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27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及影响

时间：2024-04-24

王瑾

[摘要]

能否区分好朋友与敌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共产国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模糊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共建党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模糊认识，从而在如何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了或“左”或右的错误。本文以毛泽东定义的民族资产阶级概念作为参照，比较分析共产国际和中共建党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概念的认知，探索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

[关键词]

共产国际；民族资产阶级；中共；影响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25-04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中共成立初期，恰恰在革命的敌人和朋友的选择上犯过严重错误：一是过分强调工人阶级成分，忽略农民的革命作用；二是对资产阶级缺乏科学认识，概念模糊，界限笼统，因而对策和政策过于简单。其中，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错误和政策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资产阶级做了模糊划分，影响了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在相关教科书和历史书中，作为政治概念的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指区别于大资产阶级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这部分资产阶级对革命具有两面性，有左翼与右翼之分。正是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对资产阶级的认知才逐渐走向成熟，革命也逐步胜利。

一、共产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概念

共产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概念，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1925年，斯大林发表演说指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分裂成两个部分即革命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妥协部分（大资产阶级）”，革命部分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妥协部分则和帝国主义结成联盟。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协派，但是资产阶级的妥协部分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2]1926年，斯大林对比分析中俄资产阶级，指出“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它比1905年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软弱得多”。[3]从这两次演讲中可看出斯大林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指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而且还提出了“大民族资产阶级”概念。1927年斯大林提到“买办资产阶级”的概念。他认为“买办也是大资产阶级”，但它反对革命。所以他认为参加革命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是“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4]这表明了斯大林的两个判断：一是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大资产阶级（妥协部分）和小资产阶级（革命部分）；二是大资产阶级又包括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斯大林1925年提到的“还不会和帝国主义联合一起”的资产阶级妥协部分是指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

斯大林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划分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得到印证和体现。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对中国革命进行了阶段性划分：第一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革命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发展时期，革命的基本力量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把大部分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整个资产阶级”排除在外，因为“大资产阶级的某些力量，也还能在一定时间内成为革命的同路人”。[5]这里的“大资产阶级的某些力量”指的就是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1928年，库西宁在共产国际六大上指出：“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待帝国主义的立场”并不一致，直接为帝国主义效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商业资产阶级（所谓买办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尤其是代表当地工业利益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支持革命，但又动摇妥协，这一派可称为“民族改良主义”。[6]同样，库西宁把民族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非买办资产阶级，而非买办资产阶级又可称为“民族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派”。因此，共产国际的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指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用了许多其他可替换的名词。比如，同样是讲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合作问题，列宁在1920年的讲话用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而罗易却用“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7]而1925年，鲍罗廷在其书面报告中提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8]必然支持反帝斗争，同时维经斯基指出“中国工商资产阶级的正派人物”[9]还是很革命的，二者其实都是指民族资产阶级。1926年，拉狄克在《中国国民军的失败》中，把大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年轻的工业资产阶级[10]，而革命立场动摇不定的工业资产阶级显然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1926年，布哈林分析了中国革命运动中各阶级的参与情况，指出革命的参与者主要是“软弱的资产阶级”、农民、大批手工业者、小商贩和数量不多的工人。[11]中国企业的资本被帝国主义掌握，“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得不同帝国主义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12]，不能把斗争进行到底，外国资产阶级可能与“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结盟”。[13]在这里，布哈林所谓的“软弱的资产阶级”、“中国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都是指民族资产阶级。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同样使用其他概念表述民族资产阶级。1926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分析：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微弱，“经济实力较强大的部分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和买办）”从未参加过反帝斗争，而“工业资产阶级曾经参加过运动，但稍一有革命征兆，它便要么脱离运动，要么企图阴谋破坏之”。[14]1927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八次扩大全会，会议认为由于害怕群众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势必宁愿同帝国主义者和军阀勾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联盟”开始转变为“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15]可以发现，本来参加联盟的“资产阶级”就是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第七次扩大全会提到的“工业资产阶级”。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与毛泽东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指代的对象是不同的。[16]共产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民族资产阶级”指的是一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指区别于大资产阶级的那部分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国际话语体系中又被冠以“资产阶级民主派”、“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分子”、“大资产阶级”、“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等称谓，有时甚至笼统地称为“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并没有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清楚界定，更没有对其进行细分。

二、建党初期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

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概念模糊不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建党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知。1923年，陈独秀对资产阶级进行了划分，他把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反革命的和非革命的三种类型。因“资产阶级深受外国竞争和协定关税及种种不平等的条约之痛苦”，有反帝反封的需求，所以，国民党既要吸收革命的资产阶级，也要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而绝不可与始终阻挠革命的“反革命的官僚资产阶级”[17]妥协。随后，陈独秀又对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作了进一步分析：“幼稚的资产阶级，至今没有有力的政党。”[18]所以害怕革命，但当生产的发展受到军阀压迫和外资竞争时，他们就深感政治革命的必要。1925年，陈独秀又提到中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在国民革命未有相当的成功以前……民族的资产阶级在客观上很难发展”。[19]可以看到，陈独秀只提到了革命的资产阶级、幼稚的资产阶级或民族的资产阶级，并没有明确阐述民族资产阶级概念。并且这时的陈独秀跟斯大林一样，也把小资产阶级归于资产阶级一类。

不仅陈独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是模糊的，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如此。1923年，蔡和森在《中国革命运动与国际之关系》中指出殖民地国民革命的特点是反帝反封，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可与革命的资产阶级结成联合战线”。[20]1924年，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邓中夏提出了“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但对资产阶级没能进一步细分。[21]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没有明确划分中国的资产阶级，但瞿秋白在1926年以后的文章中使用了“民族资产阶级”一词，并把它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他指出，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中，“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他们是与买办不同，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但又恐惧工农的力量，对革命有疑惧，而且“在政治上这些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便是新右派”。[22]应该说瞿秋白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中共早期领导人对民族资产阶级概念的模糊认识，在中共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之中得到反映。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在一战期间，欧美帝国主义国家无暇东顾，日本商品又遭抵制，这使得中国资本家有了发展的好时机，但是“压迫在世界侵略的资本主义极大组织之下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自由发展，也不可能有独立地位，所以，“中国幼稚资产阶级为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23]，一定要与帝国主义斗争。1925年中共四大的《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提出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24]的概念，并指出它因发展受到帝国主义的阻碍，已有民族竞争的必要。从这两个文件可以看出，中共并没有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而是用“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幼稚资产阶级”、“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等。1926年7月，中共中央局的政治报告认为“资产阶级在现时尚多未脱尽买办阶级的思想，但他正随着产业之发展而日渐分化”，它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与买办不同，它与帝国主义是有条件的合作，想用改良方法向帝国主义夺取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但自五卅运动以来，资产阶级已成为革命中的重要成分，加上军阀内部分化，这样“民族资产阶级的武装”[25]形成，这是革命运动中的新现象。至此，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概念。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在《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中认为，在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集团是反革命的，“本党对于大资产阶级在此后革命阶段中的作用，没有很清楚的认识”。[26]蒋介石的叛变“乃是代表了一个阶级——民族资产阶级”[27]，不仅仅是个人行动。从这个决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把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划等号的，和共产国际具有一致性。

根据历史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中共用“幼稚的资产阶级”、“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幼稚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等词指代毛泽东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共产国际虽然用词上略有不同，但所体现的思想是相同的。根据共产国际与中共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大致可以判断中共的民族资产阶级概念认识主要源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模糊认识，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中共的模糊认识。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把资产阶级分为完全属于国际资产阶级附庸的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对革命具有矛盾态度的民族资产阶级。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发表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一系列文章，将民族资产阶级与带有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区分开来，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因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因不能完全断绝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经济联系而没有革命的彻底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左翼和右翼之分，右翼是那些“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28]，左翼则是那些没有关系或关系较少的那部分，具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在“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再次强调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29]不幸的是，这种正确认识没能承续和发展。

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模糊认知对革命的影响

共产国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模糊性划分决定了它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认识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且也不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右翼有清晰的划分。年幼的中共尚不能对中国革命单独做出深刻正确的判断，难免会受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也是导致其屡犯右倾和“左”倾错误的一个根源。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国际认为这只是小型暴动，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应该争取和利用的对象，中共的任务是防止统一战线夭折。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指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尚未脱离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仍旧要和国民党合作以扩大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针对这一议案，1927年中共在五大上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30]共产国际一直把蒋介石当作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直到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实，蒋介石发动政变时，其代表的阶级利益早已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划清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界限。不可否认，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附和蒋介石走入了反革命阵营，但这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右翼势力，左翼仍旧是革命的，但共产国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把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出统一战线，抛弃了本可以联合的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削弱了革命力量，走向孤立。

通过对共产国际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模糊认知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的历史回顾和反思，我们可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漫长但又是至关重要的过程，只有立足中国实际，才能办好中国事情，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是革命和建设必须警惕的对象。

首先，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中国革命环境复杂，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克服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斯大林、共产国际忽视中国实际，简单地把对俄国资产阶级的分析照搬在中国资产阶级身上，把俄国的资产阶级与中国类比，用“民族资产阶级”指代中国“资产阶级”，年幼的中共又无法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从而对中国革命造成消极影响。实践证明，中国社会各阶级成分复杂，社会矛盾也错综复杂，要想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民族革命理论的精髓与中国的社会性质等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

其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是共产国际的一个重要特点。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几乎完全服从于它，把指示当作“圣旨”，对其制定的政策盲目执行，失去独立自主性，从而在资产阶级问题上犯右倾和“左”倾错误。右倾使中共一味向反革命力量妥协，导致在革命中处于劣势，“左”倾则使中共犯了关门主义错误，削弱了革命力量。事实说明，中国革命的问题只能由中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革命实践中独立自主地解决，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教条化是行不通的。

再次，必须坚持政策的灵活性。革命形势是不断变化的，中共应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而不是机械地接受共产国际的观点。蒋介石在不同阶段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中共应根据其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变化制定不同的政策。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政策和策略是革命政党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政策和策略不僵化，因时因势而变，中国革命才能朝胜利的方向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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