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贸易壁垒对中俄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

孙红雨 佟光霁

内容提要：依据2000～2017年中国与俄罗斯农产品贸易数据，分析描述了中俄农产品贸易的规模与趋势、中俄农产品进出口的贸易比重与贸易结构，以及俄罗斯的绿色贸易壁垒实施状况。然后将数据导入贸易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额的影响强度。结果表明，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起到了阻碍作用，但相对于两国GDP和汇率因素，其影响还处于较低水平。在对俄农产品贸易出口领域，应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法律体系，同时完善农产品出口问题应对机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中俄贸易伙伴关系，以应对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绿色贸易壁垒。

关键词：农产品出口;绿色贸易壁垒;“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F74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2-0149-09

随着中俄贸易的持续增长，两国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往来在影响程度上不断加深。但是，中俄两国贸易关系始终呈现波动性，这其中既有来自国际外部因素的干扰，又有来自两国经济发展战略博弈下的产业竞争。随着俄罗斯201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绿色贸易壁垒这一非关税壁垒手段对中俄农产品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相对于传统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名义更加“合理、合法”，作用机制更为隐蔽和直接。现阶段，中国与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整体已步入稳定增长阶段，但还有较大的上升潜力。探讨中俄农产品贸易中的绿色壁垒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梳理绿色贸易壁垒影响中国农产品出口俄罗斯的状况与表现形式，以求在中俄农产品贸易中有效避免中国与俄罗斯进行贸易商谈时的被动性;另一方面，可以分析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业发展所产生的促进与阻碍作用，规避其中的不利因素，加快中国农产品规范化生产的进程，合理应对俄罗斯的绿色贸易壁垒。

一、相关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全球范围内粗放式经济发展大行其道，过度开采、发掘使得人与自然环境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于是国际贸易理论界开始出现以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技术标准为手段，以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身心健康为目标的新型贸易保护的声音。《世界贸易的绿色化》一书首次提出了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和思想，该书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应将环境保护的思想纳入其中并予以优先考虑，每个国家都应采取必要的关税和非关税手段来限制不符合环境污染标准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此后，围绕着生态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自由化之间的讨论一直持续至今。国外学者在不同的研究视角下针对这二者间的矛盾分别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贸易分工中的原材料出口国家普遍技术效率较低，其产品生产会造成水土流失、森林锐减等生态问题，进而产生全球温室效应等负面环境灾难，而贸易自由化将助长这一过程，因而应支持绿色贸易壁垒的设立;另一部分学者则以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条件和进出口国家不同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为研究基础，认为发达国家以高技术水平设立的绿色贸易壁垒带有严重的贸易保护色彩，会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水平商品在国际贸易市场的出口产生阻碍作用，而绿色贸易壁垒的设立并没有实现其环境保护的目的，反而对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产生负面影响[1-2]。学者们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绿色贸易壁垒的设立如何影响国际贸易领域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经过大量学者的不断探索，现有的研究指出，绿色贸易壁垒的设立确实保护了部分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同时也倒逼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升了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回到两派学者的争论焦点，本文认为绿色贸易壁垒在短期内通过抑制自由贸易对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影响是消极的，而从长期来看，绿色贸易壁垒是国际贸易领域的趋势，会激励全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进出口贸易总额全球第一的国家。在全球的出口市场上，中国商品受到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国内学者对绿色贸易壁垒展开了广泛性的研究，并由最初的界定概念内涵及其延拓等定性研究，逐步转向规范和定量分析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和应对措施。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结论有;曾凡银通过研究指出，绿色贸易壁垒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表现形式具体为全球性条款、区域性协定和国别性措施。不同层次呈现梯度增强且突破难度增大的特点[3]。邵帆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博弈中，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条款而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反制。绿色贸易壁垒在一国实施后，其他国家会进行效仿。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通过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贸易领域的竞争力[4]。石红莲、钱金波基于引力模型，使用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对美国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贸易壁垒对中美纺织品服装贸易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5]。宁坤、林冬冬基于引力模型，采用中日贸易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日本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茶叶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其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茶叶总量与日本关于农药残留量的规定严格程度呈负相关关系[6]。崔宁波、张正岩基于GTAP模型模拟了日本提高大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食类产品的经济影响，结果表明技術性贸易壁垒将提高中国油脂及油料作物等农产品的出口价格，降低其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和出口额[7]。

理论界关于绿色贸易壁垒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其研究分析对象还停留在中国农产品贸易出口的传统国家和地区，如日本、美国、欧盟等。虽然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国家战略合作水平的不断提高，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中俄之间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但针对中俄绿色贸易壁垒的相关研究尚属空白。鉴于此，本文从中俄农产品贸易状况出发，对绿色贸易壁垒因素进行量化，并将其纳入贸易引力模型中，深入挖掘中俄农产品贸易中绿色贸易壁垒在其中所产生的影响，及其在近年来中俄贸易不断波动状态下所产生的作用。

二、中俄农产品贸易特征与总体趋势

近年来，中俄两国的政治、经贸等双边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反映到农产品贸易领域，就是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不断增加。从细分的各个农产品贸易领域来看，其中还是存在贸易趋势波动甚至下滑的现象，而且中俄农产品整体贸易结构近年来也呈不断固化的趋势，鲜有新的领域被开发出来。可以确定的是，两国间的合作竞争关系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主旋律。在此框架下，对俄罗斯针对中国的绿色贸易壁垒研究将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参考。

（一）中俄农产品贸易规模及趋势

如图1所示，中俄农产品贸易额自2000年至今，总体呈上升趋势。2000年中俄农产品贸易额总额仅为6.17亿美元，2017年这一数值突破了4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3.95%，其中2009年、2012年出现小幅度下降，这主要是受到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所影响。总的来看，虽然中俄贸易总额近年来出现下滑，但是农产品领域的贸易额呈现稳定提升的趋势。且中国由逆差国变为顺差国，2010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额为1.79亿美元，此后以年均增长20.00%的速度稳定提升;而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进口额2000年为4.38亿美元，此后的年增长率为11.00%，而且在2008年、2009年、2012年和2014年还出现了小幅下滑。2000～2009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基本都是逆差，但由于中国的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因而从2010年开始中国成为中俄农产品贸易的顺差国。值得说明的是，随着2014年俄罗斯全面禁止制裁国家的农产品进口以及美国2018年针对中国的关税政策，中俄间的农产品贸易数额呈现较大的上升空间。中俄农产品贸易领域两国间的顺逆差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不应以此为设立绿色贸易壁垒的依据。

（二）中俄农产品贸易比重和结构

中俄农产品贸易在双方边贸总贸易量的主体比重呈下降趋势（见表1）。从2000年的7.71%降至2017年的4.04%，除了2009年和2013年出现小幅增长外，其余年份都有所减少。而中国对俄罗斯出口的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对俄出口贸易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由2000年的8.03%下降到2017年的4.28%，而进口市场这一比重从7.57%跌至3.73%。这说明中俄农产品贸易在两国双边贸易领域中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其原因既有来自产品贸易交易额的激增冲淡了农产品领域的比重，又有地缘政治环境层面的影响。中国作为俄罗斯的农产品进口市场，其所占俄罗斯整体农产品出口的份额始终保持稳定，而中国作为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其所占俄罗斯整体农产品进口的份额呈现较大的起伏。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市场份额的比重最低时在2008年仅为1.8%，最高时达到12.5%。而俄罗斯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已经处于稳定增长阶段，2014年俄罗斯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91.23亿美元，出口到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为11.05亿美元，在所有俄罗斯农产品出口国中列第三位。2017年，虽然卢布升值冲击了俄罗斯的出口市场，但是其农产品出口已超越军工武器出口，达到200亿美元，而出口中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为17.7亿美元，仅次于埃及和土耳其的17.8億美元。

通过比较中俄两国间的农产品进出口种类可以发现，中国的出口农产品种类要比俄罗斯的多。在全部农产品分类中，有34.6%的农产品种类在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清单上，共264种;而俄罗斯这一数据仅为14.3%.共109种。园艺类农产品是中国出口俄罗斯的第一大类农产品，其出口份额一直维持在50%左右，接下来侬次为水产品和第三大类农产品（主要包括蛋白质物质、杂项食品、配制的动物饲料和脂类产品等）。后两者所占的份额保持持续增长趋势，其中水产品出口份额2017年达到28.12%，第三大类农产品出口份额为15.14%。而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为水产品，占从俄罗斯进口农产品份额的81.46%。其后依次为其他农产品和动物产品，其中动物产品的增长势头较快。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中显示，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种类增长十分缓慢，说明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贸易额的增加主要依靠已有农产品种类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而并不是开发新型农产品种类引致的增加。也就是说，一旦发生某一种类农产品的突发情况.就有可能对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产生较大的影响。中国对俄农产品出口主要以蔬菜瓜果、畜肉及杂碎类等轻工、低附加值农产品为主[8]。

（三）俄罗斯农产品贸易领域的绿色贸易壁垒

在内力与外力的双重影响下，俄罗斯近年来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呈显著增长趋势。2017年，俄罗斯农产品进口比2016年同比降低10%。据俄罗斯农业部原部长特卡乔夫在公开场合的发言，俄罗斯期望在2020年实现农产品贸易领域进出口持平。过去十几年俄罗斯整体农产品国际贸易一直呈现逆差，而2018年以来，进口额持续减少，低至出口额的1.5倍，其国家政策调控已初现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俄罗斯重要的战略伙伴，已经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势必受到俄罗斯的国家战略政策影响。虽然俄罗斯于2012年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俄罗斯2017年对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平均税率达到15%～20%.比同期中国对俄商品征收关税要高出2倍[9]。同时，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俄罗斯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这一非关税壁垒手段进一步缩小其农产品贸易逆差。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条款限制农产品与食品领域的外贸进口，并且辅之以提高具体的农产品类型的检验标准，进一步对原有的一些类型商品的进口禁令扩大适用范围。俄罗斯涉及农产品和食品领域进口商品的法律条款十分繁杂，例如《食品质量与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联邦居民卫生防疫安全法》《植物检疫法》《植物检疫法条例》等法律条款中带有明显绿色贸易壁垒色彩的条款主要有进口禁令、许可证管理、关税配额制、海关估价制度、质量安全认证制度、俄文说明及防伪标记、反倾销措施与通关环节壁垒等。

三、绿色贸易壁垒对中俄农产品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绿色贸易壁垒相较于传统贸易壁垒较难进行量化。目前，量化绿色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可以用到的主要有四种方法：调查问卷法、存量指标法、关税等值法和引力模型法。其中，调查法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绿色贸易壁垒所影响的重点产品和行业进行信息采集，进而得出绿色贸易壁垒对其的影响，其缺点在于受访者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且调查成本较高。存量指标法是指通过查阅出口国遭遇绿色贸易壁垒限制的产品目录清单，然后统计其频数比率和进口覆盖率来定性或定量评价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性、影响范围和程度，其缺点在于需要获取稳定持续的绿色贸易壁垒信息。关税等值法是通过价格嵌入法将绿色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影响换算等值为相同影响的关税壁垒，具体为通过将突破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成本转化附加到其商品价格，以此来比较国内市场可比商品的价格差，进而得出等值关税壁垒。其缺点在于对两国间大宗产品贸易的可获得数据过于笼统，其所换算出的价格差准确性存在较大偏差，进而无法等值于相同影响水平的关税壁垒。引力贸易模型法是以物理学中的引力方程为基本方程，通过对其有效扩展引入绿色贸易壁垒信息虚拟变量，来探索其对两国间贸易流量的影响[10]。

（一）拓展的引力模型与研究假设

丁伯根（Tinbergen，1962）是最早将引力模型用于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学者，他认为双边关系的引力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物理學中，质量越大的两个物体间吸引力也越大。与之类似，在国际贸易流量中，进出口两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越好，其贸易流量也越大。以单向贸易流动为例，其中出口国的GDP体现的是出口国制造生产能力，反映到出口端，其GDP越高说明该国的出口供给能力越强;而进口国的GDP体现的是进口国的消费能力，反映到进口端，其GDP越高说明该国的进口需求越强劲。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出口贸易量与出口国GDP和进口国GDP正相关。

将绿色贸易壁垒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拓展后的引力贸易模型中，其可量化的原因在于各国在发布TBT.SPS措施时会首先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要求进行呈报，因此其所呈报的TBT.SPS数量可以作为衡量该国的绿色贸易壁垒强度的指标。其呈报数越多，代表该国绿色贸易壁垒越严重。基于已有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出口贸易量与绿色贸易壁垒负相关。

汇率在研究进出口贸易的贸易引力模型中通常也作为一个指标项，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汇率水平变动直接以价格影响进出口产品的贸易额;二是汇率波动会对进出口厂商产生风险预期影响，进而调整其进出口贸易决策，最终影响进出口贸易额。本文由于篇幅原因只考虑第一层面的影响，以及价格机制的影响。在间接标价法下，对出口国而言，汇率上升，本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因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H3：出口贸易量与汇率负相关。

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关税壁垒的作用将会降低，而像绿色贸易壁垒这样的非关税壁垒手段的作用将会提升，而从总的双边贸易上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扩大两国的贸易额.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4：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对贸易量有促进作用，即二者关系呈正相关。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俄罗斯与中国2000～2017年的农产品贸易样本，研究俄罗斯实施的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其中，因变量中国对俄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2010～2017年中国和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数据。把SITC Rev.3的组即编码前三位数字相同的商品作为同类商品。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Rev.3）界定农产品范围，共包括4类、22章、66组的农产品。

TBT/SPS通报数是各进口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TBT和SPS通报数总和，其数据来白中国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网公布的WTO/TBT和WTO/SPS通报数据，其中WTO/TBT通报数选取的是按ICS分类与农产品相关的农业、食品技术两项通报取和。各国GDP数据来白世界银行官方网站。人民币对卢布汇率是根据中国银行外汇牌价公布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平均汇率。

（三）模型检验与回归结果

利用Eviews5.1对引力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模型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各变量的T统计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F统计值为96.98412，表明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在总体上显著成立;R-squared为0.984561，接近于1，表明模型具有较高的拟合度;DW值为2.014756，表明不存在自相关。根据上述分析，引力模型可以表示为：

（四）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以拓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通过选取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俄罗斯TBT和SPS的通报数、人民币对卢布汇率和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与否作为解释变量，对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额这一因变量进行解释。根据上述实证我们可以得出：

第一，中俄两国GDP对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的出口额都有着积极的影响。两国GDP上升，中国农产品对俄罗斯的出口额随之增加;其中俄罗斯GDP的提升表明其国内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将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有更高的需求。中国GDP的提高表示中国农产品生产能力提高，将推动向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中国和俄罗斯的GDP分别表示对俄罗斯农产品市场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总需求与总供给都会给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额的增加产生促进作用，且中国农产品供给量的增加对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额的影响强度4.32，大于俄罗斯需求量的增加对中国出口额的影响强度4.01，假设H1得到验证。

第二，俄罗斯进口通报的TBT.SPS数与中俄农产品贸易呈负相关。这表明，俄罗斯农产品进口通报数量越多，对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越产生不利影响。但是其绝对值较小，为0.75，说明当前的绿色贸易壁垒对中俄农产品贸易的影响还并不显著。之所以不是太大，是因为影响中国农产品贸易的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关税壁垒等，但是一旦中俄两国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关税壁垒的影响将不断减弱，那时绿色贸易壁垒将对中俄农产品贸易产生更大的影响。总之，从模型结果来看，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俄罗斯农产品贸易额的影响已经初现端倪.值得相关部门重视并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假设H，得到验证。

第三，人民币对卢布汇率与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有着负向影响。人民币对卢布汇率是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农产品贸易额的影响因素之一，汇率每提升1%，则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就减少1.71%。人民币在中国政府的管控和中国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始终保持坚挺的水平，反观卢布受俄罗斯经济影响近年来出现较大的波动，卢布贬值相当于人民币对卢布的升值，这会变相提高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农产品价格，降低中国农产品在俄罗斯的竞争力。由于篇幅有限，且这也与本文所关注的研究重点不符，因而这里未对这一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究。假设H3得到验证。

第四，俄罗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有着积极影响。俄罗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俄的农产品贸易环境是有所改善的，但改善幅度不大，影响系数为0.61，小于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贸易额的影响。一方面，这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较晚有关，其贸易解禁还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绿色贸易壁垒等非关税手段作用进一步提升，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对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总体来看，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与否与中国对俄罗斯的农产品出口贸易额呈正向关系，假设H4得到验证。

（五）中俄贸易潜力估算

贸易引力模型可以用来进一步估算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这一应用已被广大学者多次应用，具体为将实际贸易额与用引力模型模拟计算的理论贸易额两相比较。国内学者应用较多的是刘青峰和江书竹所提出的贸易潜力评估标准[11]，即在实际贸易额与理论贸易额比值小于0.8的区间内，认为两国间贸易潜力属于潜力巨大型，这个区间内两国的贸易类型被认为有较大的上升潜力，应大力排除各种贸易障碍促进贸易额增长;比值在0.8至1.2之间属于潜力开拓型，这个区间内两国的贸易类型被认为有一定的潜在贸易额提升空间;而比值在1.2以上则称为潜力再造型，两国之间的贸易潜力较为有限，只能通过发展新的贸易影响因素才能扩大贸易额。以公式4所得出的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可以得出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潜力（见表3）。

2000～2017年，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的贸易潜力值始终在1至1.1之间，属于贸易潜力开拓型，说明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整体还有一定的上升潜力。其中，2000～20004年，二者的贸易潜力值不断上升，说明此时贸易环境较好;而2004年后，由于俄罗斯在当年出台了针对中国动物类产品禁止进口的政策，两国的贸易环境恶化，贸易潜力值下降，直到2008年这一下降趋势才有所改观。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发生地缘冲突，其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状况好转，这一势头在2012年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为迅猛，近年来受卢布贬值等外部因素的影響，又有下降的趋势，说明中国应进一步破除两国间的贸易障碍，积极与俄罗斯有关部门协商，加快自贸区的谈判进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最近几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屡有发生，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表明中国食品安全体系尚存在管理漏洞，给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国提高绿色贸易壁垒提供了借口。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应不断加强对具体食品或食品类别的专法专管、专法专治，对于他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绿色贸易壁垒也要积极应对，合理合法地规避绿色贸易壁垒，提升中国农产品生产加工标准，这样才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市场中不为绿色贸易壁垒所掣肘。

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对俄罗斯农产品出口贸易相关数据，使用贸易引力模型，对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绿色贸易壁垒的存在，对中国农产品出口俄罗斯的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出口水平的提高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虽然从影响强度上看，目前俄罗斯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还不如两国GDP和两国货币汇率影响强度大，但是随着俄罗斯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当前地缘政治格局所影响下的俄罗斯农产品进出口政策调整，绿色贸易壁垒有可能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制约中俄两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鉴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对接俄罗斯等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食品安全标准

随着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粗放式、密集型农业将向高技术水平的精耕细作式农业生产转型。在其他产业领域科学技术含量不断加强的推动下，中国应该以立法的手段为农业制定相关的食品安全认证体系，积极向发达国家学习，构建一套长远的符合中国农业产业快速发展需要与国民身体健康需求的农产品生产标准，同时完善有关质量保障管理体系，加强国家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法力度。以激励和促进更高的科学技术标准进入农产品生产加工环节，与主要出口国的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标准更好地对接[12-13]，进而从根本上化压力为动力，利用好绿色贸易壁垒中的积极层面的因素。

（二）构建中俄农产品贸易绿色贸易壁垒问题的快速反应机制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与其他国家贸易合作水平的不断加深，各个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垒有不断提高的趋势[14]。中国应建立起完善的农产品出口快速预警和解答机制，当出现突发的绿色贸易壁垒阻碍时，可以及时有效地将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降到最低。该机制应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是信息查询功能，可以第一时间为中国的农产品生产者和出口商提供俄罗斯等各进口国最新的农业商品及其制品相关的绿色贸易壁垒信息;二是专业人才培养与储备功能，可以培养和储备能够有效解决突发的绿色贸易壁垒事件的专业人才，为中国农产品生产者和出口商提供快捷有效的解决方案;三是反制功能，可以对不同贸易伙伴关系国家制定相应的绿色贸易壁垒级别，在遇到绿色贸易壁垒障碍时根据所发生国的级别提供相对应的具体的解决方法，同时设立一定的反制措施。

（三）借力“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中俄贸易

“一带一路”是中国顺应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需求提出的互惠互利式的重要倡议。中俄双方应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各自在农产品上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加强双边农产品贸易合作。鼓励中资企业到俄罗斯投资，建立农场、食品加工厂等，一方面利用中国的资金优势和俄罗斯的农业资源互利共赢，另一方面也可降低俄罗斯对中国农产品的抵触，降低对俄贸易的企业成本，提高中国农产品在俄的市场品牌形象，有利于培育消费者。应尝试完善中俄农产品自贸区，发展中俄一体化贸易合作关系，进一步减少有关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

参考文献

[1] KEITH E M， JOHN S W. Quantifying the impactof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a review of pastattempts and the new policy context [Z]. 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ld the Bank Workshop，2000， 4（27）： 1-33.

[2]LIONEL F A first assessment of environment-related trade barriers [J]. CEPII，2011， （10）：125-137.

[3]曾凡银.绿色壁垒的壳层结构及其效应研究[J].财贸经济，2004（6）：70-74.

[4]邵帆.绿色贸易壁垒成因的博弈分析[J].价格月刊，2011（8）：61-64.

[5]石红莲，钱金波.美国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以引力模型为例[J].对外经贸，2015 （5）：23-28.

[6]宁坤，林冬冬.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茶叶出口影响及对策分析[J].学理论，2015 （10）：34-35.

[7]崔宁波，张正岩.日本大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农食类产品的经济影响研究——基于GTAP模型的实证分析[J].世界农业，2017 （11）：163-171.

[8]佟光霁，石磊.中俄农产品贸易的现实状态：1996～2015年[J].改革，2016（11）：118-129.

[9]杨奕.基于产业间贸易的中俄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J].农业经济，2015 （8）：120-122.

[10]夏天然，陈宪.基于双向固定效应引力模型的服务贸易壁垒度量[J].世界经济研究，2017 （10）：34-39.

[11]刘青峰，姜书竹.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国双边贸易安排[J].浙江社会科学，2002 （6）：17-20.

[12]曹仁江，康莉.国际贸易中环境贸易壁垒问题及其对策探析[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1（6）：66-69.

[13]蔡从燕.中欧贸易壁垒调查立法比较研究[J].中国法学，2003 （6）：157-166.

[14]赵明亮，臧旭恒.国际贸易新动能塑造与全球价值链重构[J].改革，2018（7）：148-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