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上海台灾救治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大城市应灾能力建设

孔祥成　曹茜亚

[摘  要]1949年夏，上海遭遇了30余年一遇的12级台风袭击，这对于在特大城市执政伊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可谓一次赶考。面对天灾，中共迅速反应，组织救灾委员会，紧急转移灾民、抢救机械厂房、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灾民就医、灾后防疫消杀、重修堤坝与生产救灾等，取得了显著的救灾效果。尽管上海市新生政权对于大城市的综合管理仍有诸多短板，但总体而言，应对1949年台灾彰显了中共依靠群众、动员群众、转危为机的应变能力，诠释了中共是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揭示了中共的执政基础与动员能力源于党政军民大协同的亲密型党群关系。

[关键词]1949年台灾；上海；领导大城市；应灾能力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5-0028-09

1949年7月24至25日的第六号台风突袭上海，这是上海自1915年以来34年未遇的特大台风。解放之初的上海百废待兴，如何开展救灾工作、能否动员和组织起人民群众的救灾大军、当军事安全和民生安全之间出现矛盾时该如何权衡决策、科学救灾机制与群众救灾路线怎样在实践中结合等，成为考验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执政能力转变的重要支点和观察视角。

目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救灾的研究，呈现两端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中间冷（新中国成立前后过渡时期）的特点。本文拟通过对1949年7月第六号台风灾害（下文简称台灾）的探赜钩沉，旨在梳理考察中共领导新生的上海进行防灾抗灾救灾的举措，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总结中共执政大城市初期的灾害应急管理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及其特点，以期拓展中国式灾害治理现代化早期生成史的研究。

一、风雨海潮交加重创上海：

台灾造成的重大影响概述

1949年7月24日晚，上海狂风暴雨呼啸而至，从24日下午8点至25日下午6点的降水量达126.7毫米，最强风力达到了12级，最高潮位吴淞口为5.18米，黄浦江苏州河口达4.77米。对平均海拔高度只有4米左右的上海而言，台灾危害异常严重。

首先，市区受灾严重，大面积内涝，直接影响上海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上海市区周围30里地除个别较高地区外，大街小巷普遍积水，平均水深二三尺，低洼之处可达6尺，南京路上永安公司附近水深及腰，公共车辆无法通行。灾情最严重的当属苏州河以北的虹口、杨树浦一带，平均水深达3尺左右，地上江水沿马路滚滚涌进，三分之一棚户被水淹没，二分之一以上棚户被揭顶而去，房屋倒塌接连发生。市区房屋损失3000—4000幢，闸北水电公司烟囱折断，停止供电；库存粮食被淹，损失200万斤，各河道沉船30—40只，载运物资也随同损失。

其次，受台风冲击，上海的工商业深受其害，对刚解放不久、千疮百孔的上海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7月24日深夜，中纺八厂宿舍部分房屋倒塌，电路中断。次日晨，中纺第三印染厂遭水淹，而厂内还有200多桶遇水即炸的硫酸。工商企业损失的物资更是不计其数，暴雨中全市电力系统崩溃，致使工厂停产减产。根据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三字拾号通令，要求各单位呈报在此次台风中所遭受的各类损失，包括物资、粮食、建筑物及设备、机器、船只、车辆等损失。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例，中纺公司所辖棉纺织厂、印染厂、毛纺厂、机械厂、麻纺厂、针织厂、绢纺厂、纱带厂等各厂均受灾严重，各类物资损失如下：建筑厂房约3.2亿元、机械约2千3百万元、电气设备约1千万元、原料约1千3百万元、产品约2千万元、印刷纸张约25万元。此外，公司的运营管理机构也遭受重创，秘书处损失约260万元、机科处约300万元、财务处1000元、驳运队约240万元。中纺公司各项损失合计约在3.8亿元。据灾后的不完全统计，此次台灾共造成的经济损失在10亿元人民币（旧币）以上。

再次，各郊县由于地理位置沿江滨海，而且7月下旬正值蔬菜和庄稼成熟季节，受灾更为严重。在台风、暴雨、大潮的冲击下，南汇县东滩25公里海塘被严重摧毁，堤身全部冲平部分达10余公里，袁公塘、李公塘、预备塘均被冲垮，塘东的庄稼、房屋、树木全部被海水吞噬，有4个乡被淹没。浦东海塘冲毁塘身达12公里，冲开大小决口20多处，淹没棉、稻田7.86万多亩，冲毁房屋6900多间，受灾人口达7.5万人左右。宝山县崩溃土堤长6公里，损坏桩石5公里，受淹农田12.9万亩，被毁田地43465亩，损失粮食473.5万公斤、棉花3950公担，受灾户10528家，倒坍房屋14144间，死亡181人，受伤79人。其余各县受灾情况也都非常严重，据档案資料显示，1949年上海郊区九县粮食实产量占常年产量的百分比分别如下：松江79.1%，南汇92.9%，青浦53.7%，嘉定70.8%，奉贤57.7%，宝山87.3%，金山48.5%，上海44.3%，川沙70.8%。

台风、暴雨、海潮同时袭击上海，使这座特大城市的市区、郊区、农村均遭受严重损失。据灾后统计，全市共死亡1613人，倒坍房屋63208间，夹塘地区70%以上房屋坍毁，10余万人无家可归，农田受淹面积达208.3万亩，其中重灾130.6万亩。据估计，损失粮食11651.5万公斤，棉花22900担，禽畜死亡无算，长江横沙海塘几成平地，灾情惨重。面对巨灾，如何迅速应对灾情以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开展灾后重建并尽快恢复生产，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上海后面临的第一道应急管理考验。

二、城市应灾管理“赶考”：

组织动员与多管齐下的救灾举措

作为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上海突遭如此重灾，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上海市各级党政领导本着人民生命第一、恢复生产为本的原则迅速反应，把抗击台风灾害、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核心任务，调动一切人力、财力与物力资源，组织发动各行各业投入到抗台救灾工作中，从上至下设置了紧急救援、妥善安置、医疗救助、灾后重建环环相扣的救灾联动机制，把台风及其次生灾害带来的损失降到最小。

（一）组建救灾委员会紧急动员。灾害发生后，紧急救济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行动，要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抢救伤者、转移生者、安葬死者，安抚受灾群众。因此，紧急救济工作需要集中领导、统一指挥、统筹安排、协调分工，需要各方力量互相配合行动。面对突发的严重台风灾害，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来抓。1949年7月25日，上海市长陈毅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救灾办法，决策部署救灾方案。会议决定：为应对骤发的台灾，各区设置救灾委员会，根据当地受灾情况开展救援，并动员工商界、工会、妇联、学联、青联及慈善机构等各社会组织协助救灾。

为贯彻会议精神，7月26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团结起来，战胜台灾》的社论，一方面指出了救灾的方向，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号召救灾、鼓舞精神的作用。社论提出4点要求：上海全体党政军民必须正视这次台灾，而且应立即行动起来，做好救灾工作，对于受灾的同胞采取紧急救济与安置；要做好救病、治伤和防疫工作，减少霍乱危险，对台灾伤亡人员，各医院及救济机构必须迅速合作处理，对于平时以井水作饮料的大量市民，应严加注意饮用水的消毒；要提高警惕，严防匪特，确保治安；对于在台风中遭到损害与破坏的物资、公用设备和建筑物要积极抢救，这些都是国家财产，人民血汗，都是建设国家的资本，要做到应救必救，不能抱有灰心失望的态度。社论希望上海人民将劳军热情扩大到救济灾胞活动中，相信在全体党政军民团结合作下，定能战胜台灾。此外，《解放日报》在7月26日还运用大量版面对台风知识、此次台灾损失、救灾情况等进行多方面的宣传报道，不仅有利于人们正确认识此次台风灾害，更是代表党和政府发出了全民救灾动员令。

《解放日报》的救灾社论贵在思想动员，而党政机关的发文则重在贯彻与执行。在市委和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全市各区县也展开了迅速有效的救灾活动。为解决受灾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问题，政府从上海人民劳军的捐献中拨助款项，向受灾群众直接供应食品；并号召社会各界踊跃捐赠，各区救灾委员会相继开展了“一升粮，一件衣”的社会捐献运动。在内外两条线交织的动员网络下，新闻媒体、工商企业、教育部门、工会、妇联、教联、各社会机关迅速发动。上海大中小学及学联等教育部门也闻讯而起，上海学联发出号召：“青年朋友们：昨夜台风狂暴的袭击了我们，一夜间造成了上海市民的大灾。对于这一严重的灾情，我们的政府已经作了紧急的布置，积极设法安插和救济灾民。我们上海的青年也应该紧急动员起来，团结全市人民，协助政府完成这一工作，帮助数十万无家可归的难同胞渡过这一难关。”青年学生响应号召，用节衣、节食、宣传捐款、无偿劳动等实际行动参与救灾。同济大学留校学生在遭遇台风灾害，看到受灾群众的困难生活后，不仅提供校舍以供灾民居住，而且自愿将每日一斤的食米减半，捐助受灾同胞。从7月25日起到月底，共节省米210斤。

上海工商业发达，在此次台灾中，很多企业既是受灾需要救助的对象，同时也是自救和互助救灾的主体。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在灾情发生后，迅速成立紧急救灾办公室，统领救灾工作与灾民救济。一方面积极开展自救，保障职工安全，竭力抢救物资，减少企业损失。如中纺第三印染厂职工与中纺驻军一起抢救受灾物资，“在搬运过程中，因硫酸遇水爆炸，两位战士受重伤，五位战士受轻伤，工人中也有周宝生等七人受轻伤，……至七时，二百多桶原料已全搬至精元间，未遭损失”。另一方面企业捐款捐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7月27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召开关于“慰劳解放军和救灾工作”的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公司应对台灾以及如何参与救灾的问题，并提出了具体方案。首先是号召全体员工缩食，员工节食3天，省出伙食费全部捐作救灾之用；其次是提议紧急捐款，7月份每人最低捐献一日所得，多多益善；再次是号召员工节衣，员工自愿捐献衣物，所捐衣物第一时间送给受灾难民；最后是组织义卖义演等活动，以便筹集善款，帮助灾民。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代表的上海工商企业界普遍为保护物资、保护新解放的人民城市贡献力量，在救灾中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在号召工友们为灾民捐款的过程中，无形地加强了其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在党政军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大量的救灾款物汇集，为救灾准备了物质基础和资源条件。

（二）灾民救助与应急防控。台风灾害发生后，很多地方断电、停水、断粮，此外，房屋倒塌63208间，夹塘地区70%以上房屋坍毁，10余万人无家可归，受灾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亟待解决。灾后疫病、卫生问题突显，霍乱、血吸虫病在当时本就是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一大隐患，尤其是在灾害发生后，借助于污水熏蒸更易传播。面对这些棘手问题，上海市政府要求卫生部门迅速展开工作，根據灾情特点制定分区、分类救治的对策。

首先，根据市政府指令，各区县迅速成立难民救济委员会，并据实际灾情分别设立难民收容所，为解决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题提供机制上的保障。中共上海市委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指示市政府一面召开紧急会议，一面派出大批得力干部亲临灾区一线，组织抢救灾民，落实安置场所。为充分调动一切资源、利用一切条件解决难民安置难题，市政府统筹协调，通令全市各学校、电影院和会馆等公共场所暂停业务活动，专门接收安置受灾群众。警备一分区的指战员们积极帮助难民寻找公共房屋，有的则直接让出宿舍优先安置难民。

为了协调收容救助工作中各方之间的关系，上海市政务接管委员会在7月26日发出紧急通告，制定3点难民收容办法：一、此次受灾难民生活与住所无着、急待救济者，可迅速到所在区接管专员办公处接洽登记，以便收容与进行救济；二、所有到区接管专员办公处请求登记救济难民，登记时要说明此次房屋资财所受损失确数、全家人口数及在此次台风雨中有无伤亡与严重病症；受灾后，现住何处，是否需要安置住处；三、凡受灾难民，已经自动到各机关、部队要求救济者，得请该机关、部队迅速介绍到所在区接管专员办公处处理。为确保救灾政策的落实，上海市政务接管委员会派出工作组和监察通讯员，分赴各区开展救灾督察工作，在有关部门和团体组织的协作之下，大量难民得到收容救助。

其次，狂风暴雨之后，紧随而至的疫病传播成为一大挑战。卫生部门奉命组建专门的难民医疗队，并动员红十字会及医学院的学生积极参与到灾后防疫中。为让受灾的人民群众免费得到医疗救治，各医院尽量收容和医治受伤或得病难民，灾民可以凭介绍信到各个医院免费医治，不会因经济问题而错过最佳救治时间，费用由政府埋单，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消解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对中共的污名化宣传。“过去上海工商界对人民政府政策不十分明了，解放区消息隔阂，因此引起许多怀疑”，台风救灾政策及其实践，使得原先对新生人民政权持观望态度的部分市民转变过来，为刚解放的上海注入了政治上的稳定剂。市卫生局也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市民不乱倒垃圾、粪便。积水一退，又立即联合清洁总队和清洁所驱车到各地開展清毒工作，确保环境清洁，减少疫病传播。

再次，救灾不仅包括救济灾民、控制灾情，而且还要应对各种突发性的次生灾害。1949年7月，上海刚解放不久，仍然面临着国民党特务、帮会分子和地痞流氓的滋扰和威胁，对于此类人员，公安部门通令，严厉打击、坚决惩办，保卫人民群众。台灾发生后，各种未肃清的敌对分子和会道门组织散布谣言、蛊惑群众或者趁灾破坏、抢劫，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为配合政府救灾，警备部队与公安局派大批员警前往灾区，如上海普陀区接管委员会派专门人员去帮会首领朱启桢家，令他约束门徒，不得借台灾之机寻衅滋事。从而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了灾后生产和生活秩序的稳定。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严重天灾，刚执政不久的共产党人，克服了物质供应紧张和潜伏敌特分子的乘乱破坏，从上到下坚持一切以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主的原则，依靠并团结带领群众，采取了一系列紧张而有序的救济措施，抓住了救人和抢救生产机器的短暂窗口期，最大程度上减少了灾害损失。

（三）党领导下军民协同抢险救灾。台风灾害应急动员的成功，与党的正确领导密不可分。党的领导是风雨来袭时群众的主心骨，人民军队是抗灾抢险的中流砥柱，军民协同是抗御狂风暴雨的铜墙铁壁。党领导制定的紧紧依靠群众、多元主体参与、军民协同救灾的方针，是这场救灾赢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障。

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是抗灾救灾的主心骨。台灾发生后，上海市委、市政府紧急召集各部门召开救灾会议，成立救灾委员会，统一领导救灾工作。与此同时，各区县也相应组建了区县一级的救灾委员会作为领导本区域救灾工作的指挥系统，形成了属地化管理的分级负责制和统筹安排、相互支援的部门协同，各级领导分工负责、密切协调，为救灾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有力高效的组织保障。此外，党员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亲临救灾一线，组织人民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和家园重建，增强了党在救灾中的号召力和动员力，并最终将中共领导救灾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南汇县委书记王克刚、县长牟能带领各级干部、驻军官兵和300多条民船，到老港等灾区抢救受淹群众，当天下午救出2000多人。在紧急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果断决策，合理调度各方力量，指挥与台灾作斗争。党员干部迎难而上，冲在第一线，成为人民心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以实际行动树立起共产党为人民谋福利的形象。

军民协同是党领导此次抗灾救灾的重要法宝。在救灾过程中，各阶层人士与广大军民积极投入，开展互助互济。紧急救灾会议召开后，市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救灾措施，除决定将上海人民劳军捐献中的援助款项，做救济此次台灾之用，同时号召上海人民踊跃参与，为救济台灾作更大的贡献。上海市接管委员会收到社会各界捐助的救灾款502万元，大米47万斤，被服1124件。“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三大任务，如果说进入上海初期的解放军以“睡马路、不扰民”向市民初步展示了人民军队的外在形象，那么淞沪警备部队在抢险救灾中更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爱人民的深刻内涵。如为了救济受灾群众，驻浦东部队某团提出了“节约一两米、多救一条命”的口号，驻邑庙区部队从受灾日起，将原来一天两餐干饭一餐稀饭改为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将节约的粮食全部救济灾民。据不完全统计，至1949年底，淞沪警备部队共修海堤25670米，修路500米，发放救济粮71007斤，帮助群众修建房屋13间，割稻560亩，割草挑粪3992担，捐大米61419斤，衣服2873件，救灾19次（救出群众1265人），救人34次，为民治病176次。为了感谢并铭记人民子弟兵的帮助，崇明群众将南堡镇新修的18里海塘命名为“军工堤”。

三、从“赶考”到“补课”：

灾后中共领导防灾工程和制度重建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城时的“赶考”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学习新事物的决心与勇气。长期扎根于中国乡村、以农村包围城市为革命路径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管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克服了人才不足和经验缺乏的双重困境，在防灾工程重建和灾害气象预报制度建立的“补课”中，表现出顽强的抗灾精神和敢于担当、勇于自我批评的学习能力。

（一）寓救于防与灾后重建。台灾往往以其发生迅速、持续时间较短、危害冲击力大等特点，考验政府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执行力，以及防灾抗灾的工程建设和灾后重建的制度建设。灾后重建又包括灾区人民物质家园的重建、生产和生活设施的恢复、社会网络与秩序的修复、心理创伤和精神世界的弥补等，若灾后重建不能及时完成，就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使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丧失信心。如当时中共南汇县委在紧急指示中所称：“各级领导要认识到这次抢救工作，是联系群众和提高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威信的大事，深入宣传、说明，只要大家心齐，人力可以胜过天灾，不要迷信天命和听信谣言，严防特务、坏人趁灾破坏。”

1949年台灾发生后，上海多处海塘塌陷。南汇海塘在台风来临时破坏严重，原本52公里的海塘被冲毁40公里，共有五六十处缺口涌入倒灌的潮水，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时刻在威胁之中，灾后重建的任务迫在眉睫。面对此种情形，上海市政府于7月26日召开第二次紧急会议，主题就是灾后重建“修复海塘”，讨论了关于海塘修复的一系列情况及问题。会后，政府派工作人员到南汇海塘进行实地考察，有序组织当地村民以工代赈、修补海塘。

修复海塘的首要任务是堵住海塘的决口，为此市政府组建抢救委员会，并拨出20亿元充作救灾工程款。陈毅亲临抗灾第一线勘察，指示市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在潮汛高峰来临之前务必筑成新海塘。为加快抢修，陈毅特邀全国著名水利专家茅以升、关富权、孙辅世、黄炎等商议堵口计划，在工地上召集专家、农民代表、中小学教师和机关干部开会，决定采用柳条筐加土方石块的办法合堵决口。党领导各级政府职员、当地驻军、警备部队和民工，纷纷参加抢救工程。7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发布通令，命令所属各部队全力以赴抢险救灾。以工代赈参加抢修海塘的民工多达10.7万人。1949年10月6日，抢修海塘工程顺利完工，翻修一新的海塘全长49公里。为防御更大的台风灾害，党和政府克服财政困难，坚持以高标准修复并加固受损海塘，至1957年塘身高度已达8.5米，顶面寬15米，成为保卫上海安全、真正造福人民的民心工程。此外，市政府还组织力量，疏通市区原有下水道，在管道出口装置闸（潮）门，加排沿河横截管，建造泵站，遏制高潮浸溢和潮水倒灌。卓有成效的灾后重建工作，不但防御了天灾，而且维护了新生政权的稳固。

（二）气象预报应用于防灾的制度化探索。解放不久的上海面临着国民党封锁、空袭和特务分子里应外合的破坏、扰乱。从1949年6月至1950年5月一年的时间内，国民党空军陆续对上海发动了50多次空袭，严重时导致交通瘫痪、工业停摆、市民死伤甚重，陈毅回忆：“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情。”而当时解放军还没有拥有独立的空军，只能依靠高射炮和防空工事应对。在此情形之下，天气预报就成为重要的防空情报。为避免重要的天气预报信息为敌特获取，上海军管会往往选择加密。1949年7月第六号台风之所以预报不登，其主要原因也是如此。据7月13日发布的秘三字第六号令精神将台风天气预报以“保密”而封存不发，指令内容为：“查本市气象台公开发布之气象预测，实属利于匪机空袭害民，各界市民亦迭次来函请求禁止，仰该会即令各气象台除向有关机关继续按日提供气象报告外，对于各报馆、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讯局以及各电报公司等一例暂予禁止发布是项气象预测为安！”

尽管这份预报未能通过各报馆及时公开，但上海市人民政府政务接管委员会接到台风警报后，加强夜间值班，做好抵御台风的准备。而且应上海气象台请求，《新民晚报》在7月24日刊登了题为《台风今夜进袭浙江洋面 吴淞口外将受影响 希望小型船舶及时靠岸》的台风预报，但由于占版面很小，时效较短，仍导致市民准备不足。

7月25日，陈毅主持紧急会议，听取汇报，部署抢救工作。他在得知这种“气象后报”的情况后做出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是我们早知道，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减少损失”，“管理城市，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还得要学科学知识”。“我们的气象预报制度未认真建立起来，没有及时掌握台风动向，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主要是领导上的责任。竺可桢先生曾几次说，大风快来了，要注意。老先生的话有道理。上海这样大，光我们管不行，要大家管。”其实，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解放后一直重视对气象、广播、交通、供电等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和管理，早在解放之初甚至更早之前，“中共在电台里重复地广播说‘请上海市公用局长赵曾珏注意，请你留下，别离开上海，人民政府需要你’。当他们还没有‘解放’上海时，他们已经在‘罗致’着公用事业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了，事实上，中共对城市公用事业机关的接管，的确是迅速而准备充足的，……许多例子都证明，中共对城市公用事业的重视”。

灾后不久，为统筹协调防空安全和气象灾害安全，陈毅及粟裕分别以军管会主任、副主任的名义签署军字第00189号通令，“规定上海及其他解放区的一般气象报告及预报仍暂停发布，上海及其他解放区遇有重要气象必须发布时，由上海气象台临时函请新华社经向上级请示后统一发布”。可见，上海市党政领导在第六号台灾后及时调整了气象预报应用于军用和民用的管理制度，从保密级防空专用转变为重要气象经请示后可提前向市民预报。党和政府反思在城市管理和科学防灾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时对相关政策做出切合实际的调整，显示了执政初期共产党人强大的反思和学习能力。“共产党土生土长在中国的乡屯里，和泥土特别亲近，而对于城市的豪华，却是陌生的，因此，面对着他们迅速的军事胜利，他们面临了一个极大的考验。当他们获得了一个城市，他们便需要大批的人才来进行他们的‘接管’工作……把他们的干部深入到民间的组织里，学习，研究，与民间打成一片。”叶剑英曾说：“我们是穿了草鞋从乡村走进城市，一切都还得学习！”可见，党在执政后以“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重视人才、重视学习”的实际行动为“两个务必”的作风要求做出了最好的注脚。

四、密码解读：

中共领导救灾成功的经验与启示

1949年7月，刚解放不久的上海，面临着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外部的封锁、空中的袭击和内部的破坏，既有军事斗争，也有经济领域里的银元之战和粮棉之战。在内忧外患之下，中共领导救济了30多年一遇的特大台风灾害。究其成功经验，从管理学上看，坚强有力的领导、科学有效的机制、正确有方的组织动员，是克灾制胜的重要因素。但如果从政治学上考察，1949年六号抗台只是中共领导救灾的一个典型案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一直把救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救灾为民既是党的初心和使命的直接表达，同时，依靠人民救灾也是党成功领导救灾、每次转危为机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启示。

首先，从历史来看，早在苏维埃时期，党就开始把救灾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1931年江淮大水灾百年一遇，灾情奇重，国民党政府却不忘内战。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却执行了为人民谋幸福的社会政策。“我们的党认为任何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派别以及取消派等都不能解决中国的灾荒问题。……只有南方各省的苏维埃政府还能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联合围剿之下，竭力给广大的农民群众谋幸福，实行各种保护农民利益与避免灾荒的具体政策。”“特苏以前决定苏维埃党部等机关每人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每日一餐稀饭两餐干饭，是适当的办法，苏维埃应宣传群众自愿的节省。”与国统区面临同样严重的水旱灾害，中共领导下的苏区救灾却为何成效显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以局外人的观察给出了问题的答案：“当我们想起苏维埃没有饥荒，我们觉得这完全是一个中国的奇迹！事实上，这不能只靠财政来说明，只有从社会的和政治的基础上着眼，才能理解。”1949年7月27日，奉贤县委、县人民政府在联合发出的《关于抢救台风水灾的紧急指示》中号召全县中共党员和人民政府各级干部，“要有高度的群众观念，把群众的疾苦当作自己的疾苦，领导群众战胜这次水灾造成的困难”。上海解放后，接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强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群众路线，大灾面前与群众风雨同舟，从而获得了领导群众战胜天灾的底气与勇气，为党执政新中国经受各种国际和国内考验稳定了政治底盘。

其次，从救灾的立场和宗旨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初心使命。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可见，救灾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上海六号台风灾害发生后，松江专区专员顾复生、地委书记张彦向陈毅汇报灾情并询问如何救灾、怎样修复海塘时，陈毅当即表示：“我代表上海800万人民全力支援。”8月29日，陈毅亲临高桥炮台浜海塘，鼓励工程技术人员认真总结筑堤合龙的经验教训。他说：“有人在困难面前相信起海龙王了。但我们相信的是团结起来的人民力量。”新海塘建成后，陈毅提议取名为“人民塘”，充分表明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的救灾思想和执政理念。

再次，从实践逻辑来看，救灾尽管是历朝历代的一项要政，但中共的治灾思想及其价值意蕴却远超古人。以往救灾的出发点往往是保存生产力、进而保住国家的财赋不受大的影响，救灾重点在于灾后的赈济与安抚，目的是保证灾民不造反、维护统治秩序，且救灾宣扬的是当政者的恩赐，人民只是被施救的对象和需要感恩戴德的子民。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推翻了遭受灾害的总根源——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统治后，开始致力于将水利建设和防灾救灾工程建设提上日程，从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转向城乡建设和民生保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上海台灾发生后，陈毅亲临工地慰问军民，现场群众奔走相告：“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候，咱们遭了灾，连市长的影子也看不到，修塘的几个钱也被那些贪官给贪污了；解放了，到底世道不同了，陈市长亲自来和我们一块儿堵口子，现在的政府才是咱老百姓的政府，陈市长和咱们在一起，咱们一定要加油干，咱们一定要把决口堵住！”新中国成立后，在抗灾救灾实践中“人民”和“政治任务”两个关键词高频出现，充分说明党始终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救灾工作视为政治任务，而加以贯彻落实。

总之，1949年刚接管上海不足两月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产原料和粮食奇缺、投机盛行、物价飞涨、失业严重、谣言四起、敌特内部破坏、帝国主义外部封锁、台风暴雨交相侵的多重夹击。当时有资本家嘲讽共产党不懂城市管理：“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不少市民对新生人民政权也在观望，“一般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都很隔膜，对于中共解放中国人民的事业，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在历史上，因灾而致的政权变易、外族入侵和社会动荡不胜枚举。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革命战争和局部执政历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面对天灾，团结带领党、政、军、民、学各界致力于抗灾救灾与灾后重建，不但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和国家的财产安全，而且化危为机，彰显了“救灾为了人民、救灾依靠人民”的救灾理念，赢得了人民拥护，巩固了新生政权。1949年上海台灾救治不仅为新中国的灾害治理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检验并增强了党领导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的应急动员能力、组织协同能力和科学施策能力。

本文系2020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中国共产党领导救灾的百年历程、模式与经验研究”（2020BDS00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民国时期重大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模式与经验研究”（2232021B-04）和全国党建研究会高校党建研究专业委员会2023年重点三类课题（编号6）的资助

作者孔祥成系東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曹茜亚系山东工业职业学院专职辅导员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