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差异性影响

王明康 刘彦平 李涛

内容提要：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是业内研究热点，不同形式的产业集聚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基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利用2010～2016年我国28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国视角来看，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关系，其拐点处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为0.884，绝大多数地级市旅游产业集聚能够对环境污染的改善起到一定促进作用，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从区域视角来看，东部、东北与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果并不显著。

关键词：旅游产业集聚;环境污染;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2-0102-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问题亦日益突出。虽然近年来我国开始大力推行低消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但由于低质量发展所产生的负面环境问题长期累积，促进节能减排与强化环境污染治理仍然任重道远。

产业集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形态，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同时也可能成为环境污染的重要空间载体与治理途径。作为较为特殊的产业集聚形式，当前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态势日益凸显，已经成为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据相关学者对旅游产业集聚的定义可知，旅游产业集聚主要是以旅游吸引物为核心，相关旅游企业在特定的区域内汇集，通过专业化分工和与其他产业协调合作从而建立的一种新型的组合形式[1]。与制造业和其他类型服务业相比，旅游产业集聚既存在产业集聚的一般性特征，又具有独特之处，如既靠近资源集聚地又依托客源市场;产业关联度高;融合性较强;不存在明确的投入产出关系等。旅游产业集聚是否存在着与一般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类似的影响机制？这种机制在全国层面与区域层面是否存在差异？针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纵观已有的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普遍认为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学者们肯定了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普遍存在，至于存在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其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结果：第一，产业集聚缓解了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产业集聚提升了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促进了產业节能降耗，实现了污染程度的降低[2-4]。第二，产业集聚加剧了环境污染。主要表现为：产业集聚促进了产业规模的扩大，带动能源消费需求增加，扩大污染规模[5-9]。第三，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并不明确。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环境外部性存在正负叠加效应，使其作用机制相对复杂，在其他因素影响与制约下，二者呈现”U”型[10]、倒“U”型[11]、“N”型[12]、倒“N”型[13]等非线性关系，门槛特征明显[14]，也有的研究证实二者无必然因果关系[15]。此外，也有的学者逐渐关注产业集聚对于环境污染的差异性影响，对于不同产业类型[16]、不同集聚类型[17]、不同区域[18]、不同城市规模[19-20]视角下的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

旅游产业集聚作为特殊的经济现象，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现有学者对于旅游产业集聚效应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在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21]、旅游就业的增加[22]、旅游绩效的提升[23]及收入差距缩小[24]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旅游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方面探讨较为匮乏，在仅有的文献研究中，毛剑梅认为旅游产业集聚的发展能够促进社区居民强化旅游资源与环境的保护[25]。李琼等指出，旅游产业集聚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应追求生态效率与生态环境效应[26]。李鹏飞则指出，旅游产业集聚化发展能够为企业进行环保合作提供有效的机制[27]。王兆峰认为如果旅游产业集聚企业无法有效处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其经营活动可能会损害生态环境的质量[28]。刘佳等认为旅游产业集聚显著推动了区域旅游环境承载水平的有效提升[29]。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有效梳理可以发现：第一，现有文献多基于制造业集聚层面展开研究，而对于服务业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作为服务业龙头产业的旅游业，其集聚水平影响环境污染的探讨则处于空白。第二，研究尺度多数基于省级层面，而对于能够更好控制个体异质性的城市尺度数据应用较少。第三，多数学者采用传统面板数据模型对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进行实证研究，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进行探讨较为匮乏。由于环境污染尤其是大气污染容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形成区域转嫁性污染，环境污染的区域异质性会产生显著的空间相关性[30]，如果忽略了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会使得研究结果产生明显偏误。而在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方面，关于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以定性阐述为主，研究较为零散，针对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缺少规范化与系统化的梳理与实证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鉴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一般性作用机制基础上，结合旅游产业集聚的自身特性，构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与框架，并利用2010～2016年我国287个地级市为样本，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其作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区域视角下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差异性影响状况。

二、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

旅游产业集聚能够通过直接影响效应与间接影响效应积极改善环境污染，提升环境质量。直接影响效应是指旅游集聚本身能够直接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而间接影响效应是指旅游产业集聚通过作用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与此同时，旅游产业集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生态环境产生负向影响（见图1，下页）。

（一）直接正向影响效应

旅游产业集聚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效应对环境质量产生直接影响：

就技术创新效应而言，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直接促进了旅游企业与人才的聚集与合作交流，有效刺激了旅游创新与研发活动，带动产业能源利用效率与产出效率提升，同时通过直接促进旅游行业环保技术与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与普及，降低污染排放。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创新效应，旅游产业集聚促进了以高技术含量及高人力资本为主要特征的高端旅游行业集聚发展，促进了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有效减轻了污染排放。

就规模经济效应而言，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促进了基础设施、社会资本与客源市场的共享，尤其是共享公共治污排污设施，削减了酒店、景区等旅游企业的治污成本与其他综合性成本支出，为旅游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科研院所、教育机构及培训协会等集中布局，推动旅游企业技术设施服务的共享，促进环保创新。

就品牌效应而言，旅游产业集聚伴随着产业规模扩大、竞争力提升，品牌效应凸显，不仅能够直接吸引高层次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集聚，而且能强化旅游产业集群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设备、促进相应资源要素集聚以及获得政府强力扶持的能力，集聚企业可以通过集聚品牌影响力，共享产业集聚金融、物流、营销、科技等配套服务所带来的正外部效应，不断强化产业集聚所带来的技术创新与规模经济优势，有力维持旅游行业发展的生态化态势。

就竞合效应而言，与其他产业集聚相比，旅游产业集聚有着鲜明的白身特性，即旅游产业链不存在着明确的上下游关系，投入与产出联系也不显著，集聚旅游企业共同面向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与服务。面对日益旺盛的绿色、低碳、环保旅游市场需求，对于处在不同旅游产业链条上的异质性旅游企业而言，只有强化相互合作，促进每一部门与环节的旅游科技创新，才能为游客提供比较完整与可持续化的旅游产品体验。而对于产业链条上同质性企业而言，只有尽力加强科技投入与创新，优化绿色产品与服务结构，才能有效满足游客环保性的体验需求，增强市场竞争优势。

（二）间接正向影响效应

旅游产业集聚对于环境质量的间接影响作用主要是基于旅游产业、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关联性与融合性而体现的。旅游产业的关联性主要体现在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涉及景区、交通、住宿、餐饮、娱乐、商品等核心行业部门，而且涉及金融、保险、通信、医疗及装备制造等诸多辅助行业部门，这些部门大多数属于服务业范畴，旅游业理所应当成为服务业的龙头产业。旅游产业的融合性主要体现在，在实施全域旅游的背景下，旅游融合趋势明显，“旅游+农业”“旅游+T业”“旅游+装备制造”“旅游+房地产”等旅游新业态与新模式层出不穷，旅游产业的集聚发展会对第一、二产业产生明显影响。因此，通过其明显的产业关联性及融合性，旅游产业与服务业及制造業搭建起有效的途径与桥梁，旅游产业集聚可以通过作用于服务业与制造业而发生较为明显的环境效应，其作用机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技术溢出传递效应、市场需求响应来体现。

就产业结构优化效应而言，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在促进自身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带动了服务业规模扩张，而旅游业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及相关资源要素在产业间的转移，对制造业发展形成一定的挤压作用，降低了区域生产性制造业的比重，通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环境污染的减少。另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通过产业融合性直接作用于制造业，通过发展工业旅游与旅游装备制造的形式，直接嵌入制造业的生产活动及价值链中，通过提升制造业的服务比重及科技含量，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带动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促进环境污染的减缓。

就技术溢出传递效应而言，旅游行业与其他配套服务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形成有效的产业关联与互补，可以促进不同类型企业间的技术交流与学习，通过知识共享与技术扩散形成明显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尤其是环保技术的溢出与传播，例如旅游业中的新能源房车技术、旅游环保厕所无水技术等也可以有效运用到其他产业。

就市场需求响应而言，旅游产业集聚不仅能够直接对旅游市场的低碳、生态、绿色旅游需求作出响应，而且可以通过产业关联性与融合性传递至其他服务业与制造业，促进不同产业对环保性的旅游需求作出共同响应，从而采取更为环保的生产行为。

（三）负向效应

与其他类型产业类似，旅游产业集聚也可能带来明显的环境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旅游业作为向旅游者提供最终旅游消费服务的行业，其集聚规模的扩大不仅增加了自身能源消耗水平，而且增加了其上游关联产业如交通运输、材料及电力行业的需求，对于环境污染的增加会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第二，旅游行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较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导致创新能力较弱，而且旅游集聚企业创新无形性使得创新成果容易被模仿复制.创新积极性受到抑制。第三，旅游集聚企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其集聚所引发的技术创新可能侧重于扩大企业产出规模方面，这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资源与能源消耗，加重了环境污染。

三、研究方法与设计

（一）研究方法

1.空间相关性检验

Tobler指出：“所有的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但较近的事物比较远的事物具有更强的联系。”Anselmn也指出，距离越近，空间相关性可能会越强[31]。由于邻近地区的经济环境与产业政策相似，产业集聚态势影响着产业要素在区域间的布局与流动，而环境污染尤其是空气污染在区域间的扩散尤为明显，因此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可能会存在着空间相关性，而Moran’I能够较好地对经济事物的空间相关性进行科学探究。本文即采用该指数对中国287个地级市的环境污染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其主要公式为：

2.空间权重矩阵

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的前提是度量区域之间的空间距离，这需要构造空间权重矩阵来实现，其元素为Wij，用于描述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空间关系。常用的矩阵设置方式为0-1临近矩阵（即两个区域拥有共同的边界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这种矩阵无法有效描述空间相近但不相邻的地区的空间相关性，而通过两地区距离的倒数构造空间距离加权矩阵可有效避免这个问题。由于空间距离超过一定阈值，空间效应可能会由正变负[32]，根据秦晓丽等人的研究[33]，本文设置的阈值为1624km，如果两地市之间的地理距离超过该阈值，则设置空间权重为0.其空间权重的取值为：

（二）研究设计

1.指标选取

环境污染水平（pol）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对于该指标，多数学者采取污染排放指标来衡量.其表征的指标变量涉及环境污染排放总量[16]、人均或单位环境污染排放量[34，15]，而对于污染物来源，多数学者倾向于采用工业粉尘、工业二氧化硫及工业废水来衡[35]，由于采用污染排放总量指标没有消除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鉴于二氧化硫是我国工业污染中较为典型的排放物，因而借鑒谭嘉殷等人的研究[15]，本文选取单位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污染水平的指标，其取值为地级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GDP的比值。

旅游产业集聚水平（agg）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学者针对产业集聚水平的衡量采用的指标包括基尼系数、E-G指数及区位熵等，由于区位熵指标能够较好地消除区域规模差异的影响，更加客观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36，11]，本文利用区位熵来求得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其公式如下：

其他控制变量。考虑到各地级市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为防止遗漏变量问题发生，本文尽量控制地级市的以下相关特征变量：一是技术创新（tech）。借鉴刘耀彬等人的研究[14]，本文选择地级市年末每万人授权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技术创新水平。二是产业结构（str）。借鉴杨敏的研究[16]，本文采用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若其比值大于1，说明经济结构更趋向制造化;若其比值小于1，则经济结构更趋向服务化。三是能源消耗（ec）。借鉴秦晓丽等人的研究[33]，选择工业用电量作为代理指标.为了消除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其主要指标采用单位工业用电量来表示，其取值为工业用电总量与GDP比重。四是经济发展水平（egdp）。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37]，本文利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并引入人均GDP的二次项，以此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效应（EKC）是否存在。五是外商投资（fdi）。借鉴谢荣辉等人的研究[10]，本文采用地级市利用外资总额与GDP的比重对其进行衡量。六是环境规制（er）。鉴于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秦晓丽等人的研究[33]，使用生态环境部门（包括水利管理、公共设施管理及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从业人员数占总从业人员数比重来衡量。

2.数据来源与预处理

本文所需的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2017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2017年）》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地级市资料，相关遗漏的数据通过各省市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充获取，并删除缺失值较多的地级市（如拉萨、日喀则、昌都、林芝、山南、儋州、吐鲁番、哈密）及样本期间市县合并与新建立的地级市（如巢湖、三沙），最终选取了287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数据跨度为2010～2016年。此外，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以确保数据的可比性，本文利用GDP指数对人均GDP进行平减（以2010年为基期），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所有变量数据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空间计量模型设置

表1显示的是2010～2016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环境污染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Moran’I计算结果。由此看出，环境污染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历年Moran’I均大于0，而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各地级市的环境污染水平与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在区域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因此，在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过程中，如果忽略两者的空间相关性，可能会导致计量模型的内生性与研究结果的偏误。

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来探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主要存在三种设定形式：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相关性主要以因变量滞后项形式存在;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相关性主要存在误差项中;空间杜宾模型（SDM）——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同时存在空间相关性，具体的表达式如下：

空间面板滞后模型：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国层面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上文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可以看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污染排放的理论框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为有效验证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渠道作用。本文在控制其他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将旅游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等依次纳入回归模型，即为模型1至模型4。针对这四个模型的空间面板计量形式的选择而言，本文主要通过计算LM统计量来决定，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LM）的LM稳健统计量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空间面板误差模型（SEM）的LM稳健统计量未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显示了模型中存在空间滞后项却不存在空间误差项。因此，四个模型采取空间面板滞后形式进行计量回归，具体结果如表2（下页）所示。

表2结果显示：从模型1到模型4，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在5%水平上均显著为负，说明了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改善具有一定促进作用。在模型1中，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211;模型2与模型3分别控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后，其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分别下降为-0.174与-0.160;模型4共同控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后，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系数进一步下降至-0.137。根据鲁元平等[38]对于“渠道效应”的估计方法，假定模型1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a，模型2、模型3与模型4的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系数分别为b1，、b2、b2，计算出1-（bi/a）的值就能求得渠道变量在解释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中的比重。据此测算.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分别解释了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17.5%与24.2%，而两者共同解释了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35.1%，这也验证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其中，旅游产业集聚通过发挥其强力的产业关联带动作用与业态融合作用，扩大服务业规模与促使制造业服务化发展的这一渠道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

此外，模型5引入了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项，以此来检验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项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说明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经计算，其倒“U”型拐点出现在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为0.884时。这就意味着当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低于0.884时，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提升加剧了环境污染，而当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跨过了0.884这一“门槛”后，才會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不难看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较低时，其集聚规模、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均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产生的正效应无法有效抵消由于规模粗放型扩大及创新劣势所带来的负效应，导致旅游产业集聚的抑制污染效应发挥不明显。当旅游产业集聚提升到一定水平，集聚规模与资源配置逐渐达到最优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所带来的环境正向效应足以抵消负外部性，有效促进环境污染程度的降低。从全国面板数据来看，仅有176个旅游产业集聚样本数据处于倒“U”型拐点左侧，而约有91%的样本数据处于倒“U”型曲线下降的半边，这也验证了我国绝大数地级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提升有效降低了环境污染水平，这也与模型4的结果较为一致。

基于模型5探究控制变量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技术创新对于环境污染的负向影响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技术创新主要通过转变生产方式与开发环保清洁技术促进节能减排。产业结构对于环境污染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经济结构越趋向工业化，环境污染排放越严重，这主要跟我国高耗能、高排放、低技术含量的工业产业占据较大比重有关，而能源消耗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较好地验证了能源大规模消耗是我国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人均GDP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确实存在，环境污染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经计算，其倒“U”型拐点出现在人均GDP对数值为9.2时，而2016年中国287个地级市人均GDP对数值平均为10.8，说明现阶段我国基本上进入库兹涅茨曲线下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减轻环境污染。外商投资对环境污染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由此可见，随着外资企业进入的环保标准提升，外资的“清洁型”生产与排污技术引入力度得到加强，但同时资源与劳动力密集型外资企业在我国许多地区仍受到重视，外资对于环境污染影响的正负效应并存。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揭示了各地政府基于生态文明建设与政绩考核的双重考虑，加大了环境污染治理的监管与投入力度，有效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提升。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系数为0.098，通过了10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显示了环境污染在邻近地级市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

此外.为了对比分析，本文还列出了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模型6），通过与模型5估计结果对比发现，在不考虑空间外部性的影响下，旅游产业集聚与其他多数控制变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系数相对较高。由此可见，若忽略空间外部性，就会容易高估旅游产业集聚与多数其他控制变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果。

（二）区域层面的空间计量分析

鉴于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性特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环境污染在区域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有必要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的区域异质性特征。经过对东部、东北、中部及西部四大区域分别进行SLM与SEM的LM检验后，发现四大区域采用空间面板滞后模型（SLM）进行计量分析是较为合适的，具体回归计量结果见表3（下页）。

由表3所示，模型7与模型8显示东部与东北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系数分别在1%与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意味着东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于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模型9显示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10与模型11依次引入了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项与三次项，同样显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系数不显著，从而说明了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模型12显示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显著，模型13引入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项后发现，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项在5%水平显著为负，说明西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存在倒“U”型关系，根据回归结果可以计算出其拐点出现在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对数值为-0.329时，而西部地区绝大多数样本观测点均位于拐点有侧，即倒“U”型曲线下降的半边，说明对于绝大多数西部地级市而言，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环境污染水平的降低。此外，回归结果也揭示了东部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影响系数远高于东北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其原因主要是东部地区旅游市场化程度较高，旅游产业集聚水平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其产业科技、资本及知识密集型集聚态势日趋明显，因此不仅能够有效发挥产业内部污染减排效应，而且能够通过旅游产业较强的融合与关联带动作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实现整个区域环境质量的有效提升。而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推动作用并不明显。其原因是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并不平衡，据计算，中部地区地级市之间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标准差为2.359.远远高于东部（ 1.791）、东北地区（1.667）与西部地区（1.994），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省份与较低的省份并存，对于环境污染的作用关系较为复杂，其总体推动作用与抑制作用并存导致统计上出现不显著的结果。此外，分区域控制变量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见表3，受篇幅限制，这里不再进行赘述。

（三）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环境污染与旅游产业集聚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为避免核心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IV）进行模型估计，以此探究上述研究结论是否依旧稳健。本文主要选用旅游产业集聚的滞后一期作为自身的工具变量，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与其滞后一期的相关系数为0.974，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的相关性要求。与此同时，当期的环境污染难以影响到前一期的旅游产业集聚状态，工具变量也满足与随机扰动项无关的要求。通过工具变量法进行模型估计的回归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全国层面上，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旅游产业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环境污染，而在加入二次项后，结果依然稳健。在区域层面上，东部与东北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系数显著为负，揭示了东部与东北地区环境污染与旅游产业集聚存在明显的负向线性关系;中部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一次项、二次项与三次项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显示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西部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項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西部地区环境污染与旅游产业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其拐点为-0.206，约有94%的样本点位于倒“U”型曲线下降的半边，证实了西部绝大数地级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提升有效降低了环境污染水平。上述回归结果基本能够验证本文主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指导下，环境污染及其治理受到各级政府及公众的普遍重视与关注。本文在剖析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基于2010～2016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实证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就全国整体视角而言，旅游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型关系，其拐点处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为0.884，绝大多数地级市旅游产业集聚能够促进环境污染的改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其中，旅游产业集聚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促进服务业规模扩大及制造业服务化发展，从而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更为明显。第二，从区域视角来看，东部与东北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水平，西部地区绝大部分地级市的旅游产业集聚能够有效改善环境污染，而中部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不具备明显的改善效果。第三，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如果忽略空间外部性，容易高估旅游产业集聚对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第四，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与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产业结构与能源消耗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商投资水平影响则不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为：

第一，各地区需要立足于自身的旅游资源禀赋、产业开发优势及竞争能力，有效推动旅游产业集聚化水平提升，并对旅游产业集聚区的培育给予重视与扶持，完善旅游产业链条，促进旅游企业网络化与协同化发展，强化绿色酒店、低碳交通与低碳景区的集聚化发展。

第二，应该针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异化的产业集聚政策。东部地区要提升旅游产业集聚的质量，鼓励集聚的旅游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与合作，普及资源节约发展模式，打造循环经济链条，探索低碳运营模式，促进旅游产业集聚高端化、品牌化与低碳化发展。东北地区则需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根据本地自然环境与人文风情，重点打造以冰雪、养老及文化等为特色主题的旅游新业态产业集聚区，为东北地区经济转型与产业绿色化发展提供重要突破口。中部地区既要注重旅游集聚发展规模，又要促进旅游集聚质量的有效提升，使得旅游产业集聚的正向外部效应惠及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西部地区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与政策优势，积极培育极具特色与竞争力的旅游产业集聚区，通过发挥集聚经济优势与技术溢出效应来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充分发挥其“清洁产业”的作用，但同时也要采取有效措施规避旅游产业集聚对脆弱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第三，强化旅游产业关联与融合作用，在践行“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既要促进旅游产业与其他服务型产业融合，积极培育“旅游+体育”“旅游+房地产”“旅游+养老”“旅游+交通”等新型业态，又要推动旅游业与制造业的直接对接与融合，积极发展低碳环保的旅游装备制造业，推动工业旅游规模化发展，有效培育高质量的工业旅游基地，不断提升工业发展的服务化水平。

第四，旅游产业集聚成为改善地区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但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万能良方，各地区还需立足于本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通过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研发、政府全面的统筹与协调、强化环保监督及治理力度等综合措施有效解决区域环境污染问题。同时，由于环境污染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也需要地方政府间的强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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