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井荷风的美国

我有了重读永井荷风的冲动。

夏威夷航空，像是直接从海滩飞来，空中小姐的花衬衫里或许还带着沙粒。她们用力地展示笑容，张大嘴吐字，比起赖散且傲慢的美联航，这是一个更亲切、亦更富朝气的美国。

它理应更富朝气，夏威夷不仅是地表上最年轻的岛屿之一，也是政治版图上迟来者。1810年，当工业革命与法国革命已席卷欧洲时，那些分散的岛屿才勉强结合成一个独立王国。它的形态更与近代国家相去甚远，更似一个酋长部落联盟。即使1898年，它被并入美国，但直到1959年，才正式成为美国联邦中的一个州。人们对它的期待，也是反历史的，落日、海滩、草裙舞，它是逃离现实的场域，过去与未来皆暂时消退了只有一种即刻的喜悦与轻松。

或许，这也是日本人尤其钟爱它的原因。东京前往檀香山的航班满员，一点没有显现出正迅速扩散到全球的冠状病毒对航空业带来的致命影响。它给人这样的印象，夏威夷不仅免疫于历史，也免疫于病毒，乘务人员皆不戴口罩。

我没被这种气氛感染，反生出了少许的飘零感。我对于度假并无兴趣，出行半因即将到期的签证，半因手头的研究项目。前者使旅行更有某种被迫的意味。

对于疫情的焦虑，也不无影响。这是2月22日，新冠病毒打破了东京的平静。钻石公主号上的乘客，乘坐出租车、公共汽车返家，开始与朋友们聚会了，更多的病例也开始涌现出来。这个病毒的传染能力与无症状的特性，都使忧虑蔓延。在电视新闻上，专家们指着柱状图预测，十天内，传染人数可能达到十万人。那些红色的显示条，显得尤其刺眼。

下意识的，我也在逃避一些东西，我无法理解亦无从解决，它们令我的智力与勇气显得双重匮乏。我想从现实躲入另一个时空。这个看似历史之外的岛屿，却是孙中山酝酿革命思想之地，梁启超也曾在此停留过，恰好遇上一场鼠疫危机，我很想一探这些历史踪迹。在这个岛屿上，那个遥远的、庞大的清朝廷不断加剧的内部危机，该怎样浮现在他们脑海里，他们又作出怎样的分析与行动。

此刻在飞机上，带着口罩的我，像是飞向一个又一个混合的时空，既逃离历史之外，又满是历史的沉重。永井荷风则代表一个疏离、亲密的声音，一个独行者的最佳陪伴。

永井也是从旅途开始写起的。在横滨前往西雅图的轮船上，他碰到了柳田君与岸本君，他们皆三十岁上下，前者中等身材，“条纹西装外裹着褐色的外套，高高的领口露出色彩华美的领结……看上去总有些装模作样”，后者则“身材矮小，捻线绸的夹衣上罩着一件绒布单衣”，在旅途的单凋中，他们凑在一起，打发时光。柳田因在日本的不得志，是个盲目的西洋崇拜者，痛恨岛国的一切，“在日本，从未遇到过称心如意的事情”。岸本则想去美国拿一个短期学位，回到日本重新开始。

这些萍水相逢的人物，构成了《美利坚故事》的主题。1903年至1908年，那个由永井荷风演化的“我”，从西雅图、芝加哥、圣路易斯到纽约、华盛顿，邂逅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

在塔科马，他看到了那些日本劳工，“三四个人一堆，五六个人一组，一边高声说话，一边拿出日本带来的烟袋吸烟。他们将烟灰磕在甲板上，又担心被路过的船员斥骂”。他们被当作货物，塞进狭窄、脏污、恶臭的货仓，也在做一笔交易，用三年辛苦，换回后半生的快乐。也是在在这些劳工中，他听说了那个发疯男人的故事。一个伐木工人从日本接来的老婆，被另外两个伐木工人抢占。这里面有残酷、愤怒，更有一种普遍的心酸。在异乡的孤独与压力之下，社会规范与个人道德，皆崩溃了。

在芝加哥附近的一所大学，“我”遇到了自我放逐的渡野先生，他在日本获得了一切，却仍感到不安，逃至美国后，也觉得同样疏离，或许，他将继续逃亡，逃至比法兰西女人更妖艳的舞女怀中。

在纽约的春天，“我”又听闻了藤崎君的故事。他是一名伯爵之子，虽然入读哥伦比亚大学，却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他狂热地爱上了一个不道德的女子，甘愿为她放弃自尊。

在密歇根南部的K大学，“我”又听闻了三位日本学生的故事，出于寂寞，大山君追求了竹里小姐，尽管觉得這个日本女生，有“一张多么硕大的圆脸，多么小的眼睛和多么稀疏的眉毛”，日本生产的粗糙西服，裹着过于肥胖的肩膀，又粗又短的手腕，轮廓模糊不清的豆虫般的“手指”。这段恋情以始乱终弃结尾，竹里小姐最终嫁给了同属一个教会的日本学生山田太郎。

尤其令我难忘的是山座君的故事。他是“我”哥哥昔日的同学，年轻时放浪形骸，甚至害得哥哥死亡。在西雅图，“我”偶遇山座，如今的他“留着漂亮八字胡，又是金戒指又是金项链”，专以贩卖日本妓女到美国为业。在异乡，他似乎获得了一种更大的放浪，不用在意任何道德准则，只有眼前的成功是重要的。

在永井荷风笔下，美国给予这些到来的日本，不断的惊叹，以及矛盾重重的冲击。圣路易的世界博览会现场，给人一种震惊，“美国人依靠财富创造的一个魔幻世界”。震惊不仅来自于物质、技术力量，也来自人种，它引发性的焦虑。

对于公派到纽约的泽崎先生，“无论到哪儿，看到的不是初来时曾经为之惊叹的二十层的高楼大厦，而是那些用束腰将乳房隆得高高的细腰肥臀的女人，那种风摆荷叶的步态和娇滴滴的话音，令他憎恶又眼馋”。比起日本女人，西洋女人的肉体似乎更为诱人，却又难以接近。

在异乡，日本也变得清晰起来。在轮船的汽笛、火车的鸣钟、留声机里演奏，在西洋的环绕中，日本的一切都变得亲切起来，“夹杂着那种拖着长长的尾音、犹如犬吠一般、又似催眠剂的九州乡下的歌谣、断断续续的”;“日本的美，并非诸如楠公与西乡的铜像，而在于乱云迷蒙的樱花，彩蝶翩翩的舞妓”“东方人的天职”并非醉心于某些人所说的东西文明调和之梦的空想，而要使男人们尽可能莳花弄草，女人们尽可能当舞妓，举日本全岛为世界丝竹嘈切之乡“永井荷风”游荡于美国时，也是日本的一个转折时刻。自1853年被美国黑船打开国门，日本就生活在一种强烈的追赶中。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这些口号下，普通日本人承受着国家转型的压力。随着国家体制在19世纪90年代的逐渐稳固，个人空间日益窄小，变为国家的工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1905年日俄战争，令日本的国际形象陡变，普通人要承受的肉体与精神的压力，却被普遍忽视。

海外日本人是观察这个迅速膨胀日本的另一个角度。或为讨生活、或为逃避昔日的家庭，或渴望获得新生，在陌生之地、陌生人中，他们的感受更为敏锐，优势与缺陷皆更为显著。

对于出生于1879年的永井来说，美国是一个勉强的选择。他深受法国文化的影响，活在波德莱尔、左拉的世界里，巴黎才是他的梦想之地，“与西洋女子一起，在西洋的天空下，于西洋的河湖边，用英语或法语，谈论古希腊以来的西洋艺术”。

但他的父亲，一位高级官僚商人，执意让他进入银行业。但不管怎样，美国仍帮他逃离这个严厉、讲求实用的父亲，后者正是明治时代的某种象征——它对个人自由、浪漫之美，毫无兴趣。永井着迷于波德莱尔的人生态度，要不停地醉下去，酒、诗歌、女人、美德，沉醉令人忘掉时间的重负。

飞向夏威夷途中，我心中却是不无萧瑟的冬日西雅图与芝加哥，萧瑟，渴望柔和的灯光与一壶清酒。我也感受到某种下意识的焦虑。20世纪初的永井荷风，被种族焦虑所裹挟。那是一个“黄祸”的年代，日本人自认比中国更优越，在西方人眼中，却并无差异。一股自我厌弃之感，伴随彼时的日本作家。身在伦敦的夏目漱石，觉得自己短小、丑陋，只能钻进书堆之中;永井更为潇洒，同胞在他眼中无疑是一种不堪的存在。

在西雅图日本街上，他看到“豆腐店、赤豆汤店、寿司店、荞麦面店，应有所有”，而路上的行人是“腿脚短曲、上身很长的我的同胞”。

偶尔的，我抬头看看四周的日本乘客，他们带着口罩，不管成年人还是孩子，皆衣着得体，安静、自持。他们代表的是另一个日本，一个常年和平与富足，或许也不无乏味的国家。倘若永井荷风看到此刻的日本，他会感到欣慰，还是同样的厌倦？他钟情的是江户时代的日本，是暗巷与榻榻米上的风情。他崇敬法国，却厌恶明治时代的西化。若他看到此刻的东京，定会对江户风情的彻底消失，深恶痛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