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用一生教我懂了一个字：爱

陈建翔：教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家庭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家庭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著有《堂下百句—— 禅教育与教育禅》《家教新主张》《教育哲学对话》《新教育：为学习服务》等书。

为了积极响应***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时代新风，形成“弘扬好家风传承好家训”的社会新风尚，从本期起，本刊将连续刊登优秀家风故事，宣传优秀家庭文化，让良好的家风成为孩子成长的基石。

家风是什么？

白发老人说：“就是家人要和气，人人要孝顺。”

商人说：“是厚道和诚实，是正直和守法。”

田里的农民说：“是勤劳、节俭”。

讲台上的老师说：“是乐学苦干，是重礼谦让，宽容博爱。”

……

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更是一种家族共有的精神内核，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产，是每个家族成员自豪感的源泉，是每个家庭成员“三观”的基石。家风是融化在我们血液中的气质，是沉淀在我们骨髓里的品格，是我们立世做人的行为准则，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格调；家风是民风社风的根基，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家风与孩子

家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风是一种综合的教育力量，家风通过日常生活影响孩子的心灵，塑造孩子的人格，是一种无言的教育、无声的力量，是一部无字的典籍，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经常的教育。它对孩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性格特征、道德素养、为人处事及生活习惯等，每个方面都会打上家风的烙印。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孕育出数不胜数的优良的家风传承。一个词，一句话，一个家族的故事，一段家庭的记忆都是家风的载体。

“三坊七巷”—— 我的家

我出生在素有“中国城市里坊制度活化石”的三坊七巷中的黄巷。三坊七巷是福州的文化之根，自晋、唐形成起，便是贵族和士大夫的聚居地，至民国走向辉煌。这个并不大的社区里，聚集了如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宝琛、左宗棠、曾宗彦、林旭、林长民、林觉民、冰心、林徽因、郁达夫等近代名人，形成了近代史上非常奇特的人才大规模集合现象。如果要概括三坊七巷的家风、家学传承，我以为就是：守道笃学、书香为美、淡泊布衣、才情高远。

我家所在的福州黄巷，是晋安郡守黄元方所建，其后代中为状元者有10位，为宰相者10位。我记得小时候，我家住在黄巷30号，听大人们讲，在巷子西边的小黄楼里，住着一个大名人—— 林则徐师兄、官至江苏巡抚的梁章钜。梁章钜是中国联学的开山人，在当地名气很大。而在黄巷的东头（黄巷4号），有一个“文曲星的窝”，那就是郭阶三家，其家门以“五子登科”而著名，老二郭柏荫以进士出身官至湖广总督，老四郭柏苍则以布衣高才而更具文名。

在这样一个历史上藏龙卧虎、左邻右舍人才辈出的古老社区，读书气氛非常浓厚，家家以鼓励读书、善于读书、知书达礼、发奋上进为立家根本。

慈母的博爱滋养了我

在我的原生家庭的家风传承中，对我发生影响的“隧道效应”内容很丰富，例如上一代人的忠厚本分、鼓励读书、勤俭持家、意志坚韧等品德，对我影响很大。但是，若说最大、最刻骨铭心的影响，莫过于父母的慈爱。一个“爱”字，让我受用终生！我的父母用他们完全出自本性的、完全无条件的、完全不需要任何回报的爱，滋润和护佑了我的一生。他们以自己的负重、忍辱、布施和自我牺牲、自我燃烧，来点亮我人生觉悟的道路。他们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世界上存在一种至高无上、固若金汤、长存不变的东西，那就是绝对的本体性的爱！正是因为有了它，人类、众生才可以绵绵不绝，团结合作，薪火相传。我现在在家庭教育中研究和倡导“爱本体论”，其本源的发心和动机，便是来自父母之爱的滋养和启发。

我母亲的原生家庭在当地只是一个普通小户，祖辈家境由于一系列意外打击而陷入困顿，但是，即使在父母双亡、生存维艰的条件下，当时我母亲与其弟妹们尚属年幼但依然不坠其志，他们相濡以沫，相互鼓励着、帮扶着成长。我母亲这辈子，做人勤勤恳恳，小心翼翼，是个特别善良、有同情心、节俭、能吃苦的传统妇女。她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心有好报！”

记得我小时候，全家住在黄巷30号一个木结构房子里。下雨的时候，房子漏雨，睡觉的床都打湿了，我母亲顾此失彼，忙着找容器接雨水。3个不到6岁的孩子，她抱了这个抱那个。那时候，父亲在部队很少回家，母亲在离家很远的地方给人家打零工补贴家用，来去都要步行一个多小时，还要照顾3个小孩子。有一次，她上班的时候听人说，家附近起火了，我还在家里睡觉。她当时就大哭起来，赶紧往家跑，嘴里不停地喊：“我的小翔啊，我的小翔啊！”幸亏，火不大，很快被邻居扑灭了，母亲抱着我，又大笑起来。

我10岁那年，因为当时的八大军区对调，我爸爸的部队驻防到山西，我们全家也随军迁往山西侯马某军工厂。我母亲做了一名库房保管员。她工作极为认真！我到过她工作的库房，物品摆放井井有条，物品分发一丝不苟，她年年都被评为先进标兵。因此还到山西不少地方做巡回演讲。

我稍微长大一点，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当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食物时，或者父亲从部队买回什么当地市场上少有的东西时，总要按照母亲的嘱咐，去给周围邻居家送去一部分。我小时候比较木讷，不大会说话，每次去送东西时，该说什么话母亲都要反复叮嘱。现在想起来，我母亲要我说的话大都是怕人家不好意思，推辞不受。既要把东西送到，又要人家欣然接受，母亲可谓用心良苦！

父母成就我的求知求学路

我内心最感激父母的一点，是他们从未拒绝过我任何一次求知、求学的要求，即使是家里面临困难的时候，即使他们对我的要求一时不能理解！父亲在部队工作，收入还可以，但因为要经常接济老家人，还要养我们弟兄仨，所以经济也不可能宽裕，但是，从我记事起，只要跟读书、求知有关的事，父母基本上是有求必应。我读中学那个年代，社会还比较混乱，很少有同学爱读书，愿意下功夫给孩子找课外书读或花钱买书读的家长并不多，但我的父母給我搜罗了不少书；只要我提出想买的书，他们会毫不吝惜地花这个钱。读书，是我在那个动荡年代唯一的人生寄托与精神享受，而父母的“纵容”也助长了我嗜书如命的毛病。有几次因为专注看书，把饭都做糊了，父母甚至连责备我的话都没有说一句！现在想起来，幸亏是父母提供的那些课外书，包括全套的《红楼梦》《三国演义》，以及一些世界名著和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满足了我青春期的智力饥渴，滋养了我最初的人文情怀与思想境界。我后来人生轨迹的转折，不能不说与此有莫大的关系。

记得是1981年3月的一天，我当兵退伍年回家乡工作两个月后，忽然向父母提出要請假复习考大学。父亲犹豫良久，考虑到我久已离开校园，复习时间太短，而且我连高中都没有上过，欠缺系统的基础知识训练，怕我只是一时冲动，就劝我慎重考虑。后来，父母见我决意要考，也就不加劝阻，转而全力支持我备考。复习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模拟考试成绩太差，我甚至自己都失去了信心，还是父母鼓励我坚持了下来。他们没有给我任何压力，只是一心想成全我的理想。

我稀里糊涂考上了大学，这一路读下来，十年后竟拿到了博士学位。对于我这样一个知识基础极其薄弱、基本靠自己摸索着学习的人来说，实在是幸运至极的。都说“十年寒窗苦”，这话其实不尽然；这十年里，有苦有乐，乐的是求学的孩子，苦的是供养的父母。本应是孩子长大能为父母尽孝的时候，孩子却远走高飞，还要父母担心牵挂、再养十年！我读完博士再工作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多岁了。感谢父母以他们最朴素的、纯粹的、一心一意的爱，成就了我的求学梦想。在我几近“奢侈”的书斋生涯背后，挥霍的是父母含辛茹苦、不计回报的血汗供养！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心是什么心？是菩萨心！

每念及此，我的心都无法平静。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涌泉之恩，何以相报？我知道，这根本上是无以为报的。我能做的，只是让这个“爱的涌泉”保持充盈和流畅，让它自然地世世代代流淌下去，滋润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父母无私的爱促成了我的“爱本体论”

父母无私的慈爱，促使我在家庭教育研究中形成了“爱本体论”思想。“爱本体论”讨论的是如何透过自然与社会上诸种“可爱”的现象，去觅得作为宇宙人生本体的爱（类似老子的“道”），其道理就是：爱可爱，非常爱。从本体论讲，爱是宇宙人生的本体，这包括：万物之所由生；万物之所由变（生长变化）；万物之所由成；万物之所由归。从价值论讲，爱是人生的最高价值，这包括：爱是仁慈；爱是平等；爱是自由；爱是真理（真相）；爱是当下；爱是大同。我经常对家庭教育专业的研究生讲，社会误解、误用真爱久矣！我们不知不觉以我们的偏执，把真爱改换成了“偏爱”，并通过偏爱、执著使爱最终变成了“恨”。我们许多家庭实施的家庭教育，不是真爱的教育，而是“恨的教育”，是由恐惧和贪婪推动的教育。“爱本体论”的目的，就是把作为本体的爱从诸种现象和误解下显露出来，让它成为家庭教育的本源，成为千家万户建设良好家风的基础。

我本人之所以一心一意致力于倡导“爱本体论”，一来，就是要让父母曾经施恩于我的那个“爱的涌泉”，再通过我的生命历程流淌下去，世代奔涌而不竭；同时，我想以此作为历史的回声，回应那些来自家乡古老幽深的巷子里无数中华英杰们的高吟低唱，在当代谱出一曲东方文化复兴的“好声音”。

链接：“隧道效应”，是家庭教育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它指的是每一个孩子身上出现的人格特征，都折射着家长的某些精神面貌；每一个家长身上出现的人格特征，都折射着他的前辈的文化—心理的深厚积淀物；家庭或家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通过“身、口、意”在代际传承中深刻影响着每一代人、每一个家庭成员。关于“隧道效应”的研究形成了“隧道理论”与“隧道学派”，主要关注于家庭教育的历史深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