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群众工作方法探析

魏淑琰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上海组织在异常复杂的政治局势下，采取了各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策略，运用多种方式组织发动群众；采取多样的宣传策略鼓舞群众；共产党员以身作则，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积聚力量，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这些群众工作方法及经验对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抗战时期；上海地下党组织；群众工作方法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08-03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成为抗日战争重要的战场。爱国民众和坚持抗战的各种政治力量利用上海这个特殊的空间，继续开展各种群众性的抗日斗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上海进入了全面沦陷的最黑暗时期。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一直坚持在上海周边地区活动，在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给日伪以不断的打击。逐渐成熟起来的中共上海组织，始终站在民族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通过各种方式，将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一致抵抗日军侵略。群众工作成功的同时也使得上海党组织在抗战时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一、 搭建多种平台，组织发动群众

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采用了正确的组织策略，在组织群众工作方面进行了许多具有创造性，并富有成效的探索。

（一）成立各界救亡协会，组织发动群众。七七事变前，在上海群众运动中最有威信的团体是救国会，其领袖沈均儒等人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响应，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并由上海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而后蒋介石宣布救国会为非法组织，救国会已不能作为群众运动公开号召的旗帜。中共上海党组织将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并率先在以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占优势，与社会各界联系最直接、最有号召力的文化界成立了上海各界文化界救亡协会。以此为突破点，影响并推动了教育界、妇女界、职业界、学生界、工人界等各界救亡协会的成立。在上海党组织的领导下，这些救亡协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以“扩大群众救亡运动，争取抗战胜利”为中心任务，成为党在八一三抗战期间为各界群众搭建的有效组织，使广大群众有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可靠平台，承担了当时政治环境下党不便于做的事情，同时也扩大了党的影响。

（二）争取中上层人物参加群众救亡团体组织或担任组织领袖，提高组织的合法性和号召力。这样做，一是有利于团体的公开，二是易于吸收会员扩大组织。争取中上层最常见的方式是让名流和资本家担任团体的领导职务或名誉职务，他们的号召力和所带来的保护色彩使联谊会里的“中上层职员成倍地增加，团体成员数以千计，最大的团体，会员超过一万人”。[1]抗战时期长期负责中共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陆志仁总结说：“有了这些上层人士的参加和赞助，团体的社会影响扩大了，活动经费有了保障，也减少了下层职工参加社会活动的阻力，增加了团体的‘合法性。”[2]1938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刊物《真理》发表了《怎样争取上海工商业实业界社会名流展开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章，省委指示各行业党委和大团体党团，结合团体工作，认真学习贯彻。各团体党团成员进一步认识到自己工作的意义，并以团体理事的公开身份与行业上层进步人士沟通、交流，争取他们对团体和文化事业提供不同方式的支持。

（三）根据群众的不同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织。在抗战环境下，群众组织生存的前提条件是要具有合法性，但要使这个组织有效、能真正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还应根据群众的不同需求，分门别类地把群众组织在一个个具有共性的团体之中，增强成员的归属感。对此，中共中央曾经要求：“应着重于根据该生产单位中群众不同的环境、情绪、兴趣、生活习惯与政治觉悟，来组织各种不同形式的、带有广泛群众性的组织”。[3]于是，中共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支部成立后，组织党员广交朋友，团结群众。当时公司招收了大批新接线生，党员、积极分子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开展文体娱乐活动，组织读书会，从中培养积极分子。支部针对公司对职工生活漠不关心，不设食堂，没有茶水供应，接线生没处喝水的情况，发动热心老职工同新接线员一起向总监督反映，经多次交涉，资方被迫接受了供应茶水和安装电灶蒸饭的合理要求。支部发动群众，成立茶水组，大家出钱买茶叶、茶具，还订阅了日报、夜报，放在休息间内，职工可以在休息间内喝茶、看报，议论时事，增加了职工间的联系，形成了党开展群众工作的活动中心。[4]

（四）把握群众工作的重点部门，成立联合组织。做好某一关键部门的组织工作，往往就能够带动相关部门的团结和组织。例如，为了将当时上海影响最大的四家出租车公司组织起来，上海党组织推动建立了“上海云飞汽车公司司机联谊社”。1938年底，为进一步建立全上海的出租汽车行联盟组织，四大公司成立了“四行联盟”，一些中小出租汽车行纷纷要求加入该组织，逐渐形成了全市性出租汽车组织，从而把司机职工们组织在党的领导之下。“四行联盟”的建立，提高了汽车司机的地位，随便罚款、开除的现象明显减少，司机员工的矛盾大为缓和，因而加入的工人也就逐步增多。[5]

二、 通过不拘一格的宣传方式鼓舞群众

在抗战时期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群众进行抗日反帝和反对汉奸的宣传教育，以“启发他们的民族思想、正义观念和国格人格意识”。[6]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主要采取的形式包括口头宣传、文字宣传、文艺形式的宣传以及其他方式等。

（一）口头宣传和文字宣传是常采用的宣传形式。多以面对面的方式出现，包括演讲、游说、讲座报告、座谈讨论等，既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宣传形式，又有个别谈心和对话活动这样更为深入细致的宣传方法。流行语是口头宣传的一种有效形式，例如“上海不见家里见，今天不见明天见”，就是向当时为数不少的原籍山东、安徽的伪警察提出的含蓄警告，意思是你做了坏事，总会在你家乡或今后进行清算。文字宣传类型则主要有报纸、图书、期刊、决议、指示、文件、黑板报、壁报、简报等等。这些形式各有各的特点，如决议、指示、文件等形式同社会现实和群众利益联系的比较直接，相当明确地告诉群众应该提倡什么、要求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具有文字简练、言简意赅的优点。

（二）文艺形式是一种直观的靠文字艺术的感染力进行的宣传形式。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为了能更好地激发群众的抗日斗志和信心，非常注意不以生硬的政治说教，而是通过文艺形式进行宣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新的政治内容注入广受欢迎的杂文、漫画、戏剧、歌曲这样的民间文艺形式中，引起群众的感情共鸣，激发群众的义愤，提高群体的凝聚力，使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艺术的感染力中高扬起抗日救亡的爱国意识，坚定抗战必胜的决心。举例来说，许多剧团演出的《放下你的鞭子》、《难民生活》、《往哪里逃》等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歌曲《五月鲜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等也都是群众喜爱的歌曲。

（三）采用其他各种宣传方式。例如展览形式，它是一种直观的、生动的、具体的宣传教育形式，图文并茂，易于被群众接受。传单标语形式则是以简单的口号、标语等，高度概括宣传的内容，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事例，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此外，党通过工人夜校、读书会、读书小组等形式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教育也是一种很有效的宣传方式。夜校除了组织学习文化知识课外，还积极组织课外活动，如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成立名为“友光团”的学生自治组织，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工人夜校则成立学生会，均由学生民主选举主席、干事，组织各种活动，锻炼工人的活动和自治能力。工人夜校生动丰富的教育活动，受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他们觉得夜校不仅能学到文化，还能学到救国救民的道理。工人夜校发挥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培养工运骨干的重要作用。[7]

三、共产党员扎根社会，密切联系群众

党对扎根社会策略探索的关键，就是要求党员能够在外在形象和内在感情上融入群众。抗战时期，上海党组织对这一重要策略进行了发展和深化。[8]

（一）运用群众社会生活方式及传统习俗，减少接近群众的阻力。虽然“革命”是一场翻天覆地、打破传统的变化，但成功的革命往往善于利用传统中最受人欢迎的习俗来赢得群众支持。上海全面沦陷以后，上海群众直接处于日伪统治之下，不仅生活上朝夕不保，生命也备受威胁。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为了接近群众、扎根群众，党员们常常利用慈善团体以及带有传统封建色彩、宗教色彩的同乡会、结拜兄弟姐妹、基督团契等组织形式接近群众，吸引群众加入。组织建立起来后，党员及骨干以普通参加者的身份在其中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从而使团体在群众中逐步树立起威信，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从而实现深入群众，扎根群众的目的。

（二）团结和发挥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关键人物。党员在做好普通群众工作的同时，如能做好群众中关键性、有影响人物的工作，就能起到团结一个人从而带动一批人的作用，有利于扩大和加深党组织与广大群众的联系。对此，曾有文件指出：“支部须经常审查周围群众，从这当中选拔出哪些群众中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分子，哪些是次要分子等，以便得到好的发展”。[9]

（三）把抗日救亡运动和改善群众生活相结合。抗战期间，群众生活日益艰难，生存问题日益凸显。由于生存的痛苦，使一些群众对抗战产生消极的态度。上海党组织一方面利用各种文化宣传形式鼓舞群众士气，坚定群众抗战信心；另一方面，将满足群众的物质利益要求作为社会动员的基础。由于在日伪统治的上海，共产党处在秘密状态，没有条件满足广大群众最直接的物质需求。但是，党还是在物质上做了不少工作。1938年底，上海党组织正式决定领导人民开展提高工资待遇的斗争。1939年一年间，党领导的上海工人争取生活改善的事件就有147次之多，参与人数达20多万，涉及各行各业。同时，从1939年初开始，中共上海党的基层组织开始号召与组织各业工人、城市贫民开展生活互助合作，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创办消费合作社，与人民群众共渡难关。这些工作虽然不足以完全解决群众的物质需求，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困难，不但为党有效的动员群众提供了良好基础，而且密切了党和广大群众的联系，扩大了党的影响，发展了党的力量。

（四）深入群众，采取勤学、勤业、勤交友的工作方法。1942年8月，周恩来在重庆向中共川康特委阐释党的隐蔽方针时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党员不仅要有职业掩护，而且要勤于业，以此巩固其职业地位，提高其在群众中的威信。上海党组织积极贯彻中央提出的“三勤”方针，要求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深深扎根于群众之间，职工要成为精通技艺的业务骨干与生产能手，学生要成为品学兼优的优等生。根据党的指导性策略原则，地下党员要以普通群众的面貌打入基层，一方面能巩固自己的职业地位，同时也因为自己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欢迎；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广交朋友，团结积极分子，发展进步力量，使自己真正融入到群众中。[10]另外，通过老工人、老职员等关键性人物的工作，党员结交了更多的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使每个党员真正成为紧密联系群众，并且能影响、推动群众的中坚力量，也使党组织深深地隐蔽在群众之间，巩固和发展了党的力量。

参考文献：

[1][2]陆志仁纪念文集编辑组.陆志仁文集[M].内部本，1993：122.282.

[3]《真理》革命报刊资料丛编第1辑[M].105-108.

[4]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48.1051-1052.

[5]上海出租汽车、人力车工人运动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29-37.

[6]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455.

[7]上海公共汽车工人运动史[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1051-1052.

[8]朱华.获得权威：上海地下党群众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39.

[9]王小莉.上海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工作策略研究[J].硕士学位论文，2006.

[10]抗日战争时期学生运动史[M].上海：上海翻译公司出版社，1991：93.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 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