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政治话语的“创造性模糊”分析

郭剑峰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一、引 言

在日常生活的沟通中，准确且清晰的语言表达被普遍认为是一项优点。相反，沟通中模糊的话语常常被视为缺陷，是应当避免的。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沟通领域和语言环境中，模糊在话语中同样具备几大优势。例如，有利于推动多样性的融合、巩固某一特定立场、促进多利益相关者并存的组织推动变革，或有助于多种制度逻辑并存情况下的调节。[1]在国际政治话语的实践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政治人物或官方机构的模糊化表述，这一点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方面表现得尤为典型。不仅美国政府在诸多特定议题上采取模糊的话语表述，比如既坚称对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不持立场，又公开宣称《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美国政客更是发展出一套所谓的“战略性模糊”政策，围绕台湾问题，将模糊策略运用在从话语到行动的方方面面。

在两岸政治话语的表达中，我们也偶尔会发现双方存在“各说各话”的情况，比如两岸对“九二共识”中一个中国意涵的表述，或是对“维持现状”的解释等，均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而且双方似乎都在有意模糊化处理这种差异，避免就此引发两岸针对以上概念的论战。因此，这类模糊也被称为“创造性模糊”，体现的是两岸在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发展进程中的灵活性。基于此，本文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两岸政治话语中存在的“创造性模糊”问题？这个问题包含了以下几个维度：一是如何定义“创造性模糊”，“创造性模糊”又在哪些两岸政治话语中得以体现；二是为什么在两岸政治话语中会出现模糊空间，也就是说，它有何现实性和必要性；三是模糊的限度和底线在哪里，大陆方面又该如何加以把握。

政治话语的模糊性是指政治话语核心内涵明确，但外延边界不清晰的特性，这在语义范畴层面意味着一种非刚性的灵活表达方式。其实从法理层面来说，大陆对于台湾的部分主张并非讲不清楚，之所以还存在一定的模糊空间，主要是中央从大局出发，考虑了两岸关系的现状与需求。这体现出大陆方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政治智慧，不仅为两岸关系良性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和弹性，也为两岸政治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动力。探索两岸政治话语中“清晰”与“模糊”的边界，不仅对现阶段维持台海稳定、促进民间交流和党际交往具有现实意义，也为深化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开展两岸对话协商创造了可能性，有助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二、“战略性模糊”与“创造性模糊”

在语言学领域，语言本体的模糊和语用模糊被认为是交际中的常见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属于积极语用模糊，也就是说，是出于语言使用者的策略考虑和语境需要而主观选择使用的。[2]从这个角度来看，“战略性模糊”与“创造性模糊”均属于积极语用模糊，是出于交际策略的需要而特意使用的模糊表达。

(一)美国在涉台议题上的“战略性模糊”

自1979年中美建交、美台“断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处理涉台议题时主要运用的便是“战略性模糊”。对于美国政府而言，其战略意图是清晰的，也就是防止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只是在具体策略上，美国政府刻意推行模糊、摇摆的政策，以避免向双方释放错误的政治信号。具体来说，这种模糊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在防卫台湾的承诺方面，美国决不明确承诺防卫台湾，也不明确否决防卫台湾；二是在对台军售方面，美国对何时终止对台军售持模糊态度；三是在一个中国与台湾前途方面，虽然美国不挑战“一中”原则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美国并不进一步定义“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或其他。[3]黎安友(Andrew Nathan)将其评价为：“兼具政策目的的清晰性与政策手段的战略模糊性于一身。”[4]在本质上，这一政策是一种双重威慑，一方面威胁中国大陆，使之不能轻易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警示大陆有责任维持台海的稳定与和平；另一方面威胁台湾，使之在“台独”活动方面保持克制，不要超越政治底线。同时，美国又有意给予适当的再保证，一方面通过言行向台北方面表明美国不会因与大陆关系的提升而放弃台湾，另一方面则继续向北京方面说明美国并不支持“台独”行径。

美国学界，特别是曾经从事涉台事务的学者普遍认为，“战略性模糊”是有必要的。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强调：“‘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首要任务还是要威慑台湾地区可能的军事冲突，因此美国需要平衡两种立场，一方面给予台湾清晰与确定的防务能力援助承诺，必要时直接干预台湾的防务，另一方面，美国作出政治保证，现在与未来都不会试图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推动台湾‘独立’的方式损害北京方面的核心安全利益。”[5]其实，正如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言，美国“战略性模糊”的立场只是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战略选择。虽然有学者认为，放弃“战略性模糊”将是“代价高昂的错误”[6]，但近年来，美国的对台政策仍明显转向“战略清晰”。在声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同时，美国强调对台履行所谓的“六项保证”，并将其放在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并列的位置，配合一系列实质性提升美台关系的举动，以“切香肠”的方式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政治基础。此外，美国还在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大陆定位于“主要战略竞争者”，进而在政治与军事领域强化与台湾联系，美台军事联系日益朝着公开化、机制化和常态化的方向发展。

(二)两岸共同构建的“创造性模糊”

关于“创造性模糊”的前序研究主要散见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两岸政治话语的专门性研究。刘国深和梁颖将“一国两制”“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维持现状”等两岸典型政治话语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两岸政治话语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但任何政策体系内部都或多或少存在话语差异，只要不显著影响政策系统稳定和人民生活就不应该当成问题，而差异甚至可以成为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动力。[7]张晋山与胡燕则将模糊性列为两岸政治话语的基本特征之一，主要表现在两岸术语的属性模糊、两岸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概念内涵意义上的模糊，以及两岸政治话语中的“创造性模糊”策略，如洪奇昌所说的“两岸政治应有创造性的模糊”“民进党的中国政策一定要有模糊空间”等观点就体现了这一基本特征。[8]二是对台政策的灵活性研究。这主要是从大陆的视角出发，强调大陆在对台政策的实践中，兼具原则性和灵活性。林星指出，在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始终是坚定的，但在统一的步骤、谈判的程序及内容上，则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9]沈萍和王磊以改革开放以来六次党代会报告中对台政策的阐述为样本，发现中共对台政策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原则性指导灵活性，灵活性服务于原则性。[10]三是关于外交语言的模糊性研究。郭立秋和王红利认为，外交语言的模糊性是为了在处理国家关系时，避免刺激性或过于暴露；留有回旋余地，巧妙使用模糊语言能起到机智灵活地打破僵局的作用。[11]而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已经在部分棘手的议题上运用此种政治智慧。比如面对南海争端，无论是中方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亦或是针对南海权益主张的行动表达，都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保持了足够的政策灵活性，核心要义就是力避南海生乱生战，这构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周边国家建设发展南海的大逻辑。[12]

总体而言，以上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材料，但并未将两岸政治话语中的“创造性模糊”作为对象进行概念化和深入解析。鉴于此，笔者将两岸政治话语中的“创造性模糊”界定为：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大陆和台湾从大局出发，基于一定的政治默契，暂时搁置特定政治议题的差异性表述，接受内涵更加丰富的政治话语，以创造出包容性更大的协商与谈判空间的策略。其与“战略性模糊”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一是主体不同，“创造性模糊”是两岸所共同建构的，而“战略性模糊”则是美国单一主体的策略选择。二是目的不同，“创造性模糊”是为开启两岸和平交往、维护台海和平发展和实现最终统一服务的；而“战略性模糊”则是美国为了强行保持两岸分离的状态、阻止两岸完全统一，主要是服务于美国的自身利益。三是重点不同，“创造性模糊”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通过寻求“共同点”来消弭分歧，通过接纳“不同点”以搁置争议，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而“战略性模糊”则凸显威慑性，通过美国的相对优势实力对大陆和台湾进行双重威慑，防止任何一方采取所谓的“单边行动”。

三、两岸政治话语的“创造性模糊”典型案例分析

“政治话语是服务于不同政治活动目的的文本或文体，是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语境下政治参与者的话语。”[13]由于历史的羁绊，大陆和台湾之间存在诸多特定的政治话语，本文选取“九二共识”与“维持现状”两个比较典型的政治话语，探讨其“模糊”与“清晰”的具体表现与动态变化。

(一)“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是指海峡两岸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中国的统一”的共识。其核心涵义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从而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14]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是“九二共识”中最为清晰的表述，但对于一个中国指涉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海协会和海基会在谈判的最后阶段采用了相对模糊的处理方法。双方各退一步，共同决定在两岸事务性商谈中可以不涉及一个中国的具体政治意涵，此举可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性模糊”。

由于两岸存在着现实的政治亚文化差异，海协会和海基会对于一个中国涵义的认知不尽相同。但鉴于彼时两岸民间往来日益频繁，文书查证等问题需要尽快妥善解决成为大陆和台湾的共识基础。1992年11月1日，海基会代表表示，有关事务性商谈中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海协会在研究后认为，这个提议表明了台湾方面谋求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确认了台湾方面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此后，海协会于1992年11月16日致函海基会，指出海基会在香港商谈中就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提出了具体表述内容，其中明确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重申了同意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表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的态度，并提出海协会口头表述的意见为“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涵义。本此精神，对两岸公证书(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14]。在共识中，双方均表明了“谋求国家统一”“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态度，此为不可动摇的清晰立场。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则预留了一定的弹性空间，海基会表示“认知各有不同”，海协会则同意“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双方共同创造出一定的模糊表述空间。此举体现了两岸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确立了两岸商谈的政治基础，为两会(海协会与海基会)开展协商并取得成果提供了必要前提。正如***所言，“九二共识”的达成“开启了两岸协商谈判，推动两岸政党党际交流，开辟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两岸领导人历史性会晤，使两岸政治互动达到新高度”[15]。

(二)“维持现状”

“维持现状”一词频繁出现在两岸官方和民间的各类表述中，陈孔立就指出：“维持现状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16]“现状”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词汇，两岸“维持现状”的模糊空间也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虽然解决台湾问题的外部环境一直在变化，两岸在不同时期对于“维持现状”的认知和表述也不尽相同，但“维持现状”具备一个清晰的前提，即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反对“台独”。

周志怀认为，大陆所定义的两岸现状包括一个大现状和一个小现状：大现状指的是两岸尚未统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变、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小现状则特指2008年以来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现状。[17]2因此，大陆方面的“维持现状”是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法理和现实基础；而对台湾政治人物来说，“维持现状”则成为了一个可供操纵的政治话语工具，他们通过不断改变论述，蚕食这一政治话语的边际底线。李登辉时期，从“国家统一纲领”中宣示“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到抛出所谓的“两国论”；陈水扁时期，从上台之初的“四不一没有”保证，到撕下伪装公开定调两岸“一边一国”，李、陈二人刻意曲解“维持现状”的表态，导致“维持现状”的模糊空间在这一时期遭到严重的破坏。直到国民党重返执政，马英九提出希望维持台海现状，即所谓的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的“不统、不独、不武”状态，这一折衷的表述才将“维持现状”部分拉回原有的轨道上，在多个利益攸关方中找到较大的公约数。相较之下，蔡英文对“维持现状”的论述则更表现出其以选举为轴心的虚伪性。当2012年参选失败后，蔡英文将“维持现状”的主张解释为“维持台湾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和既有的‘宪政’体制，以及两岸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关系”[18]47，以较为温和的表述讨好中间选民。而面对民进党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大败，并可能会影响其在下届地区领导人选举党内提名的不利局势时，蔡英文随后便将其“维持现状”的表述改为维持所谓“独立自主”的现状[19]，以迎合、取悦民进党内的“深绿势力”，并转化为对其竞选连任的支持。

或许是由于影响台海现状的内外因素已经发生变化，周志怀认为“维持现状”作为阶段性诉求，目前显然已与新时代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格格不入，也难以继续成为两岸之间的共同话语。[17]1但笔者的观点是，虽然对于“维持现状”的“创造性模糊”空间因蔡英文当局的分裂行径而大幅窄化，但并未完全消失，两岸之间依旧存在转圜余地。台湾政治人物的政治利益决定了其必须对“维持现状”留有余地，蔡英文在其2020年连任的就职讲话中对“维持现状”的表述就较为中规中矩，表示“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事务。这是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因此，只要民进党当局没有改变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法理规定，两岸之间就依然保有在部分特定政治话语方面以相对模糊的表述方式来维护现状的可能。

四、“创造性模糊”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一直体现着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最好方式。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其政策选择余地比较小，更加依赖政治话语模糊性提供的回旋空间。两岸政治话语中存在的“创造性模糊”服务于当前台海局势下的两岸共同利益，具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

(一)“创造性模糊”的必要性

随着大陆和台湾实力的消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动权已经牢牢掌握在中国大陆的手中，大陆仍努力维持着在两岸政治话语中相对模糊的空间。形塑“创造性模糊”的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国际局势，特别是美国对台海关系的挑战与干涉；二是两岸民间交往交流的实际情况。

美国是影响两岸关系走向的最大外在变量，一旦两岸现存的弹性空间被挤压，形成双方敌意螺旋上升的局面，就会迫使美国不得不“选边站队”。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超多强世界政治格局形成，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彼时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有所增长，但客观上综合实力与美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此外，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反华势力加紧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其西化、分化中国，以及牵制、阻挠中国统一的政策，也为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从事分裂活动提供了机会。[20]面对不利的局势，大陆方面本着大局为主的考量，以相对模糊的政治话语空间换取发展的时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越来越有自信和定力。但在当前中美战略博弈的态势下，若中国“反独遏独”的举措被美国蓄意解读为“破坏区域现状或秩序”，将会刺激美保守派对华的强硬立场，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甚至可能因台湾问题酿成中美关系的重大危机。[18]52-53因此，从国际格局流变的角度来看，为避免台海生乱，维持相对的“创造性模糊”是必要的。

两岸实现和平统一是民心所向。自1987年国民党当局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以来，两岸的民间往来愈加频繁。“九二共识”之所以能达成，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妥善解决两岸公证书问题，以满足两岸人民的需求。而李登辉执政初期对大陆释放的“善意”讯号，则是彼时两岸政治话语“创造性模糊”得以存在的政治基础。1991年3月，在李登辉的授意下，台湾当局通过了所谓的“国家统一纲领”，并成为当时有关大陆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根据文件规划，台湾地区行政机构成立了“大陆委员会”，专职负责台湾当局的大陆事务，并于同年5月宣告不再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叛乱组织”。此外，该文件还提出两岸处于“交流互惠”的近程阶段，需要“建立两岸交流秩序，制定交流规范，设立中介机构，以维护两岸人民权益；逐步放宽各项限制，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以促进双方社会繁荣”[21]。这一系列的政策主张，使得大陆方面也开始在保有底线的基础上思考如何改善两岸关系，特别是解决两岸民众往来中的实际困难。虽然李登辉在执政后期发表了背离一个中国的言论，冲击了两岸多年来形成的“创造性模糊”和互信基础[22]，但两岸同胞也在逆境中携手共同开启了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的新局面。其中，两岸民众的实际需求成为政治话语中“创造性模糊”得以存在的重要考量，这种模糊也为台湾同胞赴大陆投资、创业、就业、就学、旅游等提供了便利。台湾同胞为大陆的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也分享了大陆发展的成果。

(二)“创造性模糊”的现实性

两岸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虽然在两岸关系发展的各个时期存在着各异的阶段性困难，但双方共同发挥政治智慧，运用政治话语中的“创造性模糊”，开启了民间往来和对话协商之门。这包含了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最直接的影响来看，“九二共识”的达成对两岸建立政治互信、开展对话协商、改善和发展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3]马英九当局时期，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两岸官方层面的往来实现了突破。海协会和海基会恢复协商谈判，国台办和台湾陆委会建立了沟通和联系机制，国共两党领导人之间交流顺畅，两岸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会晤。[24]就如同马英九强调的那样：“没有九二共识，就不可能维持现状。”[25]两岸领导人于2015年11月在新加坡的会面，也可被视为通过内化过去实践活动(即“汪辜会谈”)积累的经验，自发形成了一些关于交往活动的模糊原则。比如在会谈过程中坚持平等协商、互相尊重；在敏感的主权问题上双方“搁置争议”；反映在称谓、地位、主客等细节上，“习马会”中两位领导人互称“先生”就是一种惯习生成的实践行为。[26]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即使在两岸关系处于紧张对立的氛围下，大陆依旧出台了诸多惠及两岸民生的政策，稳住了两岸民心，蔡英文当局企图以政治思想“指导”经济行为的做法遭到了两岸同胞的共同抵制。从数据来看，2019年两岸的贸易总额达2 280.8亿美元，台湾成为了大陆的第七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而大陆则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贸易顺差来源地。台商台企持续看好大陆市场，大陆继续保持台商岛外投资目的地之首位，2019年大陆共批准了台商投资项目5 252个，同比增长6.9%。正如刘结一所言：“两岸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交流保持热络。”[27]

从长远来看，现阶段的“创造性模糊”是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服务的中间路线。两岸维护政治话语的“创造性模糊”，就是为了给两岸人民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蔡英文执政时期的两岸关系因为民进党不接受“九二共识”而恶化，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想面对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局面，就应该提出大陆方面可以接受的新的“创造性模糊”。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两岸关系的政治话语，融合发展中的“创造性模糊”就是提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新的政治话语。大陆搁置了诸如“统治”与“被统治”之类的敏感议题，两岸融合发展为双方提供了超越敏感政治话语的新政治语境，为两岸最终完全统一创造主观和客观条件。[28]此外，更多政治话语的“创造性模糊”也为两岸的和平统一模式和统一后的治理方式提供了较为灵活的对话空间，包括“和平统一，是平等协商、共议统一”等。我们需要共同创造更多正面的“模糊空间”，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过渡。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双方可以凝聚智慧，发挥创意，聚同化异，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景。

五、“创造性模糊”的限度与底线

台湾问题错综复杂。在政治话语表述中适当存在和运用“创造性模糊”，虽然可能不是最好的方式，但绝不是最坏的选择，至少可以避免将两岸协商之门彻底关闭，造成封闭且危险的台海局势。两岸从“独白”到“对话”的进程中，政治话语存在部分“创造性模糊”，也为双方保留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和空间。当然，模糊有效度，更要有限度，“创造性模糊”也应具备相应的底线。针对部分民进党人士利用“创造性模糊”造成两岸关系动荡以及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情况，大陆更要明确划定底线，并适时予以清晰地回击。

首先，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不能以主权或领土再造为代价。对于大陆来说，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这其中包含了两层内涵：一是坚持“九二共识”，二是反对“台独”。大陆的底线清晰地写入《反分裂国家法》，即“‘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明确表示：“‘台独’是历史逆流，是绝路。”[15]只有在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基础之上，两岸在政治话语层面才可能具备模糊性的空间，在部分非核心事务上才具有模糊处理的可能性。一旦这一政治基础被颠覆，“创造性模糊”的共识自会被消耗殆尽，两岸所有的沟通交往渠道将不复存在，两岸直接对抗的结果只会将台湾带向更为危险的境地。

其次，在两岸政治话语实践中，要谨防岛内政治人物运用语义动态模糊突破“创造性模糊”的概念范畴，以欺骗性手段干扰“一国两制”的进程。语义动态模糊可以简单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概念意义模糊，语用意义明确；二是概念意义明确，语用意义模糊。比如，蔡英文提出以所谓的“九二历史事实”来代替“九二共识”，这里的“九二历史事实”与“九二共识”就分属于语义动态模糊的两种情况。“九二共识”在概念上虽然属于“创造性模糊”话语，但其在语用意义上，也就是在核心内涵方面是明确的，即“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所谓的“九二历史事实”仅表述了1992年会谈的历史事实，虽然这一事实是明确的，但却模糊掉了其核心的语用意义。蔡英文的话语游戏带有明显的欺骗性色彩，是配合其“渐进式台独”的行动。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台湾社会的认同分歧不仅没有得以弥合，反而走向了极化，挑战了国家统一的正当性和“一国两制”的合法性。

再次，在综合实力对比大陆更占优势的情况下，大陆方面要“以我为主”落实“一国两制”，以此将“创造性模糊”限缩在可接受的、合理的空间阈值内。“以我为主”就是要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中，化被动为主动。不论岛内政治生态如何变化，大陆方面应在恪守底线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可以主动落实的就积极落实，可以单边推动的就先行推动。在两岸政治话语的实践中，大陆更是要掌握对话和交往的话语主动权，将两岸话语体系引导到有利于大陆的轨道上来，塑造“创造性模糊”为积极有效的语用策略。

总体而言，“创造性模糊”终将随着两岸的完全统一而走向历史，作为“过渡期”的中间路线，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的一面，但也存在欺骗性和危害性的一面。大陆方面在对台工作中需要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既要发挥出“创造性模糊”的效度，又要坚守住“创造性模糊”的限度，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