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祖国统一的南诏德化碑

文·图/冯申

南诏德化碑碑亭

在大理古城城南的太和村，有一座立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 年），高3.02 米、宽2.27 米的大型石碑，这就是1961 年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南诏德化碑。这块碑的内容是什么？这块碑为什么重要？让我们来慢慢梳理。

德化碑正面刻碑文40 行，约3800 余字，经过千百年的风风雨雨，现仅存残破碑文256 字。碑阴刻书41 行，详列南诏清平官、大军将等职衔和姓名，也大多无法辨识。幸而明代以来的《云南通志》等典籍多录有此碑全文，使我们得以知晓碑文的内容。

碑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记述了皮逻阁及阁罗凤平定云南，受封云南王的情况；第二部分字数最多，详细描述了因唐朝镇守西南地区的官员“奸佞乱常”“妄奏是非”，阁罗凤不得已起兵自保，击败多路唐军的经过；最后一部分歌颂了阁罗凤的功绩。

要理解德化碑的内容，我们还是得从碑文里记载的事件说起。

受封云南王

唐朝建立后，延续了前朝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和管理。一方面设立戎州都督府（治今四川宜宾）和姚州都督府（治今云南姚安），由中央派遣官员直接进行管辖；另一方面又普遍采用羁縻制度，设立羁縻州、县，以少数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刺史、县令。

此时在滇西洱海地区，有六个部落逐渐强大起来，其中发源于巍山的蒙舍诏，因其位置最南，又被称为南诏。唐高宗永徽五年（654 年），蒙舍诏的建立者细奴罗派长子罗盛前往长安朝觐，唐高宗封细奴罗为巍州刺史。之后几代南诏首领及子嗣都得到了唐朝中央的册封。这不但进一步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而且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皮逻阁时期，南诏势力更加强大，他击败了其余五诏，这样，洱海周边地区都归属于南诏。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唐玄宗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随着南诏势力的扩张，其管辖的范围也扩大到了近乎今天的整个云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族融合的。

“迫不得已”的战争

皮逻阁的儿子阁罗凤即位后，继承了云南王的爵位。由于南诏势力不断增强，中央派遣的姚州都督试图扼制其发展，致使中央和南诏之间的矛盾升级。

在德化碑中，阁罗凤列举了姚州都督张虔陀挑起民族矛盾的罪状，包括：唆使南诏内部动乱、打压与南诏关系好的官员、对南诏重征粮食税收等。阁罗凤为此曾要求中央派人彻查，但使臣收受贿赂，袒护张虔陀，张虔陀还上奏说阁罗凤要反叛。因为中央派遣的官员没有处理好与南诏的关系，所以南诏承受了很大的委屈，后面发生战争，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天宝战争中，鲜于仲通和李宓率大军攻打南诏，却都被南诏击败。

上至中央的权相杨国忠，下至地方主事的章仇兼琼、鲜于仲通、张虔陀，他们“欲求恩幸立边功”，错误处理民族关系，试图激化矛盾，挑起战争，以期通过战争牟取私利，结果使得“万里忠臣，受奸邪之害”“边功未立生人怨”，对于中央和南诏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杜甫的《兵车行》和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都记录下了中央与南诏的战争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由于南诏是不得已而作战，战争获胜后，念及长期以来与中央的良好关系，南诏对战死的唐军将士妥善处理，“祭而葬之，以存恩旧”。阁罗凤知道，虽然与中央一时交恶，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是人心所向，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南诏迟早要与中央重归于好。为此，他在太和城外立起了德化碑，并在碑文中表达他迫不得已作战的心情，“若（将来）唐使者志（至），可指碑澡祓（洗清）吾罪也”。这也就为此后双方会盟埋下了伏笔。

重归于好

二十多年后，南诏王变成了异牟寻，唐朝皇帝也已不是唐玄宗，而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早在马嵬坡成了刀下鬼。中央和南诏的统治者也都认真总结了天宝战争的教训，国家重归一统成为了双方共同的愿望。

在南诏任清平官（宰相）的汉人郑回一直劝说异牟寻重新归附唐朝中央政府，异牟寻因而开始与中央展开接触。唐朝宰相李泌也向唐德宗建议修复与南诏的关系。

贞元九年（793 年），异牟寻派出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德宗，以表达归附中央的决心和诚意。唐德宗亲自接见使臣并赏赐厚礼，下令剑南节度使韦皋主持与南诏的会盟事宜。于是，韦皋派遣崔佐时率领唐朝使团前往羊苴咩城（今大理市）举行会盟。次年正月初五，异牟寻与崔佐时登上点苍山上的神祠，立下“誓为汉臣”“永无离贰”的誓词。

为巩固点苍会盟成果，唐德宗又派出以礼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为首的高级别使团出使南诏，册封异牟寻为“云南王”。册封仪式后举行的宴会上，异牟寻对袁滋表示，皇帝重新赐给我爵位，我们子子孙孙将永为唐臣，为大唐守卫西南边疆。

此后，南诏每年都会派遣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天子，并定期派出大批子弟前往成都学习内地先进文化和农业、科技、医药等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内地与边疆的沟通交流和情感融合，对唐朝稳固西南边疆、开发云南，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的丰碑

南诏与中央为何能够重归于好，或许很多人会从政治、军事等角度来分析，但最为核心的驱动力，其实就是认同感——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从德化碑记叙南诏历史和政绩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南诏的统治者在制定政策时，接纳采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

“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叙卑，位分九等。阐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僭，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德化碑里这样的描述，如果不加说明，恐怕不会有人怀疑这就是唐朝中央政府的治国方略。可见，儒家的忠孝观念和德治思想，已经成为了南诏的基本政治伦理原则，成为了凝聚古代云南各族的精神纽带。

德化碑中说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可见南诏最高层的统治者非常重视学习中华文化，云南各民族也在与内地各民族长期交往中深受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内地文化的影响，德化碑本身儒雅流畅的文字和富丽的辞藻就是最好的例证。从东汉的孟孝琚碑，到东晋的爨宝子碑、南朝的爨龙颜碑，再到唐朝的德化碑，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显现着中华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播从未中断，祖国大家庭中各民族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