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的“病”，全社会来治

徐光福

普及知识要看“听不听”

即便科学已经昌明至此，“谈肝色变”依然还在。一直以来，很多人听到“乙肝”二字的第一反应，是恐慌，认为吃饭、聊天甚至握手，都会被传染。

我在门诊曾经遇到一位肝硬化患者在家人陪同下来看病。自从丈夫被查出携带乙肝病毒，他妻子就在家搞“白色恐怖”。家里很多東西都不让丈夫接触，让丈夫长期生活在一个蚕茧一般的小房间里，居然坚持了十余年没有离婚。患者来看病时已经转小三阳了，血清中病毒复制几乎没有了，但家里的“限制令”仍然没有解除。

回想起30年前我刚从事感染科工作时，遇到了一对恋人。本来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但男方突然乙肝发病了，去医院检查被确诊。女方看在以前感情的份上还想坚持下去，但女方家长十几号人齐上阵，坚决劝离。最后，一对苦命鸳鸯只好含泪分手。

遇到这种认知误区很明显的人，我理应加以开解。但客观说，在短时间内想要普及科学知识，多半效果欠佳。这要看“当事人是否愿意听从”，反之任你说破嘴皮，人家也不会采纳。

对于病毒的惧怕，属于求生本能反应，无可厚非。但这种惧怕很自然地就会迁移到病人身上，这种对病人和携带者的“处置方式”，却是不合情、不合法的，涉嫌歧视他人，不仅不利于营造与病毒作斗争的环境，更会直接伤害他人尊严。

歧视行为可能“衍生”

人类自出生以来， 就有“ 趋利避害”的本能。适当的科学知识，有关传染病隔离、切断传播途径的教育，自然也会强化社会公众的自保本能，于是就很自然地衍生出一些不合情、不合法的“本能歧视行为”，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妻子对丈夫的“限制令”。

深究这种歧视的来源，我们可以发现，一般社会公众的医学科学知识，多半来自专家的临床讲解，和医院对传染病采取的措施。在此基础上，病人和公众会衍生出一些生活中可操作的行为，有的是科学的、合适的，而有的就偏颇了。

按照国家传染病防治法的精神，传染病分甲类、乙类和丙类，不同类别的传染病，防控措施完全不一样。国家会针对每一种传染病的特征出台防控措施，既不能大意失荆州，也不能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导致社会生活的毁坏。

比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大流行中，我们国家及时采取措施，快速控制了传播和流行。但如果把这种严格的防控措施，用于防治乙肝流行，是否合适呢？当然不合适。这次疫情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传染病防控，从来都不是单纯普及科学知识就能决定的事，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和社会的综合整体反应。

对于乙肝的防控，我国是大规模落实乙肝疫苗国家计划免疫的国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了在社会层面逐步减少乃至最后消除乙肝歧视，反乙肝歧视的各种法律法规逐渐推出。从医院角度来看，很多专家积极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在去伪存真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些问题。

卸下负担“从小事做起”

一般人总不会无缘无故地歧视别人，乙肝病人和携带者的额头，也没有贴着一个肝炎的标签。论及最早的歧视，可能涉及医院。医院里不在传染科工作的医务人员，对传染病防治知识多数也是一知半解，有的人不喜欢、不研究、躲着走，就容易给社会公众造成某种不好的示范。

在我从事传染病这个专业之前，作为医生的我曾经就是这样的。现在想想，当时因为不懂，我自然就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动来避免自己受到传染。这非常不妥，容易给传染病患者和家属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

现在有些专业的传染病院，对病人也是如临大敌。按理说医院的规章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但由于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传染病患者住院和治疗，有时赶上病房不够用，就会用到高等级病房来救治传染性低一个档次的病人。但是，那个病房设备设施条件太好，也会给病人造成心理压力。比如家属前来探视，不准见面，只能隔着玻璃窗挥挥手;甚至完全禁止探视，那病人和家属心里会怎么想呢？这些方面都需要多加解释，避免误解。

有的单位招工录用的时候， 会重点考虑员工健康问题，怕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其实。单位更应该考虑社会责任。如果大家都不录用乙肝病毒携带者，那他们该如何生活？所以，消除社会歧视，应该从我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

一位病人告诉我，他上大学期间，年级辅导员和校医曾经组织他和其他几位乙肝病毒携带者同学，坐在一块开了个会。主要内容就是说，大家身上携带乙肝病毒，但不要害怕，乙肝病毒现在能控制，只要自己注意生活方式，比如不喝酒、按时作息等，就不会有事。同时，大家要注意保护好那些没有携带病毒的同学，在进行剧烈的体育活动时尤其要注意安全，尽量保证不要出血，防止血迹污染其他同学;女同学的经期用品，要用塑料袋包好后妥善处理。至于平时吃饭、就寝，无须过分紧张，可以跟其他同学一样。

经过这样科学化、人性化的教育，这位病人说，他整个大学期间心里都非常阳光，而不是带着沉重的负担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