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射出理念辉光的图式——解读谢振瓯的绘画

□胡敬德

《丝绸之路》之二 谢振瓯

谢振瓯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举家迁往西安，在那里待了七年，是西北文化积淀的吸引，还是审美理想中汉唐情结的驱使，我们无法简单地给出回答。但是这人生和艺术途径的选择，至少透露了他的取向和视域的独特。他的一系列历史题材的作品多半产自这个时期，这些画奠定了其作为画家的坚实基础并填补了中国当代重大历史题材创作的空当，给予历史画以“历史性”。

《丝绸之路》《长安西市图》《大唐伎乐图》等等的出现，就是他对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必要的张力存在，以及这张力对中华民族活力的激活和文明提升的证悟。进而，他又把体悟推向东西方文明之间必要张力的错落处。我以为，这样的追求就是对道性的向往。作为艺术的“道”，它在包含普遍性的同时又无条件地要求绝对的独特性，这就是某一独特的艺术语言能称为有意味的形式而决不可任意搬用的原因所在。

“画家最终还是要回到案头上来的”，这是谢振瓯经常提到的一句话。说“最终还是要回到”说明有一个前段蓄积，这便是对生活场景、生活意识和具体语境的体悟和把握，这是创作欲望和精神力量的来源和依托。例如，他几番去宁夏西海固探寻“萧关”，事前他翻阅了大量的图文资料，并就历史事件、人物、时间等方面做了卡片、画了有关创作的草稿，但正式的创作却迟迟没有开始，似乎最关键的一把开启创作的密钥一直没有到手。于是，他踏上西北的长旅。当他终于查找到了古“萧关”的遗址时，狂喜难言，空旷千年的历史时空的通感一阵阵袭来，苦苦寻找的某种图式的结构和隐喻的精神指涉如种子植入心田。

我曾经看见谢振瓯抱着厚厚的《中国丝绸史》，很认真地品读出土的古代丝绸的纹式。后来通过《锦绣文章》系列，才发现他的用意。画家希望通过不同文明交合产生的精神性象征符号传达以下信息：中华文明与边缘异质文明的交手，孕育出新的价值理念、注入新的血液、生出新的力量。此外，我还想指出：图案纹饰在谢振瓯的创作中有一个渐显突出的过程。实际上，他前期的创作如《丝绸之路》《大唐伎乐图》，已经广泛地在地毯、帷幕、毡盖、旌旗等画面物象中运用了图案纹饰，不过它们纯粹是烘托真实场景的手段。到了《山川河岳》系列，图案纹饰的作用就不同了，它们的绘画语言感被凸显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是对形式语言及其精神内涵“蓦然回首”的发现。

《山川河岳》之一 谢振瓯

《杜工部丽人行诗意》 谢振瓯

一个画家在艺术上的衍变，不能仅仅看作“文本”意义上的推进。它毋宁说是有锐度的生命在体验了历史和现实的无限内涵后，人生境界浸染了苍凉与雄健、广阔与通透、深邃与自由的一种见证吧。具有历史纵深感的审美理念的确立，统摄了传统和现代视觉艺术的种种手法，转化历史文化构件并孕育出新的图式语言，让精心构出的图式折射出理念的光辉，这就是我眼中的中国画家谢振瓯。

谢振瓯，1944年生，浙江温州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其作品曾获第五届全国美展银奖、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出版有《谢振瓯——唐人诗意图》《中国美术家档案——谢振瓯卷》《锦绣文章——谢振瓯工笔画精选》《丝绸之路绘事录》《丝绸之路经行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