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涵与关键任务

时间：2024-04-24

郭周明　张晓磊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比较优势基础已发生巨变，传统的低端劳动力资源正在枯竭，高技术人才等新兴资源优势正在形成，这要求中国推动传统的“数量驱动型”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质量引领型”升级。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发展的速度目标以“稳”为基：二是发展的质量目标向国际一流看齐：三是发展的重点领域由出口和利用外资向进口和对外投资拓展。为实现上述目标，中国需要从多角度联合施策，为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制度设计上，要坚守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积极推动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在载体建设上，要顺应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势，稳步推进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升级：在微观企业转型升级上，要立足高质量发展环境营造，下大力气为企业转型升级降低成本。

关键词：高质量发展：开放型经济：经济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7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 （2019）01-0043-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导向由“高速度”转向“高质量”，是党中央结合国内、国际客观环境，特别是中国现实发展条件所作出的重要判断。在开放型经济的视角下，中国经济维持高速增长的“秘诀”，正是依靠相对质优价廉的低端劳动力等资源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组装加工环节，以大规模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方式，逐渐带动国内就业增长、产业升级和经济繁荣。然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和分工网络的比较优势基础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传统的低端劳动力资源正在加速枯竭，高技术人才资源、本土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等新兴资源优势愈发凸显。这种融入全球贸易分工网络比较优势基础的结构性转变，要求中国推动传统的“数量驱动型”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引领型”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一、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思想

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是一国依据其开展国际贸易与投资所依托的特定条件而提出的，其内容必然包含着开放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思想，即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旨在基于现实条件达成特定的发展目标，当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完成发展任务后，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也就发生了变化，此时就需要依据新的发展条件，提出适应新阶段特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战略。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思想深植于经典的国际贸易与分工理论之中。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用生产成本的绝对和相对差异来解释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成因，虽然古典贸易理论并没有直接涉及动态分析的内容，但其理论暗含了只要一国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其贸易结构和方向也必然会随之改变的结论。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将古典贸易理论解释贸易和分工原因的“生产成本差异”进一步拓展为“要素禀赋差异”。因此，新古典贸易理论暗含了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应随自身要素禀赋的变化而变化的结论[1]。

“二战”结束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依靠对外贸易带动了经济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界对动态比较优势的研究兴趣。经济学家开始采用动态分析方法，放松传统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假设条件，加入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等因素，来探讨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问题，使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逐渐形成。与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相比，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一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例如，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模式理论”指出一国主导产业的发展要依次经历“从发达国家进口新产品和新技术”、“建立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本国产业”和“向国际市场出口”三个阶段[2]。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强调任何产品都会经历发明、推广、市场饱和、衰落并被替代的过程。弗农还将产品的不同阶段与研究、技术、资本以及劳动力等要素投入结合起来，指出随着一种产品在其生命周期中的运动，生产该产品所需的要素结构也会发生规律性的变化，先由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再进一步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也将从技术力量雄厚的创新国转移到其他发达国家，并最终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从生产生命周期尾端产品向生产生命周期中端和前端产品逐步迈进的过程[3]。

“二战”后的另一支重要贸易理论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与新古典贸易理论相比，产业内贸易理论借助不完全竞争、产品差异化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三个假设，成功解释了即使两国要素禀赋完全相同也可以产生分工和贸易利益的问题。产业内贸易理论进一步拓展了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论”的基础，强调即使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工业制成品所密集使用的技术和资金要素上不占优势，但只要其某一个或几个优质企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推出迎合市场需求的“差异化产品”，发展中国家就仍有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机会。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产业政策扶持重点企业，进而实现本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低端原材料产品向出口高端工业制成品的突破[4]。

进入21世纪，以Melitz等人为代表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专注于风险和成本更低的國内市场，而高生产率的企业则可以通过出口获得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生产率最高的企业除了出口之外，还可以选择以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5J。此外，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还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所形成的行业内“资源再分配效应”会将生产率低于生存门槛的企业淘汰，促使社会资源向高生产率企业集中[6J。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也包含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思想，即贸易会促进企业间的优胜劣汰。随着一国企业平均生产效率的提升，其经济发展模式会从“封闭经济”走向“以出口为主的开放经济”，随着出口企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其开放经济模式又会从以“出口”为主向“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并重过渡。

综上所述，经典的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都在强调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阶段论”思想。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具体实践来看，中国从贫穷落后快速走向繁荣富强，正是开放型经济“阶段性”发展的现实注解。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国开始积极融人世界分工与贸易网络，并逐步探索改革计划经济制度，与外部世界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接轨。这一时期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心在于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即依托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承接来自日、韩等国和地区的轻纺工业、日用品制造业等轻工业的产业转移。2001-2009年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高速扩张阶段。2001年末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大降低了中国企业的出口成本，并增强了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信心。这一时期，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重点表现为“出口”和“利用外资”规模的爆发式增长，良好的制度环境、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快速提升的青壮年劳动力、逐渐完善的国内产业链以及高速扩张的国内需求市场是支撑这一阶段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核心比较优势。2009年以来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进入了“速一质”转换阶段。在这一时期，受外部经济不景气的拖累，中国出口和利用外资的高增长难以持续，国内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也纷纷进入高增长通道，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逐渐失去生存空间：但前一阶段开放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积累充足的资本要素，高技能劳动力资源也形成了一定规模，国内产业体系已经高度完善，甚至在少数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内需市场也逐渐成长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规模，这都是支撑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由“高增速”转向“高质量”的新兴比较优势。

综上所述，自2009年至今，中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比较优势发生巨大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必然要求中国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相应的调整。党的十九大报告恰逢此时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这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指明了方向。这里基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对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内涵与关键任务作一个简要的剖析与概括，以供国内贸易和产业政策的制定部门参考。

二、中国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涵

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就是要彻底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扩大低端要素投入规模、盲目扩张产能、追求货物出口量和引进外资规模持续高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转而追求提升出口货物附加值，提高引进外资项目的技术、经济、环保和社会效益标准，并逐步解决过去以“高增速”为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累积的产能过剩、效益低下、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杠杆过高、竞争力不足等问题，以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良性、可持续循环和竞争力提升[7]。具体而言，“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

（一）发展的速度目标以“稳”为基

以“质量升级”为目标导向的开放型经济发展绝不是放弃追求出口和外资利用规模的增长。中国开放型经济的“质量升级”离不开平稳增长的贸易和投资规模作为基础支撑，没有庞大的数量基础作为保障，质量升级也就无从谈起。一方面，企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升级是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以低端育高端”的质量升级路径是较为普遍且合理的选择，即企业需要通过贸易和投资在国际中低端产品和服务市场上获得稳定的利润流人，以补贴自身在高端市场上的高昂技术研发成本。因此，中国企业稳定自身在国际中低端产品和服务市场上的既有优势地位和市场份额，是保障自身有机会实现质量升级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庞大的双向贸易和投资规模是中国融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新型比较优势”。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正是借助广阔的国际市场需求，才逐渐积累和发展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培养了数量庞大且熟练高效的技术工人。当前，中国制造业产品的产能、性价比和及时交货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且在中高端产业产品品质和新产品研发设计能力等方面与美、日、德等先进工业国之间的差距在快速收敛。这使得中国企业依托国内价值链网络生产制造产品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随着工业产品设计的愈发复杂化，利用中国庞大且高效率的产品生产和供应链网络，在中国组织生产复杂工业品的比较成本优势就会愈发凸显。继续借力外部市场，保障中国双向贸易和投资规模的平稳增长，防止低端产业链和产业链低端工序过快外流，保证国内价值链的长度和完整度，成为中国企业以低成本實现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工序突破的重要策略。

自2014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到2.34万亿美元之后，受限于外部市场需求的不景气，中国出口企业一直面临较大的出口增长压力。当前，美国政府挑起中美贸易冲突，并企图颠覆WTO规则下的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导致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外部需求环境日趋恶劣。在利用外资方面，2011年以来，随着中国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快速攀升，中国利用外资总量规模一直增长乏力。2012-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速仅为2.55%，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最迫切的需要仍然是全力“稳外资、稳外贸”，保障出口和外资利用规模的稳定增长，如此方能为在长远谋求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发展的质量目标向国际一流看齐

中国过去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取得了数量上的成功，但在发展质量上仍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差距。以货物出口部门为例，商务部发布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每千美元货物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仅为621美元，而美国为850美元，欧盟和日本也都在700至800美元之间。虽然近年来中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一直稳步增长，但年均增速仅为1.4%，2016年每千美元货物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也仅为669美元①，与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因此，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核心内涵就是要向世界一流标准看齐，提升中国外向型经济部门的技术水平、国际竞争力和国内附加值，彻底解决中国企业“大而不强”，出口带来的经济、环境、社会效益低，被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低端锁定”等发展瓶颈问题。

第一，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需要下大力气补足技术短板，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降低关键技术、材料和设备的进口依赖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各国在国际经济分工合作中所处地位的高低和所获利益的多寡，最终取决于该国的科技实力大小。只有攻破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领域的垄断，中国才能真正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与话语权。然而随着新技术研发投入成本的不断攀升和产品技术代际更替速度的日益加快，中國企业学习和追赶发达国家已成熟技术的成本门槛正在快速增高。因此，中国企业在学习发达国家先进企业当前已成熟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是提前在发达国家技术尚不成熟的新兴前沿科技领域进行布局，紧跟下一轮技术潮流，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二，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作支撑。中国应在与文化传播相关的服务业领域学习美国、日本、德国和韩国等文化强国的发展经验，扩大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除科技之外，母国文化的魅力也是支撑一国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国际形象与竞争力的重要支柱。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拥有比中国产品更高的定价，离不开其背后强大的母国文化形象的支撑。“中国制造”往往被定位成廉价且品质不可信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以制造业产品为主，文化相关的服务业出口严重缺位，外国普通消费者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得不到及时更新所导致的。因此，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升级需要重点提升中国文化、旅游、教育等相关服务产业的服务质量和出口能力，让更多的外国普通消费者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改善中国国家整体的文化形象和声誉。

第三，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必须下定决心，降低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8]。较低的环境污染成本是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①数据来自《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报告》。所依托的重要比较优势之一。中国过去粗放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出口中所包含的污染物排放水平远超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9]，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的成果是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向全世界出口附加值并不高的廉价商品而获得的。高质量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中国提升国内制造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环保执法力度，在扩大对外资企业开放力度的同时，提高外资进入的环保门槛标准，特别是在东部经济发达、污染物排放较为集中的城市集聚地区，更要坚决叫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存在重大生态风险的高污染项目，追求绿色、可持续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

（三）发展的重点领域向进口和对外投资拓展

受所处发展阶段的制约，过去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点关注领域一直都是“出口”和“利用外资”，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就是追求出口创汇和引进外国资本技术。然而随着中国出口和利用外资规模均已触及高速增长的“天花板”，开始进入以质量升级为主要目标的结构调整阶段，“进口”和“对外投资”应该被给予更高的重视程度，要将其作为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升级的重要抓手。

在进口方面，积极扩大消费品进口，有利于刺激进口替代部门的质量升级，补齐中国在日用消费品中的高端领域竞争力不足的短板。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以往的进口主要以工业原材料和零部件、资本设备、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农业和采矿业的大宗商品等为主，消费品进口占比较低，进口部门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工业企业，而非国内消费者，国内进口消费品供给不足且价格过高已经严重制约中国消费者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最终导致中国游客在欧美、日韩等地大量购物。从近年来快速崛起的跨境电商发展趋势来看，2017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口规模达到1.85万亿元，比2016年增长33.3%：跨境网购用户达到0.59亿人，比2016年增长82.6%，跨境电商的爆发式增长显示出中国消费者对进口消费品的巨大需求。从中美进口结构的数据对比来看（见图1），2017年，中国消费品进口占比仅为3%，而美国的消费品进口占比高达16%。由此可见，未来中国消费品进口市场仍有非常大的成长空间。当前，中国也正在通过主动降低进口消费品的关税、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多种途径，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特别是发展相对滞后的日用消费品进口。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的发展经验来看，开放是激发国内生产力的重要秘诀。降低进口关税壁垒，积极主动扩大进口不仅可以直接改善国内消费者福利，而且可以加速淘汰国内低端落后产能，有效激发国内同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加速进口替代部门的质量升级。

在对外投资方面，应积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利用全球优势资源布局由中国企业主导的产业链，促使中国早日实现由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向“构建者”的角色转变，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和层次。发展中经济体由于资本匮乏、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差等原因，在国际投资市场上主要扮演承接投资的东道国角色。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实行的也是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发展路径。历经多年积累，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越同期吸引外资规模，正式升级为资本净输出国。截至2017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1.8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份额的5.9%①。为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当前中国应重

①数据来自《2017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点鼓励两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是面向发达经济体，谋求与东道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的直接投资，例如对发达国家行业领先的中小型科技企业展开并购，或在发达国家高科技企业集聚区进行绿地投资，利用被并购企业的技术资源或东道国当地的人才资源，反哺母国企业在技术水平上的短板和缺陷：二是面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产能合作的直接投资，在带动东道国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利用东道国的人口红利和自然资源，以延长中国企业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上的生命周期，并逐步构建起中国企业主导的“区域价值链”，提升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层级。

三、现阶段制约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升级的主要障碍

过去追求数量增长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世界第一、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世界第二的高位，但也逐渐暴露出诸多阻碍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升级的问题与障碍。

（一）出口目标市场和外资来源地过度集中

如表1所示，当前中国出口目标市场过度依赖美国，2017年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的货物总额为4303亿美元，占比高達19.01%，若再考虑中国大陆经香港间接向美国市场出口的货物规模，仅美国市场就占据了中国货物出口约1/5的比重。对美国出口市场的高度依赖，导致中国出口部门的发展景气程度直接受制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当前美国主动挑起中美贸易冲突，势必会导致中国出口部门的规模扩张和质量升级计划被干扰。除美国外，日本、韩国和越南也都是中国重要的出口目标市场，三者合计所占份额约为13.76%，然而，近年来中国与日本、韩国、越南三国也有摩擦，这导致当前中国出口部门的外部市场需求环境不够稳定。因此，为了给出口部门的高质量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市场需求环境，中国在努力维护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双边关系的同时，更应积极拓展新的外部市场需求，如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发释放消费潜能。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货物出口占比仅为28.14%，仍有非常大的可开发空间。

在利用外资方面，201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来源地过度集中于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大中华文化圈地区，三者累计占比超过80%，再加上东亚邻国韩国和日本，排名前五位的累计占比已经接近90%，而美国、德国、英国这三个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对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流量仅为61亿美元，占比不足5%。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吸引空间仍然很大，应通过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开放力度，如积极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等，拓展外商投资来源，吸引更多的发达国家高技术企业来华投资，带动中国外向型经济提质升级。

（二）出口规模增长出现“天花板”

如图2（下页）所示，2012年以后，中国货物出口规模增速就已经进入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出口规模在2014年达到2.34万亿美元的“天花板”之后，出现增长动力不足问题。出口增速回落的直接原因是欧盟、美国等外部主要出口市场需求不振，但更本质的原因其实是近年来中国缺少如“互联网技术革命”一样的在生产技术、运输技术上的颠覆性突破，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等主要出口市场之间的贸易壁垒也没有大幅下调，这使得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没有被显著细化，即生产同一产品的价值链分工链条并没有被拆分成更多环节，这必然导致以中间品贸易为主的货物出口规模增速回落。因此，可以预见，中国货物出口规模在短期内将难以重拾超高增速，而出口规模的增长动力不足又会影响出口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研发投入，使得出口质量升级更加困难。

（三）利用外资规模增长失速

由图3可知，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经过2001-2011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自2012年开始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这主要是由于当前中国传统的劳动力资源等低端要素优势已经消失殆尽，而新的科技人才、制度环境等高端创新要素优势又尚未成型，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同时面临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和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的“两端夹击”[10]。创新型高技术跨国企业的投资目标仍以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为主，而低端的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外资项目也开始加速向成本低于中国的发展中地区转移。除中国自身吸引外资的比较优势正处于转型调整期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在政策上引导本国资本和企业回流、限制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导致中国近年来利用外资规模增速收敛以及来源于美国和欧盟的外资项目占比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中国自身比较优势结构的转型调整和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政策导向的转变，使得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带动外向型经济部门技术升级的战略面临重大挑战，加速培养中国吸引高技术外资项目的新要素优势迫在眉睫。

（四）“技术获取型”对外投资项目面临发达国家的政策阻挠

由于我国在高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供给上仍存在较明显的不足，为了提升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水平，中国企业凭借自身的资金优势，并购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同行业企业，或在发达国家高技术人才和企业集群的地区进行绿地投资，设立研发中心，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借助发达经济体成熟且高质量的创新要素资源，反哺中国企业自身的生产技术短板。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和层次的快速攀升，以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纷纷以强化外资并购审查等方式，阻挠中国企业以获取技术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使得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快速提升自身发展质量层级的“捷径”面临被关闭的风险。例如，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以强化对外国企业投资美国高技术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安全审查力度，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国企业对美国进行技术获取型投资的难度增大。

四、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实现“速一质”转换的关键任务

在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推动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质量升级可谓困难重重。中国需要从制度设计、载体建设和微观企业转型等多重角度联合施策，为开放型经济发展质量升级奠定坚实基础。

（一）坚守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积极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近年来，美国不断破坏WTO框架下的全球自由贸易秩序，掀起了新一波的贸易保护主义逆流。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有责任和义务在危局中坚守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坚持平等、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在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方面，中国一方面要坚持反击美国的“美国优先”贸易霸权主义，坚定维护WTO框架下的全球贸易和投资秩序：另一方面，中国应积极利用G20、APEC、“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峰会等国际贸易与投资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新规则的制定，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可持续的方向深化改革[11]。在引领全球经贸新规则制定的内容选择上，中国应依据自身改革开放40年的丰富经验，在自身发展水平较高且可以迎合大多数国家发展需求的领域率先展开探索。例如，中国可以率先在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国际科技研发合作、贸易投资融资支持、跨境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等议题上与致力于维护贸易自由化的贸易伙伴展开合作。这既可以在未来自由贸易和投资合作谈判的议题设置上为中国积累更多的话语权，又可以在美国扰乱WTO框架下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秩序背景下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潜在的新备选方案。

在深化国内外向型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方面，中国应以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为契机，倒逼国内深化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寻找“国内改革所需”与“国外谈判压力”的交集作为接下来对外开放的重点改革领域，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向顽瘴痼疾开刀，推动国内深水区改革，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金饭碗”，在更多的领域不分国籍、不分所有制结构地为所有企业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会，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当前，中国正在积极兑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的承诺。在进口贸易方面，自2018年11月1日起，中国主动降低药品、汽车、日用消费品和部分工业品等1585个税目的进口关税，进口关税平均水平由2017年的9.8%进一步下降至7.5%，调整后的关税总水平略高于欧盟，但低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彰显了中国邀请世界各国共享中国消费市场增长红利、在开放互利的合作中谋求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担当。此外，中国还于2018年11月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世界各国企业向中国出口自身的优势产品提供了展示平台。在对外资开放方面，自2018年7月28日起，中国开始实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负面清单长度减至48条，基本形成了大幅放开服务业、基本放开制造业、初步放开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外资准入的对外资开放新格局。此外，中国还正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积极试点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力图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中的“准入前”特别管理措施继续向“准入后”拓展，消除内外资企业之间在中国国内管理上与国民待遇原则不一致的部分，进一步保障外国企业在通过跨境交付、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等非商业存在方式与中国展开贸易时的国民待遇。中国在主动加大对外开放力度的过程中，必须要谨防“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不同步导致外国和外资企业享有“超国民待遇”的问题。对外国和外资企业提供的公平竞争环境必须同时向国内民营资本开放，以更自由的市场准入制度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深化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高质量转型升级所必需的制度基础。

（二）顺应全面开放新格局大势，稳步推进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升级

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特区、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各种类型的开放型经济载体，一直都是支撑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双向投资的“核心增长极”。因此，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向高质量转型的重中之重就是做好开放型载体的高质量转型。各载体应依靠自身已有的发展基础和政策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创新型企业和人才集聚，逐步以“高附加值产业”取代“低附加值产业”，以“创新型企業”取代“模仿型企业”，以“高端研发、管理和技术型人才”取代“中低端普通劳动力”，实现载体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在国内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上，自贸试验区是我国当前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体系的核心试验基地。目前，中国已经批准建设上海、广东、天津、海南等12个自贸试验区，并鼓励各自贸试验区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地方特色产业，率先摸索和总结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相关经验，以供其他地区借鉴。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探索上，各自贸试验区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为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创造便利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依靠自身人口、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而分享到的第一轮“全球化红利”已趋于结束，迫切需要开启第二轮“全球化红利”。第二轮“全球化红利”就是要依靠庞大的内需市场、完整的产业网络、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开放水平更高的制度体系吸引全球的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向中国集聚，助推中国经济向“高质量”转型升级。因此，自贸试验区应成为中国汇集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的前沿阵地，要以更高的开放水平吸引更优质的企业和人才人驻，先在自贸试验区内建立起高质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再辐射带动区外企业共同实现高质量升级。

除自贸试验区之外的其他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时也必须结合自身实际条件，坚持以“特区特办”的思路为载体内企业提供创新友好型的公共服务，鼓励企业通过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区特办的关键在“特”：一方面，“特区特办”要求各载体在管理政策上敢于大胆创新，当前国内各类特区和开发区的管理存在“向体制内回归”的趋势，各类载体基层管理人员在开展工作上的束缚越来越多，导致基层管理不敢创新，各类载体应该制定出台“容错免责”的相关制度，对由于市场风险等不可抗力导致的创新和改革的失败，不再追责，让基层管理人员敢于创新、勇于尝试，充分调动和释放基层的创新热情。另一方面，各开放型经济载体要以促进“特色”创新要素集聚为目标，针对本平台特色产业的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培养创新型企业所需的特殊生产要素集聚。例如，完善上下游供应链的本地化配套，提升面向科技研发活动的本地金融支持能力，打造拥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展会等科技交流平台，改善人才居住和生活环境，等等。

除国内的各类载体之外，中国近年来在海外大规模兴建的各类经贸合作区、工业园区等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海外载体平台应该加强与国内各级各类开放型经济载体之间的产能合作对接：一方面，要将国内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链整体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如“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另一方面，境外各类载体应该成为当地优势产业和中国本土优势产业之间展开科技研发、供需对接等合作的桥梁，境外载体应鼓励中资企业通过与当地优质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增强其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吸引其来华开展投资或贸易，在横向边界上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开拓新的增长点。

（三）立足高质量发展环境营造，下大力气为企业转型升级降低成本

“高质量”的企业是支撑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高质量”转型的微观基础[12]。当前，中美贸易冲突不断升级使得中国出口企业普遍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在高关税抵消中国出口商品的性价比优势后，出口企业只有依靠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生产效率和产品性能，才能在残酷的国际市场环境下赢得生机。中国政府也应该下大力气帮助企业降成本，为企业依靠内部利润融资进行研发投资创造条件。

在营商环境的构建中，降成本是一项重要内容[13]。在具体措施上，中国部分地方政府已经作出一些有益的探索，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借鉴。例如，广东省采取了在省级权限内为企业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辆车船税、印花税等税收负担的措施：对本省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制造业项目打折出让土地，降低实体项目的用地成本：对省属部分高速公路上的货运车辆降低通行费，降低企业运输成本：支持企业上市进行直接融资，鼓励金融机构为制造业核心企业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应收账款融资，鼓励企业利用股权出质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进一步精简投资审批等行政服务流程，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扩大省财政资金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范围，降低企业的技术升级成本等，广东省预计2018 -2020年可累计为企业直接降成本超过2000亿元。江苏省则从完善“营改增”税收政策、规范中介和协会收费、减少省级涉企收费、加大对企业职工培训补贴力度、加大引才奖补力度等方面着力降低企业成本，仅2017年江苏省的降成本措施就为企业节省了2000亿元以上的费用支出。从目前各地方已采取的降成本措施来看，“降成本”还没有与引导企业“高质量”发展充分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引导企业用节省的成本进行技术研发方面仍有不足。目前，中央政府已经在降低创新企业的税收负担、引导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等方面作出了积极探索，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学技术部于2018年9月21日宣布将企业研究费用按175%进行税前扣除的适用范围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这无疑是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的有效方法。此外，企业进行科技研发投入的融资难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困难，中国各级政府下一步应该在降低企业科技创新的融资成本上多下功夫，引导金融业将重点服务对象从资产投资炒作转向实体经济，真正为企业的研发创新服务，降低创新型企业间接融资的难度和成本[14-15]。例如，各级政府可以借鉴北京、广州等地政府为创业者设立“创业担保基金”的思路，为企业进行科技研发设立“科技研发担保基金”，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参考文献

[1]张幼文，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2）：1-8.

[2]AKAMATSU K.The synthetic principles of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J].The Joumal of Economy， 1932，（6）： 179-220.

[3]VERNON R. Intemational investment and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 [J].Intemational Executive， 1966， 8（4）：16-16.

[4] KRUGMAN P A model ofinnovation technologytransfer， and the world distribution of incom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87（2）： 253-266.

[5]HELPMAN E，MELITZ M J，YEAPLES R.Export versus FDI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1）：300-316，

[6]MELITZ M J.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J]. Econometrica， 2003， 71（6）： 1695-1725，

[7]金碚，關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 （4）：5-16.

[8]任保平，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判断标准、决定因素与实现途径[J].改革，2018 （4）：5-16.

[9]张文城，盛斌.中国出口的环境成本：基于增加值出口污染强度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7（8）：105-119.

[10]张二震，戴翔，高质量利用外资与产业竞争力提升[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10.

[11]盛斌，高疆，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参与者[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1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