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宁波藏书家徐时栋藏书活动研究

时间：2024-04-24

◇ 文/陶利锋霍雨欣

中国为一典籍大国，对图书的写作，编纂，整理和利用的历史皆可追溯至先秦时期。藏书活动一般分为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和书院藏书，每一类都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其中私人藏书始于孔子，在中国古代藏书中不仅作为官府藏书最重要的补充部分存在，也因其无可比拟的多样性、民间性、地域性而极具独立研究价值。魏晋南北朝时，中国的文化重心开始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南移，至宋室南迁，文化重心的迁移也随之完成。浙江在上古时期称越，相较于中原属夷地，但随着经济、文化和政治重心的南移，浙江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中国版图上物质最富庶，交通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区域之一。从越王勾践到东晋末年刘宋的谢灵运，再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清代的全祖望等，浙江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上无疑留下了极重的笔墨。浙江的藏书家，最早的是范平、范蔚祖孙，“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1]晋至清末，浙江藏书家约四百四十余人，藏书楼二百余处，可以说浙江的藏书文化即中国藏书文化的一个缩影。本文的研究对象——晚晴藏书家徐时栋，生于书香世家，一生有三座藏书楼，书楼遭过兵乱和火灾，藏书聚散跌宕，利用藏书读书治学，编修史志。其藏书活动全面丰富很有研究价值。

1.徐时栋生平

徐时栋（1814—1873）浙东史学派代表人物，著名藏书家。原字云生，后改字定宇，一字同叔，因排行十三，故又称徐十三，号淡潺、淡斋，别号西湖外史，又号柳泉，且在与友人的书信往来和收藏书画时常用此号，故学者多称其柳泉先生。鄞县县城人，“先出偃王太末者，为大宗唐光化间自衢迁台，宋南渡后自台迁明，遂为鄞县人”。[2] 具体地址，徐时栋曾自言“吾徐自天台来鄞明楼，明楼之宅勿可考矣，其余大墩天封桥、新桥诸遗迹今尚存 [3] 。

徐时栋的父亲徐太茂是一位商人，在乡里大行义举，人称桂林先生，一生为地方修桥、修路、修庙三十多处，生六子，徐时栋排行第三。徐时栋少年时就读于鄞大墩故里的崇本书院，在这里打下了很好的书法功底。

道光二十六年，33岁的徐时栋乡试中举后两次北上会试均无果。后“以输饷授内阁中书”，两年后辞官回乡一心读书治学。在《五十七岁小像自记》中，徐时栋形容自己：“四十年来苟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而释卷也”。“文章宏深博伟，入韩柳之奥，诗亦浩落自喜，后进高材生咸出其门”。“四方知名之士以事来鄞者类以所学相质问，各得其意而去。主四名文坫三十余年” [4]，可见其学术成就非凡。“其著述甚丰。其治经主先秦之书，不傍汉、宋门户”[5] ，“其论经取先秦之说，以经解经，旁及诸子，引为疏证，无汉宋门户之习，考辩凿凿，可息聚讼。其论史独推史迁，班范以下则条举而纠之，多前任所未发”。[6]这说明徐时栋的经学属古文经学派，主张经世致用。徐时栋治学严谨，“其为文，不能限时日，一字未安，不轻示人”。 [7]

甬上藏书家素来有收集乡邦文献修史志的传统，徐时栋即为其中的佼佼者。他访求宋元宁波方志，得善本六种。专心校勘后，为宁波古籍整理刻印的经典.咸丰四年始重刻乾道四明图经12卷，宝庆四明志21卷，开庆四明续志12卷，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延祐四明志17卷，至正四明续志12卷，合称《宋元四明六志》，并附刻宋人旧帙四明它山水利备览2卷，徐时栋四明六志校勘记9卷，牌记均称“咸丰甲寅岁甬上烟屿楼徐氏开雕”，版心下刻“烟屿楼校本”5字 [8]。咸丰时，“欹劂告成，庋板廿载，两遭劫火，幸无缺佚。比先生修鄞志，复丐他本，命同事校之，将益整次，以成完书，而先生遽殁，复锁高阁矣”[9]。光绪五年徐隆寿诸人，由郡守宗源翰出资出版这套方志。徐氏后人于1932年将《宋元四明六志》的板片交由浙江图书馆代为保藏。

宁波由于地处东南沿海，与外国贸易往来密切，因此史上并不太平。据民国《鄞县通志》之《历代异族侵扰甬江流域始末记》记载，宋室南渡后国势益不振，建炎三年金人来犯。随着贸易贡赋往来频繁，明代倭寇频频滋扰。清代嘉靖年间有记载的海战发生了六次。道光二十年英国进犯，光绪九年法兰西入侵。而这样的社会现状也在徐时栋当时的作品中体现出来。《偷头记》即记录了英国侵占宁波府的第二年，官府鼓励百姓为反抗侵略者尽一己之力，如偷袭夷人并致命便予以奖励，一时间人人争相杀敌。同时期的叙事诗《八月湖水平》也反映了英军入侵时的社会惨状。另，徐时栋的重要著作之一《烟屿楼诗集》，也都描绘了了宁波城遭遇外辱时的社会现实，是研究晚晴社会的重要史料。

2.藏书聚散

徐时栋这位藏书家最为人称道的便是其藏书楼虽两遭灭顶之灾，但他总能在每次遭遇横祸后重新站起来，将藏书事业继续下去，直至生命的末端。

2.1 烟屿楼

烟屿楼原名恋湖书楼，是由徐时栋的父亲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建立的，“更故宅，创五之轩，立恋湖书楼”。这里的“更故宅”可知是迁居到了桂井巷，即全祖望五桂堂的所在地。徐时栋特题诗曰：“吾乡原自文明号，高阁临湖建柳汀。善写乡风吕中甫，绿杨从里读书声。”徐时栋曾著有《恋湖书楼诗余》二卷，与其同期的学者徐煜昌所著作的《四明恋湖书楼记》有这样的记述：“凭栏远眺，湖光一碧万顷琉璃，玲珑四映。凡志所称花屿、柳汀、碧沚诸胜，无不争妍献媚于其前。”

关于恋湖书楼何时更名烟屿楼，一些学者认为在1847年徐时栋第二次上京会试失败后，回乡决定放弃功名一心治学，因而此时把恋湖书楼更名烟屿楼。据天一阁博物馆的饶国庆先生考证，在清道光九年（1829）桂林先生殁后至清道光十四年（1834）这些年未见任何更名记载。徐时栋在父亲去世后编制家谱时，友徐孝犀为其作序时仍称恋湖书楼。清道光十四年（1834）徐时栋亲自编撰和刻印的家谱中出现了“烟屿楼”三个字。因此更名时间应在1829~1834之间，而非1847年。

当时，烟屿楼北面是月湖书院、天一阁，东面是文昌阁，面朝月湖，读书治学环境极佳。何琳为徐时栋所作的《六十韵》诗中有“登君烟屿楼，入君神清室”，可知徐时栋在烟屿楼中的读书室名“神清室”。另，徐时栋著烟屿楼笔记八卷时所用印始终称“遂学斋”，可见其时他治学读书的地方名遂学斋。

徐时栋从父亲桂林先生手中继承恋湖书楼时，藏书约一万二千八百。多为常见实用的图书，主要为读书治学服务，这一理念也被徐时栋继承并发扬。光绪鄞县志及后来的民国《鄞县通志》徐时栋条目下都称烟屿楼藏书六万，但徐时栋曾自言：“余自弱冠即好购书，二十余年，亦将十万卷”，由此可知烟屿楼藏书达到顶峰时约有藏书十万卷，多得自慈溪郑性二老阁，其次得自范峨亭、邱学敏、胡鹿亭等故家藏书散出者。

因“俱书籍之散佚”，徐时栋先后编制了《新故书目录》和《烟屿楼书目》，并制定了《烟屿楼藏书约》：“勿卷脑、勿折角、勿唾折、勿抓伤、勿夹别纸、勿作枕头、勿巧工装潢、勿率意涂抹、勿出示俗子、勿久借他人。”并书约刻在木章上，木章分五行，竹筒式，用蓝色印泥印在每册书的上面。这“十勿”有五个层次的意思：“勿卷脑，勿折角”一层，说的是携带和放置书时千万不要损伤它；“勿唾揭，勿爪伤”一层，说的是翻页时严禁让手粘唾沫和折角认记等坏习惯作祟；“勿夹别纸，勿作枕头”一层，说的是睡前看书防止采用不良的办法；“勿巧式装潢，勿率意涂抹”一层，说的是一定要严格保持书籍原貌；“勿出示俗子，勿久假他人”一层，说的是要防范他人觊觎、吞没等现象发生。徐时栋还将“藏书约”用蓝字印成竹简式条文，把它订在书册首页，以引起家人和借阅者的充分注意。道光年间，徐得全谢山撰《句余土音》稿本2册，提拔：“余以廉值得之贾人，首尾稍漫漶，中亦多蠡蚀，又装订错乱不可读，道光己亥五月始为排比补缀重装之，焕然改之，足宝贵矣”[10]。可见徐时栋在藏书过程中，会做十分细致的古籍修复工作。但烟屿楼对当时的读书人还是相对开放的，友徐士琛诗曰：“忆昔丙午岁，读书烟屿楼。执经亲问业，半载相句留。”

1854年，徐时栋在这里刻印了他精心收集的《宋元四明六志》，并留下《四明宋元六志校勘记》记述了他考镜源流的经过。这套书现在是宁波现留存的最早的地方史志，刻印时出现了“咸丰甲寅甬上烟屿楼徐氏开雕”的字样，版心下方有“烟屿楼校本”的题词。

清咸丰年间，烟屿楼先后经历两次损失。一为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徐时栋全家为躲太平天国战乱避入建岙山中，将其著作和一部分藏书藏于金岩山洞中，仍继续著述“僻地炮声轰然，而先生之著述不辍”[11]。此时正值金秋，徐时栋看着满山的美景，作：“岩瀑白於雪，野花红到秋。笙歌禽五色，奴婢桔千头。山中何所有，好景不胜收。若更载书中，何须万户侯。”[12]然而“一僧宿洞中，不戒于火，意为灰烬”。[13]二为清同治元年（1862）二三月间，太平军乱还未结束，盗贼四起，趁机进入甬城各藏书楼偷盗。范氏天一阁，卢氏的抱经楼，徐时栋的烟屿楼等都遭此祸。烟屿楼大部分藏书被窃走，还有一些被当作做饭的引火材料烧掉。《烟屿楼诗集》“老屋”描绘了当时的情形。诗云“老屋三间在，天留劫后楼。室真容膝小，墙有及肩低。急雨蛛收网，狂风燕落泥。垂杨依旧绿，高荫蔽庐西。”[14]

时任宁波太守陈鱼门曾在宁波北岸花巨资为好友徐时栋赎回很大一部分藏书，徐时栋说：“乱平相见，尝许见还”[15]，“虽复丛残，然而慰情聊胜无也，故属君一问之”[16]。

2.2 城西草堂

烟屿楼之厄后，徐时栋迁居并重建藏书楼于城西门外，名之城西草堂。“咸丰五年（1855）三月，余始居城西门外，名之曰城西草堂，童丈萼君为余题户册，宅边有高柳，相传不由人植，初时但见短枝，数年遂大树，下有泉适合吾号（号柳泉），岂有谓因缘者耶？”[17]，又云：“所居城西草堂地近北斗河宅”。友周棻有诗云：“十年城西住，魏然一草堂”[18]。由以上种种可见徐时栋早已在城西草堂居住，不少学者将这与烟屿楼之厄联系起来，认为疏于管理也是藏书被掠的原因之一。

徐时栋在草堂整理了烟屿楼剩余的残轶，四处搜寻失散图书的下落，并将鄞县本地汤耕吾和慈溪郑简香两个藏书家的藏书收购。一年后，城西草堂图书达六万卷。

清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二十九日，徐时栋于慈溪作客，城西草堂意外失火。之后仅剩几间容身住所，逢雨漏水，与住所相连的书楼尽毁。次厄使徐时栋的藏书遭灭顶之灾，可谓“劫灰十万卷”，徐时栋给友陈励诗云：“万事有定数，人谋非能藏”[19]

此次劫难，徐时栋不仅失去了几乎全部藏书，他的说经之作也荡然无存，连副稿本都尽失。其《尚书汤逸誓考》书稿在仓促中被无赖抢夺，“或即弃之泥涂，掷之河中”[20]。仅剩部分文稿和杂记。当年徐时栋避居建岙山时所写《山中学诗记》原稿也在此次大火中被焚毁。然而“在山之时，与老友周楚堂为邻，每成一记，周君必先睹之，成书数卷则携以去命伯子甫善写之，所钞存四卷”，因而“谓学诗记者幸传钞他氏尚存大半”，后经回忆，复成五卷，于清同治年间刻印出版。

2.3 水北阁

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藏书家一经藏书损毁便一蹶不振，郁郁而终。然而此时知天命之年的徐时栋又开始重建他的第三座藏书楼——水北阁。清同治三年（1864）六月，他开始于城西草堂旧址上重建藏书楼。“客岁吾卢下祝融，图书收拾去匆匆。范卢已断千秋望，汤郑同付一炬中。本以网罗遭劫火，莫将呵护问天公。故人怜我生平志，架上新来幸不空。”这是徐时栋在《谢陈树珊驾部送书》中提到的。这一次徐时栋总结城西草堂被烧毁的教训，将起居住宅与藏书楼分建。水北阁是一座二层三开间的木结构建筑，“小筑居楼蔽短垣，前头依旧是蔬园。架书新有经说，户册堪题面圃轩”， [21] 之所以取名“水北阁”，有人揣测是徐时栋之前两座藏书楼名字中的“烟”和“草”为易燃物，因而引发火灾，此次为避嫌而取“水”。此说法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而徐时栋在编修家谱和《烟屿楼笔记》中都曾多次反对迷信，因此此说法并不可信。

徐时栋的儿子在城西草堂失火时曾仓促带走《尚书逸汤誓考》的散页，同年七月徐时栋将其整理完成，清同治十年完成这部书的三稿并最后定稿。

清同治三年（1864）以来，徐时栋专心致力于买书，刻书和抄书，并篆刻一枚“鄞徐时栋柳泉甲子以来所见书画在城西草堂和水北阁中”的朱文方印，以此与早前的收藏相区别。由于先前手稿被焚毁和遗失，徐时栋此时开始进行默写。“君自谓不能强记，然如前后蚱蜢篇凡三千言而亦皆追忆出之”[22]，这是友周棻对其所说。清同治八年（1869）水北阁的藏书近四万四千卷，接近城西草堂的藏书规模。宣统三年，三十大橱水北阁藏书，被上海书商收购。民国初期冯力群搜藏故家散出的藏书12万卷，所藏乡先贤著作达五六十种[23]，其中包括徐时栋的烟屿楼。剩余的一部分现收藏于天一阁，水北阁也因城市改造被移至天一阁。

3.徐时栋的藏书管理

古籍善本极难保存，但如果藏书之人曾为所藏之书编纂目录，后人则可由此了解其所藏之书，也可了解其所处时代有那些书流传。另，一些藏书家不满足于当世的目录编纂方法，也可能另辟蹊径，为目录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由此可见，藏书目录或读书志是研究藏书家藏书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

3.1 书目

徐时栋21岁时编纂了自己的第一部藏书目录——《新故书目录》二卷。在这部书目中，他将自己的藏书分为钦定类、丛书类、经类、史类、子类、集类六类。各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三项，共计378部，12881卷[24]。这部书目反映此时他的所藏大多为当时的常见读物。而在书目首卷的自序里他也写到：“置书以宜读之书为务，奇僻之书无所宝也。故吾家所有书，大约皆布帛菽粟”，卷末又题：“自先君来至今年九月止，置书如右，愿后人不以藏书为务，而以读书为急，此余心也。不然，邺架曹仓，仍饲蠹鱼，亦何裨乎！”[25]这部书目刊印在道光十四年徐时栋纂集的《月湖徐氏家乘》里，反映了徐氏早期的藏书情况[26]。这表明其早已冲破古人藏书多取其奇僻，藏而不用的桎梏。藏书即为读书治学服务，警觉地不本末倒置。

水北阁时期，徐时栋编纂《徐氏甲子以来书目稿本》四册，反映自己同治三年以后的收藏情况.版心下刻着“烟屿楼初本”五字，条目下有的钤朱文长方印：“文渊著录”，“四库著录”或“四库附存”[27]，显然徐时栋将他的藏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比对过，此类书占其当时藏书的半数以上。记载所藏之书三千一百六十四种，四万四千二百零五卷。这批书目中不乏善本，如钱中节公征南集，于“同治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忽从郑杏卿得此一本，而后喜可知也，吉光片羽，太息丛残，破璧碎珠，要是镶宝”。 [28]

另，《烟屿楼书目》也详细记载了徐时栋居水北阁以后的藏书情况，该目录的分类体系仍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划分，无丛部。在这部书目中徐时栋对子部道家和释家的传统排序提出了新想法，他认为：“道家当在释家之前。夫老氏之学早于周代，而释氏其后起也，且夫子尝师老冉”。[29]

3.2 藏书印

藏书印可以反映出藏书家在不同时间段所用藏书楼、藏书室，或者其他文化细节，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

徐时栋的藏书上曾用过的藏书印有：“徐时栋印”、“烟屿楼”、“徐氏”、“柳泉”、“城西草堂”、“水北阁”、“古明州烟屿楼徐氏收藏印”、“徐时栋手校”、“徐十三”、“徐时栋秘籍”、“柳泉过目”、“柳泉书画”等等，据传有印章二十多枚。

4.结语

关于中国古代藏书家的著作甚多，浙江藏书史也被独立研究数次，然而徐时栋的名字不是偏居一隅就是被忽略了。当我第一次偶然读到有关徐时栋的词条时，便被其百折而不挠的藏书经历所打动。这位藏书家也许没有在藏书楼事业史上作出特别突出的贡献。无论是他的藏书量，藏书楼的设计，藏书目录的编制，典籍考证校雠等方面都并不属于有极大成就者。但这也使其成为古代中国普通读书人勤奋治学，笔耕不辍的缩影。一些人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烟火的角色，耀眼但短暂；大多数人如夜晚空中的繁星，不出众明亮，却每晚从不失约。中国的典籍卷帙浩繁，名家名作朗朗上口因而妇孺皆知，其实更多平凡的作品讲述着他们时代寻常百姓的悲欢喜乐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参考文献：

[1]唐.房玄龄等人合著《晋书.儒林传》转引自饶国庆.徐时栋和他的藏书楼[EB/OL] . [2007-1-1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72 3/15/160678_4403085.shtml

[2]西晋.张华著《博物志.徐氏家谱》转引自饶国庆.徐时栋和他的藏书楼[EB/OL] . [2007-1-1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72 3/15/160678_4403085.shtml

[3] [15] [16] [17] [29]饶国庆.徐时栋和他的藏书楼[EB/OL] . [2007-1-1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72 3/15/160678_4403085.shtml

[4] [6]光绪《鄞县志》卷四十四徐时栋传转引自：骆兆平.徐时栋和他的三个藏书楼[J].图书馆杂志,1997（03）:54

[5]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徐时栋[M].北京:中华书局，2006,5:362

[7] 葛祥凶《烟屿楼文集序》转引自：骆兆平.徐时栋和他的三个藏书楼[J].图书馆杂志,1997（03）:54

[8] [12] [24] [26]骆兆平.徐时栋和他的三个藏书楼[J].图书馆杂志.1997（03）:53

[9] [11]董沛《校刻宋元四明志序》转引自：骆兆平.徐时栋和他的三个藏书楼[J].图书馆杂志,1997（03）:54

[10] [28]《徐时栋《烟屿楼文集》卷三十二转引自：骆兆平.徐时栋和他的三个藏书楼[J].图书馆杂志,1997（03）:54

[13] [22] 清.徐时栋著《烟屿楼笔记》卷六转引自：骆兆平.徐时栋和他的三个藏书楼[J].图书馆杂志,1997（03）:53

[14] [21]徐时栋《烟屿楼诗集》卷十四转引自：骆兆平.徐时栋和他的三个藏书楼[J].图书馆杂志,1997（0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