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收藏：切忌迷信著录和题跋

□林清清

古代书画一直是书画收藏的重要部分，因量少价高，近年来在收藏市场上处于升温状态。书画鉴赏是各文物门类中最难的一项，对于一般藏家而言，著录和题跋对鉴赏与收藏有着重要帮助。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提醒我们，著录和题跋可以研究，但不能一味迷信，还是得注重作品本身，研究书画家的笔墨特点和个人风格。比如，明末造假是很兴盛的，因为需求量太大了。文征明、唐寅等人的作品就存在非常复杂的鉴别问题，传世赝品非常多。所以我们不能一味迷信著录和题跋，哪怕是《石渠宝笈》里著录的东西。杨丹霞指出：“不能一味迷信名家著录和题跋，不少有名家题跋或在权威出版物上著录的作品，经过专家的反复研究，也有可能被认定是假的。”北京故宫有一个库房，专门存放经过《石渠宝笈》著录、但被专家们共同鉴定评判为非真迹的东西，像唐寅、董其昌等人的赝品就非常多。所以，一味迷信名家题跋或出版物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多学习、多研究，把自己喜欢的某个书画家各个时期的风格、笔墨特点搞清楚，才能避免出现问题。

《松鹰图》 江寒汀

收藏家在收藏时，往往会去寻找书上有无著录，或是有什么名家题跋，寻找鉴别真伪中比较边缘的内容作为心理承受和价格判断的依据。但我们看一幅画，最重要的应该是看作品的本身：首先，绘画的笔墨风格是否与该书画家的传世真迹相吻合，比如，皴法、树法及人物的开脸和衣纹等，都有每个书画家所处时代的不同特征和各自的风格。其次，看材质和装裱形式。每个时代的纸和绢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色调和老化程度。同时，装裱也都有时代性，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装裱风格和特点，也必然与同时代的画作纸张和画家风格相吻合。第三，看每个书画家的用笔特点。如王铎和傅山的快、文征明与吴镇的慢、刘墉用浓墨、王文治用淡墨等，每个人习惯都不同，这就需要平时多看，记住他们的特征。第四，题款。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字也不一样，如“唐寅”二字早年与中晚年的写法就不同。另外，文人印多，用印也要总结规律。第五，除了书画家本人外，文人之间也有互相题跋。名家题跋也能增值。收藏家的鉴藏印，无论是《石渠宝笈》中乾隆、嘉庆的印，还是项元汴、耿昭忠、安仪周或者近现代吴湖帆、张大千等人的印，也都存在真假问题。为了增值，这些都是可以附加的。所以，鉴定时画家的本款，鉴定家、收藏家的印章，都要仔细对一对。最后，才是我们要说的不要迷信著录和题跋。比如，祝允明的《行草诗词卷》，拍卖公司没查到著录，我查到了。原来，此作是送给王阳明弟子黄省曾的。前两首诗收录于祝允明撰的《怀星堂集》，后一首虽未见著录，但通过墨迹对比，对研究祝词也有帮助。可这一著录研究只能说明，诗是收在他的集子里的，但不能保证墨迹是真的。所以，书画家的笔墨特点才是最核心的。

书画鉴赏有两个层面，鉴与赏要分开，先鉴而后赏。明末，苏州松江地区造假非常兴盛，像吴门四家、董其昌等人的假作都很多，很多匠人以此为生。所以，会有很多“多胞胎”作品传世，导致我们经常会在不同的博物馆看到同一件藏品。还有就是比较复杂的代笔问题，文征明、董其昌等人都有。文征明是由儿子、学生代笔，董其昌则由朋友代笔。所谓代笔，就是一幅书法或绘画可能是别人替他写或画的，但题款和印章必须是书画家自己的，并经过本人认可或知情的。若题款和钤印都不是画家自己的，那便是造假了。造假始于南北朝时期，经历了北宋末、明末、清末民初及20世纪90年代四个高峰。比如，张大千临仿了很多石涛的作品，也有很多逸事，甚至有作品曾被放进张大千的展览中。即使张大千后来出名了，假的也永远是假的，对艺术的传承和研究依然是不利的。代笔和赝品对于艺术传承唯一有利的地方，就是可以让画家的子侄、弟子把其笔墨和风格反复确认。但恶果远远超过好处：对于传承艺术文化和研究的人，因为研究了画家的一幅代笔之作或赝品，往往会偏离画家的历史真实。

《松鼠红果》 孙其峰

所以，书画收藏要做到鉴、赏分开，先鉴别真伪，并以此为基础，才能有赏析。在真的东西上做研究，纵览作者早中晚期画风的演变，才能真正看到他的艺术思想、师承、艺术风格演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