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测度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刘名远

(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测度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刘名远

(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福建福州350108)

受惠于区位优势、改革红利和各种优惠政策，福建省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产业结构在波动变化中持续优化，开始向以中间产品型和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方向转变。产业结构优化测度表明，福建省产业发展还处于霍夫曼工业化进程的第三阶段，传统优势产业与现代产业并存，但传统优势产业的拉动贡献率依然很高，制约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进程。构建虚拟变量多元回归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工业化进程、产业服务化、产业技术化、企业产权结构、产业优化程度和台湾产业规模，以及海西经济区政策等因素对福建省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以此提出优化福建省产业结构的建议。

产业结构优化；优势产业；产业融合；拉动贡献率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提出

2013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为10∶43.9∶46.1，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产业结构由“二三一”格局演变为“三二一”格局，服务业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标志着我国产业结构日趋高级化。福建省作为海西经济区的主体省域，也是连接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承接台湾产业空间转移、辐射内陆腹地的重要区域节点，同时为了加快推进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国家赋予福建省许多优惠政策。据此，福建省产业发展享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改革红利和市场红利。但是，截止2014年，福建省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仅为39.6%，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远低于苏沪浙粤东南沿海其它省份，苏沪浙粤四省市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46.7%、64.82%、47.7%、46.7%。显然，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整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南沿海的苏沪浙粤地区。目前，福建省工业化加快推进，第二产业所占比例逐年提升，然而全国及东南沿海苏沪浙粤地区的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已在高位之后开始下降，这进一步说明福建省工业化进程滞后于全国及东南沿海的苏沪浙粤地区。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程度不高，产业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相对缓慢，直接影响福建省产业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和东南沿海产业经济带的形成，影响福建省对周边地区产业辐射扩散效用的发挥，以及与长三角、珠三角、台湾地区和内陆腹地的产业融合。这种情况下，选择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势问题作为研究主题，对优化福建省产业结构、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福建省产业结构问题，许多学者从多角度给予了关注和研究。衣长军和杜銮燕从台商投资角度分析了福建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认为由于较低的区域吸收能力，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省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1]张帆等研究认为，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应坚持保增长与调结构双轮驱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途径。[2]李文溥和张明志运用贸易竞争指数研究福建产业国际比较竞争优势及其演变，认为福建产业结构优化应该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有选择地发展某些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某些加工环节，逐步实现产业分工的升级。[3]谭苏华和林李月从就业结构角度分析了福建省产业发展问题，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得到极大的优化。[4]林晶和吴赐联的研究表明，福建省农业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工业占主导，服务业发展不足，认为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慢，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5]高燕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测度产业升级方向、more值测定产业升级的速率。[6]陈宇和赖小琼认为，福建省产业结构存在要素资源“反配置”“同质化”等问题,以过度投资为突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浪潮可能对福建经济未来的稳健发展形成严重威胁。[7]笔者将基于现有的研究成果，从产业结构历史演变角度深入剖析福建省产业结构现状特征，在对产业结构优化问题进行实证测度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虚拟变量模型，回归分析福建省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以此提出优化福建省产业结构的几点对策思路。

二、福建省产业结构历史演进及优化测度

(一)福建省产业结构历史演进(1952～2014年)

产业结构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以及这种数量比例关系所反映的产业性质。产业发展遵循其内在规律，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产业与产业之间、产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会持续调整和演变。同时，地区优势产业也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在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农业是优势产业；在工业经济发展阶段，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优势产业；在服务经济或知识经济发展阶段，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优势产业。进而从产业要素重要程度角度来看，产业结构通常沿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再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持续演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产业结构优化。

就福建省产业结构而言，建国之初福建省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形态。1952年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65.91∶19.01∶15.08，其中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为65.91%。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产业基础的壮大，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形态由农业经济演进为工业经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逐年提高，第一产业所占比例加速降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逐年提升。1978年福建省第二产业所占比例超过第一产业所占比例6.41个百分点，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为36.06∶42.47∶21.47，产业格局由“一二三”演变为“二一三”格局，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1988年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为30.83∶37.01∶32.16，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一产业，产业格局由“二一三”演变为“二三一”格局。截止2014年，福建省产业发展维持“二三一”格局，而且福建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逐年增加，第一产业加快下降低于10%水平，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为8.37∶52.03∶39.6(见图1)。

图1　1952～2014年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历史演进

从福建省60多年的产业结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福建省受惠于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政策红利，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规模迅速壮大，工业化水平逐年提高。2014年福建省第二产业所占比例(52.0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已佐证了这一点。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符合产业发展的一般演进规律，同福建省当前产业基础、生产力水平、资源禀赋、国家发展区域定位相吻合，保持了一致性。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整体上反映了福建省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产业特征。

(二)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测度

1.产业结构在波动变化过程中实现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优化不是水平式演变而是波动式演变的结果。产业发展实践表明，福建省产业发展已实现了两个显著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第二个转变是以生活消费资料最终需求型产业为主向以中间产品型和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为主的方向转变。虽然福建省产业价值链在较长时期里被锁定在低附加值产业链端上，但是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型产业形态也同时加速形成，产业价值链向高附加值链端方向延伸，制造业的服务化、商品化、技术化和信息化水平也逐年提升。显然，福建省产业结构的两大转变以及产业价值链的变化特征显示出福建省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正在不断提升。

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基本理论，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截止2014年，福建省第一产业所占比例下降至不到10%，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比1952年(19.01%)增加了3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比1952年(15.08%)增加了近25个百分点。从时间维度来看，福建省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但是，相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福建省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在2014年还不到40%，低于第二产业所占比例12.43个百分点，也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的苏沪浙粤四省市以及全国平均水平，显然福建省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偏低。

如图2所示，1952～2014年福建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取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产业结构的演进也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1952～1969年)。这一时期福建省工业化程度并不高，除少数年份(1960年)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均保持在20%～30%区间，而且二三产业发展呈现出波动性变化特征，二三产业的“占比差”正负交替出现。(2)1969～1989年期间。这一时期福建省二三产业发展呈现出“此消彼长”具有“橄榄球”特征的变化态势。其中1969～1979年福建省工业化加速推进，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大幅提升，由1969年的27.96%增加至1979年的42.33%，增加了14.37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所占比例逐年下降，由25.06%下降至19.93%，减少了5.13个百分点，说明这一发展时期福建省二三产业结构失衡，产业合理化程度降低，同时也反映了产业资源在二三产业之间的分配不合理；1980～1989年期间，福建省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开始逐年下降，由1979年的42.33%下降至1989年的35.74%，下降了6.59个百分点，同期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却开始逐年提高，由1979年的19.93%增加至1989年的34.64%，增加了14.71个百分点，说明经过这一发展时期对二三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失衡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有所提高。分析表明，1969～1989年期间福建省二三产业的“占比差”呈现出一种“倒U型”变化特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在这种波动变化过程中得到缓慢提升。(3)1990～2014年期间。这一时期福建省第二产业所占比例持续提高，同期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在经历短暂下降(1990～1994年)后继续小幅提升。但是由于第二产业发展速度快于第三产业，二三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二三产业之间的“占比差”由1999年的2.44个百分点增加到2014年的12.43个百分点，增加了10个百分点。二三产业结构的这一变化，一方面说明了福建省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工业所占比例在持续提升；另一方面说明了福建省产业资源在产业之间分配不合理、不协调，造成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显然，福建省产业结构在波动变化过程中持续优化，同时也发现福建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在产业演进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

图2　1952～2014年福建省产业结构历史演进

2.优势产业遴选及其特征。从时间维度来看，福建省三次产业结构在波动变化过程中实现持续优化，但是产业结构优化不仅表现在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还反映在产业内不同行业结构的优化，而优势产业的形成和演变可以有效地反映产业内不同行业结构的优化程度。地区优势产业是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强拉动贡献作用、产业发展处于稳定成熟期、产业之间关联度较高、对其它相关产业具有显著的引导和带动效应的产业类型。地区优势产业及其优势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以及优势产业与非优势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性能够很好地反映和解释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程度。

2014年福建省霍夫曼系数为0.919，接近1。按照霍夫曼工业化发展阶段理论，可以判断目前福建省工业化还处于霍夫曼工业化进程的第三阶段，即生产资料工业与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这一发展阶段，产业加快向生产资料工业转化，产业附加值率提高。据此，为更好地测度出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本文借助福建省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工业数据，通过产业结构拉动贡献率模型对36个行业的拉动和贡献率进行实证测度，并以此遴选出福建省前十大优势产业(见表1)。

表1　福建省产业拉动率、贡献率及优势产业遴选

注：行业排名按贡献率大小以升序的方式进行排序。

资料来源：根据福建省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统计得来。

测度结果显示，福建省工业产业拉动率和贡献率排在前十位的产业分别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累计贡献为59.53%。其中，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四大传统劳动密集产业属于较低附加值中间产品型和生活消费最终需求型产业，这四大传统优势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大，累计贡献率达21.28%，它们占前十大优势产业累计贡献率的35.7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现代先进制造业属于较高附加值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累计贡献率为11.08%，远低于传统优势产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四大中间产品(原材料、燃料、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型产业，累计贡献率为27.17%，而且由于中间产品型产业通常属于高中间需求率和高中间投入率产业，所以这些产业通常也是较低附加值率产业。

前十大优势产业遴选结果表明：(1)福建省产业结构表现为传统优势产业与现代先进制造业并存，但是传统优势产业所占权重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作用更大，这反映了福建省产业优势主要体现在传统产业上。(2)生活消费性最终需求型产业和中间产品型产业所占比例较高，显示福建省产业价值链长期被锁定的中低附加值产业链端上。(3)高附加值产业和新型业态产业同时也在加快培育和形成，这主要反应在传统优势产业资产规模的年均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作用强度开始弱化。

三、福建省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它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为了深入剖析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之影响因素以及影响因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政策因素在内的虚拟变量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7则检验了假设五中的变量关系。首先，整个模型的解释度相较于模型4有了提高，通过F检验也可以看到加入了住房保障度后提高了模型的拟合度。而且模型4中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模型7中也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与我的假设相反的是，住房保障度的系数是负的，并且具有统计显著性。也就是说，住房保障度越高的城市居民与外来迁移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他们越不希望外来迁移人口进入城市住房消费市场。

(一)模型设定和变量数据说明

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包括允许截距变化、截距和部分斜率变化、截距和所有斜率都可变回归模型。[8]虚拟变量的选择主要是用来分析离散二元性质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之间的作用效果，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被解释变量的政策效应分析，可将政策因素设定为离散二元性质的虚拟变量。根据这一性质，本文设虚拟变量多元回归模型，模型一般表达式可表示如下：

其中，Y表示为被解释变量，Y1和Y2为包含被解释变量的分块矩阵，j1和j2为包含常数项变量的系数矩阵；Di为虚拟变量，βj=(βj,β2,...,βk)'表示未含虚拟变量的估计参数向量，δ=(δk+1,δk+2, ...,δs)'表示含虚拟变量的估计参数向量；εt表示随机误差项。这样，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效应可以按如下格式表示。

根据虚拟变量回归模型理论并结合分析需要，构建福建省产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并以此分析一般影响因素(数值型变量)以及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发展环境因素(离散二元性质变量)对福建省产业发展的影响。在影响因素选择上，不仅考虑了福建省产业经济因素，还考虑到台湾地区产业经济因素对福建省产业发展的影响。据此，将福建省产业发展虚拟变量多元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中，Y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福建省第二产业工业增加值，这里取对数形式。X1～X7为7个解释变量，其中X1表示轻工业贡献率，用来反映工业化进程的指标；X2表示国有企业贡献率，用来反映产业产权结构的指标；X3表示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用来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服务化程度的指标，这里取对数形式；X4表示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用来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的指标；X5表示科研经费内部支出，用来反映产业技术化程度的指标，这里取对数形式；X6表示台湾工业生产总值，用来反映台湾制造业发展对福建省产业发展的影响，这里取对数形式；X7表示台湾批准对福建省间接投资金额，这里取对数形式。为了进一步分析离散二元性质变量如何影响产业发展，这里设定两个虚拟变量，其中虚拟变量D1用来反映海西经济区发展战略提出前后对台资入闽投资的影响，它以2004年海西经济区发展战略提出为时间界点，2004年之前D1=0，2004年之后取D1=1；虚拟变量D2用来反映海峡两岸产业发展制度环境改善前后对台资入闽投资的影响，它以2008年海峡两岸关系出现历史转折，台湾地区提出希望签署ECFA为时间界点，2008年之前D2=0，2008年之后取D2=1，这样形成两个交互作用变量D1X7t和D2X7t。

模型所选取的解释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福建省的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工业化进程、产业服务化、产业技术(智能)化、产业产权结构以及台湾制造业对福建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而能解释区域经济政策和两岸经济发展环境改善是否对闽台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根据分析的需要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模型选取了1995～2014年相关变量数据，且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2015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和CEIC全球数据库台湾数据。

(二)回归结果与分析

为更精确地测度各影响因素对福建省产业发展影响效果，在技术处理上首先对模型所有预选变量进行回归，观察所有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效果以及模型是否能通过统计和计量检验；接着对原始模型进行微调，逐步剔除未能通过统计和计量检验的变量。回归结果显示，考虑所有预选变量的原始回归模型整体显著，有效通过统计检验(F=869.742 4，Prob.=0)，除国有企业贡献率变量X2，虚拟变量D2与台湾批准对福建省间接对外投资金额变量X7构建的交互作用变量D2X7t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外，其它所有变量均通过了统计和计量检验(见表2)。回归结果显示，(1)国有企业贡献率变量对福建省产业发展呈现负相关性，且在10%显著水平以下未能通过统计检验。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国有企业资产占福建省全部资产比例逐年下降，对劳动力就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和贡献作用也开始弱化。数据显示，1995～2014年期间国有企业的拉动率和贡献率均处于低水平，而且多个年份出现了负拉动作用，如2014年福建省国有企业拉动率和贡献率分别为-0.35%、-2.62%。另外，据福建省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福建省国有企业劳动就业人数仅有20.17万人，仅占内资企业的3.31%。(2)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环境对福建省产业发展具有正面效应，这符合政策预期，但是环境改善因素的政策效应小于海西经济区政策效应，而且交互作用变量D2X7t在显著水平10%以下未能通过统计检验。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机制(ECFA)虽在2005年就提出，但2010年6月才正式签署，如同任何其它政策一样，政策效应显现都具有一定的时间效应，所以由于ECFA作用时间不长，政策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还有，ECFA是作用于整个大陆地区，而海西经济区政策更主要是服务于福建省地区，所以海西经济区政策效应通常大于ECFA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政策效应。

表2　虚拟变量回归模型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显著水平以下不显著；括号内为T统计值;D1和D2为虚拟变量。

在不影响整个回归模型和回归结果的前提下，对原始模型进行微调，剔除未通过统计检验的国有企业贡献率变量X2和交互作用变量D2X7t，然后再次进行回归。调整后的虚拟变量回归模型整体显著(F=1 179.878,Prob.=0)，而且所有解释变量都在10%显著水平以下通过了统计检验。调整后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和可信度比原始模型高，如生产性服务业变量弹性系数由0.436提升到0.539；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变量参数由7.269提升到7.663。

回归结果显示，(1)轻工业拉动率变量参数为0.316，说明轻工业对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拉动和贡献作用。这一参数可解释为，轻工业拉动率每增加一个单位点，工业增加值将增加0.316个单位点，究其原因在于福建省工业化整体水平不高，虽然生产资料工业规模逐年扩大，但是传统轻工业在资产规模、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增长贡献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还有，福建省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产业规模偏小，制约了传统轻工业的转型升级和重工业服务化、智能化发展，使得福建省产业长期处于低附加值产业价值链环节中。显然，轻工业对福建省产业发展的强拉动和贡献作用与福建省工业化发展阶段和轻重工业结构现状相吻合。(2)生产性服务业变量弹性系数为0.539，高于其它变量弹性系数。这一弹性系数可解释为，生产性服务业每增加1%，那么工业增加值将增加0.539个百分点，说明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产业融合、提高产业附加值和服务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服务化发展的强烈要求相适应。(3)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变量参数为7.663，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对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这与福建省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相匹配，第二产业是这一发展阶段的主体产业。(4)科研活动经费支出变量弹性系数为0.248，说明科研经费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化水平，对产业发展具有正效应。(5)台湾工业生产总值变量弹性系数是0.219，说明闽台产业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关联性，台湾工业规模的壮大有利于福建省产业发展，可以通过产业空间转型实现闽台产业对接。(6)含海西经济区政策因素的交互作用变量D1X7t的弹性系数为0.022，说明海西经济区政策对吸引台资到福建投资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福建省可以充分发挥各种优惠政策扩大台商投资规模，深化和拓展闽台产业合作，重构闽台产业价值链。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福建省产业发展实现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生活消费资料最终需求型产业为主向中间产品型和中间产品型基础产业为主方向转变，产业发展演变为“二三一”格局；福建省产业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霍夫曼工业化进程的第三阶段，传统优势产业与现代先进产业并存，但传统优势产业所占比例更高；福建省产业结构在波动变化过程中持续优化，但服务业比例偏低，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整体不高；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工业化进程、产业服务化、产业技术(智能)化、产业产权结构以及台湾制造业等因素对福建省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海西经济区政策对台资入闽投资具有显著的政策效应，但ECFA作为改善两岸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政策效应却并不显著。

据此，应该优化福建省产业结构，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首先，福建省要用足、用活国家赋予福建省的各种政策优势，充分利用现有区位优势、改革红利和市场红利，增强和发挥各种优惠政策和优势对产业发展的叠加效应。其次，福建省应紧跟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深化产业分工，加快推动福建省产业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产业融合，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闽台产业合作，推动闽台产业融合，并在区域产业融合过程中重构福建省产业价值链，优化产业价值链空间布局。再者，加快推动厦漳泉、福宁莆城市群经济发展，以及国家级福州新区的建设，培育产业增长极，通过夯实中心城市产业发展基础，引领、带动和辐射周边地区产业发展，以发挥地区产业比较优势。还有，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优势产业向服务化和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为此福建省应积极调整和优化工业与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加快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逐步提高产业的服务化、商品化和智能化水平。

[1] 衣长军，杜銮燕.台商直接投资对福建产业结构升级影响门槛研究[J].财政研究，2014(10)：65-68.

[2] 民进福建省委经济专委会课题组，张帆，金铁平，等.加快福建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对策建议[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8)：113-120.

[3] 李文溥，张明志.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力与福建产业结构调整[J].福建论坛，2001(2)：21-28.

[4] 谭苏华，林李月.转型背景下福建产业升级与就业结构演变研究[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4)：444-448.

[5] 林晶，吴赐联.福建产业结构升级测度及产业结构优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4(2)：41-44.

[6] 高燕.产业升级的测定及制约因素分析[J]．统计研究，2006(4)：47-49.

[7] 陈宇，赖小琼.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20-27.

[8] 朱建平，胡朝霞，王艺明.高级计量经济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6.

[责任编辑：郭艳云]

Empirical Study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in Fujian Province

LIU Ming-y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Fujian Jiangxia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Fujian，China)

Benefited from the location advantages, the reform dividends and a variety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Fujian Province is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continuously optimized in the volatility and has been changing into the intermediate product industries and intermediate product based industries. The measure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s shows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of Fujian province is in the third stage of the Hoffman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where the traditional dominant industries and modern industries exist, and the pull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the traditional dominant industries is still high, which restricts the proces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 and rationalization. And then we construct the virtual variable model and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industrial service, industrial technology, enterprise property structure, industrial optimization degree, the scale of Taiwan region industries, and the policy factor of the Economic Zone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Straits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Fujian province. And we put forward some proposals to optimiz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Fujian provi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competitive industry; industrial integration; pull and contribution rate

2015-10-07

2015年度福建省软科学规划项目(2015R0006)；2014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098)；2015年度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2015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JAS150646)

刘名远(1978-)，男，江西吉安人，福建江夏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博士。

F264；F224

A

1674-3199(2016)01-00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