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13
伍冬冬 袁旭晶 尹志勤
1.浙江省舟山医院胸心外科,浙江舟山 316000;2.温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疼痛共情是共情的一种典型形式,是指个体在察觉到他人的疼痛或受伤状态时产生的对他人疼痛的感知、判断和情绪反应。良好的疼痛共情能力可以帮助医护人员更好地理解患者的行为和感受,进而采取更利于患者康复的医疗行为,维持良好的医患关系。缺乏疼痛共情的医务人员可能难以理解患者遭受的痛苦,继而让患者感到冷漠、麻木,不利于维持和谐的医患关系。临床实践表明,护士的共情能力可以帮助他们获取疼痛患者的更多信息,同时也会提高疼痛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主动参与度,最终收获更好的治疗结局。然而,目前国内仅有针对医学生疼痛共情能力的研究,无法反映临床护理人员的疼痛共情水平现状,更缺少有关疼痛共情影响因素的研究。既往研究表明,疼痛共情可能受各种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如性别、相关储备知识、个体疼痛体验、服药史等。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临床护士疼痛共情水平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使临床护士在内在驱动力的作用下更好地执行疼痛管理相关的制度和规范提供理论依据。
便利抽样选取2020 年11 月至2021 年1 月浙江省两所三级综合性医院的489 名临床护士进行调查。纳入标准:①在职、注册护士;②在肿瘤科、胸心外科、骨科、胃肠外科、肝胆外科、神经内科、呼吸科等临床一线科室从事护理工作1 年以上;③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者。排除标准:①正在休假的护士;②外出进修护士。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2021-190)。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用于收集患者除负性情绪外的一般资料,内容涉及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聘任方式、职务、职称、本人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成长于单亲家庭、婚姻状况、生育方式、性格特征、是否经历过较大创伤或剧烈疼痛、是否存在慢性疼痛(持续时间≥3 个月)、自觉耐痛能力、参与疼痛护理的形式、共情概念知晓情况、工作满意度、肿瘤科工作经验。
1.2.2 疼痛共情量表中文版(the Chinese version of empathy for pain scale,EPS-C)量表由Giummarra等于2014 年编制,尚静等于2020 年将其汉化,包含4 个场景,每个场景划分为身心不适反应和移情反应2 个维度,共计48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照李克特5 级评分法进行评定,条目平均分≥3 分为疼痛共情高水平,<3 分为疼痛共情低水平。本研究中EPS-C 平均得分及各维度的克龙巴赫α(Cronbach’s α)系数为0.894~0.975。
1.2.3 负性情绪量表(negative affect scale,NAS)用于收集被试者负性情绪情况。从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PA-NAS)中选择代表负性情绪的条目形成量表,采用李克特5级评分法,平均分≥3 分认为有负性情绪。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75。
由研究者本人及2 名协助者在经调查医院护理部同意后采用统一指引语于护士集中培训时发放问卷。问卷发放前向被调查者阐明研究目的并征得其同意,15min 后统一回收。本研究回收问卷560 份,其中有效问卷489 份,有效回收率87.3%。
采用SPSS 23.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使用两独立样本检验或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工作年限、独生子女情况、婚姻、生育、性格特征、较大创伤或剧烈疼痛史、慢性疼痛、自觉耐痛能力、参与疼痛质控管理情况、共情概念知晓情况、工作满意度、肿瘤科工作经验和负性情绪上不同的护士在疼痛共情得分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5),见表1。
表1 临床护士一般资料及疼痛共情能力得分的单因素分析(,n=489)
被调查者的疼痛共情能力平均分为(2.80±0.79)分,疼痛共情低水平发生率为48.06%(235/489)。其中,身心不适反应维度(2.68±0.83)分,低于移情反应维度得分(3.16±0.83)分。本研究中临床护士疼痛共情能力得分(2.80±0.79)分和身心不适反应维度得分(2.68±0.83)分,分别高于国内常模得分(2.52±0.65,2.23±0.73)分;本研究中的移情反应维度条目得分(3.16±0.83)分低于国内常模得分(3.39±0.77)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0.01)。
以临床护士疼痛共情能力得分为因变量,纳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经历较大创伤或剧烈疼痛情况、遭受慢性疼痛情况、负性情绪、自觉耐痛能力、参与疼痛质控管理情况、共情概念知晓情况、工作满意度、有无肿瘤科护理工作经验、性格特征是临床护士疼痛共情能力得分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1),见表2。
表2 临床护士一般资料对疼痛共情能力得分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489)
本研究中,48.06%的被调查者处于疼痛共情低水平状态,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临床护士的疼痛共情平均得分高于国内常模中的医学生平均得分,说明临床护士疼痛共情能力优于医学生的疼痛共情能力。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护士群体中女性比例大(94.27%)有关,女性具有情感丰富、细心敏感、善于倾听等有助于共情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临床护士与患者接触较多,照护疼痛患者的经历促使他们能更好地理解患者的疼痛体验并产生共情。在疼痛共情的两个维度中,身心不适反应维度得分低于移情反应维度得分,提示移情反应得分相对于身心不适反应得分可能更易通过后天学习而提高。
本研究发现,经历较大创伤或剧烈疼痛、遭受慢性疼痛、负性情绪、自觉耐痛能力、参与疼痛质控管理情况、共情概念知晓、工作满意度、肿瘤科护理工作经验、性格特征是临床护士疼痛共情能力得分的影响因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0.01)。
遭受慢性疼痛者、经历过较大创伤或剧烈疼痛者在长期遭受疼痛或其他不舒适体验的情况下对于疼痛的自身体验较弱,容易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体验,呈现出共情疲劳的状态。代迎菊等探讨了无先兆偏头痛患者的疼痛共情能力,发现许多偏头痛患者伴有述情障碍,表现出共情能力较差,与本研究结果一致。Peng 等使用疼痛共情范式和脑电图等工具证实了躯体形式障碍患者存在疼痛共情认知和情感能力的下降。魏格欣等发现,不论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处于何时期,均表现出疼痛共情能力受损,且受损情况与病程相关。以上两项研究均提示疼痛共情与患者情绪情感状态相关,与本研究负性情绪影响疼痛共情的结果相似。自觉耐痛能力好者疼痛共情能力差的原因可能是对疼痛不敏感。Rütgen等指出,观察者对疼痛者的共情会因其服用过镇痛药物而削弱。建议临床护理管理者多关注临床护士的情绪情感、遭受疼痛的情况以及服药史,以此来改善临床护士疼痛共情能力。参与过疼痛质控管理和有肿瘤科工作经验者疼痛共情能力得分更高,可能因为他们更加重视疼痛护理。知晓共情概念者可能会在自我认知的作用下提升自我疼痛共情水平。Xie 等提出医学储备知识影响医务工作者的疼痛共情能力,提示疼痛共情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工作满意度高者疼痛共情能力较强的原因可能是精神上常处于放松状态,精神上的放松使他们有精力关注他人的疼痛情况并产生共情。袁颖等认为,当护士产生共情疲劳时,其对患者疼痛的共情能力变弱,提示护理管理者可以通过采取适当措施帮助临床护士放松心情,提高对工作的满意度来提高他们的疼痛共情能力。以上研究结果为制定提高临床护士疼痛共情能力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提示研究者可通过改善临床护士共情概念知晓情况、疼痛患者照护经验等提高其疼痛共情能力。
国内有关疼痛共情能力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分析了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现状和影响因素,为提高临床护士疼痛共情能力提供理论基础。然而,本研究中的临床护士以女性为主,性别样本的不均衡性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此外,经历过较大创伤或剧烈疼痛情况、遭受慢性疼痛情况、负性情绪、自觉耐痛能力、参与疼痛质控管理情况、共情概念知晓情况、工作满意度、肿瘤科工作经验是临床护士疼痛共情的影响因素,然而部分因素能影响疼痛共情的原因仍不明确,这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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