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执政思想在上海的实践

袁志平

[摘 要]

陈云的执政思想在反映执政党政治共性的同时，又生动展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领导人的鲜明个性，是两者完美结合的体现。陈云的执政思想对实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执政目标是不可或缺的，对今天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胜利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陈云；上海；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执政思想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8-0016-03

在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应该向陈云学习什么？陈云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博大精深，我们必须学习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的执政思想。执政，是政党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党通过合法途径在国家权力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贯彻到国家政务管理过程的活动。执政，是通过执政党成员担任国家领导职务来实现的，因此具体的执政活动，往往在反映执政党政治共性的同时，又会反映出国家领导者的鲜明个性，是两者完美结合的体现。尤其是，领导者对党的政治主张的理解力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力所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执政思想，对实现一定时期的执政目标，对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胜利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都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陈云执政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一、以亲民为民的务实风格妥善处理

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

作为执政党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是掌握人民并赢得人民的拥戴。毛泽东曾经把这个问题解释为政治的核心要义，就是把拥护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这样党才能站住脚跟。然而，在实践中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却不是那么简单的。

由于我们党战略部署得当，1949年5月的上海战役取得了军政全胜，不仅消灭了国民党守军，还完好地保存了整座城市，创造了“瓷器店里打老鼠”的奇迹。不过在胜利后，对整建制接收的国民党上海旧政权遗留下来的工作人员如何处置，一时间却成了难题。有人提议：全部遣散。党内有不同意见，旧政权遗留人员也心存疑虑。在这关键时刻，陈云提出：旧政权遗留人员要全部留下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背景下，陈云提出这个思想观点是需要有理论勇气和实践胆略的，体现了他亲民为民的务实风格。

首先，这体现了为人民掌好权的强烈的政权意识。上海解放了，人民政权建立了，但要真正让人民对人民政权由陌生到熟悉，由观望到接受和拥戴，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巩固，还有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十分谨慎、妥善地处置各种矛盾和问题。所以，陈云认为，尽管全部接受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人民政府的财政负担会很重。但是裁了这部分人，让他们失业，没有饭吃，问题更大。现在留用这部分人，虽然在财政上是个负担，但政治影响好，待解放地区的人看到，这些人生活都有保障，就不怕了，反抗的人少了，这样战争可以更快结束，少损失好多人力物力，整个支出可以大大减少。[1]由此，民心就会被凝聚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边来。

其次，这体现了善待人民的科学态度。中国革命胜利了，胜利者作为新的执政者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拥戴。这些人有发自内心的，有随大流的，自然也会有投机钻营甚至别有用心者，这就要求新执政者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处理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所以，陈云认为，对待在旧政权下工作过的人员，即使要裁人，也不能全部裁掉，只能裁掉极少数劣迹昭彰为人民所痛恨的，而大部分还要留用。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些人员没有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走，说明他们是有正义感的，所以要区别对待，要理解广大旧政权人员的心情，要让他们继续留在人民政权中发挥聪明才智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后，他们也是人民的一员了。即使曾经是反动营垒中的头面人物，我们也要争取他们反正么。[2]在这个问题上，陈云把握得无疑是非常科学、合理的。

再次，这体现了为人民用好权的责任担当。在处理上海旧政权遗留人员问题过程中，陈云留下了这样一句震撼人心的话，值得我们好好回味：“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3]据此，陈云提出了处理旧政权遗留人员的一系列方法和原则。对此，毛泽东表示完全赞同，曾经回电说：“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不轻议裁员……否则政治上对我们极为不利。”[4]陈云与毛泽东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宗旨的生动演绎。

二、以总揽全局的战略能力科学处理

执政党与经济的关系

执政党要生存与发展并长久地执政，必须拥有和赢得人民。而拥有和赢得人民的关键，是维持和推动经济发展，让人民安居乐业。不过要做到这一点，在刚刚解放的上海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上海解放初期，由于盘踞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失败，对上海口岸进行武装封锁，对上海的战略目标、甚至是民用建筑实施狂轰滥炸，导致城市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面对严峻局势，有人提出，为避免损失、化解困难，应将上海的工厂搬迁到内地去。陈云对这个建议坚决反对，并作出了“上海工厂不搬家”的重大决策，保证了上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维护和实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展现了高超的总揽全局的战略能力。

首先，对复杂局势的科学分析与判断。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不断遭遇挑战、战胜挑战的历史。出现各种挑战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面对各种矛盾与挑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其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够掌握主动权。陈云对上海工厂要不要搬家的问题的处置，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明确表示：“这件事情要慎重。应将解决目前困难与全国长期建设看成两回事，分开来处理。”[5]这就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解决问题，必须首先分清问题的性质特征，上海的困难究竟是自身矛盾引发的，还是外在因素催生的。如果是前者，当然要从内部着手，整顿企业，调整产业结构与方向。但现在，上海面临的困难明显地是由于受到外因而诱发的，这就不能把解决目前的困难同自身经济的长期发展混淆了，更不能为了解决目前的困难而打断甚至打乱自身的经济发展步伐。endprint

其次，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与运用。经济，是指一定范围（国家、区域）内，组织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活动与关系的系统之总称。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生产作为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活动和过程是居第一位的，一旦生产环节出了问题，将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深刻把握这一点，陈云对上海工厂搬家所要具备的条件系统地作了分析。他认为，工厂生产需要原料。从原料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所以，估计上海工业的主要部分不能搬，“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6]

确实如此。在历经数十年的战乱以后，上海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尚且面临这样大的困难，其它地方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旧中国给新生的人民政权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当时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提供搬迁上海工厂所需要的大量充足的电力、燃料、原料及厂房等必要条件。如果盲目地搬了，结果只能是“这里工人失了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现在心要定下来，就按这个方针布置工作”。[7]这免除了上海工人阶级可能面临的失业之苦，更避免了工厂搬家可能对上海乃至全国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陈云同时还要求：要“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改造旧上海，主要的是使生产事业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8]贯彻“上海工厂不搬家”的重大决策，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在党中央、政务院的领导下，上海成立了防空司令部，落实了反封锁、反轰炸的具体措施，使上海的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稳步发展。

三、以细致严密的辩证思维妥善处理

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

中国革命胜利了，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革命胜利以后的路更长、更难走。这个“长”与“难”从根本上来说，在于革命党思维如何实现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化。在成为执政党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的问题是，身体已经是执政党了，但脑袋依然是革命党的，革命党思维会以其强大的惯性，影响着执政党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领会毛泽东的思想，陈云以其细致严密的辩证思维，在处理执政党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过程中，努力引领和推动全党执政党意识的确立。

首先，引导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对待私营经济。解放初期的上海，我们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私营企业劳资纠纷矛盾时只站在工人方面，认为对资本家就要“斗得凶、训得严、管得紧”，存在“对老板不必统，只有战”的思想，因此一有劳资纠纷，就认定责任在于资方。由此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其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执政党与私营经济的关系问题。陈云告诉党员干部：“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和对待私营工厂呢？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部分。”[9]陈云所指出的这点是至关重要的。解放初期，私营经济在上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这些私营工厂和商号是为旧上海、为达官贵人服务的；现在他们是为新上海、为人民服务的。尽管有些行业和产业与新时代、新上海的要求不相吻合，需要调整甚至取缔，但是恢复上海经济必须要发挥私营企业和商号的作用，这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陈云向党员干部指出，要正确对待私营企业。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陈云就此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不但要让工人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同时也一定要教育工人尽自己应尽的义务，“教育工人尽义务，要比教育工人享受权利难，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做”。[10]

其次，引导工人阶级树立主人翁思想。与我们的党员干部存在革命党思维一样，尽管解放了，而我们的一些先进分子带领着工人群众仍然习惯于采用旧中国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与资本家斗争以争取政治权利和维护经济利益的方法，来对待新上海的私营企业。这导致劳资之间处于尖锐对立之中，私营企业处境艰难。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努力启发上海工人阶级树立主人翁意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挣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生产东西多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到整体利益。”[11]现在我们正面临一些困难，工人阶级要有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比如，对工人来说，工资就有降低的可能性。又比如，那些适应过去上海畸形发展的工厂，现在就很难维持了，这些工厂的工人就有暂时失业的危险。有些工厂则是可扶可倒，我们就要力求把它扶起来，使它不要倒。如果随其自己倒下去，那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对工人来说，在业无论如何苦，总比失业好。对那些一定要倒的工厂，工人、工会、资本家要好好协商，如何协助失业工人渡过难关……并且协助政府解决这些困难”。[12]这就是作为主人翁的工人阶级的历史责任。

再次，维护和实现社会各方利益，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党员干部，陈云就克服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具体到化解敌人封锁问题、工厂搬家问题、粮食问题、棉花问题、运输问题、工业生产问题、金融问题、失业工人救济和安置问题等，一一加以落实。对上海工人阶级，陈云除了进行思想教育，进行失业救济和就业安置外，针对整体素质偏低，文盲、半文盲约占37.5%，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3.1%，两者相加居然超过了80%的现状[13]，指导上海开展了工人的技术业务培训工作，并将劳动力的使用与安置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之中。对私营工商业，陈云积极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妥善处理包括劳资两利在内的“四面八方”关系。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陈云的执政思想在上海的实践，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学说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根据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所拥有的环境和条件，从其所领导的工作出发，来研究和确立具体的政策与策略，从而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政目标的实现。在这当中，陈云发挥出了表现社会公平、社会正义和维护新的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各种社会角色中起着示范、导向和楷模的作用，代表了新社会的新形象，从而有效地巩固了其所代表的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参考文献：

[1][2][3][5][6][8][9][10][11][12]陈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5.15.15.2.2.5.22.22.22.21.

[4]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35.

[7]陈云文选（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2.

[13]上海工运志编撰委员会.上海工运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70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刘 捷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