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资源资本化：一个框架性阐述

时间：2024-04-24

张文明　张孝德

内容提要：生态资源资本化是一个基于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开发、利用、投资、运营的保值增值过程。生态资源资本化遵循“生态资源一生态资产一生态资本”的演化路径，这一路径是“资源一资产一资本”三位一体新型资源管理观在生态领域的运用。生态资源在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的价值形态表现，生态资源形态和价值的不断变化使得生态资产实现增值效应。生态资源资本化主要经历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可交易化等阶段。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可分为直接转化路径和间接转化路径，具体包括生态产品直接交易、生态产权权能分割、生态资产优化配置、生态资产投资运营。

关键词：生态资源资本化：生态文明建设：生态资本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1-0122-10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关键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内化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激发全社会从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只有通过生态资源资本化实现形式的创新，促进资源要素保值增值，才能重构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基础，这也是促进绿色发展和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问题。

一、核心概念界定

資源、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既相互联系，又表现出各自的内涵特征。资源的概念属于经济学范畴，泛指构成各种生产要素的总称，包括自然的和非自然的物质、能量、信息等，可将其划分为以自然界中人类开发利用的物质和条件（如光、热、水、土地、森林等）以及人类活动中形成的社会经济资源（如资金、技术、人力等），即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1972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所谓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可见，自然资源是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利用自然生成的物质和能量。

生态资源是一个十分常用但没有公认定义的概念。Pearce&Turner将“生态功能”分为三类：提供人类活动的资源、提供人类活动的废物、提供与人类活动独立或依赖的生态环境[1]。沈满洪对自然资源进行经济分析时，认为人们关注的是自然经济资源和自然生态资源两类[2]。谢慧明将自然生态资源等同于生态资源，并认为环境容量资源和气候资源是两类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生态资源[3]。

从生态意义上看，生态资源内涵的广度和深度要大于自然资源。生态资源是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各类自然资源，以及各种生态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组成的生态系统，包括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及生态系统。生态资源能够提供包括林产品、水产品、畜产品等各种有形的物质性产品或生产要素，也能够发挥诸如水源涵养、调节气候、保持水土、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景观休闲等重要生态调节性服务功能。生态资源存在于生态系统中，是能被人类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与能量的总称，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和使社会生产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于生态资源的认识不断深入，生态资源的内涵也将不断拓展和深化。

二、资本与自然资本的解释

这是一个资本误置的时代，误置的原因在于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遏制由于资本配置不当引发的生态环境外溢效应需要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解释。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诠释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类应该反思和重塑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有投资价值的自然资本新经济体系。

（一）资本的解释

“资本”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经济学家讨论市场经济绕不开的主题。亚当·斯密把资本看作使国民财富增加的积极因素之一，将资本定义为“为了取得利益而投入的并用来继续生产的财产”。他关于资本性质的认识曾接近于生产关系，他说：“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4]萨缪尔森指出：“资本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一种本身就是经济的产出的耐用投入品。”[5]托马斯·皮凯蒂认为，我们几乎无法排除人们在土地上增加的附加价值，石油、天然气、稀土元素等自然资源的价值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将人们在勘探采掘中所投入的价值剥离出来，单独计算自然资源的纯粹价值。这些财富数据仍然存在诸多缺陷，例如，自然资本和对环境的破坏并没有通过数据体现出来[6j。

在传统经济学中，通常将资本定义为局限于经济社会领域内可以给人们带来预期经济收益的财富[7]。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并不属于正资本，其积累过程和形态的特殊性意味着如果将外部性因素考虑进去，结果是其总存量规模具有明显的“减值性”特征。在生态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绝对有限的情况下，所有看似利用“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资本增值和增加财富的过程，其实都是消耗自然资本的过程。即便表面上拥有生态资本的所有者从中获得了要素性的回报，那也只不过体现为价值量增加之后的增值，而不是自然资本的物理存量在增加。换句话说，使用价值量的增值性掩盖了自然资本在存量上的减值性，这是不可复制的[8]。资本的概念和外延从经济社会领域逐步延伸到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联合国发布的名为《迈向绿色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各种途径》的报告指出，这是一个资本误置的时代，大多数经济发展和增长战略都鼓励实体、金融和人力资源快速积累，但都是以自然资本的过度耗损和退化为代价的，包括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这种模式往往以不可逆转的方式耗损着全球自然资源，对于当代的福祉产生损害，也对未来世代构成巨大风险和挑战。因此，必须改变资本配置不当问题，遏制由于资本配置不当引发的生态环境外溢效应。

（二）自然资本的内涵

学者们对于自然资本概念的界定莫衷一是，有些国内学者将自然资本翻译为生态资本，虽然自然资本和生态资本在字面上有所差异，但本质上倾向于一致性，都是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核心。Costanza认为，自然资本是以在一个时间点上存在的物质或信息的存量所产生的服务流增进人类福利而存在[9]。Daily将自然资本拓展到现在或未来能够提供有用的产品流或服务流的自然资源及环境资本的存量[1O]。EISerafy认为生态环境提供环境产品和服务就是生态资本，并将生态资本划分为可再生资本和不可再生资本[11]。刘思华认为，生态资本是指能够直接进入当前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资源环境，可将其划分为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两部分。他将对生态资本的理解拓展到自然资源总量、生态环境的自净能力、生态潜力、生态环境质量等范畴[12]。在Trucost和中国工商银行研发的自然资本成本分析工具中，生态系统服务和环境破坏的估值包括生态系统资源、服务和环境破坏对人类福祉的正面或负面贡献。尽管对于自然资本的表述各有侧重，但始终围绕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经济活动，即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的生态产品和服务，可以存在于生态资源及其系统的存量或是流量，由生态资源存量或流量衍生出的供人类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所创造出的价值。

生态资源和服务的定价反映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从这些资源和服务所获取的经济价值，这些价值往往没有在传统市场定价中得到体现。现行经济增长贡献要素统计并未反映或大大低估生态资源和服务的价值。与传统经济学对于资本的认识相比，生态资本把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社会福利或是财富纳入经济学研究视角，并以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共同作用于社会系统，形成有机整体。生态资本作为资本的内涵延伸，具备资本的一般属性，并突出表现为资本增值。生态资源日益稀缺警示着人类，生态资源的过度消耗将严重影响现在及未来的经济福利，也将带来生态资源自我增值和生态资本收益增值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态资源稀缺性显现，从自然资本中获得的服务将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这无论如何都会通过经济中的价格有所体现。自然资本同人力资本以及劳动资本都是经济生产要素，但自然资本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他要素都可以追溯到不同形态的自然资本[13]。

（三）基于自然资本的经济增长

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诠释自然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类应该认真反恩和重塑经济增长模式，建立有投资价值的自然资本新经济体系。如果人类能够将产生额外价值的自然资本修复或增强，将自然资本嵌入经济体系，人类将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中国提出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考虑了資源环境承载能力，追求更加高效、更加清洁、更加可持续、更加全面的经济发展，同时强调绿色发展成果应惠及于民[14]。自然资本是中国未来新的增长动力之一。自然资本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投资结构与投资方向，也将使中国经济重获生机。根据OECD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资源投入。如果将环境污染的影响考虑在内，则1991-2013年的年均增长率会下降0.74个百分点（见图1）。自然资本的增长贡献是长期平均增长占产出增长的份额。它衡量的是通过自然资源的使用带来的收入增长，扣除污染的增长调整表现为长期平均增长率。作为产出增长的一部分，衡量的是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的。

人们的行为选择是利益诉求的外在表现，激励机制的设计可以通过物质或者精神刺激改变内在的利益诉求，从而改变经济主体在生产生活中的行为选择，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15]。中国绿色转型2020-2050课题组综合目前基于情景的相关研究成果，设置了常规情景和绿色转型情景，分析绿色转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绿色转型情景和常规情景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和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但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比较明显，绿色服务对于绿色转型贡献越来越突出：到2035年，两种不同情景下GDP差异中，74%是因为服务业的变化而产生：到2050年，服务业对两种情景中GDP差异的贡献达到82%（见图2）。

中国贫困地区的生态资源优势在工业生产中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但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的优势和宝贵的财富。中国绝大部分的贫困地区，在主体功能区中均被划为限制开发区。其中，中国有贫困县573个，同属生态功能区有516个，占比90.05%：贫困县的县城所在地与生态功能区重叠的占比达79.93%，而县城是贫困县工业发展的主要地方。这意味着，受限于主体功能区规划，贫困地区在政策上不能重走传统工业化道路，但自身独特的生态优势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契机，应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

三、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演化逻辑

生态资源资本化是一个基于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开发、利用、投资、运营的保值增值过程。生态资源资本化遵循“生态资源一生态资产一生态资本”的演化路径（见图3），这一路径是“资源一资产一资本”三位一体新型资源管理观在生态领域的运用。生态资源在不同阶段具有差异性的价值形态表现，生态资源形态和价值的不断变化使得生态资产实现增值效应。生态资源资本化主要经历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可交易化三个阶段。

（一）生态资源资产化

生态资源以其自然属性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随着人类对生态资源需求的加大，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自然要素被纳入资源观。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最大的特征在于生态资源稀缺性的出现，因稀缺而导致生态资源权益所有者发生变化。在初始状态下，生态资源属于共有资源：随着生产生活环境的变化，国家代表公权力对共有资源进行权力界定。当产权明晰的生态资源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时，投资者能够对生态资源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生态资源成为生态资产。生态资产具有资产的一般属性，即具有潜在市场价值或交换价值，是其所有者财富或财产的构成部分，同时要求达到稀缺、产权清晰等条件。生态资产更强调经济属性，能够将生态资源使用价值进行货币化，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经济效益。生态资源资产化是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化的过程，能够确保生态资源所有权人及其权能所有者权益不受损害，并有效管理和保护生态资源。生态资源资产化意味着将生态资源及其产权作为一种资产，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投入产出管理，并建立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现从实物形态的资源管理到价值形态的资产管理的转化。

（二）生态资产资本化

生态资本是有一定产权归属并能够实现价值增值的生态资源，主要包括资源总量、环境质量与自净能力、生态系统的使用价值以及能为未来产出使用价值的潜力资源等。生态资本与生态资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生态资本是能产生未来现金流的生态资产，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即增值性，生态资本通过循环来实现自身的不断增值。生态资产与生态资本的实体对象是一致的，但需强调，只有将生态资产盘活，成为能增值的资产，才能成为生态资本，经过资本运营实现其价值，这一过程就是生态资产资本化[16]。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并进入经济社会领域，在市场上产生服务于社会的效益才能转化为资本，进而获取保护生态环境或是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经济成本，真正实现生态资源保护与经济利益（获取生态产品或服务等）之间的平衡。当生态资产通过市场交易、金融创新，使得生态资产形态和价值不断变化而实现价值增值时，生态资产就成为生态资本。生态资本在投资生态资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增值性，体现生产要素价值以及在未来的增值空间。生态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其逐利性的支配下必然投入一定的社会生产活动，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出特定的产品，然后通过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售以交换价值即价格的形式实现其资本价值[17]。有学者从会计学角度界定“资本化”，如朱学义从支出处理、资金渠道、未来收益等角度分析资本化[18]。这里从经济学视角界定生态资源资本化，一般意义上的无差别的有用物通过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形成具有商品性、能够带来价值和产生剩余价值的过程，是生态资产向生态资本转化的过程与趋势。生态资产资本化本质上源于马克思的“收益资本化”观点，他认为“任何一定的货币收入都可以资本化，也就是说，都可以看作一个想象资本的利息”[19]。生态资源货币化形成生态资产，生态资产凭借其收益转换成市场交换价值，带来预期的收益。生态资源资本化意味着具备明晰产权的生态资源完成资产化后，以生态资产及其产权进入交换市场，体现资本增值属性，实现生产要素价值。

（三）生态资本可交易化

生态资本可交易化是生态资产资本化进入资本运营阶段的具体表现。生态资源的生产价值通过生态资本的具体运营过程转化到生态产品或服务中，并在市场上交易，形成交换价值。这一过程使生态资源的要素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只有生态资产转化为生态产品或服务，才能体现其价值。生态资本运营目标之一是实现生态资本保值，即在生态资本各要素存量上不减少、流量上分配更良性、结构性更合理、生态资本总体价值不降低。生态资本运营的另一目标是实现生态资本增值，即通过生态资本运营实现生态资本的货币化，获取远高于常规经济活动的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更好地促进生态资本管理和发展。保值与增值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如果在生态资本运营中没有保值措施，那么资本运营将是不可持续的。反之，生态资本增值才能实现经济效益，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水平，引导人们重视和主动维护生态资本，推动生态资本运营可持续。生态资源资本化体现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经市场交易、金融创新实现要素价值交换，也就是生态资本运营过程中。生态资本运营形成一定的生态市场，这一生态市场是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价值实现的重要平台。生态市场平台机制促使投资者将已实现生态资源价值收益的部分用于生态资源保护、生态技术改进或者生态耗损的修补，以提高未来生态资源价值。生态资源价值增值诱使生态建设成为可能，并与生态资源形成循环路径。基于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双约束，体现外部性的交易成本体系和制度体系共同作用于生态资本可交易化过程。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生态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制度创新和治理现代化能力，促进生态资本保值增值。

（四）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演化特征

生态资源经资产化形成生态资产，生态资产经资本化形成生态资本。“生态资源一生态资产一生态资本”的演化逻辑以明晰产权为基础、以生态技术价值量化评估为支撑，具有时空动态特性以及体现生态价值变化内在逻辑等特点。一是生态资源资本化以明晰产权界定为前提。产权边界不清的生态资产，其范围和数量不能确定，其价值也就无法量化，构不成现实的生产要素。明晰生态资源的权利束所指向的每项权利产权边界，明确各主体行使权利的范围及权限的法律行为，也是体现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性的要求。二是技术的应用对于生态资产转化成生产要素、凝结为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起着重要作用。如何量化评估生态资源价值，关系到生态资源经营权价值的确定，从而影响到由生态资源经营权价值所能带来的抵押、人股等资产经营性行为的相关活动。三是生态资源资本化演化过程中的时间前后性。生态资源资本化最重要的前提是明晰产权，产权的廓清过程有明显的前后时间。生态资源经资产化形成生态资产，进一步明晰产权后，随市场交易、金融创新的资本化过程形成生态资本。四是生态资源资本化演化过程的空间并存性。生态资源的资产化和资本化过程并不是两条平行线，而是在空间上相互联系。生态资源资产化以生态资源为物质基础，生态资源资本化以生态资源和生态资产的产权为其价值增值的前提，产权的价值增值也影响着生态资源价值评估，两者相互关联。五是体现生态资源价值变化内在逻辑，生态资源资本化演化实质上是生态资源价值发生变化，即“存在价值——使用价值——生产要素价值——交换价值”的变化。生态资源的存在价值转换为生态资产的使用价值，生态资产的使用价值作为要素投入生产过程便形成生产要素价值，生产要素价值通过生态资本的具体运营过程转化到生态产品中形成交换价值，最后通过生态市场的生態消费交易实现交换价值的货币化。任何一个环节的中断，都将导致生态资本运营过程无法进行下去。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演化逻辑表明：生态资源资本化是以生态资源为物质基础，通过明晰产权后，对生态资源进行量化评估，实现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化，利用对生态资本的消费及其形态的变化，通过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实现生态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价值增值的市场投资活动。

四、生态资源资本化的路径

生态资源资本化方式多样，如何对资本化路径进行分类并没有一致的结论。严格界定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市场路径是有困难的。Whitten（2005）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工具归纳为基于价格的机制（如拍卖、投标、拨款、退款、特定税收）、基于数量的机制（总量管制、交易补偿）和市场摩擦机制（如生态标签）三类。Pirard（2014）基于演绎的类型划分，将市场化工具分为直接市场交易（如林木产品）、许可证交易（如碳配额）、反向拍卖（如林木招标）、科斯类型协议（如经营权交易）、调控价格变化（如生态税）和自愿性价格信号（如森林认证和有机农业标签）等六大类。可见，基于归纳和演绎类型的划分差异性较大。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实质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线。从生态资源具体交易内容视角大体上可将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分为直接转化路径和间接转化路径。直接转化路径是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生态产品并可直接交易获得价值，间接转化路径则需要经过生态资产优化配置、绿色产业组合、金融市场工具嫁接等方式实现生态资源增值。

（一）生态产品直接交易

生态产品直接交易是指利用生态资源产出生态产品的能力，通过不断挖掘其新的生态生产要素，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生产出满足人们绿色消费的新型生态产品，通过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者加工者之间进行交易获得价值，将生态资源使用价值直接开发转为交换价值，进人生态市场实现资产增值。浙江省安吉县利用本地丰富的竹林资源，在传统竹材利用基础上，开发了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及欧美等地区的第二代到第六代竹产品，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并保护了生态资源，改善了生态环境[20]。安吉县的竹制品从单一的竹凉席发展到竹地板、竹家具、竹饮料等七大系列3000多个品种，竹子的价值从15元提高到60元，竹加工一年产值达15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3，从业人员近5万人，全县现有竹产品配套企业2400余家，竹地板产量占世界产量的60%以上[21]。生态产品直接交易的另一典型的技术路线就是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林业碳汇。碳交易市场是运用资本市场解决碳资源需求的重要形式。农民可通过参与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碳汇项目和中国在建的碳排放市场交易，实现其生态产品价值。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贸易市场，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

（二）生态产权权能分割

生态产权权能交易的前提是权能明晰、权责分明。生态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权能在交易双方按照各国法律规定达成一致情况下实现权能交易，其中，使用权交易可将资产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实现增值。鉴于中国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所出售的往往是特定时间内的自然资源资产的使用权、经营权及与之相伴的收益权或受益权。如果生态资源的产权能够界定，加上足够的生态技术，核算生态资源价值，那么通过市场交易方式实现生态资源供给就成为可选择的机制。如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划拨、授权经营等方式处置国有农用地使用权，通过租赁、特许经营等方式发展森林旅游，以招标、拍卖、挂牌等市场化方式出让、转让、抵押、出租、作价出资（入股）等丰富海域使用权权能，以出租、抵押、转让、入股等流转形式或以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形态进行生态旅游资源经营权市场化运作，以实现其价值增值。如表1所示，生态资源使用权流转主要形式包括出租、抵押、转让、入股等，通常是经营权与所有权、使用权的组合关系。以水资源为例，水资源市场工具包括：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PES），消费驱动认证制度，推广使用可交易的许可证、补偿和银行制度。有些国家和地区通过改进水资源的授权和分配制度，允许水权交易，以适应变化的经济与环境状况。水资源收费制度可以是向取水用户收取一定的费用f消费者付费），或是由政府向水资源消费者征税，再由政府提供取水费用。水权交易发生在一个周密设计的体系中，会有相应的水资源规划来确定其在不同河段及蓄水层中的分配，也有一个明确的授权制度来规定水在用户间的分配。

（三）生态资产优化配置

生态资产优化配置是指以生态资产存量为基础，推进与生态资产相关的区域、绿色产业化组合发展，通过整体优化配置生态资产提升生态资产质量及其社会服务能力，从而提高生态资产共生、创收等增值空间。欠发达地区发挥“生态位”优势，从落后产业承接到培育特色产业、提高特色产品附加值来形成地区发展的内生力量。通过产业化运营，主要包括污染物（大气、水和土壤）减排与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绿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推进（低碳能源、交通、建筑和垃圾、污水处理）以及绿色产业的发展（低碳、循环经济），主要是依靠以绿色产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包括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以补偿因放弃资源开发而损失的利益，实现产业运营增加收益的目标。如表2（下页）所示，“生态+”将生态与经济紧密结合，促进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产出，实现生态资产优化配置。“生态+”空间布局以主体功能区为支撑，优化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生态+”现代农业途径较多，可以是从事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相关产品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立体复合生产经营，优化调整特色农林产品结构，提高农林产品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生态+”康养旅游以优化养生环境、发展养生经济为立足点，释放生态红利和宜居效应，促进生态与医护养老、养生休闲相结合：“生态+”产业园区将生态系统引入园区规划布局和建设管理，促进园区产业链接循环化和资源利用高效化，通过绿色产业组合实现生态增值：“生态+”特色文化促进文化资源在产业和市场结合中的传承、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融合发展，实现文化价值与实用价值的有机统一。同时，基于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等信息化手段能够显著提高产品生产的透明度，降低生态信息的不对称性，支撑建立生态优势产品与服务的供销渠道，促进生态资产优化配置。“互联网+生态经济”通过塑造生态產品分享平台，创造出平台化运营、大数据服务、个性化体现的新生态经济模式[22]。

（四）生态资产投资运营

如果将金融创新引入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与生态资源相关的资本市场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如发展与生态资源相关的股票、证券、基金、保险、期货、期权等资本市场。生态资源资本化市场的发展，将使得各类金融工具出现在生态市场成为可能。消费者对于生态资源的需求衍生到金融市场，通过市场交易协调生态资源供给和需求，以及对于生态资产的投资。可以预见，利用市场机制让生态资本成为一种新的投资领域，将为促进绿色经济转型打开一条全新思路。此外，在一个稳定且具有弹性的资本市场，如果有充足的资金供给以便及时支持绿色经济转型，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的相互作用与配合的能力就非常关键。以绿色林业投资方案为例（见表3，下页），一些私人和政府的绿色投资可以按照不同的森林类型进行区分，确保足够的森林面积提供生态服务。私人在原始森林发展生态旅游等投资行为，需要政府与之配合的措施，比如政府部门对其私人产权的保护、对私人资本行为的约束与激励。考虑到私人资本在向低碳经济过渡中所发挥的关键角色，通过连贯性政策体系谨慎调配公共资本，将会催化和激发更多的私人资本投资于绿色经济领域，私人资本和公共资本共同作用于森林生态服务价值的实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五、结论与讨论

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本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中。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可能使人类深陷“资本误置的时代”，遏制由于资本配置不当引发的生态环境外溢效应。随着自然资本稀缺性日益凸显，人类从自然资本中获得的服务将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如果人类能够将产生额外价值的自然资本修复或增强，将自然资本嵌入经济体系，改变未来的投资结构与投资方向，人类将获得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

探索研究和总结推广“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机制，重点之一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和服务价值实现的市场机制[23]。生态资源资本化是以实现保值增值为目的，基于生态资源价值的认识、开发、利用、投资、运营的过程。生态资源资本化沿着“生态资源一生态资产一生态资本”的逻辑演化，主要经历生态资源资产化、资本化以及可交易化等阶段。生态资源资产化将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生态资源及其产权作为一种资产，按照市场规律进行投入产出管理，并建立以产权约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实现从实物形态的资源管理到价值形态的资产管理的转化。生态资产资本化将生态资产与市场交易、金融创新相结合，在投资生态资产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增值性，体现生产要素价值以及在未来的增值空间。生态资产的金融创新极大地充实了市场主体，使得抵押质押、证券化、租赁、期货期权等手段运用到生态资产资本化中成为可能，实现生态资本可交易化。生态资源资本化的演化过程将生态资源基于产权可明晰的前提下，以足够的生态技术为支撑，体现时空演化下的生态资源价值变化。

对生态资源资本化的具体技术路线进行分类、归纳为单一类别的路径是有困难的。生态资源资本化实现路径的实质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这里将生态资源资本化路径划分为直接转化路径和间接转化路径，直接转化路径是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化为生态产品并可直接交易获得价值，间接转化路径需要经过生态资产优化配置、绿色产业组合、金融市场工具嫁接等方式实现生态资源增值。总体提来看，主要有四种具体路径：一是生态产品直接交易，即生态产品能够在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者加工者之间直接交易，将生态资源使用价值直接转化为交换价值：二是生态产权权能分割，即权能分割以明晰产权为基础，丰富权能交易，通过出让、租赁、作价出资（入股）、划拨、授权经营等方式体现生态资源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权能交易：三是生态资产优化配置，即通过整体优化配置生态资产提升生态资产质量及其社会服务能力，从而提高生态资产共生、创收等增值空间：四是生态资产投资运营，即通过对生态资产的生态服务能力的判断，市场主体投资于生态资产而获取经济收益的方式，表现为金融创新工具与生态资源的嫁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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