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战略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

许英杰，石　颖

(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28；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责任战略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

许英杰1，石颖2

(1.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100028；2.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以中证100指数企业为样本，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企业责任战略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责任战略积极主动性的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稳步提升；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性质、行业敏感性、上市地点、股票板块、企业规模、企业安全性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无论企业总部所在地、股票类型、成立时间、上市时间、企业盈利性、企业成长性、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是否相同，相关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不具有显著差异。

责任战略；企业社会责任；上市公司

自从100年前，芝加哥大学的Clark首次提出“在社会责任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属于企业的责任”[1]之后，企业社会责任就引起人们的关注、重视和争论。经过60多年前Bowen所触发的社会责任的“现代争论”[2]之后，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心、商学院项目和拥护者大量出现[3]，企业具有履行社会责任的义务不断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与此相应，在实践层面，随着企业前所未有地被要求参与到经济事务、环境事务和社会事务当中[4]，企业社会责任不断成为董事会会议议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及企业管理实践的核心主题[5-6]，表达企业社会责任承诺、发起或赞助社会责任项目、成立社会责任委员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等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层出不穷。

然而，即便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开展各项活动所高举的旗帜，但涉及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基本争论依然没有解决[7]109-122，比如，企业社会责任的称谓问题、概念问题、度量问题、实证方法论问题[8-10]等。作为这一系列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责任绩效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研究的争论时间较长、涉及理论和实践问题较多，无疑是其重要代表之一。不过，尽管该领域已经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所得出的结论依然扑朔迷离。[11]究其原因，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度量、研究方法的选择固然难辞其咎，不同解释变量的筛选无疑是“批判”的焦点，社会责任战略变量的引入更是凤毛麟角。为此，本研究不仅从战略性社会责任的角度对社会责任绩效进行了度量，而且还将社会责任战略变量引入模型，通过方差分析的方法，着力研究责任战略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推进社会责任绩效影响因素的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工作的战略即是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的回应战略，对于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回应战略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McAdam将企业回应社会压力所采取的不同战略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分别为不断抗争、仅作必须做的事情、进步者和引领者[12]10，这也是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所采取的四种基本战略。与此相同，Carroll也将企业回应社会责任的战略或哲学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型，分别为反应型、防御型、适应型和前瞻型。[13]这也是后来Wartick & Cochran在考察企业对于社会问题回应策略和态度中，对企业开展社会回应策略类别的划分。[14]Clarkson也使用反应型、防御型、适应型和前瞻型四个方面衡量和评价企业在管理利益相关方关系和利益相关方议题中所体现出来的责任级别。[15]显而易见，这种对于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哲学的分类与McAdam的分类所采取的思路相似，即企业对社会回应的程度大小。[12]8

沿着相同的思路，Sethi从企业开展社会活动倾向的角度分析企业回应社会责任的策略，并将企业社会回应策略分为防御型、反应型和回应型三个类别。[16]Reidenbach & Robin构建了包括五个阶段的组织道德发展模型，这五个阶段分别为不道德组织、守法企业、回应型企业、应急道德型组织和道德组织。[17]Marrewijk & Were结合六大价值体系，提出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六个阶段，分别为预备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守法合规驱动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利润驱动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关怀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协同型企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整体型企业可持续发展。[18]Zadek将组织发展形成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的过程分为五个层级，分别为抵抗阶段、服从阶段、管理阶段、战略阶段和公民阶段。[19]

(二)研究假设

显而易见，尽管不同学者对于社会责任战略的阶段或层次的划分不同，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或术语对社会责任战略或企业社会责任回应哲学进行划分，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所采取战略具有差异性是一致的。这些责任战略的差异集中表现为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的态度是消极或积极、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所追求的利益是单一股东利益或企业和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共享价值。为此，结合已有的社会责任战略或回应哲学研究，沿着相似的思路，本研究将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的战略选择划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抵抗战略、服从战略、跟随战略、引领战略和前瞻战略。

对于采取抵抗战略的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工作就是“洪水猛兽”，他们不仅不会在相应的社会责任议题方面采取任何举措，而且还会抵制开展任何社会责任管理和实践活动。对于采取服从战略的企业而言，社会责任工作依然被看作是对企业“无益”的活动，他们所开展的社会责任活动仅仅是满足最低限度的利益相关方要求。对于采取跟随战略的企业来说，尽管他们认识到开展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是由于缺乏开展社会责任工作的“实战”经验，没有经过“学习”过程获得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往往选择“模仿”思路、跟随其他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工作。较采取其他责任战略的企业而言，采取引领战略和前瞻战略的企业不仅在态度方面更为积极，而且已经通过开展社会责任工作形成了自身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为其他企业所模仿的资源和能力，并显著提高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只不过较采取引领战略的企业而言，采取前瞻战略的企业已经实现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自身日常管理和运营之间的融合，社会责任工作的开展也已经超越了“优化提升”，进入到“创新拓展”。

不仅如此，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所采取的责任战略与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20]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21]也具有重要联系。采取抵抗战略的企业显然没有任何开展社会责任的能力可言，信息披露水平也处于旁观者阶段。采取服从战略的企业尽管初步建立起较弱的社会责任能力，信息披露水平依然处于起步者阶段。采取跟随战略的企业虽然已经成为信息披露工作的追赶者，但是社会责任能力依然处于本能力级别。与之相比，采取引领战略和前瞻战略的企业已经分别建立起较强的社会责任能力和超强的社会责任能力，开展信息披露的水平也已经分别成为领先者和卓越者。

不难看出，社会责任能力建设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建设都是衡量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志，结合不同社会责任战略的基本特征(见表1)，做出如下判断或假设是合理的，即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水平或质量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所采取战略的不断“升级”，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水平或质量也随之“水涨船高”。

表1　社会责任战略特点情况

三、样本选择及变量特征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1.样本选择。为了考察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本研究选择中证100指数成份股企业(以下简称样本企业)为样本。从中证100指数企业成份股的来源看，中证100指数企业是依托于沪深300指数企业所构成的样本空间、基于总市值排名并经过专家委员会根据特殊情况做出部分调整而得出的。所以，选择中证100指数企业考察社会责任战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从中证100指数企业的调整规则来看，成份股企业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每年调整两次，分别在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和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所以，为了保证时效性，本研究选择的样本即为2014年12月调整后的中证100指数企业。

2.数据来源。本研究关于社会责任战略对战略性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涉及三个方面的数据，分别为标识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数据、标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数据以及标识样本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的数据。从时间看，无论是样本企业基本信息数据，还是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数据和战略性社会责任信息，均为样本企业2014年披露的信息。从来源载体看，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来源于wind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和企业年度报告。其中，wind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为基本来源载体，企业年度报告是基本补充；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数据和样本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基本信息均来源于许英杰对“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所进行的研究。[7]109-122

(二)样本基本特征

1.基本分布特征。在100家中证100指数成份股企业中，多数企业(78家)是在上交所上市；尽管有40家和3家上市公司分别通过发行H股和B股进行融资，但所有的样本企业均通过发行A股进行融资。从上市板块看，93家上市公司为主板上市，企业为中小板上市企业；从办公地点所在地域看，办公地点处于东部地区(83家)、西部地区(11家)和中部地区(6家)的上市企业数量依次降低；从实际控制人看，中央国有控股企业(45家)和地方国有控股企业(27家)最多，民间控股(19家)、外资控股企业(1家)较少，还有8家企业无实际控制人。从成立时间和上市时间看，成立时间超过20年的企业(37家)最多，没有成立时间在5年以下的企业；与之相比，上市时间在5～10年的企业(41家)最多，在5年以下的企业只有6家。从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企业的数量(35家)无疑最多，金融业(25家)和采矿业(15家)企业的数量紧随其后，其他行业的企业数量均未超过10家(见表2)。

表2　中证100指数企业基本特征

2.统计分布特征。本研究分别以总资产、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标识中证100指数成份股企业的规模特征、盈利性和成长性状况以及安全性水平，以高管持股占比、机构持股占比和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作为反映公司治理水平的指标。通过对相应指标进行统计分析(见表3)可以看到，中证100指数样本企业规模、盈利性、成长性和安全性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差异均较大，标准差相对较高，反映了中证100指数企业的规模、盈利性、成长性和安全性的离散程度较高；中证100指数样本企业的规模、盈利性、成长性的中值低于均值、众数小于中值、偏度均大于1，反映了这些指标呈右偏分布，资产负债率中值高于均值、众数高于中值、偏度系数为负值，反映了资产负债率呈左偏分布；中证100指数样本企业的规模和成长性指标峰值均高于3，反映了企业规模和企业成长性分布较正态分布为后尾的，中证100指数样本企业的盈利性和安全性指标峰值均低于3，反映了企业的盈利性和安全性分布较正态分布为轻尾的；企业盈利性和成长性指标峰值接近3，反映了二者更接近正态分布。

在公司治理分布特征方面，高管持股占比、机构持股占比和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的离散程度均较大；高管持股占比和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的偏度均为正值，反映其分布状况均为右偏，其中，第一大股东占比偏度接近0，分布状况更接近正态分布；机构持股占比偏度为负值且绝对值接近0，反映其分布状况为左偏，并且更接近正态分布；高管持股占比峰度大于3，其分布是厚尾的，机构持股占比和第一大股东占比峰度均小于3，反映这两个指标的分布是轻尾的。

表3　中证100指数企业统计特征

注：a表示存在多个众数，显示最小值。

表4　责任战略阶段特点

备注：a外资企业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企业仅有1家，不具有显著特征，在此分析中剔除。

(三)社会责任战略阶段

为了使用方差分析方法探讨社会责任战略对于战略性社会责任的影响，需要对样本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所采取的社会责任战略进行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是包括社会责任管理、社会责任实践以及社会责任绩效在内的系统性活动。其中，社会责任管理是前提，无论是社会责任实践还是社会责任绩效，均是社会责任管理活动的结果。为了“拟合”利益相关方理论，许英杰借用合并利益相关方标识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管理的过程，将合并利益相关方视作包括战术性社会责任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个有机组成部分的战略性利益相关方，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四个维度的权重关系。*战术性社会责任计划维度、战术性社会责任组织维度、战术性社会责任领导维度、战术性社会责任控制维度的权重分别为0.096 0、0.277 1、0.465 8、0.161 1。与之相对应，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或实施过程也是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管理的过程，企业开展社会责任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质量和水平标识了企业开展社会责任所采取战略的类型。为此，本研究将许英杰对于合并利益相关方的考察作为社会责任战略的依据。[7] 109-122

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和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阶段划分与分值之间对应关系的确定思路，本研究以20分为一个档次，分别确定样本企业责任战略与分值之间的对应关系，从而确定采取不同责任战略的样本数量分布。结果显示，中证100指数样本企业中，采取消极态度的企业数量最多，采取积极主动态度的企业相对较少。其中，采取抵抗战略的中证100指数企业有36家(36.36%)，采取服从战略和跟随战略的中证100企业均有20家(20.20%)，采取引领战略和前瞻战略的中证100指数企业分别只有18家(18.18%)和5家(5.05%)。随着开展社会责任战略积极主动性的提高，中证100指数企业的数量不断减少，中证100指数企业多选择消极态度应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四)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

研究发现，中证100指数企业出资人的责任离散程度较小，极大值和极大值相差不大，均值、中值和众数相差无几，标准差为3.63；战略性社会责任、员工责任和政府责任的离散型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标准差分别为14.36、17.76和14.32；客户责任、合作伙伴责任、社区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离散程度相对较大，极小值和极大值差别明显，均值、中值和众数差异性较多，标准差均高于20，分别为22.24、26.51、23.62和20.37(见表5)。中证100指数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出资人责任、员工责任、客户责任、合作伙伴责任、政府责任、社区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的偏度均接近于零(见表5)，分布状况更接近正态分布；战略性社会责任、出资人责任、员工责任和社区责任偏度均为负值，正态分布状况为左偏；客户责任、合作伙伴责任、政府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的偏度均为正值，正态分布状况为右偏。中证100指数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出资人责任、员工责任、客户责任、合作伙伴责任、政府责任、社区责任和生态环境责任峰度均较低，低于3，分布状况均为轻尾分布。

表5　中证100指数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

注：a表示存在多个众数，显示最小值。

四、模型构建及影响分析

(一)组间描述性分析

根据责任战略的不同，本研究考察上市公司开展战略性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的均值角度看，采取前瞻战略的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相对最好，采取抵抗战略的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相对最差。除此之外，组间描述性统计结果还分别显示了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区域、实际控制人性质、行业敏感性、上市地点、股票类型、股票板块、成立时间、上市时间、资产规模、总资产利润率、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高管持股占比、机构持股占比、第一大股东占比、责任战略描述性特征(见表6)。

表6　中证100指数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组间描述性特征

表6(续)

注：(1)外资企业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企业仅有1家，不具有显著性，在此剔除；(2)组间描述性特征分析过程，软件自动剔除信息缺省企业1家；(3)方差分析模式最终聚焦的研究对象为98家。

(二)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为了考察采取不同责任战略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差异的显著性，需要对中证100指数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进行方差分析。又由于在本研究中，战略性社会责任为一元被解释变量，并且具有多个因素变量，故而采取一元多因素的方差分析方法。方差齐性Levene检验的统计量F为1.232，P值为0.303>0.05，满足方差齐性假设。一元多因素方差分析的矫正模型F统计量为22.07，P值为0.000 0。结合各因素的主题间效应检验可知，中证100指数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在责任战略不同的情况下P值为0.000 0，低于0.05，具有显著差异。与此相似，在实际控制人、行业敏感性、上市地点、股票板块、企业规模、企业安全性和社会责任战略不同的情况下，中证100指数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也具有显著差异，在总部所在地、股票类型、成立时间、上市时间、企业盈利性、企业成长性、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同的情况下，中证100指数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不具有显著差异(见表7)。

表7　中证100指数企业主体间效应的检验

(三)组间战略性社会责任特征

1.责任战略对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随着责任战略更趋积极主动，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不断提升。中证100指数企业不同责任战略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统计量F=77.678 3，P值为0.000 0(见表7)，说明采取不同责任战略的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具有显著差异。在显著性水平P<0.05的条件下，由Duncan检验可知，采取抵抗战略、服从战略、跟随战略、引领战略以及前瞻战略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分别处于不同的同质子集，并且采取抵抗战略、服从战略、跟随战略、引领战略和前瞻战略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不断提高(见表8)，说明企业所采取的责任战略对其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随着责任战略更趋积极主动，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不断提升。

表8　采取不同责任战略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Duncan检验

2.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提高。中证100指数企业不同规模的主体效应检验统计量F=3.365 1，P值为0.016 3(见表7)，说明不同规模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具有显著差异。在显著性水平为P<0.05的条件下，依据Duncan检验可知，除企业规模处于200～600亿和600～1 000亿的样本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差异性不显著之外，其余企业规模组之间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具有显著差异。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也显著提高，说明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见表9)。

表9　不同规模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Duncan检验

表10　不同控制人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Duncan检验

3.中央国有企业和无实际控制人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显著高于地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中证100指数企业不同控制人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统计量F=2.868 0，P值为0.045 7(见表7)，说明不同控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具有显著差异。在显著性水平为P<0.05的条件下，由Duncan检验可知，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不具有显著差异，二者均属于同一同质子集；中央国有企业和无实际控制人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无显著差异，二者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整体状况也处于同一同质子集。实际控制人为中央企业和无实际控制人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显著高于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见表10)。

4.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提高。中证100指数企业不同资产负债率的主体间效应检验统计量F=2.724 4，P值为0.039 6(见表7)，说明不同资产负债率之下，企业具有不同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在显著性水平为P<0.05的条件下，由Duncan检验可知，资产负债率处于60%～75%和45%～70%之间的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没有显著差异，两类企业处于同一同质子集。资产负债率处于45%以下、75%～90%以及90%以上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具有显著差异，三者分别处于不同的同质子集，且与资产负债率处于45%～75%之间的企业具有显著不同。不仅如此，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显著提升(见表11)。

表11　不同安全性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Duncan检验

5.敏感性行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高于非敏感性行业，深交所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高于上交所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主板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高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从表6可以看到，在中证100指数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特征分布中，敏感性行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高于非敏感性行业，深交所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高于上交所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主板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高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由表7可以看到，中证100指数企业不同行业敏感性、不同上市地点、不同板块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主体间效应检验统计量分别为F=4.177 6和P=0.046 2、F=15.007 1和P=0.000 3以及F=9.827 2和P=0.002 9。这说明中证100指数企业不同行业敏感性、不同上市地点和不同板块企业的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具有显著不同。敏感性行业战略性社会责任水平显著高于非敏感性行业，深交所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显著高于上交所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状况，主板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显著高于中小板上市公司战略性社会责任。

五、主要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一)主要结论

1.随着社会责任战略更趋积极主动，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稳步提升。本研究将企业开展社会责任的战略选择分为抵抗战略、服从战略、跟随战略、引领战略和前瞻战略，通过对采取不同责任战略开展社会责任工作的企业的社会责任状况进行考察发现，采取不同责任战略开展社会责任工作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水平不同。通过对这种社会责任绩效差异性进行方差分析发现，采取抵抗战略、服从战略、跟随战略、引领战略和前瞻战略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显著差异。不仅如此，通过对相应数据进行检验还发现，采取积极主动类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显著高于采取消极被动类战略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随着企业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战略趋于积极主动，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也显著提高。

2.企业规模、实际控制人性质和安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以总资产为标识的企业规模的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显著提高，说明企业规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随着企业规模的提高，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增加，为了获得合法性，企业往往选择开展各类社会责任活动。如此以来，企业规模的提高就推进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实际控制人意志对企业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中央企业属于国务院监管国有企业，受到国务院国资委对社会责任问题重视的影响[22]，中央国企或中央国企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与之相比，无论是地方国企、还是民营企业所控制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往往较低。无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受到更多的公众“用脚投票”的压力，开展更多的社会责任活动，能够显著地降低风险，避免市值的剧烈波动，这些上市公司也往往具有更好的社会责任水平。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企业所面临的偿债问题不断突出，企业安全性不断降低。与之相反，随着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也随之提高。可能的解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债务融资，企业往往选择开展社会责任活动的方式提高债权人对于企业安全性的判断，从而实现融资成本降低的目标。

3.行业敏感性、上市地点和上市板块对社会责任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敏感性行业企业的运营活动对客户、环境具有显著影响，更容易受到社会的关注，处于较高敏感性行业的企业往往更倾向于选择开展社会责任工作，所以，敏感性行业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显著高于非敏感性行业企业。较中小板上市企业而言，无论是规模大小、还是上市要求，主板上市企业均较为严格，更多地开展社会责任工作自然成为对主板上市公司诸多隐形的或显性要求的有机组成部分，主板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显著高于中小板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也易于理解。深交所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显著高于上交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绩效水平，反映了深交所在为推动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所推出的政策措施较上交所所出台的政策措施受到了更好的效果，显著地推进了深交所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4.总部所在地、股票类型、成立时间、上市时间、企业盈利性、企业成长性、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占比对社会责任绩效不具有显著影响。尽管总部所在地、股票类型、成立时间、上市时间、企业盈利性、企业成长性、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但是，企业总部所在地、发行股票类型、成立时间、上市公司、企业盈利性、企业成长性、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所带来的不同水平的社会责任绩效却不显著。也就是说，企业总部所在地、发行股票类型、成立时间、上市公司、企业盈利性、企业成长性、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水平不具有显著影响。

(二)进一步研究方向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在样本的选择方面，探讨非上市公司责任战略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对责任战略对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所选择的样本为中证100指数企业。所以，从得出的结论来看，可能更多地适用于与上市公司所采取的责任战略与社会责任绩效的关系。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它国家，非上市公司的数量往往占据多数，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沿着由上市公司到非上市公司的思路展开，从而为更多的公司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另一方面，在制度环境方面，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下责任战略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制度异质性，不仅不同制度环境之下，对于社会责任本身的理解不同；而且不同制度环境之下，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影响效应也不相同。当前，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全球经济融合的趋势和程度不断加深，而随着中国政府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生根，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必然加快。在此背景之下，探讨不同制度环境下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或者责任战略对于不同制度环境之下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具有极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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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丽芳]

Study on Influence of Responsibility Strategy to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XU Ying-jie1,，SHI Ying2

(1.Financial Strategy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28, China;2.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Taking the CSI 100 index enterprises as samples and based on the method of variance analysis, the influence of responsibility strategy to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is investigated. Conclusions are reached as follow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esponsibility strategic initiative,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increases as well. The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actual controllers, industrial sensitivity, listed place, stock plate, enterprise scale and enterprise risk all have remarkable influences 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On the contrary, the enterprise headquarters, types of stocks, established time, marketing time, enterprise profitability, business growth, executive ownership,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and the largest shareholder ownership all do not have obvious significance o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responsibility strateg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sted company

2015-09-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472186(2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5ZDA026(2015)]

许英杰(1986-)，男，河南鹿邑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人员；

石颖(1989-)，女，河北唐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F272

A

1674-3199(2016)01-008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