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建设成为领导上海抗战的坚强堡垒的

韩洪泉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设发展的一个特殊重要阶段。无论是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历史关头重建、恢复党的组织，还是在孤岛时期发展、巩固党的力量，以至在全面沦陷后继续坚持斗争、准备反攻，上海党组织的建设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努力建设成为领导上海抗战的坚强战斗堡垒。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上海;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05-03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党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恢复、巩固和发展党的力量，着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上海抗战的坚强战斗堡垒，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1936年至1937年11月，上海党组织由涣散而重建的特殊时期

20世纪30年代前期，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组织却受到极大破坏，至1935年下半年，地区性的党组织都已不复存在。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中共上海中央局以及中央各系统在上海的组织和党团员约500人仍坚持地下斗争，各自独立作战。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早在1935年二三月间，尚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就决定派陈云、潘汉年等去上海恢复党的组织。1936年，中央再度开始了重建上海党组织的努力。是年底，在冯雪峰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成立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负责了解和整理上海各系统党的组织，王尧山任临委书记。1937年6月，刘晓被确定为负责上海和江苏、浙江地区党组织恢复重建工作的领导人。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中共上海三人团，刘晓全面主持上海秘密党的工作。鉴于当时特殊情况，中央决定采取“逐个审查，逐个确认其党籍”的方式，把党的组织建立在政治上可靠、能长期隐蔽的党员队伍的基础上。[1]刘晓首先从王尧山开始，依次审查了临委的3位领导人，然后对临委联系的党员分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查工作，第一批通过审查确认党籍的党员约有30人。[2]

正当刘晓等人抓紧恢复重建上海党组织之时，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上海三人团根据中央指示和形势变化，决定把工作重点“从单纯整理党组织转到领导群众运动”[3]。在淞沪会战的烽火中，上海各系统的党员、积极分子迅速动员起来，担负起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救亡斗争的任务，并在此过程中健全和发展起党的各级组织。据1937年9月下旬上海党致中央的报告记载，“一般救亡团体支部同志有130余人”。[4]为加强基层支部建设、提高党员素质能力，群委和工委专门举办了支部书记、党员训练班，使党员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普遍提高。

1937年11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正式成立，省委书记刘晓。江苏省委以上海市为中心，同时领导江苏、浙江两省京沪、沪杭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党的工作，还担负江浙敌后农村抗日武装游击战争的开辟工作。省委直属中央领导，同时受南京中共代表团领导。根据中央有关白区工作的指示精神，党组织的建立和恢复不以地区而以产业与职业划分工作，以便于隐蔽和开展工作。江苏省委成立后，按照不同系统设立党的委员会，实行垂直单线领导。1937年11月，省委下设6个系统党委，包括军事运动委员会、工人运动委员会、职员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文化界运动委员会，省委还直属领导教育总支部和巡警、海关两个特别支部。随着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后来又设立了难民运动委员会、外县工作委员会和教育界运动委员会。

二、1937年11月13日至1939年下半年，上海党组织迅速发展的时期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全线撤离上海，淞沪会战结束，上海进入“孤岛”时期。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后，号召党员“转向生产、深入基层”，迅速地实现职业化，在实现群众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转变的过程中，考察和恢复一批党员的组织关系，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建立起一批基层党支部。至1938年2月，党员人数已由成立时的130人发展到300人左右，初步恢复和稳定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基础。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号召“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关门主义的倾向”，“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5]3月21日，中共中央专电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在敌人占领的中心城市中，党的任务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6]1938年2月，省委在总结数月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在红五月发展党员一倍的决定，要求各系统党委抓住租界特殊有利环境，扩大和加强基层支部建设，并明确了工委、职委、学委等的工作重点。[7]7月，省委针对建党工作明显滞缓的情况，发出《为争取八月底完成发展党员计划而斗争》的指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上海党的队伍迅速壮大，从1938年2月的300人发展到1939年10月的2300人。[8]

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还着力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确保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领导抗战的坚强战斗堡垒。在组织建设方面，一是按产业或职业划分工作管辖系统，建立垂直单线的领导机构;二是坚持越公开越秘密的白区工作原则，实现党员干部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三是实行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群众工作领导双轨制，做到组织上严格分工、工作上密切配合;四是扩大和加强基层支部建设，提高基层党支部和党员的独立战斗能力。[9]在思想建设方面，省委通过各级党组织举办支部书记或党员骨干培训班，对基层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对新党员进行指导教育。基层则以组织生活和个别碰头谈话作为党内教育的主要形式。1939年下半年，省委决定利用1个月的时间在党内发动布尔什维克竞赛运动，要求每名党员就提高党性、加强保密观念和组织性、密切联系群众、加强理论学习、提高独立工作能力等6个方面开展竞赛。[10]通过这次活动，党员在实际工作和学习比赛中得到了全面锻炼，为适应孤岛后期的艰苦斗争做好了准备。

三、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12月8日，上海党组织“以巩固为主”的时期

孤岛后期，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演变，上海的斗争环境也不断恶化。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并向东南局和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发出《关于精干和隐蔽党的组织问题》专电，强调上海党的基本方向应该是长期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党的组织求精不求多，不应大量发展。[11]江苏省委于1939年10月22日作出《上海党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的决定》，明确提出“巩固党的工作应成为目前工作的中心”，并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一是开展巩固党的教育运动和党员干部审查运动。1939年9月，江苏省委把正在开展的布尔什维克竞赛运动与巩固党的教育工作联系起来，加强党员的阶级立场教育和气节教育;10月开展了党员审查工作，清洗出不良分子80余人。二是着手整理、严密和巩固基层党组织。要求各级党组织除指定的支部和部门外，一律暂时停止发展，而改以整理、严密、巩固与加强马列主义教育为主，并在党内发动一次秘密工作大检查。[12]三是加强省委和各级党组织的保卫工作。1939年12月茅丽瑛遭特务暗杀后，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重要生产部门的支部建立保卫部门，选派专人加强保卫工作。[13]

中共江苏省委及下属党组织的组织结构、领导体制及工作方式也进行了相应调整。1939年11月，省委决定设立保卫部，刘宁一调任省委委员，负责保卫工作。[14]1940年5月，省委委员沙文汉赴苏常太根据地，同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谭震林会晤，将外县工作委员会所属的浦东、青浦、苏常太、澄锡虞工委划归东路军政会领导;10月，又将崇明县工委和江北特委划归苏中区党委领导。[15]1940年春，省委成立情报工作委员会，负责抽调骨干力量打入敌伪组织，搜集和调查敌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报，帮助省委及时了解敌情，作出相应对策。为保存秘密党的有生力量，工委在1940年春成立了交通动员委员会[16]，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负责护送转移人员去延安或新四军敌后根据地。

四、1941年12月8日至1945年9月2日，中共江苏省委撤离上海、地下党组织坚持斗争以及发展力量准备配合反攻的时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公共租界，“孤岛”亦告沦陷，上海抗战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由于中共江苏省委严格执行平行组织、单线联系以及实行职业化、群众化、社会化等秘密工作纪律，因此党组织并未遭到直接破坏和重大损失。但上海党组织发展力量和开展工作的难度大为增加，党员的人数也一度减少。

1942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江苏省委机关撤离上海，全部转移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转移工作自8月开始，至12月顺利结束，包括省委主要领导成员刘晓、刘长胜等在内的党员干部约200人，先后到达安徽省天长县顾家圩子，并组织了为期3个多月的学习培训班。1943年2月，按照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省委决定一部分同志留在根据地工作，另一部分有条件的则陆续返回上海或其他城市坚持地下工作。

1943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江苏省委，同时在华中局下设立敌区工作部，继续领导上海和江苏重要城市的地下党工作。同年4月，华中局敌区工作部成立，对外称新四军政治部调查研究室，由刘晓、刘长胜担任正副部长，张承宗任秘书兼干部科长。城工部成立后，主要完成了三项工作：一是开展敌占区城市调查研究工作，重点搜集日伪在上海的经济、文化、青年工作等有关政策和动态，及时掌握和分析敌情;二是建立交通线，派干部去敌占区了解工作情况，或不定期地找各部门负责干部来城工部汇报工作;三是组织开展整风学习运动。这一期整风学习的时间为1944年4月至1945年初，整风学习中还回顾总结了抗战以来上海党的工作，进一步提高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中共江苏省委领导机关和省委领导成员撤往淮南根据地后，上海党的组织在调整后依然运转，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胜利。根据省委决定，工委、职委、学委、教委、文委和警察特支6个组织系统留沪坚守，各系统互不发生横向联系，但均与华中局城工部保持单线联系，接受工作指导。在城工部的领导和指导下，上海党组织在极端艰难和十分复杂的环境中坚持斗争，积蓄并壮大了革命力量。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为配合抗日战争逐步转入反攻的形势，城工部对留沪各委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调整部署，对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加强。1945年前后，为配合新四军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各系统工作重点和组织机构又有相应调整。城工部还决定恢复上海近郊区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上海近郊地区发展党的力量，组建地下武装，为策应主力部队入城做好准备。至抗战胜利前夕，在上海市区坚持斗争的党员人数，已从最初的130人发展到2800余人，6个系统的党委（特总支）下属33个产业或地区党委、160余个基层支部;郊县党员达600余人，有7个县级工委。[17]这支久经考验的革命力量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和上海的最后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刘晓.上海地下党恢复和重建前后[J].党史资料丛刊.1979（1）.

[2]王尧山.关于上海地下党重建的经过[J].党史资料丛刊.1979（1）.

[3]刘晓.上海工作报告（1945年3月）[B].北京：中央档案馆存.

[4]上海党报告（1937年9月24日）[B].北京：中央档案馆存.

[5][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66-467.473.

[7]刘晓致洛甫电（1938年2月21日）[B].北京：中央档案馆存.

[8]上海工作报告（1940年）[B].北京：中央档案馆存.

[9][17]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12-1015.1371.

[10]关于布尔什维克竞赛运动的决议（1937年7月25日）.党的生活，（4）.

[11]中央关于精干和隐蔽党的组织问题给东南局和刘晓的指示（1939年10月7日）[B].北京：中央档案馆存.

[12]上海总结（1940年4月30日）[B].北京：中央档案馆存.

[13]关于保卫工作的指示（1940年1月6日）.党的生活，（14）.

[14]刘晓.关于执行中央巩固党的决定布置情形（1939年11月7日）[B].北京：中央档案馆存.

[15][16]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1920.8-1987.10）[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62.227.

本文系2014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课题“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课题批准号2014DLS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部队政治工作系讲师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