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生存理性与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建设质量——基于安徽省跨县数据的计量分析

孔卫拿，何云婷

(1.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2；2.安徽师范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2)

双重生存理性与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建设质量
——基于安徽省跨县数据的计量分析

孔卫拿1，何云婷2

(1.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芜湖241002；2.安徽师范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安徽芜湖241002)

面对非选举问责体制下的政治考核压力和分税制以来的财政压力，中国地方政府表现出双重理性，即政治考核压力下的规避问责理性与财政压力下的预算扩张理性。双重理性对于被寄予厚望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以安徽省为例，对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推行情况进行了在线质量评估。量化分析显示，地方政府规避问责理性程度越高、自由可支配财力越大，权力清单在线质量就越好；地方政府自我预算扩张理性越强，权力清单在线质量就越差。提升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建设水准，应主要从简政放权、完善监督与开放公民评议等基本路径展开。

政府质量；权力清单；规避问责；预算扩张

一、问题提出

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治国理政的发动机在政党，而具体政策执行则要靠被人民授予了权柄的政府。政府权力如果运用得当，如能设计可靠的财产与契约权利且保证个人权利不受掠夺，那么就非常有望实现国家的繁荣。[1]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国家或政府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既是必不可少的，却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2]，因为任何披上民主合法性外衣的公共权力一旦不受制衡而成为绝对权力，就会轻易打破社会契约，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实现自身攫取垄断租金最大化。这种权力犯规现象并不因权力执掌者是谁而有所变化，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3]因此，公共权力是人类政治共同体无法避免的“恶”，在发挥其界定并保护市场交易中的产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必须对其侵犯社会权利的潜在可能，以相应的制度设计进行规避，实现对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实现权力制约的办法纷繁多样，构建制度化权力清单以明晰政府自身之权责，就是一条重要的建设路径。

权力制约之所以重要，还不仅仅源自上述政治系统输入端的要求，权力来源合法、受到制衡的最高宗旨固然是保证人民主权，实现人民民主，而一旦政治共同体建构起来，民主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在政治系统的输出端政府机构如何高质量地行使权力、执行法律政策。如果政府质量低下，那么必然“导致公民难以预测政府行为，也无法获取准确信息用以判断政府官僚对付公民的权限范围”[4]。同样，提升政府整体质量的办法也纷繁多样，但建构明晰的政府权责体系，为政府与公民社会提供明确的互动边界，无疑是政府质量建设伟业中的基础性工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治理模式逐步剥离旧有的“政治全能主义”[5]，政府转变职能、构建与公民社会良性互动的科学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权力清单建设步伐开始加快。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四中全会又提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将“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及其依据等，以清单的形式明确列出来，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明确、权责一致、运转高效、依法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和科学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协调机制”。这一政府自身质量建设工程，被分布到从中央到乡镇的多层治理体系，在纵向层层的“委托-代理”链条上，每一级地方政府面临的政策任务实际上是多维且高负荷的，并且下级与上级之间经常存在目标差异和信息不对称，此所谓“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6]。在这一更贴近现实的纵向关系模式下，地方究竟对中央这项政府质量政策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执行过程中各区域、各单位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质量差异？如果存在质量差异，该如何解释？这是不可不深思的现实问题，本文拟以安徽省为例来解读这些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评论

有关如何系统、准确地测量政府质量以及构建有关政府质量的因果关系，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因果链条纷繁复杂，主要体现为对穿插在政府组织内外各类内生性与外生性影响因素的分析[7]，本文将相关研究梳理为以下四个层面：

(一)制度层面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反映、影响政府质量的公共治理的一些要素或指标的探讨，此外还涉及民主自由的有关要素或指标的分析。就公共治理而言，有的采取单一指标如腐败、法庭信任等来衡量政府的治理质量[8-9]；有的采取复合指标进行测量，如认为政府质量包括有限的政府、廉洁的官僚机构、高效的司法系统、适宜的政府税收和管制等[10]；有的认为应体现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提供基础设施以及公开公平的税收管理体制和规制管理的制度框架[11]；还有的认为政府质量构成应包括公共精神、良好的政策制定、信息公开、善的原则、法制、效率和稳定性。[12]就民主自由而言，有学者指出政府质量的测量由民主发展层次和非制度化影响机制组合而成[13]，例如，怀特对政党制度、经济增长和政府质量关系的探讨[14]；其他指标，如自由之家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指数，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中心的政府公正性指数等，均被纳入政府质量的评估指标。[15]

(二)经济层面

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测量，认为政府质量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就宏观层面而言，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表明，政府的质量与经济增长业绩高度相关。比如，有学者就认为，经济发达和收入水平高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更有动力去追求长期利益并改善政府质量；而在经济落后和收入水平低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往往追逐短期利益，因而没有动力改善政府质量。[16]就微观层面而言，不同的学者对于影响政府质量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指标各有侧重，多数研究集中于以企业为研究重点。有的学者认为地方政府质量是政府在产权保护、税收体系等方面的体现[17]，还包括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市场化程度等[18]；还有的学者认为，从政府可以多方面影响经济活动这一角度来看，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还包括政府干预度和经济自由度。[19]

(三)社会层面

这类研究主要是将社会资本、居民幸福感等纳入影响政府质量的因素中。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的不同构成形式对政府质量有不同影响，例如社会信任、志愿者行动和参与回应等社会资本有利于政府质量的提升，而政府的社会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没有根本性影响。[20]此外，还有较多学者关注政府质量与社会资本的关系，并致力于论证双方的因果关系。该类学者大多认为社会资本对政府质量有正面促进作用[21]，有学者试图论证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因素与经济发展、政府治理、政府质量的因果关系[22]，但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能否对政府治理产生影响，依赖于一定的作用机制。[23]

(四)文化层面

这类研究主要是从文化维度出发，将文化价值观和文化变迁作为影响政府质量的内生性影响因素，而文化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历史文化层面。例如，在拥有相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却常呈现不同区域差异化的政府质量(如意大利南部和北部的差异)，说明地方传统文化中保护主义网络带来的路径依赖最终导致不同地区的政府质量差异。[24]换而言之，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国家，其政府质量存在较大的地域性差异，在这种背景下，很可能其侧重点或评价标准也存在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则是由历史积淀的文化价值观差异造成的，加上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也随之变迁，使得政府质量的差异愈发明显。

既有研究给本文对政府质量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学界提出的对政府质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宏观指标，研究往往大而化之，缺少权力清单这种微观层面的切入点来衡量政府质量的研究；其次，在中国这种特色政治体制下，县级政府敢于将权力“晒”出来，也是反映政府质量好的表现，但是这种“好”的实际成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目前学界对此的研究不多，也很少给出解释性评估；第三，学界目前对于权力清单的研究主要聚集在规范研究层面，为数不多的一些考察地方权力清单建设的经验研究，也更多处于描述性层面，对中国县级政府质量进行量化评估的研究严重不足，缺少以地方政府推行权力清单事实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正因如此，对地方政府质量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

三、分析框架与假设

在中国央地之间所形成的“多任务委托-代理”结构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的官僚制组织，其施政过程与绩效表现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制度环境。本文吸纳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有关结构观与历史观，即强调政治制度对于公共政策和政治后果的重要作用，强调政治生活中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特殊性。[25]当然，制度结构与路径依赖的要素众多，此处特别强调政治过程中财政制度、考绩制度的重要性。具体而言，由于财政要求是现代国家生活的第一标志[26]，作为公共治理组织存在的地方政府，财政是地方政治运转的中枢，财政压力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核心约束。另一方面，建立一个对民众负责的政府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27]，不管是威权统治还是民主政治，都要考虑如何向委托者反馈治理绩效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政治问责，只不过受制于政治体制、历史背景、区域文化等因素，政治问责的道路与形式各有差异。特别是在“多任务委托-代理”结构下，地方政府的公共治理、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必然会受到财政与政治问责两大压力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空间与理性选择倾向，很大程度上会打上这两大压力的烙印。因此，这里尝试提出了一个“压力-理性”的框架展开分析(见图1)，即直接作用于因变量的核心自变量是地方政府的规避问责理性和预算扩张理性，而这两类核心自变量的制度根源分别要追溯到转型期社会发展中的政治考核压力和财政压力。

图1 “压力-理性”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10―2015年)。

资料来源：《安徽统计年鉴》(2010―2015年)。

(一)分税制改革以来的地方财政压力

在收入汲取层面，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普遍被认为是一场集权化改革。1994年以后，财政占GDP比重和中央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的迅速提升，表明了收入集权效应效果显著。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约束，分税制改革未触动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而是承诺在改革后再来处理[28]，这就导致收入向上层层集权的同时，支出责任却在不断层层下移，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政府的财力难以满足所承担的事权责任需要，进而对中央和上级的转移支付依赖性不断增大。

以安徽省为例，2009―2014年安徽省县级财政支出明显大于财政收入，且有逐年上升趋势(见图2)。从财政收入来看，市级财政收入增速明显大于县级财政收入(见图3)。这两张图非常有力地显示了县级政府财政面临的困境：自省以下收入层层上收、支出层层下移，县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长且速度大大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压力约束下，地方政府的收入汲取策略、支出倾向等都会面临重新洗牌和重构。不管这场重构与洗牌的组合方式有多复杂，“保运转”始终是地方政府牢牢抓在手中的理性行动策略。“保运转”一方面确实起到了保障地方政府履行基本职责之能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难以遏制官僚制组织力图使其自由决定的预算最大化的扩张动机[29]，实践中常表现为打着“保运转”之名行扩张政府规模之实，这种理性可称为财政压力之下的预算自我扩张理性。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倾向，必然带来的是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势必会对地方公共服务与治理绩效改革等产生负面冲击。基于以上理论和逻辑演绎，特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由可支配财力越大，地方政府的在线权力清单建设质量会越高。

假设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自我预算扩张理性越强，地方政府的在线权力清单质量会越差。

(二)非选举问责体制下的政治考核压力

中国的政治问责实践自2003年“非典”事件起引发学界关注。在缺乏选举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却对公共服务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关注。[30]针对中国这种体制下的政治问责所表现出来有别于西方选举问责的特点，学界主流的观点将其称为“非选举问责”(Accountability without Election)。[31]地方政府官员及其结构并非由公众直接选举产生，作为政府官员，政治权力的最大化是其追求的核心目标，但因获取政治权力的手段不同，政治激励的形式也有所不同。在民主的政治体系之下，选举是获得政治权力的主要方式，因此选票是对那些经由选举而产生的官员们最大的政治激励。在党管干部的治理体系下，上级党委的竞争性选拔和任命是产生地方官员的主要方式，因此提拔/升迁是对地方干部的最重要的政治激励方式。由组织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干部指标考核体系定期对各级党政官员进行政绩考核，是体现党管干部、监督地方官员落实中央政策的一种制度性安排。[32]因此，非选举问责的压力型体制之下，政治考核压力必然会刺激地方政府及其官僚产生抗压与释压的理性选择。相对而言，这一选择的主要表现是地方官员对上负责而非对下负责，从而避免自上而下的政治问责所带来的官场晋升或生存危机，这一理性可以称之为规避问责理性。基于以上分析，可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主动规避问责理性程度越高，地方政府的在线权力清单建设质量会越高。

四、方法与数据

考虑到地方政府权力清单的推行质量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中，因变量和许多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具有线性函数关系，该关系可以用以下表达式来呈现：

y=α+β1x1+β2x2+…+βkxk+ε

其中，y是因变量，α是截距或常数，xk是第k个自变量，βk是第k个自变量的多元回归系数，ε是随机误差。各变量描述性分析可参见表1。

表中相关数据主要来自《安徽统计年鉴2015》以及安徽省各市、县的政府信息公开网查询的相关资料。来自安徽省的62个县(含县级市)作为本次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评估的样本。此外，应说明的是，在统计各县数据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因为相关的政府公开信息网站在不断地更新和完善，数据搜集时间截至2016年9月为止，故此，应对其中的误差保持一定的警惕。以下是对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操作说明。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一)因变量

《意见》第七条规定：“地方各级政府对其工作部门经过确认保留的行政职权，除保密事项外，要以清单的形式将每项职权的名称、编码、类型、依据、行使主体、流程图和监督方式等，及时在政府网站等载体公布”。根据这一权威规定，可以较方便地建立因变量。具体来说，因变量的操作化拟定了9项评分标准，包括：有无制定具体文件、有无提供明确的责任清单、有无提供权力行使依据信息、有无规定责任事项、有无提供服务和监督电话、有无提供权力运行流程图、有无提供权力廉政风险点一览表、有无建立事中事后兼管制度以及政府相关板块网站是否可以顺利浏览。该指标采取赋分形式，具体赋值规则：除有无制定具体文件一项，答项为“有”的赋值4分，其余各答项为“有”的赋值2分，“无”的均赋值0分。将各县的9项赋分加总后的平均值设置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指数。

(二)自变量

根据前述分析框架，模型中的关键性自变量划分为两类：一是非选举体制下的政绩考核压力，二是分税制以来中国县级政府的财政压力。这两类变量的结合恰恰是对中国县级政府双重生存理性的真实反映。针对政绩考核压力，这里以规避问责理性程度进行测量：观察是否确立了追责情形，将确立追责情形的部门数量除以该县的部门总数，所得的比重即为该县的规避问责理性程度，反映当地政府在权力清单建设推进中规避上级政府考核惩罚的主动程度。而对于分税制以来中国县级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采用两个指标：一是人均财政收入(常住人口)，反映当地政府的预算内人均可支配财力状况；为估计该变量影响的稳健性，增加了人均GDP作为该指标的替代指标，交替进入回归模型。二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支出比重，反映当地政府自我预算最大化的扩张程度。

(三)控制变量

除上述规避问责理性程度、人均财政收入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预算内财政支出比重以外，模型还考虑了其他一些控制变量，主要有：(1)建设用地占土地调查面积比重，反映当地政府的预算外财政收入状况；(2)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当地政府对科学技术开发的重视程度；(3)人口流动程度，根据蒂伯特“以脚投票”机制的经典理论命题，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会积极响应和吸引居民的人口流动[33]，这里将考察这一效应是否存在，测量方法为户籍人口减去常住人口再除以户籍人口；(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反映该地政府对当地社会民生等再分配事业的投入力度；(5)城乡不平等指数，测量方法为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反映当地的社会不公或潜在社会危机状况。

五、计量结果展示

表2是9个变量的二元相关分析，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与一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呈负相关，与规避问责理性程度呈正相关，且与规避问责理性程度的相关系数为最高，与其他变量无关。人均GDP与人均财政收入相关系数高达0.891，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需要分别进入模型。其他自变量的相关系数最高的为人口流动程度与人均GDP-0.618，属于在统计学检验规则的要求之内。

注：**、*分别表示在0.01和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由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这一控制变量，存在少数县市数据缺失，本文将重新构建数据模型以分开报告。表3为未加入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变量的62个县的模型，模型选定的自变量大体能够解释因变量61.1%～64.2%的变化，拟合优度较好。

首先，作为本研究核心解释变量之一的规避问责理性程度，在各模型中均通过检验，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当规避问责理性程度增大时，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越好。同时有力地证明了在权责清单推行过程中，县级政府敢于将权力“晒”出来，说明在这方面做得好、有底气，可以从侧面表明这是政府质量好的表现，并确立了追责情形，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县级政府所面临的非选举体制下的政治考核压力使得政府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因此，本文的假设3成立。假设3的稳健性还可以在测量民众民主诉求的控制变量——人口流动程度的影响上得到体现。模型分析显示，该变量对因变量不具有任何显著影响。这充分说明，转型期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公共治理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对公众负责的，而是对上级负责，所以它受到的压力只是一种政绩考核压力，相应的，它的理性也只是一种规避问责的理性。

其次，一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也对因变量具有显著作用。该自变量在各模型中均通过检验，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这表明，当一般公共服务占财政支出比重增大时，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越差。一般公共服务即行政成本，高行政成本往往意味着政府机构臃肿、尾大不掉，同时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财政资源，伴随而来的是民众满意度不高、政府威信降低等问题，继而导致地方政府权力清单质量低下等后果。因此，假设2也得到了验证。

表3 安徽省62个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建设质量决定因素OLS回归模型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弧内数值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0.01、0.05和0.1显著性检验；变量间的共线性诊断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再次，看一下纳入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59个县的模型(见表4)。模型分析显示，前述两项研究假设依然成立，规避问责理性程度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比重也都在各模型中通过了检验。反映地方经济富裕程度的人均GDP与表3完全一致，在相关模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有力地证明了前述财政压力研究假设的成立，即假设1也成立。另外，其他各控制变量的影响，在两张表中都基本一致。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通过对安徽省62个县(包括县级市)数据的计量分析发现，分税制以来中国县级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以及非选举体制下的政绩考核压力，都对中国县级政府质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下，地方政府表现出双重理性，即行政成本的预算扩张理性以及政绩考核压力下的规避问责理性。具体而言，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问责压力的影响，在本文的模型中表现为规避问责理性程度这一解释性变量的影响，即规避问责理性程度越高，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就越好。由此可见，在政治问责压力下，县级地方政府不得不应付来自上级政府的考核与问责，故而会理性地选择规避惰政风险，在不犯错、不踩地雷的前提下，尽可能从形式上做好该考核领域的工作。因此追责情形通过了检验。而作为测量民众反映民主诉求的指标——人口流动程度，在本文模型中均未通过检验，说明地方政府的权力清单质量并不受公众的影响，这恰好证明了中国地方政府相对而言不对公众负责、主要对上级负责，所以它受到的压力只是一种政治考核压力，相应的，它的理性也只是一种规避问责的理性。

表4 安徽省59个县级政府权力清单建设质量决定因素OLS回归模型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弧内数值为T检验值；***、**、*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0.01、0.05和0.1显著性检验；变量间的共线性诊断均在可接受范围内。

此外，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还受到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即行政成本支出)的影响，且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由此可见，在财政压力之下，县级地方政府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把更多的支出用于进一步投资与发展，同时还要保持运转(行政成本)，故而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收入都没有通过检验，行政成本支出侵蚀了政府用于权力清单建设的精力。而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口流动程度、社会保障和就业占财政支出比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似乎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并没有什么影响。

基于以上计量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要提高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在线质量，切实提升政府质量，应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简政放权，也就是压缩行政成本，减少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加大政府用于权力清单建设的精力投入，适当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开支以控制行政成本，同时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精简机构以完善政府的各项职能，提高行政成本开支的透明度，自觉接受公众的监督。第二，完善监督，主要是上级政府的监督。要求地方政府提供追责情形，加大问责力度的同时，进一步完善政府问责制度。在中国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下，面对中央与上级政府的考核压力，地方政府为规避因惰政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与职业生涯危机，会选择在形式上提升权力清单在线建设质量，当然，这种助推方式的民主性、参与度及可持续性，仍将面临不小的挑战。因此，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需要进一步细化流程、加强监督、形成制度并与绩效考核相挂钩，采用渐进的方式改善现状，实现由形式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转变。第三，开放公民评议。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主要是采取非选举问责的方式，因而主要依赖于上级的考核压力，但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须加强政治民主化建设，让更多的公民、社会组织能够参与政府的权责清单建设，让公民和社会组织监督。同时，地方政府也要不断加强政府自身的建设，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组织，切实提升政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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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丽芳]

Dual Survival Rationality and Quality of Power List Constru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ross County Data in Anhui Province

KONG Wei-na1，He Yun-ting2

(1.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 Wuhu 241002, Anhui, China；2.Soci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nhui, China)

In the face of the pressure of political assessment under the non electoral accountability system and the financial pressure since the system of tax distribution,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have shown dual rationality, that is, under the pressure of political assessment, avoiding rationality of accountability and budget expansion under the financial pressure. Dual rationality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wer list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s. Taking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online quality assessment was mad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of power list of local governments. Our quantitative analysis displays that,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avoiding accountability and the more freely availabl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have, the better the power list online quality is;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rational self-interest of the governments, the worse the power list online quality is. Therefore, the standard of the government power list construction should mainly be improved from basic paths such as expansion of decentralization, perfection of supervision and openness of citizen reviews.

government quality; power list; evasion of accountability; budget expansion

2016-11-04

2015年度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15D35)；安徽师范大学2014年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重点项目(2014bsqdjj22)；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度校科研创新基金项目(2015cxjj08)

孔卫拿(1985-)，男，安徽宣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博士。 何云婷(1995-)，女，江苏南京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D035.5

A

1674-3199(2017)01-0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