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宣传与发行策略：武汉《新华日报》的群众影响力建构

张保军

[摘  要]全民族抗战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号角，武汉《新华日报》极为重视在国统区的群众影响力建构。在新闻报道中，武汉《新华日报》根据现有消息来源和稿件的特点与功能，巧妙编辑，成功地赢得读者；在宣传策略上，不仅鲜明地发出党的声音，赞扬进步、揭批反动，而且注意利用自己的宣传阵地，构建中共、普通民众、进步力量以及国民党之间的舆论平台；在出版发行方面，从多个方面加强服务能力，始终采用低廉的价格、负责任的发行，使读者能够方便地订阅报纸。武汉《新华日报》群众影响力建构中展现出的上述要素，不仅反映了抗战时期城市党报的鲜明特质，而且提供了理解中共宣传动员何以成功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新华日报》；编辑技巧；宣传策略；出版发行；群众影响力

[中图分类号]  K26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23）05-0051-08

作为历史悠久、普及程度最高的大众传媒之一，报刊拥有“展示和操纵的力量”。也正因如此，抗战时期各方政治组织都将其视为舆论争夺、理论宣传、形象塑造的重要工具。《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在出版286期后，由于汉口陷落，又转至重庆，直到1947年2月28日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封禁，终止在国统区的发行。目前《新华日报》常因为其所刊载的事实性内容而被当作重要的历史资料来使用。同时，它也被当作重要的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关于它的创办及发展过程；它作为抗战文化的代表，如何反映、从事、推动抗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以及对它的地位、作用的历史评价，都已被学界纳入研究视野。那么，《新华日报》的栏目内容、与读者接触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对读者发挥作用的？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该报在武汉期间作为考察对象，围绕其如何成功建构群众影响力这一中心议题展开分析、论证，以期推动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编辑技巧：使用、满足与影响读者

读者选择阅读报纸，最基本的需求是要获得信息。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用全面而准确的报道帮助读者获得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报纸的基本功能。武汉《新华日报》基本坚持每天一期，一期共4版，大体按照第1版社论与广告、第2版国内新闻、第3版国际新闻、第4版副刊和读者信箱的形式编排，包括有新闻通讯、评论、漫画、副刊等栏目，涉及到战争、救亡、时政、国际、民众生活等多方面的内容。与国统区的其他报纸相比，《新华日报》风格清新活泼，既有战斗性，又贴近民众的兴趣。

（一）以全面抗战为主题的消息类报道。消息类的报道，在内容上通常没有太多的主观性。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读者，所要获知的基本消息可能会因为自身喜好和地位不同有所差异，而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处在全民族抗战的紧要关头，战争对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产生重大影响，也就成为大家普遍最关注的内容。如何在报社同行关于战争报道的竞争中凸现自己的特色和定位，《新华日报》给出很好的回答：即提供方便易读的消息，赢得读者。在战争消息的报道中，《新华日报》尤其注意利用消息选取，教育和启迪读者，发挥其推动抗战的作用。

这一时期的《新华日报》关于国内军情方面的消息数量最多，占到接近半数。其次是有关国际战争军情和形势的报道，占比三成。接下来数量较多的是与战争有关的其他消息，主要是对国内战争的外围报道，包括发生在战场之外的敌人暴行、国内的抗日救亡活动、反对汉奸投敌卖国、战争牵涉和引起的社会问题、国际对中国战争的援助等内容，这些内容，约占所有消息报道的一成。而这三大类报道，占到报道总量的近九成，处于绝对的多数。例如，关于前线最新战情的报道，平均每天有28条。每天不断更新的战报，成为不断吸引读者阅读的热点。在这样的连续报道中，报纸既履行其存在的使命，也不断吸引着社会关注。在自身因为读者的关注而不断取得发展的同时，也默默地扩大着在读者中的影响力。

此外，军事上尽管有胜有败，但抗敌爱国的将士们是可爱的，《新华日报》的报道展示出很多英雄主义的图景，激励着前方和后方共同抗战。如战事消息把前方的浴血奋战传达给广大民众，战争的相关报道则惩恶扬善地教育和激励着民众，尤其是通过报道“敌寇暴行”，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坚定了他们抗战到底的决心。與此同时，《新华日报》还积极宣传“救亡消息”，鼓舞民众热情；刊载惩治汉奸的消息，警醒民众；也不乏对世界热爱和平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报道。另外，还经常有对敌国日本境遇的报道，对世界反法西斯局势发展的报道。这些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各类报道，丰富了《新华日报》战事报道的视角和层次，展现了《新华日报》战争报道的群众性，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

（二）以战事、战争为主题的通讯类报道。相对于时效性较强的消息类新闻，通讯类报道因为取材较广泛、书写比较自由，更能体现报纸的立场和态度，所以更易使读者对报纸留下深刻印象。《新华日报》充分运用通讯的这一特点，用意义鲜明的取材和通俗而充满感情的描写，表达报纸的立场，因而对读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新华日报》的通讯题材相当广泛，包括战争、时事、国内、国外，但是又相对集中，主要力量放在了战事和战争相关题材上，对国内战况、战争相关题材的通讯占到通讯总量的九成。

在这些战争题材的通讯中，《鲁西北的抗日根据地》《彭德怀谈晋南我军大捷》《庐山脚下游击战》《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连载）》《新生中的绥东》《军民联合在豫西》《迈进中的抗大》《抗敌宣传队》《争取老百姓回家》《卧伤小村中的林彪师长访问记》《南昌邓家埠妇女的工作》等等，都是在国民党中央社所提供的新闻类稿件中看不到或者很少涉及的，它们反映的都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战工作。《新华日报》以通讯的形式刊出这些题材，既弥补消息类新闻受稿源的限制难以对这些内容进行充分报道的局限；同时，由于通讯的描写可以更具感染力，对这些内容的表现也就更能打动读者，这是比消息传播更能以情动人的宣传优势。《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对这些题材以通讯的形式广泛宣传，既表达自己的立场，又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另一方面，《新华日报》也不吝惜对国民党的抗战组织工作进行客观地报道，如《全市民众纪念中山先生空前团结拥护领袖抗战到底》《踏进台儿庄》《陈诚部长谈台儿庄会战经过》《中华海员抗敌宣传大会蒋委员长致敬》等等。《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重要的舆论窗口，这些报道对于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国民党当局积极抗战都起到一定作用。

《新华日報》也充满社会责任和关爱之情地对于正在遭受苦难的广大民众进行报道，如《上海同胞在斗争》《送别流亡的幼童》《艰苦奋斗中的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等等，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与劳苦大众血脉相连的状态，有利于团结更多的群众，在国统区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同时也增加了报纸本身的影响力。

二、宣传策略：以我为主，

积极构建多方意见表达平台

就多数情况而言，读者无法获知一家报社的内部运作情况。一份报纸对读者发挥作用，只能通过它的“前台”工作，通过它呈现在读者前的样子来吸引读者、影响读者。报纸背后的意图、策划与工作，要通过刊载的内容和形式展现给读者，所以报纸本身才是办报意图影响读者的桥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尤为重视自身的宣传策略，一方面通过评论积极拉进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努力构建多方意见表达平台，不断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一）强有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评论是媒体最直接、最强有力的发表观点、表达立场的方式。武汉时期每一天的《新华日报》，都会以社论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国内外重大时事的根本态度。从创刊起，社论就基本固定刊登在第一版的上半部分，直接夺取读者的视觉中心。除有社论之外，《新华日报》在第3版的下半部分，另开设“短评”一栏，针对新闻事件，发表简短而有力的评论，向读者表达自己的态度和倾向。大致而言，《新华日报》的评论基本由社论、短评、来论、专论四种体式构成。社论的内容广泛，代表编辑部以及身后的中国共产党阐明观点，表达立场。短评短小精悍，一般针对新近的鲜明事件和现象进行集中而简练的分析与评述，帮助民众厘清现实、引导其认清事件背后的意义。来论多系有感而发，文字较为随意，重在阐述观点和传达投稿者的感受。专论相对严肃，并且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教育意义重大，在某一方面、某一工作中对读者进行教育和指引。这四种评论体式构成了《新华日报》多层次的评论体系，在表达立场、开展教育、传递观点、切近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读者的不同要求。可以说，立场鲜明的评论文章，塑造了《新华日报》的灵魂，表现出这份报纸作为党的舆论喉舌的强大功能。

其一，评论的主体。评论代表的是评论主体的欲求。要看评论的立场，就要看是谁发出的这些评论。在《新华日报》上，报纸编辑们的党性原则得到充分体现。这种来自中共或代表中共的重要评论有很多，一般刊载在“专论”栏目中，用于阐发重要问题。也有一些特别重要的评论，以专版的形式刊发。例如1938年6月21日的报纸在第3版和4版刊载了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共领袖直接在《新华日报》发表这样重要的理论文章，充分体现了这份报纸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新华日报》还大量刊载表现团结抗战、追求民主、重视劳动大众力量的来论式评论。如7月24日第3版刊登的著名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的来论《关于反侵略》，讽刺把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别国的援助上的愚蠢行为，阐明“中国本身是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应该走向反侵略的进步的路，不是走上开倒车的路”。相对于新闻的客观性，评论更加主观、更富有感情，能够直接阐发思想，也最容易对读者产生影响力。《新华日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不仅发出中共的主张，也积极传播来自各方的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声音，在国统区的报界，凸现自己革命的、负责任的正面形象。

其二，评论的特点。《新华日报》创刊之初，在消息报道中时有文言化的、拗口的、标点不清的情况。可是它的评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表达的方法和形式。无论是大版面的、严肃的社论，还是轻快简洁的短评，都使用白话文，而且文字浅显、易懂，标点清楚，读起来文意自现。如1938年1月26日的社论《关于游击战争》，就直接体现这一编辑特点。这则社论，在论述中为民众普及有关游击战争的知识，鼓励民众对中共军队组织的游击战给予支持和帮助。它的行文流畅，在交谈一般的语言中娓娓道来，使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读起来也没有困难，默默传递出《新华日报》以及报纸背后的共产党对民众的友好与温暖。

（二）敢于斗争，不纵容反动势力。在武汉出版的10个月里，《新华日报》几次面临国民党当局的反动诬蔑和粗暴干扰。每每在这些关头，《新华日报》都敢于斗争、表达自己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维护正义的舆论力量。

其一，回击破坏报馆和造谣行为。1938年1月18日的《新华日报》，第1版广告栏中的第一个位置，开设天窗；19日，版面的同一位置，刊出《本报紧急启事》。天窗与“启事”的配合，向读者传达出报纸遭受破坏的事实以及背后的真实原因，而在当天就能够“加以整理照常出版”则体现的是报社员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与职业操守。这些都使读者心生同情并进而产生对报纸、对进步力量的支持。22日，在报章上的同一位置，《新华日报》又刊出一则针对有谣言说要停刊的辟谣启事。这则启事呼应和强化前面启事所影射的报馆被捣毁的真实原因与幕后指使者，更加激发了读者对于反动势力的不满与斗争。

其二，反对查禁救亡书报。面对国民党当局查禁救亡书报的行径，1938年7月29日，《新华日报》在第4版利用大半版的篇幅进行回击，内容包括《地方通讯》栏目中刊登的以及《读者来信》中反映的国民党宪兵查禁进步书报的情况，吴敏的专论《反对查禁救亡书报》，编辑部对于读者在来信中提到的《新华日报》被查禁而作的回复，等等。以通讯《书报的厄运》为例，反映的是兰州地方当局成立书报审查委员会，“自订不便公开的标准十条（审察员们的话），在这十条禁令下，被牺牲活埋的除马、恩、列、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等的全部著作外，另有宋庆龄的中国不亡论，胡愈之抗战与外交，李公朴民众动员……群众、解放、全民、自由中国等等杂志，全部统计约不下一二百种之多”。

通过刊登来自民众、民主人士和报社本身的事实叙述、意见表达、应对建议，《新华日报》在舆论阵地上，与国民党当局查禁救亡报刊的行径进行坚决的斗争，发挥出了作为共产党宣传喉舌和抗日爱国民众发声筒的作用。

（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华日报》以动员全民族抗战为宗旨，倾听和发布一切有利于抗战的呼声。报纸利用多种方式，把自己构建成一个服务于抗战的意见平台，努力使各方進步的声音、爱国的呼吁，在报纸上得到表达。

其一，鼓励投稿，征求来信。报纸从1938年1月创刊开始，连续8天发布征求各地通讯作品的启事。第一天第4版“我们的信箱”栏目里，还特别刊发鼓励读者来稿和来信的文章——《我们的信箱》。这封征稿信，从民众的顾虑写起，既鼓励大家投稿，又告诉大家写作的方法，情真意切，显示出报社征稿的诚意。在1月22、23日两天的第4版，又刊发《团结》副刊编辑部的征稿启事。2月3日的报纸，再次刊登征稿启事，并且坦承：《团结》既然要完全成为读者自己的刊物，它的主体自然就是读者，编辑者不过是一个综合大家的劳力，使之成为系统而完整而已。之后在2月8日、11日两天的《团结》副刊，报社又刊登启事征求杂感体短文。《新华日报》诚恳地征集民众的来稿、来信，尊重广大民众说话的权利。正如它在启事中所言，在当时其他报纸只重视刊登名家的文章，而《新华日报》却主动地切近大众。这样的举措，为《新华日报》赢得源源不断的稿源，其中副刊登载大量来自民间的署名文章。尤其是《读者信箱》栏目，逐渐发展壮大，每天在一个或几个主题下，把来信和编辑的答复放在一起刊发。内容有解惑的，有纾困的，多种多样。

此外，因为信件太多无法照登，在《读者信箱》栏目开设的同时又增设《简答》栏目，不刊附读者来信，只刊登编辑的答复。比如1938年7月13日报纸第4版的一则《简答》：志礼先生：你高中毕业后究竟是升大学或到社会上工作的问题，主要的是决定于你主观的愿望及客观环境。你这两点，我们都不太清楚，所以不能肯定的答复你。《新华日报》这种坦率回应民众的做法，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认同。2月14日刊载的《本报读者座谈会——郑州读者会第一次记录》中，有读者这样赞誉：“我们以读者的资格，也可以充实它的内容，因为新华日报，是广大读者的报纸啊！”

其二，传递国民党当局抗日进步的声音。《新华日报》在武汉出版的时期，国民党当局的抗战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新华日报》也注意在自己的舆论阵地上刊发国民党方面有利于抗战的消息和意见，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战，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在报纸的创刊号上，第4版副刊的《抗日警语》就引用蒋介石的讲话：今日则大祸当前，义无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败……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此后，《新华日报》还时常刊登一些蒋介石、宋美龄和其他国民党要员的抗日言论。如1938年2月6日至11日的报纸，以“专载”的形式连续5天大幅刊登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话。如此一来，既是把他们有利于抗战的意见发布给民众、推动统一战线，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巧妙的斗争策略，让国民党不得不遵循自己的讲话精神，积极从事抗战。纵观整个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对国民党的抗战言论进行了较多的客观报道，使得报纸的意见平台更显开放和公正，增强了报纸的公信力。

其三，对国民参政会议的集中报道。1938年7月7日，国民政府召集国民参政会。《新华日报》对这次会议的重点报道，充分显示了它尊重多方意见、搭建舆论平台的努力。从6月22日起，《新华日报》在第2版开设一个栏目《国民参政会开会前夜》，用来刊登对国民参政员的采访，请他们谈对国民参政会的期望与意见。这个栏目一直持续到7月6日参政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在15天的时间里，一共登载对61位参政员的采访。7月8、9、10日三天的报纸上，又刊登7位参政员的采访，总共采访到参议员68人，占参议员人数的35%。中共党籍的参政员一共有7人，其中吴玉章、董必武和邓颖超接受了采访。7月5日，中共的7位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引起广泛社会反响。

接受采访的68位参政员中，有不少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包括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左舜生、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张君励、史良、褚辅成等。例如章伯钧提出对于国民参政会“希望从半民意的机关发展为完全民主制度”。很多国民党党籍的参政员也通过采访发表他们的意见。如马乘风认为“参政会议对抗战建国必有贡献，动员在野党人开展游击战争”。7月10日和11日，《新华日报》又分别刊登民众对于国民参政会的建议，如在《成都各界的建议》中，提出包括“用法令或者官令，正式确定抗日各党派之合法地位”在内的共54条意见，涉及到停止压迫抗日民众、给予新闻自由、奖励对外投资等多个方面。在对这次国民参政会议的报道中，《新华日报》全面采集报道各方的意见，同时配合发表与中共7位参议员的意见相呼应的社论。这样一来，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又构建起多方舆论互相交流的意见平台，发挥了它的独有作用。

三、发行方针：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

报纸要具备影响力，送达读者是关键环节。报纸价格是否能够被接受，是否具有竞争力？报纸的发行渠道是不是畅通，读者能不能顺利订阅到报纸？报社也要纳入通盘考虑。努力使报纸快捷地到达读者手中，才能顺利完成报纸产生影响力的最后重要一步——接触。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尤为注重自身的订阅价格、发行渠道以及订户服务，这些都为其在国统区建构起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订阅价格实惠。价格是大多数读者考虑订阅报纸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于新发行的报纸，读者还没有形成对报纸的清晰认识，更谈不上信任、期待和依赖。除用内容引起读者的兴趣之外，价格也是不可忽略的。新创刊的《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群众路线是基本的办报方针。在报纸要争取和团结的力量当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学生、工人和平民大众。报纸的价格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他们能不能成为报纸的忠实读者，这也是由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所决定的，“每份四分，一元一月，三月二元八，半年五元二，全年十元，本外埠一律寄费在内，国外邮费照加”，这是当时《新华日报》的定价，不仅符合普通民众的购买力，而且低于同时期的《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刊的价格。

在用低廉的价格争取读者的同时，新创刊的《新华日报》还采取对长期订户给予优惠的措施，让利读者。创刊初期，报社就开展“促销”优惠征订读者。从报社不断发布的启事来看，效果良好。原本决定推行一个月的促销，因为读者的响应热烈，报社又延长优惠期限，既方便读者，也扩大发行。如从1938年1月11日创刊到1月20日，报纸的广告栏中刊有这样一则《本报发行课启事》，公布创刊起一个月内，订阅享受八折优惠。而从1月31日起，报纸上又连续5天刊出相关的后续启事，把边远省份和国外读者申请优惠订阅的期限宽延一个月。此外，《新华日报》在发行中，还采取联合优惠的措施，有利于该报和报社内其它刊物共同提高发行量。如7月30日和31日，报纸上刊登《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联合优惠的办法，订阅其中一份的读者，可用八折的价格优惠订阅另外一种，使得两份刊物互相借力、壮大。在这里，由于新创刊的报纸，还没有使读者形成明确的心理预期和认同， 如果能想办法争取到长期订户，就可以使读者在相对长期的固定订阅中发现报纸的特色、进而认同这份报纸，使报纸产生更长久的影响力。

（二）拓宽发行渠道。这里所说的发行，是报纸递送意义上的狭义的发行，不包括行销等内容。为在国统区扎根、生存，把报纸顺利地送到读者手中，是《新华日报》要产生影响力、实现其宗旨的一项重要考验。这里不比陕北，国民党当局并不希望看到一份共产党的报纸发展壮大。同时，资金紧张的《新华日报》也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

其一，把报纸直送订户手中。在国统区，报贩和邮局由当局掌控，作为中共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要特别考虑发行渠道畅通的问题。加之报社的资金并不充裕，在依靠其他报社的报丁和报贩送报时，会因为劳务费问题受到影响。所以，报社在上级领导下着手建立自己的发行队伍，把报纸直接送到读者手中。当时中共中央长江局与中共湖北省委，从汉口富元里青年救国团训练班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主办的抗日训练班中，抽调了一批爱国青年来报社承担本埠的送报任务。此外为了保护订户利益，1938年6月2日的报纸刊登了报社对有送报员向订户索要酒资的错误行为进行说明的启事，“不意近日发现有少数工友，向订户赠户致送贺节名片索取节赏，情事实属非是，本报已严厉惩罚该少数工友”。这则启事从侧面反映了报社对于发行队伍的严格管理，以负责清廉的送报服务来帮助报纸在读者中树立良好形象。

其二，依靠各地分馆，服务外埠订报。对于外地的读者，《新华日报》主要依靠邮寄的方式发售。随着报纸的发展，在各地建立起的行销网络成为方便外埠读者订购报纸的重要渠道。从报纸刊载的启事看，报社一系列分馆、分销处的建立，使读者可以在当地方便地买到报纸，也有利于报社其他业务的开展。例如，1938年1月15日的报纸上刊载了长沙分销处设立的启事，后续又接连刊载设立山西分馆、南昌分销处——大众文化社、广州分馆、西安分馆以及重庆分馆的启事。由此可見，报社已初步建起报纸的销售网络，使得读者的订阅更为便捷。另外，在广州和重庆的分馆，还采用报纸纸型航空运送、当地翻印的方式，使得当地在第二天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新华日报》，从报纸的发行上满足了外埠读者对时效性的要求。另外，外埠的分馆或分销处，也纷纷从党员与进步青年中挑选了一批送报员。如成都分馆的杨绍轩，自贡分销处的傅明藻、潘健萍，贵阳分销处的吴同尘、郎德服、陶祖鸣等人，均是共产党员。1938年7月后，武汉《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已经突破两万份，超过《中央日报》《扫荡报》，接近《大公报》。

（三）积极服务订户。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发行，最重要的还是对读者负责。从《新华日报》刊载的那些诚恳地解决少数读者无法及时收到报纸的启事中，报社传递出的是负责任的态度和热忱。问题圆满解决的同时，更加赢得读者的信任与尊重。看似普通的发行工作，直接关系到读者的真切感受，关系到《新华日报》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宗旨和自身影响力的实现。

其一，与读者沟通，规范发行业务。首先，报纸通过刊载的启事，与读者沟通，争取理解，并告知读者如果发生问题该如何处理，传递报社的诚意。如在1938年1月22日、24日、25日三天的报纸上，刊有这样的启事，表达了报社对发行工作的态度：本报发行伊始对于送递邮寄各项手续虽力求稳妥敏捷，但仍恐不免有遗漏迟缓之虞，爱读本报诸君如遇有不能按日收到时，务请随即直接通知本课以便查明补送，是所至盼，电话三二六二八。其次，保护读者权益，寻求读者协助，避免双方损失。如在2月25、26日、3月2日的报纸上，报社刊登有关核实收报地址的启事。同时，对于通过来信并直接夹寄现金和邮资要求订购的读者，报社又在2月20、21日两天的报纸上刊发启事，提醒应使用汇票等更为安全的支付方式。在4月22、23、24三天的报纸上，也刊载有类似的提醒。报社在遇到反复出现的读者声称的邮资没有顺利寄到的情况下，善意、诚恳地解决问题，用自己的行动澄清在发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误会，从而赢得更大的信任。

其二，坦诚错误，减少用户损失。对于因为自身工作的失误或者没有预料到的状况，给读者带来的损失和麻烦，报社也利用刊登启事及时地回复和解决。例如，1938年2月4日和5日的报纸上，报社刊登有通过分销处订阅的订户未收到报纸的调查结果反馈：有许多朋友告诉我们，说武昌方面有一百多订户收不到我们的报，查武昌方面直接向本报订阅的共五十几家均派专人送达，闻还有许多订户是向分销处或报贩订阅的，朋友所说，恐系此项订户，望读者彻查，并望多向本报直接订阅，以免漏送，无任企盼。如有遗漏，请打电话至三二六二八，当立即补送，此启。类似的启事在《新华日报》上还有很多，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报社对于订户服务的高度重视。

报纸是中共宣传文本的主要载体与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同时“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能获得意义”。武汉《新华日报》之所以能够在国统区成功地吸引读者，除了充分利用外部有利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它根据普通大众的文化水平和接受程度精心编辑，使他们能够更便利地获取各种信息；坚持以我为主，积极构建多方意见表达平台；从民众的需求出发采取正确的发行方针，及时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武汉《新华日报》在国统区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呈现了组织力量有限参与下党报为适应城市环境而更接近大众传播意义的报纸的一面。尽管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瓶颈，但总的来看，经过武汉时期的发展，《新华日报》逐渐成熟，为中共在国统区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很好的宣传与鼓动，实现了它作为党的喉舌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者的使命。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科研专项课题“***关于党的历史论述研究”（22XNQ01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沈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