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民族、民主两个革命

林枫

记者：徐教授，您好！最近，我们欣喜地看到您的新著《血火铸长城——写给新一代人看的抗战史》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隆重出版。记得您在1995年就出版了抗战史专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录》，时隔20年，您又推出了这部著作。那么，能谈一谈您写这部“抗战史”的初衷吗？

徐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当时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不仅仅是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解放，也是当时反对世界上最邪恶的德、日、意法西斯势力英勇斗争的一部分。中国的抗战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可以用三个“最”来形容：开始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的一个重要阶段，抗日战争的胜利其实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驱逐了近代压迫中国最狠也是时间最长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中华民族解放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抗日战争期间极大地发展了中国革命力量，为中国革命在四年之后的胜利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回顾抗战史，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学习当年前辈们英勇奋斗的精神，尤其是在物质条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为了民族的解放，为了国家的强盛，不屈不挠，英勇奋斗。现在，我们中国条件变了，各方面的条件跟当年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振奋民族精神，努力奋斗建设一个强国，这与当年抗战的时候中国的精神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我们继承前辈的精神，也需要回顾抗战史。纪念抗战对教育我们年轻一代，对于我们振奋民族精神、实现强国梦也是有着重大意义。这就是我写《血火铸长城》的一个主旨。

记者：关于抗战史，长期以来有很多问题可谓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议论不断。比如，近来网上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作用的讨论就很激烈，而且还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观点。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徐焰：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内忧外患交织。过去被清朝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能有“以蛇吞象”之心大举侵华，除了其自身的狂妄和凶悍，也是利用了旧中国统治集团的极度腐朽和无能，否则偌大的中国也不会如此受尽欺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人数仅2万的日本关东军在几天内便轻取东北多数城市，在南京政府和东北军首领的不抵抗命令下，当地20万以上的中国驻军或降或逃。关内抗战初期，也常有百十名日军就能长驱直入一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

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内，面对几十万日军入侵，国民政府丢失了东部2亿人口的最富庶地区。直至1944年春至1945年初，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国民党军仍在豫湘桂大败，丢失了6000万人口的地区。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年中国受日本欺负，外在原因是新兴的法西斯国家特别具有扩张性和疯狂性，内在原因则是国内社会条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态，长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导致重家庭个人、轻民族社会的恶习，导致一些只知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的人投靠日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中忏悔道：“我从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业而不知民族国家。”国民党内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官投日，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还以降敌的国民党军为基础建立起数量最多达90万的伪军，也是一个社会腐朽群体对抗战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现。后人常唾骂抗战时期国内“汉奸多”，伪军数量有时超过侵华日军，这不能仅仅用个人品质来解释，而主要是旧中国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总而言之，抗日也需革除和改造腐朽的社会制度。

因此全面客观评价国共两党的抗日表现，须用两种维度。哪两种维度呢？当年进步的中国人其实都知道，抗日战争进行的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民主两个革命——“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因此，衡量哪个政党、哪支军队或哪个政治代表人物在抗战中的贡献，一方面看其是否积极抗日，另一方面看其是坚持社会改革进步还是维护腐朽的黑暗制度。

记者：我们常说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呢？

徐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同国民党当局片面抗战的根本区别，正在于很好地完成了毛泽东说的“抗日战争是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的双重任务，不仅在敌后打鬼子战绩辉煌，也建立了代表中国光明未来的广大解放区，这也是中共名副其实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的原因。

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妥协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专制体制，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不过国民党高层同社会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权贵家族势力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改革，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国民党党部、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这一改革恰恰又代表了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的人类进步大潮，因而受到国内进步团体和人士的一致称赞。

记者：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发展的历史事实来看，抗战初始阶段，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并不强大。但我们党为什么能在短时期内进行有效动员，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

徐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解放区能在严酷的战斗条件下得到大发展，从根本上讲是人民战争的胜利，靠的就是将民族、民主这两个革命相结合。以游击战打日本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内建设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全国人民展示了社会改革的方向。当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农村中的贫苦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发动人民抗战，主要的内容就是动员贫苦农民参军和支前。如果解决不了他们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还要因战争增加人力、物力负担，就不可能得到这一最广大群体的拥护。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走到哪里都能发动起群众，得到老百姓拥护，就在于不是只取之于民，而是造福于民。共产党的军队群众纪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这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大幅增税却仍不减贫农租赋，同时还征走大量壮丁，人民生活更加困苦，逃兵役成为普遍现象。而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内却出现另一种情形，虽然农民支援战争有不小的负担，却由于减少了地租，并通过减息摆脱了过去地主的“阎王债”，大多数人反映生活比战前还改善了一些。当时解放区不抓壮丁而实行自愿参军，到处是踊跃报名，是一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击侵略者时也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能开辟和坚持的根本原因。

我们党在抗战期间建设根据地时，还注重发动群众监督政府，建立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真正实行了清廉政治。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就是按“三三制”原则，在普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凡居住在边区年满18岁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创造了投豆豆、画圈圈、燃香在选票上烧眼眼等办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三三制”原则让中国共产党积聚了力量，同时也获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中共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个政权形式同当时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抗战进入艰难期后，为了增加生产，减轻人民的负担，共产党施行了精兵简政政策。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暴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对此，毛泽东说：“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中共开始精兵简政。主要内容是：将党、政、军、民等组织机构的脱产人员缩减到占所在根据地总人口的3%以内，军队（含游击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的比例为3∶1，从而使脱产人员与根据地的供养能力相适应，从根本上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是一个转机。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与国民党在抗战时强征民力、掠夺民财形成鲜明对比。

海外有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国考察了国统区和陕甘宁边区后也说：“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没有贪污，那就是延安。”这都是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能迅速发展壮大，最终成为抗日的中流砥柱的深层次原因。

记者：与中国共产党抗日力量迅速壮大、抗日贡献迅速增长相对应，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除了军事实力原因以外，还有其他的解释吗？

徐焰：当年中国抗战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打日本”，还要荡涤腐朽的旧制度的污泥浊水，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因而从宏观的角度看抗日战争史，就不能单纯地使用军事行动这一种维度，单纯计算谁在抗日阵营中拥有的兵力多和武器好，而要用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的两种维度来衡量。除了看抗击日军的数量外，还要看谁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最大历史错误，便是拒不进行社会改革并加重民众痛苦，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

若从抗击日军的表现看，国民党军的许多将士确曾浴血奋战，但其高层却存在着许多指挥笨拙和腐败无能的现象，正面战场的会战多数失败也有这方面的主观原因。若是从中国社会进步的角度考察，国民党当局更有负人民希望。在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思潮兴起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却同纳粹德国结成非常密切的关系，并学习其法西斯统治方式。那时国民党军队主要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购买德械装备，在日本侵华时还让德国居中调停，直至1941年因希特勒承认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而与重庆断交才中止了往来。国民党当局抛弃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沿袭了封建专制主义的许多传统，又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而形成了新专制主义。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给其他政党以合法地位，实行特务统治，导致各阶层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内的部分开明者）在抗战期间便掀起了“反独裁、要民主”的运动。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当局不仅不进行社会改革，不改善民生，当权者还大发国难财。蒋介石提倡“新生活运动”时号召不抽烟、不喝酒，力戒贪污，然而己不正焉能正人？他的亲属和心腹的极度腐化造成上行下效，利用外战消灭和排斥异己更激起内争不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和“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讽刺之词，可谓当时的社会对国民党当局最流行的讽刺。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搭上美英战车，虽停止了对日谋和的试探，大后方腐化之风却急剧滋长。如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内兄宋子文相继主管国家财政借机自肥，而“孔二小姐”（孔祥熙、宋霭龄之女）则以走私暴富，卖官鬻爵，连孙连仲升任上将军衔也要向她疏通。著名经济学者马寅初公开谴责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结果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蒋介石的爱将汤恩伯因在南口抗日打过硬仗一时全国有名，然而他在管辖河南时民谣有“河南四殃：水、旱、蝗、汤”之称，豫籍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上又称以“汤”害民最甚。当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回忆，他接到控告汤恩伯部掠夺民财、民田、民女的状纸都厚达盈尺，而蒋介石却放纵这个心腹爱将。

记者：究竟该如何解读国共两党的部队在抗战中的表现？

徐焰：战争中的较量，最重要的是武器操纵者的素质较量，这包括士气、技术水平的对比。在全面抗战初期，中国正面战场除了台儿庄一役取胜，其余会战都以败退告终。国民政府将失败归咎于武器落后。1944年春到1945年初，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对豫湘桂进攻，竟然又让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沦陷了有6000万人口的地区。在战争胜利前夕正面战场又出现大溃败，不仅使反法西斯盟国感到惊讶，也受到国内人民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再也无法推诿于武器的原因而称“军纪、风纪”不振。

抗战期间的国民党大部分军队（印缅远征军等少数部队除外）战斗力不强，除了武器系统性、标准性差之外，关键在于组织领导者腐朽昏聩，武器操纵者素质低。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才能，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军的一些部队还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相比之下，日军士兵大多经受“武士道”熏陶和严酷训练，如战争初期和中期的步兵出征前至少要在各种条件下打靶耗弹数百发。据一些抗战老兵回忆，许多鬼子兵在乘车行进时举枪射击，仍能较准确地打中百米内的目标，他们对兵器的操作、保养水平更是远优于国民党军。

同正面战场相比，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装备最落后、条件最艰苦的情况下却能发展壮大，主要是依靠群众拥护和官兵英勇的奋斗精神。八路军出师到抗日前线的3万多部队，只有1万多支过去缴获的杂式枪，每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八路军出师之初几乎没有火炮，在山西拾到阎锡山军丢弃的12门75毫米山炮才成立了仅有的一个炮兵团，因炮弹无来源只能在关键性战斗中偶尔使用。从1937年至1940年，国民党当局每年只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解放区的枪支弹药来源主要靠战场缴获，名副其实是“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八路军、新四军靠人民支援和战场缴获不断发展壮大，至1945年夏发展到93万人，有37万支枪，在解放区还有装备简陋武器的220万民兵。

抗日战争中敌后战场抗战的艰难，特别表现为弹药奇缺。全民族抗战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平均每毙伤一敌消耗30发子弹、7枚手榴弹。这一比例之低在世界上是罕见的。根据世界战场的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平均毙伤一名敌军需消耗子弹2000发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毙伤一名敌军平均需耗子弹5000发。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国民党军统计共耗用子弹17.09亿发、炮弹959万发、手榴弹和枪榴弹2359万枚。按蒋纬国在《抗日御侮》一书中统计，国民党战场共毙伤日军85万人（国民党军基本不同伪军作战），计算起来平均消耗子弹2010.6发、炮弹11.3发、手榴弹27.8枚才能毙伤一名日军。

国共两党部队在抗战中的表现如此不同，连美国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都盛赞共产党而一再斥责蒋介石集团无能，主张将援华武器一部分分配给“能打日本”的部队即八路军。1944年美军派到延安的观察组的报告，也预言中国的未来将属于共产党。

记者：关于国共两党的武装在战场上的表现，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您怎么看？

徐焰：国民党政府污蔑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游而不击”“乘机坐大”，这种说法根本违背了战争基本规则，即只有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国民党掌握国家政权并有外援的飞机、大炮和坦克，有雄厚的弹药补充，抗战时消耗子弹就达17亿发，有条件与日军打正规战。而在落后山村活动的八路军、新四军基本没有外援，主要靠轻武器甚至是原始的刀矛作战，平均一支步枪仅十几发子弹，只能用人民战争来对抗强敌。

八路军、新四军进入敌后开创根据地后，日军面对其后方基地和运输线受到威胁，长期以其在关内的约半数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的毒辣狡猾实行了“铁壁合围，捕捉奔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等战术，还以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和1942年间，敌后解放区人口曾降到5000万，八路军、新四军的数量降到40万。在这种艰苦环境中，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才得以坚持下来，并在1944年后再度迎来大发展。事实证明，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抗”方能“大”，光“坐”岂能变“大”？

前面讲到，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最艰苦的敌后坚持抗战，靠的是人民拥护。当时国民党派到敌后的兵力远比共产党多，游击战却没有打成，其军队得不到人民支援，向民间掠取更会结怨于百姓。在日军“扫荡”下，敌后国民党军倒真是陷入“游而不击”的状态之中，最后或逃回或投敌当了伪军。至1943年以后，敌后抗日武装力量中就只有八路军、新四军的一统天下。

记者：可以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民族解放和民主进步的双重任务。这对中华民族复兴有何意义？

徐焰：抗日战争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从这个观点出发，从人民战争这方面说，是国民党政权的力量由盛转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由弱转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在哪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里。总的来说，在第二战线已经开辟，敌后战场不断扩大的同时，正面战场屡战屡败，全国人民，特别是大后方人民对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战到底的能力，发生了从来未有的怀疑。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治民主，民心向上，国民党统治区独裁专制、贪污腐败横行，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工商界人士、民主党派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动摇。美国记者、大后方报纸记者，纷纷访问延安，乃至六参政员延安之行，都大大增加了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信任，而把新中国的希望、把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延安，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总之，抗战不仅赢得了民族独立，也通过改造旧社会，赢得了民主进步，中华民族复兴有希望了。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