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后的公益余震

王　阳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一场特大地震震撼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数万生命顷刻陨落，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四川汶川，血泪之地，生民之痛。

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全国下半旗、公共娱乐活动停止、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交通工具鸣笛并拉响防空警报……13亿人默哀3分钟，向四川汶川地震死难者志哀，整个空气都在这一刻凝固。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首次为死难的普通公民降国旗志哀，且志哀仪式非常完备，它不仅是对死者的志哀，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敬重。片刻的无声后是直冲霄汉的呐喊：“汶川挺住！”“四川雄起！”“中国加油！”汶川大地震已不仅是印度板块一次简单的伸展运动，它直接导致整个中国各领域的集体震荡。

公益组织掀起盖头来

汶川大地震后次日一早，四川省直机关公务员张先生与上百名志愿者，来到四川省红十字会提供志愿服务。面对蜂拥而来的捐赠款物，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志愿者都认为救人是第一位的，其他程序性、规范性要求都不重要。然而，很快，关于中国红十字会“万元帐篷”和“管理费风波”的声讨就有如在残垣断壁的地震灾区投入一枚重磅炸弹。

面对舆论压力，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与中华慈善总会秘书长刘国林均公开承诺，此次救灾款物全部用于救灾工作，今后若遇类似灾难，对于公众捐款同样不提取管理费。然而，组织管理缺乏理性计算的做法，并没有让这套官方系统逃脱苛刻的公众审视和质疑。

公众质疑的缘由，在于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长期以来对信息披露不足。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是中国最大的两家慈善组织，其组织架构与中国的政府体系十分类似，被外界视为“官办社团”。 多年的实践中，救灾募捐一直是红十字会和慈善系统的专属领地。 相比香港红十字会和无国界医生香港办事处透明而翔实的报表，公众对于中国两大官方慈善组织的收支状况长期难以知晓。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目前国内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的规定均较粗略，管理体制不严，缺乏真正的独立审计，社会监督机制也不完善。” 透明和公信不仅仅是一种理念，它更是整个慈善业的职业道德，是全球慈善组织的大法和公法。有人把慈善组织比喻为鱼缸，慈善组织必须无条件公开一切信息。

5月30日《南方都市报》发表社论《以信息公开遏制国难贪腐》，文章称，抗震救灾款物的监管，除了政府内部的制衡监督之外，更为重要的乃是信息公开。全国捐赠信息管理系统呼之欲出。

然而装在套子里的慈善似乎只是招致质疑的冰山一角。有网友无奈地评论：看到无数的亡灵，我只能捐钱。但是我从不怀疑垄断性、集中性的资金使用容易出现低效问题。从地震发生至6月19日，短短38天内，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即已接收捐赠款物45.92亿元。在应对巨额捐赠的忙乱中，官办慈善体系本身运作显出它超负荷运转而产生的疲惫。

改变中国的慈善生态

在中国慈善体系遭遇整体性震荡，官办慈善体系高处不胜寒的时候，各类民间组织以空前的热情投入赈灾募捐，在官办慈善体系的罅隙之间焕发惊人的活力。

5月12日下午，汶川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潘江雪和吴冲恰好走出上海民政局大门。这对夫妇刚刚提交了一份成立真爱梦想基金的申请。来自“真爱梦想”的内部统计显示，地震发生28小时内，基金募款超过60万元，购买超过6吨物资发送成都；120小时内，累计募款185万元，运送货物40吨，平均每小时运送货物330公斤，每分钟5.5公斤。民间组织开始走入公众视线，开始释放自己的能量。

经过30年的曲折发展，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数量扩张明显，但因规模小而被遗忘在镁光灯照耀下的政府和“官办社团”之外。此次救灾，民间组织的反应可谓相当迅捷。 5月12日晚，南京爱德基金会就在成都建立救灾办公室，并拨款100万，紧急采购救灾物资。5月13日，南都公益基金会等十多家非政府组织发出《抗震救灾十万火急，灾后重建众志成城——中国民间组织抗震救灾行动联合声明》，采取“各自行动，联合公告”的方式，当天就有57家非政府组织参加。

各民间组织间的通力合作避免了群龙无首之下的盲动与无序，使各路豪杰拧成一股绳，改变了以往在大灾害中非政府组织作为不大的局面。

与民间组织的迅速反应遥相呼应，我国“官办社团”跳出窠臼，开始寻找善款新的使用模式和慈善机构间的合作模式。

大地震发生后，大量捐赠资源蜂拥而入，顷刻间在具有救灾救助宗旨的公募基金会头顶形成堰塞湖。而具有专业服务能力的民间公益机构，在服务的同时却面临因资源匮乏而限制发挥更大、更持久作用的局面。

在南都基金会徐永光的建议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率先决定给自己头顶的堰塞湖导流。首批拿出2000万元捐款，面向民间公益组织和专业公益服务机构公开招标灾后重建项目，尝试和探索与其他民间公益组织的共享与合作。

尽管此次地震灾害中，民间组织只发挥了部分功能，但这次群体行动，却在无声中改变着中国的慈善生态。地震灾区无疑成为中国民间组织大检阅的校场，民间组织的行动力获得极大锻炼和提升。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汶川大地震所激发的慈善热情和慈善行为实际上至少让中国慈善事业前进了十年，中国社会慈善事业大发展的格局已经出现，中国一个新的慈善时代已经来临。

确立政府与NGO新关系

随着抗震救灾进程的演变，重建的目标愈发细化和具体化。不容置疑，短时间内集中强大能量是中国政府救灾的强项，汶川地震后，国务院已迅速出台历史上第一部针对区域性灾难的行政法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这是汶川地震灾区恢复生机的重要制度保障。但政府既不可能长期集中力量于一个地域一个事项上，也不可能在具体的救灾上做到丝丝入扣无微不至。

灾后重建是要在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恢复基本的社会面貌和治理秩序，要让500万人口重新回归家庭生活，为他们整理出对故乡、城镇、社区、工作等诸多头绪的方向感，涉及人和社会“再造”的所有方面，持续时间起码长达数年。

巨大的重建需求使得政府需要NGO提供切实的服务。遗憾的是，目前NGO只是在一些边缘地方起一些次要的作用。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本身的发育不完善、NGO定位模糊、自身建设差等老问题。

但从地震发生之后中国人民震惊世界的慈善壮举，中国人民对慈善工作的不停追问中，都在证实着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

就在5年前，舆论还在批评中国隐瞒SARS疫情，而此次我国政府不仅反应迅速，而且为中国大大小小的NGO的迅速成长提供了相对自由、宽松、友善的环境土壤。网络化公共领域的不同形式，使得所有人都能履行监督的权利。

重建已然开始，这是国家强大动员抚平灾害伤痕的艰巨课题，也是培育一个公民社会的试验区。公民和公民团体是一个社会活跃的毛细血管，借助他们的力量，重建工作能够倾听到最大多数受灾群众的意见诉求，促使重建的决策更民主、更有效，从而提高重建的效率和它的透明度、责任心。

他们不仅是政府力量的重要补充，也应该成长为一个持之以恒的自主、能动力量。尤其是在震区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可以提供具体而微的社区服务，弥补公共部门职能受到削弱后的空间。灾区重建将是一个政府与NGO重新确立关系的契机。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汶川大地震在让我们肝肠寸断的同时，也正在成为一个观察中国社会巨变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