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理论基础、历史实践与可行路径

刘洪愧　刘霞辉

内容提要：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需要契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集聚理论以及我国特殊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顺应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历史实践和发展趋势：遵循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转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要求。要适当引导开放型经济向中西部地区合理集聚，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的区域开放布局。要通过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合理集聚，引导生产要素的空间优化配置，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和禀赋，从而促进各区域开放型经济合理分工、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对外开放;现代化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 （2019）01-0030-13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4亿美元提高到4.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4.5%，占全球进出口比重从0.77%提升到10%左右，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排名由第30位跃升至第1位：自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9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1]。2017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达6956.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2]。此外，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8》的数据，2017年，中国吸收外资136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3]。然而，从区域空间布局来看，我国开放型经济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之处，并导致了各区域经济发展的较大差异。1987-2005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我国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的比重较小。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东部地区借此快速发展起来，部分省市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相对滞后。新时代，为促进我国各区域的协调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必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下的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区域协调发展的全方位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

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理论基础

由克鲁格曼等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从空间集聚的规模效应角度研究了开放型经济的空间布局，较好地解释了全球经济空间布局的现状，值得借鉴。我国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历史演变总体符合经济学尤其是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論。在新时代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过程中，我们仍需遵循这一经济理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特殊的人口和经济地理状况，因而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过程中，还需要把空间集聚理论同我国国情结合起来。

（一）经济集聚、规模经济与产业竞争力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经济的空间集聚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和普遍的现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只要存在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递增，并且存在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则即使初始时期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完全相同，但是在经济自我发展过程中，仍会根据地理位置优势形成经济集聚。而经济活动究竟向哪里集聚，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地理位置决定。经济活动的集聚会带来诸多效益，Gill&Kharas从分享、匹配和学习三个维度对此有较好的总结[4]。从生产的角度看，经济的空间集聚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和交易费用，市场扩大也将提高需求和供给的多样化及可得性，生产要素可以更好匹配，这都有助于发挥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增强区内企业或行业的竞争力[5]。从生活的角度看，集聚地区更容易找到工作，更有利于获得学习机会等。

从全球和各国实际情况来看，经济活动都在向若干区域集聚，空间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全球经济主要集聚在发达国家及其邻国，占全球陆地面积1.5%的区域囊括了世界一半的生产活动[6]。分国别来看，世界各国的经济活动主要集聚在大城市及其周围，对于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更加明显[7]。占埃及国土面积0.5%的开罗，其GDP超过埃及的50%：占巴西总面积15%的中南部三个州贡献了其全国总产值的50%以上。就发达国家而言，美国GDP的50%集聚于东海岸、西海岸和南部的少数城市：日本GDP主要集聚于三大都市圈：对于英国和法国，也有类似情况。

（二）开放型经济、运输成本与经济集聚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开放型经济背景下的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且经济活动将向港口地区集聚。之所以会集聚于港口附近，是因为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而国际贸易又以海运为主，靠近港口可以大幅度节约运输时间和成本。因此，依赖于国际市场的外向型产业一般都在沿海城市集聚，从而形成了以港口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这种向港口地区集聚形成的规模经济优势有利于提高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一旦这种经济集聚的发展布局形成，就会因为先发优势和惯性而持续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加入全球价值链的需要，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向东部沿海集聚，占GDP和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一现象遵循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理论基础。第一，我国的大港口都位于东部沿海，该地区具有天然的地理位置优势，出口导向型产业布局在东部沿海地区能够极大节约运输成本。第二，有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中期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在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基本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其他地区的生产要素向东部集聚，有助于我国产业规模效应的发挥，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三，东部地区更加接近国际市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国际市场是日本、东南亚诸国、美国和欧洲，海运是主要的国际贸易方式。因此，接近大港口就相当于接近了国际市场，不仅有利于开展国际贸易，而且可更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第四，从历史发展来看，东部地区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商业文化和氛围，与国外具有更多的关联。

（三）集聚的边界与我国特殊的经济地理

虽然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是普遍的规律，但是它也是有边界的。集聚在获得正面效应如规模经济的同时，也会带来负面效应，如提高生产和生活的成本，导致集聚地区的高房价、高租金、高通勤时间，还将导致拥挤、环境污染和犯罪等问题。这些负面效应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集聚的正面效应。当集聚的边际正面效应和边际负面效应相等时，便达到了集聚的边界。随着高铁等高速运输技术的普及，未来集聚的边界可能会更大，但是仍将有一个限度。有学者研究认为，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的辐射范围为500-600公里，这也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集聚区的最大半径。该半径范围内的集聚区面积其实已经比较大，对于人口较少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只要存在一至两个这样的集聚区，基本上就可以容纳整个经济活动。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数量众多，因而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我国。纵观世界各国，确实不乏国土面积比我国更大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加拿大，但是他们的人口数量远少于我国，一至两个集聚区就可以容纳所有人口。美国的国土面积与我国相当，但是其人口数量仍不到我国的四分之一，其西海岸和东海岸的少数几个集聚区就可以承载。我国人口数量接近14亿，如果都集聚到东部沿海地区，必然将超过经济集聚的边界，使得集聚的负面效应高于正面效应，集聚将变得不经济。况且，东部沿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也将面临极大的挑战。因此，我国经济不可能像大部分国家那样，集聚到某几个区域中。未来我国经济除了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外，还应该建设若干个区域性集聚中心。而且，并不是每个经济集聚区都能像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大，我国所需要的经济集聚区可能更多。此外，由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地理，即由自然的山川河流形成的经济的区域分割性，我国历史以来就形成了若干独立的经济区域，经济集聚不应该无视这一点。把这些情景置于开放型经济下，这意味着我国开放型经济的空间布局需要在集聚理论的一般规律上形成中国特色。

我国谋求的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不应该是集聚到某几个区域，而是要集聚到若干个区域，且形成多层次的集聚格局，包括国家层面的经济集聚和区域层面的经济集聚。在国家层面，经济集聚仍应该围绕东部沿海地区进行，特别是要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集聚。在区域层面，中部地区可以围绕郑州、武汉和长沙等区域重点城市形成或大或小的集聚区;西部地区可以围绕成都、重庆、西安等重点城市形成几个中等程度的集聚区：东北地区主要围绕长春和大连形成集聚区。

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体量较大，应该继续开拓全球市场，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市场，以此带动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中部地区主要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生产环节，与东部地区形成互补关系，也可适当发展自主的外向型经济。西部地区处于我国腹地，且开放型经济体量本身就小，但各细分区域分别与东南亚、中亚、西亚、俄罗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距离较近，可以努力强化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这些国家的市场规模与我国西部地区的开放型经济规模较为匹配。西部地区的成都、重庆等地由于其特殊性，具备与东部沿海地区连接且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双重优势。随着“中欧班列”的运行，西部地区具备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加强经贸往来的可行性和比较优势，能够克服以往国际贸易以海运为主的不足。

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历史实践

我国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必须立足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历史实践。我们不能脱离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来规划未来的空间布局。鉴于此，本文整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出口和吸收外资数据，并进行简单分析。

具体来看，图1（下页）呈现了1987 -2017年我国四大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我国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比重的变化趋势。图2给出了1987-2015年我国四大地区占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比重的变化趋势。结合图1和图2所显示的改革开放40年来开放型经济空间集聚的特征，以及我国对外开放体制的改革历程，本文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6年，由于统计制度还不完善，该时期的空间布局特征无法体现：第二个阶段是1987-2005年，我国的进出口和吸收外资加速向东部地区高度集聚：第三个阶段是2006年至今，该时期东部地区占我国进出口和吸收外资比重开始下降，经济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向中西部若干地区集聚。下文将对每个阶段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在对外贸易方面，占全国比重均不断下降，反映了东北地区经济不断下滑的事实。

（一）对外贸易空间布局不明显的阶段（1978-1986年）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外贸经营管理体制，对外贸易都是由中央外贸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统购统销”，企业基本没有自主进出口权。因此，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空间格局并不能真实反映外贸发展的地区差异。进口仅仅是为了弥补物资的短缺，而出口几乎是由进口来决定，因此当时的对外贸易额较小。生产与出口由行政命令和计划安排决定，使得地区间对外贸易的差距较小，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不高但较为均衡。1978-1984年，我国对外贸易的80%以上属于中央外貿系统，仅20%属于地方，这其中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又占据了绝大部分比重[8]，因为其外贸经营权、外贸体制改革、引进外资和加工贸易方面均走在全国前列。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外贸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对外贸易开始发生转变，各地区对外贸易水平在迅速提高的同时，地区间外贸差距也逐步扩大。1984年我国的外贸体制经历了重大改革，地方政府的外贸份额大幅度上升，1985年地方出口已占全国出口的85.9%。但是总体来看，这段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基本属于中央集中管理的“统购统销”时期，对外开放的空间格局难以体现。

（二）向东部地区高度集聚阶段（1987-2005年）

自1987年起，承包经营责任制开始在对外贸易领域推行，这极大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地理位置、经济基础和政策优惠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的上海、广东等东部地区的对外开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实行从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政策，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设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各类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在沿海开放城市上，我国成立了若干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多是1998年后才设立的。我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发区制定了大量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大量涌人东部地区，带动了该地区的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差距。因此，1987年开始，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地区间差距迅速扩大。

从图1不难发现，1987年开始，东部地区的出口和实际利用外资占我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就对外贸易来说，这种增长趋势一直持续到2005年并达到最高峰，东部占比高达90%以上。就实际利用外资来看，这种增长趋势则持续到2002年左右，东部占比高达80%。与此同时，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在这段时间不断下降。2005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占我国对外贸易比重甚至低于10%，这与其人口和土地面积比重极不相称。此外，本文也计算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进出口总额占比情况，发现1987-1994年珠三角占东部地区较大的份额，广东最高占比达到40%。这主要是由于广东最早实施特殊外贸政策。事实上，1984年以前，在地方占全国外贸不足18%的份额里，广东省就占据15%以上[8]。

本文还发现，自1987年以来，长三角对外贸易比重不断上升，现在已经成为外贸占比最高的地区。相反，京津冀地区的外贸占比不断下降。这是因为，珠三角的发展模式主要建立在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东南亚地区紧密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上，直接参与全球价值链循环，起步较快：长三角走的则是一条多元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之路：既吸收外资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又重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以立足国内市场：既利用外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又重视发展民营经济和一般贸易。这使得长三角具有鲜明的自给自足的特色，从而具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内资在长三角地区占据重要地位，这与珠三角地区有较大不同。从起步之初，长三角的对外贸易发展就是依靠内资企业。

（三）向中西部若干地区合理集聚阶段（2006年以来）

中西部地区处于我国腹地，在地理位置方面与东部沿海地区有较大劣势。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的公路运输、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并不发达，而且存在较大的区域贸易壁垒，这导致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发展面临较大困难。此外，中西部地区的政策优惠和政策自主度也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这些都导致中西部地区2005年以前对外贸易和吸收外资比重不断下降。

2006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吸收外资和对外贸易比重都不断上升。从图1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比重不断上升，已经基本达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比重。通过计算也发现，中部6省和西部的3个代表性省市（四川、重庆和陕西）的外贸比重均不断上升。对于实际利用外资来说，也发现了这种类似的变化趋势（见图2）。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运输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营商环境不断优化、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且中央赋予它们更多政策优惠。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在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增多，一些外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开始向内地转移，促使中西部对外贸易占比不断上升。例如，在《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对中西部地区实行更为优惠的政策，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在税收、贷款等方面，也给予了中西部地区优惠，并放宽中西部地区吸引外资的领域以及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条件，鼓励东部地区的外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

三、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新时代要求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意味着经济发展目标也要变化，从而需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及相应的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至党的十九大，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该阶段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提高对外贸易数量以促进经济发展。经过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完成，但随之也出现了新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说明我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目标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中，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不平衡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需要不断完善。

（一）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突出体现为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虽然已经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整个国民经济基本上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产值比重较低，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特别是现代化工业体系尚未建立。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建立基本完善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完成现代化的资本和技术积累，从而提高社会生产力，特别是工业生产能力。

此时，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资本存量都较我国有较大优势，因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融人世界经济体系（特别是全球生产分工体系）。这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引进外资并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建成现代化工业体系，完成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基于这个目标，我国开放型经济主要以“引进来”为主，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效率是主要目标。我国基于人口红利，在沿海地区发展制造业加工贸易，成立中外合资企业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或者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以发展国有或民营制造业企业。在此情况下，外向型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有诸多优势：一是在以海运为主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外向型制造业向沿海地区集聚，既有利于节约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又更加靠近产品消费市场：二是根据经济学基本理论，为了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需要一定程度的产业集聚，从而可以发挥规模效应。这都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效率，促进引进外资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进而以最快速度建立现代化工业体系，实现我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总之，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和开放型经济主要是以追求放率为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考虑较少。

然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由以往的高速增长转变为现在的中高速增长，这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经济发展阶段看，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已经由以往追求数量型发展转变为更加追求质量型发展，即由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对外贸易领域则表现为，我国出口总额自2009年以来均位居世界第一，进口总额也位居世界第二，进一步追求对外贸易的数量增长既不可行也不必要，反而会引起世界其他国家的不满。因此，对外贸易更加需要讲求质量，追求贸易结构的更加平衡。例如，要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均衡发展：要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特别是要改善我国对外贸易的空间布局，更好發挥中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促进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在“引进来”的同时要积极“走出去”，不断构建并完善我国在世界经济地理中的战略布局。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我国对外贸易的战略布局和空间布局也要调整。以往我们主要立足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现在要更加强调：立足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建设一个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新体系;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有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从而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更加平衡和充分。这应是我国未来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总体思路。

（二）经济全球化新形势要求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各类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涌现，各类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相继出台，这使得我国开放型经济外部环境呈现恶化趋势。特别地，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化。贸易摩擦和关税的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得对外贸易的形势更加严峻。此外，“走出去”也面临更多挑战，通过这一渠道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难度将加大。这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从而达到以下目的：第一，提高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以抵消贸易摩擦和关税提高对我国的影响。通过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优化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促使东部地区专注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形成在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和科创产业的领先优势：鼓励中西部若干地区发展传统制造业，从而继续保持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第二，配合“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契机开拓新的国际市场。鉴于中西部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的特点，其在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将有利于增强我国与“一带一路”（特别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经贸关联，从而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以抵消贸易摩擦的影响。

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理念和定位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需要契合空间经济学基本理论，服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特征和国家发展战略，顺应我国开放型經济空间布局的发展规律、现状和趋势。这里重点阐述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定位。

（一）基本理念

1，顺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促进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要求的实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挥优势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这意味着在空间布局上，现代化经济体系要求我国区域间经济平衡和充分发展、各地区分工明确，要求资源和要素高效配置和流动，要求市场一体化程度较高。由于对外开放空间布局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建设一个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新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关于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开放布局战略是我国今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必须始终坚持的理念。

2，契合空间经济学基本理论

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本质上是开放背景下的空间经济学，它需要参照空间经济学（如新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来构建，例如经济集聚理论、“中心一外围”理论、产业转移的“雁阵”理论等。本文主要从经济集聚理论视角来考量，认为未来我国开放型经济必须坚持适当集聚发挥规模效应以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但需要指出的是，集聚并不是指经济活动都向特定区域（如东部沿海地区）集中，而是指在全国各区域，经济活动分别向某些城市或者城市群集聚，从而通过集聚来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区分好“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平均发展”两个概念，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不是为了“区域平均发展”，而是为了“区域协调发展”：不是设置各种隐性的区域分割的条条框框来约束资源和要素配置，而是为了更好引导资源和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高效配置。

就我国而言，就是要辩证看待四大区域的开放型经济比重关系。不要追求中西部地区在我国开放型经济中占据太大的比重，而要追求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合理适当。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凭借地理位置优势、政策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等已经在开放型经济中形成长期的领先地位，这是中西部地区不可能撼动的。所以需要做的是，研究中西部地区在开放型经济中的适当比重是多少。此外，也要意识到，促进开放型经济向中西部地区集聚并不是意味着向所有中西部地区均等化配置，而是向中西部若干有竞争力的中心城市或城市群合理集聚。特别地，要避免为了区域平衡发展而采取强制性和行政性政策，从而迫使产业被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种强制性政策带来的结果可能不仅没有使得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反而使相关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中西部地区需要做的是，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营商环境、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等，从而使得相关产业主动转移过来。

3，考虑我国人口数量、特殊的经济地理和历史传统

我国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应该坚持多点集聚、以点带面的发展方式。因为，我国巨大人口数量、特殊的经济地理和历史传统使得少数几个大城市群完全主导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实现。相反，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占比已经跨越最高峰，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东部地区占外向型经济比重将进一步回落，但仍会稳定在一个高位上。同时，中西部地区占外向型经济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就需要合理引导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形成若干个区域性城市群，发挥集聚效应。

4，顺应我国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变化趋势

我国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历史变化趋势蕴含丰富的经济学机理，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以及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它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参照点和立足点，我们不可能无视它而空想出另外一种空间布局。根据这种变化趋势，未来中西部地区占开放型经济比重将继续增加，我们需要做的是合理引导外向型经济向中西部地区集聚，防止中西部各地区的恶性竞争。

（二）基本定位和战略要求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开放型经济的合理集聚，引导生产要素的空间合理配置，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各地区开放型经济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相应的战略要求是围绕上述目标，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区域发展格局。具体来看，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基本定位包括六方面的内容。

1，继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深度，提高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比重

2006年以来，中西部地区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的占比不断上升，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且从近年来的增长趋势和惯性来看，这种增长趋势有很大概率能继续保持。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参与东部地区主导的生产分工以及直接的国际生产分工的制度成本和非制度成本均在不断降低。非制度成本方面，中西部地区的高速运输技术越来越普及，信息和通信基础设施更加完善，且在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资源能源等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制度成本方面，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不断收敛，例如两者之间的营商环境、政策环境和政策优惠都不断趋于一致。中西部地区有望在未来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但也要意识到，相对其人口、土地面积和GDP比重来说，目前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其在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中的重要性仍需继续提高。在具体实践中，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占全国比重应定为多少，可以进一步作量化分析，例如可以根据其人口、土地面积、GDP比重、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等指标，计算出一个参考比重。

当然，开放型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向中西部集聚的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位置优势和先发优势将继续存在，并且在开放型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开放型经济总体上会进一步向全国性大城市群和区域性大城市群集聚。大城市作为总部经济中心将主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其边缘郊区和邻近的中小城市或卫星城市将主要作为制造业加工基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这种布局在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地已经基本形成。

2，形成地区间开放型经济的合理分工

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中，要根据各地区现有比较优势形成“各有侧重的开放型经济基地”。我国各个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对外开放的起点不同，开放时间有早晚，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开放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不同地区的开放型经济必然有其各自的特点。要以全国性和区域性城市群为基础，形成地区间开放型经济的分工和互补关系：地区内要形成总部经济和多中心生产基地关系，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形成2-3个出口集聚区，从而改善劳动力、资金的地区配置局面，改变东部地区土地过度开发以及环境污染状况。

具体而言，在东部地区，应当研究如何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基地，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科技创新领域。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应该具有较强的抵御外部冲击（如贸易摩擦、技术封锁）的能力，这需要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要在东部地区形成创新经济集聚区，集聚高端人才和国内外优质资本，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9]。在中部地区和少数有条件的西部地区，要发挥劳动力优势和土地价格优势，更多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模式，而要形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生产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紧密结合的价值链体系。在西部地区的沿边城市，要充分发挥口岸经济优势，借助“一带一路”与中西亚、中东欧等国家建立更多经贸联系。在大部分西部地区，考虑到当地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不宜发展大工业，而应发展独具特色的产业，例如特色农林畜牧业和配套产业、以自然景观为特色的旅游业等。

3，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应该是各地区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布局，特别是要通过对外开放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不平衡发展的重要体现，而中西部地区发展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便是对外开放程度不够。因此，今后需要着重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东部地区开放程度已经较高，中西部开放将是我国深化对外开放的主要潜力所在，是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的关键所在。要通过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形成东中西部的对外开放合理分工，形成国内生產分工和国内价值链的“雁阵模式”，促使大量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从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这也有助于资源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更好配置、高效有序流动，提高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和要素配置上的均衡比重。

4，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综合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率先发展，有的地方已经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积累了大量优质的生产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部地区中低端劳动力丰富、土地价格较低，距离东部港口城市较近，且随着高铁网络的普及，其到东部港口的运输时间已经较短。西部地区除了具有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比较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优势是与东南亚、中亚和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毗邻，具有发展边境经贸的优势。各地区要根据其比较优势，制定相应的对外开放发展策略，提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独特竞争力，从而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综合竞争力。

第一，提高东部地区开放型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通过这些地区的高层次对外开放，与国际高标准、高规则接轨，充分吸收国外优质资本和创新要素，推进产业升级，形成总部经济、创新经济和新经济中心，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打造我国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加快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发挥郑州、武汉、长沙、合肥等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从而引导部分中低端要素、生产工序向中部地区流动，缓解东部地区的环境和资源压力，带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扩大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纵深。在高铁时代，中部地区的货物运输到东部沿海港口的时间已经较短，因此中部地区可借此进一步承接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使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国际竞争力继续保持。当然，中部地区也需大力发展现代化、集约化农业，从而提高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大西部地区开放力度，发挥重庆、成都、西安、昆明、乌鲁木齐等省会城市的作用。西部地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是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展开贸易和投资往来的前沿地区，必须加快开放力度。西部地区除部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外，还要积极对接中亚、西亚等“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这些国家的进出口中占有一定比重。

5，促进形成若干开放型经济产业集聚区和城市群，助力城镇化建设

要通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构建，促进形成若干产业集聚区和城市群，从而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进程。总体而言，要把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和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具体而言，要围绕国家中心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分别形成更大范围的产业集聚区和对外开放集聚区，通过集聚带动人口、要素和资源向城市群聚集，从而推动城镇化建设和城市群建设。在国家层面，需要围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形成各具特色的开放型经济集聚区：在地区层面，可以围绕各地区中心城市来集聚开放型经济。

6，促进形成资源和要素在地区间的高效流通机制

促进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形成，必然要求部分人口、资源和要素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且要求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集聚。从目前来看，东部地区在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均更有优势，而农业人口和农民工落户城市仍存在诸多政策限制，这些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必须面对的挑战。因此，要借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契机，促使各地区在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相对均衡，有效破除人口城乡流动和区域流动的限制。政策层面，要深化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力度，完善户口迁移政策，有效实施新型居住证制度：研究解决人口自由迁移背景下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供给，使得地区间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此外，要采取措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全国范围内的一体化程度更高，并完善全国性的资源和要素信息平台构建等。

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可行路径

从总体方向看，必须立足当前的国家战略、政策导向、运输技术、经济发展特征等影响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的关键要素。从这些方面来看，我国已经基本具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空间布局的条件，各级政府需要完善自身建设以充分利用上述条件，促进这种空间布局的形成。当然，对于可操作的具体思路，还有待政策制定者们从实践中探索。

（一）切实把握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机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政策思路，各种改革开放的政策举措都是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试点实施的。例如，我国基本沿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陆地区这一对外开放战略思路进行。最早的经济特区都位于东部沿海，沿海开放城市基本上是沿着东部海岸线划定，各类型国家级开发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也大都位于东部沿海。这种对外开放政策上的优惠使得东部地区具有比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灵活性和自由度，在土地开发、税收、吸引外资、发展合资企业、发展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更多优势，从而使得东部地区作为政策先行先试地率先发展起来[10]。但是现阶段，我国已经进入开放型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时期，对外开放政策对各地区来说已经趋于平等化，各地区基本具备相同的政策条件。事实上，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战略的提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土地使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方面甚至具有更多优势。而我国近年来以自贸试验区为抓手的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政策更是对各地区基本平等对待。我國在东部地区设立了上海、天津、福建、广东、浙江、海南自贸试验区，也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设立了河南、湖北、四川、重庆、辽宁、陕西自贸试验区，基本做到了各地区的全覆盖。

如何把握对外开放政策机遇，是提高中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集聚水平的关键。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应在住房价格和租金、土地价格、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创造更多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要提高营商环境的透明度和法治化，创造宜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这将有利于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价值链低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使得我国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更加向中西部地区适当集聚。此外，中西部若干地区可在国家允许范围内，实行开放度更高的外商投资准人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措施，吸引外资进入。

（二）借助“一带一路”深入推进和“中欧班列”运行的战略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和“中欧班列”运行给我国中西部地区打开了一条新的贸易运输通道和新的广阔市场，中西部地区要充分借助这一战略机遇发展开放型经济，形成若干集聚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我国同中西亚、中东欧、俄罗斯等国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近年来，“中欧班列”快速发展，开行路线和里程不断增多，运输货物品种不断增加。2011年以来，“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已突破6000列，2017年突破3673列，2018年上半年达到2490列，运行线路多达57条，国内开行城市35个，可达欧洲12个国家的34个城市。“中欧班列”的大量开行、站点和海外仓库的建立，不仅开创了新陆地贸易运输方式，而且改变了以往“投资一生产一贸易”的传统经济合作形式，形成了“运输物流一贸易一生产一运输物流一贸易一生产”新的经济循环和国际生产分工格局[11]。

从地理位置上看，“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更有利于中西部地区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目前，郑州、武汉、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均开通了开往“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班列，霍尔果斯等西部口岸则是中欧班列的货物集散地。中西部地区可围绕这些区域中心城市和“中欧班列”节点城市，构建开放型经济集聚区，积极开拓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开放型经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现在的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

（三）充分利用高速运输技术快速发展和普及的物质条件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我国开放型经济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集聚的边界会随着运输技术的改善而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我国的高速运输技术发展较慢且物流成本较高，这使得开放型经济大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法向中西部地区合理分散，空间上的资源配置效率较低。但是近年来，我国的高速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和高速公路网络快速发展。例如，我国高铁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时速稳步提高，普遍达到300km/h，部分高铁（如“复兴号”）时速甚至高达350km/h以上：高铁里程也不断上升，运营网络持续完善。根据201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我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高达2.5万公里，占世界的2/3，高速公路里程则达到13.6万公里，新建民航机场46个。未来，我国还将修建更多中小型机场，开通更多支线航空线路，航空运输方式也将越来越普遍。

高速运输技术的普及使得运输时间和物流成本大幅度下降，从而极大拓展了开放型经济集聚的边界。东部沿海港口和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将大幅度增加，这将使得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更加可行。事实上，克鲁格曼等很早就指出，运输速度的提高和物流成本的降低将使得经济集聚由沿海向内陆转移[12]。因此，中西部若干城市需要充分利用高速运输技术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人才待遇、降低生活成本、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等方式吸引东部地区相关产业和人才转移过来。具体而言，中部地区一些城市可借助高铁拉近与邻近的东部中心城市的距离，发展外向型制造业：西部地区的一些特色城市和重点城市更多需要利用航空运输，发展对运输量要求不高但技术含量高、体积较小的现代化制造业。例如，重庆在计算机制造各环节已经取得重要成绩：武汉光谷在信息技术相关产业也有较快发展：西安拥有众多高校和高素质人才，可发展高端制造业。总体而言，在高速运输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我国开放型经济空间布局确实具备了进一步优化配置的物质条件，通过引导产业和人才的合理流动，完全可实现东部地区作为现代服务业和研发业集聚中心，中部地区作为制造业集聚中心，西部各地区根据禀赋状况发展特色产业。

（四）有效抓住服务贸易加快发展的时代契机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幅度增强，使得服务贸易快速发展。从全球整体来看，2010-2017年，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已经由20%提高到23.7%：就我国而言，服务贸易比重2016年和2017年分别达到15.1%和14.5%。随着服务贸易比重的增加，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各类型区域贸易协定涉及服务贸易的内容越来越多，这将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13]。当然，我国服务贸易比重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还较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则更低，但这也说明我国服务贸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与传统的商品贸易不同，现代服务贸易（例如会计、咨询、金融、计算机服务等）不需要有形的运输，而是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直接交付。这将使得地理位置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东部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将不断弱化，而中西部地区将迎来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因此，中西部地区需要加快研究影响服务贸易发展的关键要素，并结合自身比较优势选择若干服务贸易细分领域，形成若干服务贸易集聚区。一般来看，服务贸易下的开放型经济更多依赖于人力资本和人才集聚，中西部地区要充分抓住服务贸易发展机遇，有效利用其比较优势吸引到更多人才，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事实上，对于某些特定的服务行业，中西部地区还可能有禀赋优势。例如对于大数据和云计算，需要耗费大量电力或者需要干燥的气候，西部地区反而有优势，贵州在大数据、云计算方面已经有较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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