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桐:我一开始不敢演李大钊

邢闽烛

绿色针织衫 Bottega Veneta黑色长裤 Z Zeng

褐色西装上衣和橘色摇粒绒卫衣 均为Z Zeng

灰色格纹西服套装和灰色条纹衬衫均为Emporio Armani黑色皮鞋 Z Zeng

棕色西装上衣、灰色圆领针织衫和黑色西裤 均为Z Zeng

2018年飞天奖的颁奖典礼上，张桐结识了张永新，说自己很喜欢他的作品，如果有机会很想合作。几个月过去，北广传媒的人找到张桐，问他有一部戏导演是张永新，要不要试试看。张桐回说：“演谁？”对方答：“李大钊。”

听到这个答案，张桐第一反应是有些畏惧。但是考虑到制作团队的实力，以及作为一个演员的创作欲望，他还是决定试一试。

这是张桐表演生涯里“最难拿”、最“吃不准”的一个角色：他有历史原型，没有那么大创作空间，不能荒腔走板;而李大钊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他曾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开启了新的历史阶段。

张桐一开始找不到确定的创作方向，但他意识到李大钊是中国传统士文化的代表。张桐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做了大量准备，他发现李大钊身为北大教授，是绝对的精英，但他仗义疏财，一点也没有架子。无论是从思德层面，还是立下了救国的大志向，张桐觉得他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大智大德”的，但在影视作品中又很少出现。

张桐是天津人，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按部就班地上学、高考，读了天津最好的大学。一次在大学偶然听了场关于人生的讲座，身体里某种早已存在的叛逆精神便被调动出来了，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不做改变，我可能这辈子也出不了天津。从南开大学毕业，在天津找个工作，朝九晚五，结婚生子，过完余生。”

张桐也没觉得按部就班有什么不好，但19岁的他还是想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别的活法。但现在的张桐意识到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青春的躁动，这是“因为无知造成的躁动”。张桐又宽慰自己，“人不轻狂枉少年”，这种躁动给了张桐勇气，产生了需求空间。于是张桐从南开大学休学，选择远赴法国学习表演。

在法国学到的一些东西，张桐现在觉得是西方的，研究的还是西方人，“在表演这件事上需要一事一议”。因为和西方人相比，东方人是含蓄的，在东方人行为的背后，蕴含着东方美学和专属于东方人的哲学，这点西方人是不一定明白的。

绿色大衣、灰色圆领针织衫、黑色长裤和皮鞋 均为Z Zeng

随着演绎实践的丰富，张桐越来越觉得自己不知道“表演为何物”了。现在的阶段，张桐自己对于表演这件事，好像明白了一点点，又好像不大明白。张桐觉得这是好事，对于他来说，“某种层面正在打开”。

张桐从法国回来后，在北京趴活、跑组，有机会就去组里当群众演员。他没觉得有多苦，甚至很感谢那段日子。回头看，张桐觉得那些日子给了他幻想，而不是理想，他不确定当时认定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实现。那段日子，张桐为所欲为地幻想，甚至感觉不到生活的艰难。

在《觉醒年代》之前，张桐一直在闷头创作，成绩斐然，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但是他也没觉得自己被现实碾压了，遭到碾压的只有他的欲望和执念。张桐感谢那些冰冷的现实，现实没有满足他对這个职业的想象，反倒让他看清了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而刚进圈子那会儿，张桐没意识到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是什么，他单纯觉得这份职业可以赚钱，可以带来名气，可以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张桐等到了《觉醒年代》，但他似乎一直在拒绝所有的褒扬，说自己就是个载体，是绑在螃蟹腿上的草绳：“我演的是大钊先生，所有的瞩目也应该归还于他，张桐永远是张桐。”倒不是说张桐刻意在故作姿态，他反而显得很清醒：大家关注的是螃蟹，而自己只是以大钊先生的名义出现在观众面前的。

张桐要把观众对自己的喜欢，和对李大钊的敬仰区分开，他不过是顶着李大钊先生的名号获得了观众的喜欢。在《觉醒年代》拍摄彻底结束后，他想把所有的荣光在心里都还给李大钊，他不敢将其据为私有，“我还是我。但借由这个角色，观众认识了一个叫张桐的演员，我已经非常感恩了。”张桐说。

张桐不太指望自己的作品能博得所有人的喜爱。作为演员，他更看重作品本身，一切都得从“心”出发。如果没有“心”，一切内容都无从谈及。张桐用了更哲学的方式来解释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一颗心，“心为载体，心为内涵，心为内容”。

张桐恪守着自己的道德律，做选择的标准是自己的内心。“自己的良心不能丢，我怕自己做噩梦。”

我很清楚自己只不过是个演员，我得到大家的喜欢是因为这个角色本身，所有的荣光应该归于李大钊先生，而不是我。我不过是一个载体，恰好因为扮演了这个角色，而得到了大家的喜欢。当然我很感恩，因为这部剧让更多的观众知道了我这个演员，我也很珍视，但是我必须保持清醒。

在过去的几年里，常常决定一部戏角色归属的不是演员本身，而是他们背后携带的流量，片方看的就是粉丝数、超话活跃度。我所知道的一些前辈们，一辈子在剧团里，艺德和能力无可挑剔，但他们完全不懂流量和新媒体，慢慢就不出来拍戏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