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态势及其取向观察

柳学信　曹晓芳

内容提要：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及其改革的本质是国有经济对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代表的市场机制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及其改革历程可划分为以横向联合为中心的形式混合阶段、以股份制为中心的产权混合阶段以及以治理体系为中心的机制混合阶段。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深入公司治理层面。为解决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机制不活的困境，需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利用竞争中性原则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治理机制高效融合，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场治理;政府治理;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1-0141-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逐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同时期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目标定位及合理分工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着力点。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l]，在宏观层面表现为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存的经济结构形态，在微观层面则表现为异质性产权主体组成的企业形态[2]。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此后，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随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及其改革的本质是对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代表的市场机制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

新时代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可实现全社会资源要素有效配置，有利于塑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民营资本治理机制的引入及其和国有资本的融合可在国有企业内部产生鲶鱼效应，有效激发国有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已深入公司治理层面，如何最大程度调动民营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如何将民营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高效的治理机制有效融入国有企业，是下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难题。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及其改革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形式及其占比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国家政策推动下，国有经济与GDP增长速度整体上表现为同频共振局面，其中国有经济占比下降，非国有经济占比波动上升，且在1998年超过国有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上看，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及其改革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以横向联合为中心的形式混合阶段（1978-1986年）、以股份制为中心的产权混合阶段（1987-2012年）、以治理体系为中心的机制混合阶段（2013年至今）。

（一）以横向联合为中心的形式混合阶段（1978 -1986年）

在以横向联合为中心的形式混合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与市场突出表现为“强政府一弱市场”关系[3]，此时的“强政府”主要表现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政府”，而“弱市场”主要体现为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较弱。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产业布局不合理，重工业基本被国有经济掌控，轻工业和商贸业发展受限。在此情境下，我国开启了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控制权改革，具体的改革举措有“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推动横向经济联合”“拨改贷”“两步利改税”“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等。

国企改革启动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开始发生转变，逐步向个人倾斜，而改革开放后大量知青回城导致劳动力回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储备了资金和人力资本，民营经济开始在不被公有经济严格把控的商贸和轻工业领域萌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培育多元化的竞争主体，而且需要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法治环境，国家层面通过出台相关政策逐步认可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理论界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认知也逐步深入，开始肯定市场在计划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来发展经济，国有企业的市场属性开始得到认可。

横向经济联合從形式上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萌芽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国有企业缺失活力，企业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不尽合理。一系列问题导致社会生产资料配置仅在公有产权系统内流转，企业内部专业化程度较低，两类企业被封锁在不同部门和地区的行政隶属条块中，形成自我循环、封闭式运转且彼此之间横向联系不多的局面[4]。1980年后，一系列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开始鼓励支持建立资金和生产资料市场，力求搞好资金融通，搞活物资流通，企业横向联合步入新阶段。

横向经济联合（包括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相互混合）加强了我国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缓解了传统经济体制下长期存在的企业相互分割的封闭结构矛盾，资金、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开始通过联合形式在企业之间流转，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萌芽奠定了基础。但是，横向经济联合还有诸多限制条件。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混合企业之间的所有权属性不能变更，企业之间的隶属关系层级不能变动，利润上缴的渠道不能改变，这就导致联合企业的资产不能转让、产权不能变更、劳动力不能流动，企业之间的深度联合受阻（见图1）。

以横向联合为中心的形式混合阶段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萌芽期。这一阶段，市场经济开始逐步得到认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以横向经济联合为中心的企业混合开始触及企业的控制权和索取权，但由于未真正触及产权层面，因而仅停留在形式混合阶段。

（二）以股份制为中心的产权混合阶段（1987-2012年）

以股份制为中心的产权混合阶段，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形式有所转变，干预力度有所缓解，市场配置资源能力逐步增强，股份制成为国有企业与市场接轨的重要渠道。此时宏观经济背景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87-1997年，经济发展过热，为缓解经济过热局面，国家实施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软着陆”：1998-2012年，经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家经济处于紧缩局面，我国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抵御外部冲击。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也发生了质的转变，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转向市場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阶段通过产权改革培育了多元化市场主体，从资本层面融合多种所有制成分，激发国有企业的市场活力，逐步调整国家经济结构布局。

产权混合阶段，制度层面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出现了两个失衡。宏观层面表现为市场制度建设的失衡，市场不能对放权后的企业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微观层面表现为激励制度建设的失衡，企业内部激励结构自身失衡破坏了权力体系发生作用的利益基础。以放权让利为中心的国有企业改革瓦解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整体性，政府和市场都无法单独有效地对国有企业发挥调节效用，混合所有制经济急需在新的基础上重塑体制的整体性和平衡性（见图2）。不同市场主体创造和维持资源价值的能力取决于资源的利用效率[5]，而个体、私营及外资企业较高的资源利用率加剧了产品市场竞争，国有企业发展环境发生巨变[6]，急需构建一种新体制，使其融入激烈的竞争环境。股份制是国有企业复合产权结构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两权”分离、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公司资产由企业法人代表董事会支配和处置以保证经营权的独立性。同时，各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通过股票这一产权证书得到确认，凭此取得收益，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对经营权进行制约。基于此，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进入以股份制为中心的产权改革阶段。

股份制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重要衔接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国务院等先后发布了一系列配套文件，鼓励支持以股份制形式加速产权流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股份制试点向正规化方向发展。

股份制改革在实践层面得以积极推进。截至1992年底，全国股份制试点企业近4000家，部分试点还通过证券交易所积极上市：1995年，改建或新设的股份有限公司达9000多家，解决社会就业716万人，上市公司334家，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增长很快：2002年，股份制企业30多万家，从业人员2746.6万人，上市公司累计1270家：2003年，多数股份制公司初步具备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微观层面的所有权改革达到高潮。截至2012年，我国境内上市公司近2500个，其中500-/0以上是国有资本控股参股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在以股份制为中心的产权混合阶段，我国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及其改革更注重股权的多元化及资本层面的混合，还没有深入企业治理机制层面，没有充分发挥各种资本的联合优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协同机制较弱，忽略了混合后的治理效应。

（三）以治理体系为中心的机制混合阶段（2013年至今）

以治理体系为中心的机制混合阶段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改革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理论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认知又一次发生质的飞跃。这一阶段政府和市场突出表现为“强政府一强市场”双轮驱动发展关系[7]。此时的“强政府”在职能上有所转变，更多体现在政府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对市场秩序的监控力及公共服务效能上，而“强市场”突出表现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增强，二者是共生关系，“强市场”的形成会倒逼“强政府”的变革。在经济转型时期，新兴经济体的商业环境具有多样性和不稳定性[8]。2013年初，我国宏观经济由总量失衡向结构性失衡转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国家开启以供需结构平衡为目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制度合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这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层面构建了“1+N”的顶层设计体系，开启了分类、分层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此阶段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意义，在于从治理体系上引进民营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作用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改善企业资源结构、提高治理效应，达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的，同时，也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国有企业仍然存在较多问题，诸如所有者缺位、股权结构不合理、经营管理能力弱等，最终导致国有股一股独大，不同所有制之间只有产权多元化的形式，而缺乏实质性的公司治理效应，非国有股东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9]。国有资产的“体制性流失”和“掠夺性流失”并存，国有企业的机制僵化，激励约束不足，决策沟通效率低，资源利用率低。而此时的民营企业产权清晰，经营管理理念先进，市场反应灵敏，运营机制更为灵活，这些优势恰好可以解决国有企业的困境（见图3）。为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提升治理效应，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进入以治理体系为中心的机制混合阶段，混合模式实现由“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变。新时代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有效融合国有和民营企业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破除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实现民营经济转型升级。

这一阶段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注重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及治理机制的融合创新，在改革的形式、深度、范围上均有提高，切实触及了国有企业效率偏低的问题。下一步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治理效应，还需在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体系，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强化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10]（见图4）。在市场化进程中，不同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其他转型经济体，我国对关键资源仍有控制力[11]，但控制链条加长，由原来的直接干预转变为借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公司介入，完成一系列市场化运作，使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在控制权市场、经理人市场、产品竞争市场实现流动、融合与创新。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态势及其存在的突出问题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对于提升我国经济运行效率意义深远。当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突破口，虽然在改革力度、改革范围、改革方式、改革路径及垄断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方面有一定成效，但整体进展较为缓慢。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态势

现阶段，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得到大力推进。这里从国家出台的政策、实践效果及特殊行业进展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

1，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關政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均提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这为混合所有制改革明确了基本方向。2015年《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见》明确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原则、目标、实现形式等内容。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在电力、石油等垄断领域有实质性突破。2018年，近20个省份出台混合所有制改革指导文件，提出要通过加快公司上市，加大员工持股力度，积极引入战略投资者，利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基金推进产业融合等方式加大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2018年11月，***总书记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各种所有制经济同等受法律保护”，旨在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高效率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

2，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

截至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在不断推进。混合程度方面，央属企业中超过2/3已实现不同资本产权层面混合，主体是央企二级以下的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方面，2年实施3批50家试点企业中包括央企和地方国企。员工持股方面，全国试点数目达174户，试点范围涵盖央企和地方国有企业，部分试点企业开始配套股权激励措施。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在战略布局、优化重组方面有重大突破，通过清理“僵尸企业”、退出过剩产能、整合优质资源等措施，完成38家企业重组。董事会建设方面，央企成立董事会比例达97.92%，地方国企成立董事会比例达90%。混合形式方面，包括企业之间的合作、资本层面的融合及投资项目的混合。2018年9月，“双百行动”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由点到面全面铺开，入围400家企业中央企和地方国企数量基本持平。改革联动方面，地方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中央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呼应，且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其他层面改革产生联动效应，驱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整体效果。

3，特殊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

以行政型治理为主导的垄断行业开始渐进性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等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民营企业开始涉足部分垄断行业。总体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在垄断试点行业的资产占比呈下降趋势，而私营企业垄断试点行业的资产占比呈小幅上升趋势，这说明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初步取得一定成效。此外，外资企业在试点垄断行业的占比在下降，这说明国家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对民营企业逐步放开，但对外资企业呈收缩态势。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

目前，混合所有制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表现为：未能有效界定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民营经济发展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融合困难：混合所有制改革配套政策体系不健全。

1，未能有效界定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

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政府既是国有资本的股东，又是企业的监管者和宏观经济的调控者。行政主体与经济主体身份的重合，行政逻辑和市场逻辑的碰撞[12]，导致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更加复杂。改革中由于政府无法清晰界定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过多或错误干预市场，以致出现“错位、缺位、越位”。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政府转型还未完成，政府在微观层面配置资源的模式还未完全退出，其作为出资人的直接干预扭曲了企业在市场中的运行规律，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此外，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国有资本具有天然的政治属性，其联合民营资本一起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使得整体资本利得外部性增加，这种行为增加了民营资本的成本，降低了民营企业家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性。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如何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效率前提下兼顾社会公平，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2，民营经济发展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现阶段，民营企业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导致融资难、融资贵，民营资本投资意愿和动力不足，严重阻碍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和质量。市场准入方面，民营经济制度壁垒高，虽然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一些垄断领域，但实际操作难度大、速度慢。融资方面，我国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融资门槛高，融资渠道单一，针对民营企业贷款投资的机构少，社会信用体系尚不完善，规模庞大的社会资本难以有效变为民间投资[13]。产业布局方面，国有资本占据产业链的中上游，而民营资本则多聚集在产业链的低端，转型升级难度较大。只有高质量发展运营的民营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才有能力去改变、激活国有资本，因此，急需破除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障碍。

3，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融合困难

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缔约的形式逐步推进，涉及多方利益体系的重构和调整，在实施过程中不同产权主体因既得利益得不到满足容易产生冲突和摩擦，导致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融合困难。第一，国有企业（盈利、社会责任二元目标导向）和民营企业（盈利）发展目标的差异将贯穿整个治理机制融合过程。民营资本引入后不仅没有起到激发国有资本活力的作用，反而被国有企业僵化的治理体系所同化。第二，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导致治理机制融合困难，新老三会在功能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在选聘、决策、分配及风险规避机制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具体来说，混合所有制企业既存在体制内任命的高管，又存在市场化选聘的高管，不同渠道的高管在政治身份、薪酬激励及晋升方式上存在差异，不利于治理机制的融合。决策方面，国有企业是多层级上报，属于风险规避型，而民营企业的决策流程更为灵活，多数为风险偏好型，混合后的企业如何在最大程度规避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决策效率，抓住市场机遇，是急需解决的难题。

4，混合所有制改革配套政策体系不健全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需要配套政策作保障。首先，虽然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但大多停留在目标框架层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路线图及具体实施细则仍不明晰。其次，不同产权保护差距大，民营产权保护不到位和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并存，国有企业拥有显性或隐性优势，对非公有制经济存在歧视或不公正待遇，与非国有企业产生排异现象和不公平竞争，同等股份权力不对等、薪酬不对等及决策和收入的不公平打击了民营资本的积极性。再次，缺乏明确的退出機制，民营资本参与混合所有制改革较为重视资本的流动能力，但目前退出政策尚不完善，退出通道单一，导致民营资本难以在规则之下自由进退。最后，公司合作中关键的特许经营法尚未出台，市场准入、项目汇报机制、风险控制和非公资本保护机制还不完善。

三、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策略

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与改革是国有经济对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代表的市场机制的采纳和吸收的过程。应将原先归属政府配置的资源中符合竞争性质的交由市场机制配置：涉及关系国家安全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交由政府主导，渐进性地过渡一部分给市场：关于公共物品等公益性质的资源，应根据社会供需情况完全交由政府配置。混合所有制改革体系下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融合效率随着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动态演化而转变，而政府与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则是演化的原动力。当政府的资源配置效率高时，行政型治理会占主导地位：当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高时，市场型治理占主导地位。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通过产权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及产品和服务市场实现行政治理和市场治理的融合，两种治理模式共同推进混合所有制企业从“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促进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体系的融合（见图5）。下一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应从以下方面着手：厘清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完善公平竞争机制，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公司治理机制高效融合：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

（一）厘清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

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从全能模式向服务型模式转变，通过划分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的活动空间，进而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第一，应加强政府对国有资本宏观层面的把控，弱化微观层面的干预。政府通过国有资本监督者和宏观经济调控者的身份，参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外部治理。内部治理方面，政府通过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股东身份进入董事会，参与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第二，无论是非国有资本主动参股国有资本，还是国有资本主动参与非国有资本，在资产定价方面，都要遵循市场机制。第三，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程度不同。具体来说，对于公益类国有企业，政府可根据整个社会需求对资源进行供给管理和配置，并利用政府的行业监管来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对于功能类国有企业，在保证国有控股的情况下，应渐进性引入非国有资本来弥补市场缺陷，通过产业政策对其进行扶持和引导，并加强政府对价格水平等方面的监管。对于竞争类国有企业，应完全按市场规则行事，持股比例由市场决定，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公平市场秩序的维持和宏观调控的实现上。

（二）完善公平竞争机制，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市场竞争中平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根据竞争中立理念构建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相关政策，建立平等的资源分配机制。积极调整国有资本产业布局，拓宽民营资本的涉足领域，破除民营资本融资障碍，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市场准入方面，降低民营资本的进入门槛，强化市场监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融资方面，引导现有金融机构服务和经营理念的转变，增加针对民营企业的融资业务，利用社会资本组建民营企业金融机构，推进互联网平台型融资系统建设，拓宽民营资本融资渠道。产业结构方面，破除隐性制约条件推动民营资本向中高端产业链布局，加快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此外，还要推动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合作，借力国有资本的资源优势，在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高质量提高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速度和效率，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三）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公司治理机制高效融合

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加大公司治理机制的融合力度。首先，正确处理新老三会在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党委会成员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等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加强党委会和董事会的机制融合，董事会可以对党委会通过的相关重要决议有否决再议权。其次，增加非国有资本持股比例[14]，对体制内和市场化选聘的高管实施“双轨制”，并尝试建立一套混合所有制体系下的有中国特色的人员流动渠道和激励约束机制。再次，缩短企业内部相关事项的审批程序，强化管理人员的市场敏感度，在保证企业经营效率的情况下承担适当的社会责任，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目标统筹到一个方向。此外，还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搭建可供民营产权主体权益申诉的沟通平台，便于及时解决机制融合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最后，通过建立混合所有制改革容错机制加快混合所有制企业机制融合，有效激发不同市场主体的活力。

（四）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

公平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是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保障。首先，要明晰混合所有制改革路线图，对相关配套文件进行系统梳理，注重配套政策间的衔接，修改不符合中央要求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向的政策规定，加快可操作性强的配套政策的出台。其次，在企业管理层持股、员工身份置换补偿、国有企业解决社会包袱和社会遗留问题等方面出台针对性强的优惠政策。再次，加强产权市场及产权市场网络体系的建设，强化产权市场的定价和交易功能，尊重企业自主决策，推动产权交易体系的法治化建设。最后，在立法过程中要平衡不同市场主体的权益和能动性，切实保护各方利益，构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通过法律和制度体系的完善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周娜，鲍晓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轨迹与现实例证[J].改革，2017（2）：77-87.

[2]綦好东，郭骏超，朱炜，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力、阻力与实现路径[J].管理世界，2017（10）：8-19.

[3]钟坚龙，姚国海，“强政府一强市场”能否实现：浙江省企业投资项目不再审批试点的案例探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8 （3）：19-25.

[4]章迪诚.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编年史[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

[5]KIRSTEN F，NICOIAI J F.Resources andtransaction costs： how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sfurthers the resource-based view [J]. StrategicManagement Joumal 2010， 26（6）： 541-553.

[6]TAN J，PENG M W. Organizational slack andfirm performance during economic transitions：two studies from an emerging economy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mal， 2003， 24（13）：1249-1263.

[7]庞明川，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视野的“强政府一强市场”目标模式[J].改革，2013 （11）：25-36.

[8]MEYER K E，PENG M W. Theoreticalfoundations of emerging economy businessresearch[J].Joumal of Intemational BusinessStudies， 2016， 47（1）： 3-22.

[9]Peng M W， Bruton G D， Stan C V. Theoriesof the （state-owned） firm [J]. Asia Pacific Joumalof Management， 2016， 33（2）： 293-317.

[10]刘国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核心议题[J].改革，2018（1）：5-21.

[11]SHI W L Markoczy， Stan C V. The continuingimportance of political ties in China [J].Academv of Management Executive， 2013， 28（1）： 57-75.

[12]TODD R Z，Teppo F，Lyda B.Theories ofthe firm-market boundary [J]. Academy ofManagement Annals， 2011， 5（1）： 89-133.

[13]刘现伟，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點与策略[J].改革，2018（9）：5-14.

[14]祁怀锦，刘艳霞，王文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应评估及其实现路径[J].改革，2018（9）：6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