的是前苏联的模式。

陈培德：问题就在这里。前苏联依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制定了高度集中的的竞技体育体制，即“举国体制”。几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照搬这个模式。这个体制使前苏联和东德在奥运会长期稳居二、三的地位。中国则把“举国体制”进一步完善，形成举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从县到市到省最后到中央的四级训练网络，分级负责、分级投入、分级管理、分级选拔、淘汰和训练，最后形成一支庞大的国家队。

苏东解体之后，他们的“举国体制”也随之解体。现在，还延用“举国体制”，搞专业队训练模式的，只有中国和朝鲜。

笔者：用两分法看，举国体制可以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办大事、办好事，也可以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办蠢事、办坏事，这是无数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证明了的。

陈培德：正确。这个“举国体制”的模式，在中国尚处“东亚病夫”、“一穷二白”、国际地位不高的时代，曾经出色地完成了“为国争光”和“振奋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特别是容国团为新中国荣获第一个乒乓球世界冠军、陈镜开荣获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第一次荣获男团冠军、之后男女双双团体冠军、中国女排三连冠等等重大荣耀，都曾经产生比当时任何其他行业都大的社会反响。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国力不断增强，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特别是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新时期，“举国体制”的体育模式正在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弊端和历史局限。

由于体育考核标准实际上是金牌的多寡，就诱导体育主管部门和运动员、教练员弄虚作假，赛场上服用兴奋剂、收买裁判吹黑哨、踢假球，各种丑恶，不一而足。

严重的是，其它领域的腐败一般都是个人行为，而体育竞赛的腐败往往是组织行为、领导行为，并且受到上级的保护。中国足球腐败到这个程度，其它项目呢？也不干净。中国体育正在异化、变质，在国内外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还要警惕，唯金牌论的锦标主义在向群众体育漫延，参加工人运动会的不是工人，参加农民运动会的不是农民，参加大学生运动会的不是大学生，种种怪象，相当普遍。

笔者：您的分析，尖锐而透彻，佐证了“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完善全运会，是有充分的实践基础和理性思考的。“两会”前，刘延东在国家体育总局做的重要讲话，可以理解为党和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充分关注。

陈培德：中国体育已经到了应该由党中央召开体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了，必须实行体育工作重心转移，切实把体育工作的重点从精英体育转到大众体育上来。

中国在世界大赛中风光无限，奥运会、亚运会金牌第一；但是，中国国民体质却在严重下降。据权威披露，目前，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学校里，高中生85%以上戴眼镜。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已经不如日本。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排到百名之外。

人民的健康比金牌更重要。全民健身，倒是需要举国体制，以人为本的政府，要真正把增强人民体质的责任担当起来。

笔者：您离开省体育局长的岗位已多年，体育事业却成为您思考和研究的永恒课题。“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温家宝总理3月14日上午答记者问，引用《左传》的这段话，能贴切地说明所有志士仁人奋进不懈、忧国忧民的心态：

陈培德：体育的深化改革，涉及体制机制，我潜心思考多年，已经系统整理成文。讨论研究以后，上级决定，以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文件呈报。我们不能再搞这样的体育了！

严重的是，其它领域的腐败一般都是个人行为，而体育竞赛的腐败往往是组织行为、领导行为，并且受到上级的保护。中国足球腐败到这个程度，其它项目呢？也不干净。中国体育正在异化、变质，在国内外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还要警惕，唯金牌论的锦标主义在向群众体育漫延，参加工人运动会的不是工人，参加农民运动会的不是农民，参加大学生运动会的不是大学生，种种怪象，相当普遍。

笔者：您的分析，尖锐而透彻，佐证了“两会”代表和委员提出完善全运会，是有充分的实践基础和理性思考的。“两会”前，刘延东在国家体育总局做的重要讲话，可以理解为党和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充分关注。

陈培德：中国体育已经到了应该由党中央召开体育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了，必须实行体育工作重心转移，切实把体育工作的重点从精英体育转到大众体育上来。

中国在世界大赛中风光无限，奥运会、亚运会金牌第一；但是，中国国民体质却在严重下降。据权威披露，目前，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1个小胖墩儿；学校里，高中生85%以上戴眼镜。中国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已经不如日本。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排到百名之外。

人民的健康比金牌更重要。全民健身，倒是需要举国体制，以人为本的政府，要真正把增强人民体质的责任担当起来。

笔者：您离开省体育局长的岗位已多年，体育事业却成为您思考和研究的永恒课题。“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温家宝总理3月14日上午答记者问，引用《左传》的这段话，能贴切地说明所有志士仁人奋进不懈、忧国忧民的心态：

陈培德：体育的深化改革，涉及体制机制，我潜心思考多年，已经系统整理成文。讨论研究以后，上级决定，以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文件呈报。我们不能再搞这样的体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