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之母：92岁依旧仰望星空

李璐璐

回祖国求职

故事从叶叔华求职开始。1950年， 23岁的叶叔华和丈夫程极泰怀着满腔报国热情，从香港来到南京，向紫金山天文台求职。然而，得到的答复是只要一名男性。气愤不已的叶叔华当即提笔给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写了一封信，质问为什么不能招她。她一口气列举了五大理由，为自己抱不平。可想而知，这封信给张钰哲带来了多大的震动。最终，叶叔华如愿进入了位于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女性工作人员。当时徐家汇观象台是全国唯一的时间服务台，使用的时间是以地球自转运动为基准，靠观测恒星的位置来确定。当一个已知星体到达子午线时，它在赤道上的经度就是当地时间。观象台负责晴夜观星，把星体经过子午线的时刻和钟表的时间进行比较，以此来校正钟表时间。

由于晴夜不是每天都有，天文台往往是根据之前的天文观测结果，确定初步的天文钟走向，然后从电台发播时间信号，给出近似的标准时间;再通过3个月的天文观测，计算中间一个月天文钟的准确时间，对已发播的时间加以改正，成为准确的天文时。

在徐家汇观象台，叶叔华和另一位年轻人轮班观测，通常一个晚上观测20多颗星，每天上午11点整和下午5点整两个时间点，再用无线电信号把准确的时间发播出去。观测室的屋顶是可以移动的，天一黑，就得将屋顶打开，让设备散热。夏天蚊虫叮咬还能忍受，到了冬天，观测员在寒风中冻得手脚发麻，也不能戴手套，否则操作望远镜时手指就不灵敏了。这样的工作是叶叔华始料不及的。来上海前，她在香港一所中学担任老师，工作、生活条件都很优裕。可“为祖国贡献力量”的信念让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观象台坚持了下来。

不久，国家进行大规模资源勘探、水利矿山建设、精密地图测绘……对授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测绘人员在测量时必须知道精确的时间，一旦时间不准，经度就测不准，测绘的地图就拼不起来。而徐家汇观象台设备陈旧、人员也少，测量的时间精确度处于全世界末等水平，提供的标准时间远不能满足需要。叶叔华回忆，在一次观象台与测绘部门共同召开的会议上，有位专家说：“不用你们的时间还好，用了你们的时间，反把我们的工作都搞坏了！”

1953年，国务院把提升我国时间工作水平的任务下达给中国科学院，徐家汇观象台的人员和设备都大大加强了，并于1957年开始使用大型石英钟，使发播的时号（一种时间信息服务信号）每秒长度一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徐家汇观象台还着手筹建我国自己的世界时综合系统，叶叔华挑起了这个担子。当时国际上通用的“世界时间”由21个国家共39个天文台测算而来，可中国总共只有上海、南京两个天文台和4架观测仪器。叶叔华苦苦寻求适用于我国综合世界时的数据处理方法，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找到了适用的数学模型。

1965年，我国综合世界时系统通过国家鉴定，正式作为我国的时间基准，向全国发播。结果证明，我国世界时系统的精确度超越了由4个国家共17个台站参加的苏联标准时刻系统，仅次于巴黎天文台的“世界时”。“北京时间”横空出世，举世震惊，我国综合世界时的数据处理方法沿用了20多年。叶叔华也因此被称为“北京时间之母”。

天文学领域的“女先生”

1973年，叶叔华提出要发展我国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她跑到电子工业部，找到一位处长，询问能否造一个25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对方一口回绝了。叶叔华心里很急：“这是个生死关头，我就在那位处长的办公桌前不远处，默默地站了足足15分钟。后来他被感动了，带我去见副部长。望远镜的事情就这么顺利解决了。”但是，甚长基线干涉测量技术还要在中科院立项。叶叔华又去找相关领导，反复强调射电干涉仪的重要性。领导终于松了口，同意立项。于是，上海天文台建立了射电天文组，从零开始，从事该项技术的研究。

在叶叔华的带领下，1987年，25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建成，为我国开展各项深空探测奠定了基础。

后来，根据射电天文望远镜和深空探测的发展需要，叶叔华又提出了建设“65米口径全波段射电望远镜”的建议。2013年12月，命名为“天马”的65米口径全方位可动的射电望远镜全程参加了“嫦娥三号”实时观测任务，为月球软着陆做出了卓越贡献。

1994年，叶叔华提出了亚太空间地球动力学计划（APSG计划）。次年，4年一次的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联合会第二十一届大会在美国召开，叶叔华赴美提交APSG计划。讨论会上，不少国家的科学家怀疑：“中国人能干成这事吗？”叶叔华一个人“舌战群儒”，终于争取到了各国对中国APSG计划的支持。回忆起这件事，叶叔华感慨万千：“那是我在联合国会议上为中国争取到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也是我国天文界在国际上第一次争取到一项由我们倡议、由我们主办的大型国际合作项目，真的非常不容易。”

由于在天文学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1994年，紫金山天文台将他们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叶叔华星”，她也从此被尊称为“女先生”。

“不为五斗米折腰”

叶叔华出生于广州一个基督教牧师家庭。1935年，全家迁往香港，她在那里完成了初中教育。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后，叶叔华收到一位要好同学从广东韶关写来的信，说政府收容侨生，可以免费入学。于是，叶叔华只身回到粤北乐昌，进入国立华侨第三中学学习。1944年，日军迫近，叶叔华又来到粤北连县，在培英真光联合中学高三完成了学业，考入中山大学。

颠沛流离的青少年生活和求学时光在叶叔华心头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个时候我别无出路，只希望有书读，有饭吃，有地方住。”叶叔华说，“只有体会过什么是亡国奴滋味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科技工作者的爱国热忱;才会明白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叶叔华上学时喜欢文学，数学成绩突出的她虽然报考了中山大学数学天文系，但文学依然是她的心头好。叶叔华总说，中文这么美，没有读文学专业是她的遗憾。“我的思想成形是在中国的古书里，有一点士大夫思想，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求官，不求财。我对物质的要求不高，以前过的日子比现在艰苦得多。”叶叔华说。

如今，92歲高龄的叶叔华独自在上海生活，她依然每天出现在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的办公室里，阅读最新的科技文章。她说：“我的孩子都在国外生活，我这个年龄，也许哪天就没了，但我希望还能够做一些事，为年轻一代敲锣打鼓，建立舞台，我这一生就算是为国家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