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的变迁及启示

时间：2024-04-24

崔辉

[摘要]

任何执政党都必须整合执政资源以巩固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经历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以经济绩效为核心和以“法治”为核心的重大转变。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洞悉其演变规律，对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合执政资源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执政资源；意识形态；经济绩效；法治

[中图分类号] D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29-04

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利用自身的执政地位和政治优势所能控制、支配并加以权威性分配的一切资源，是执政党实现其执政目标可利用的各种积极因素与有利条件的总和”。[1]任何执政党都必须整合繁杂多样执政资源，才能巩固执政地位，因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利益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它的‘合法性信仰”。[2]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确立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

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取得执政地位，这对党的执政产生了深刻影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思维范式和治理模式。思维方式即革命思维，强调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特点是二元对立，动员一个阶级（阶层）剥夺另一个阶级（阶层），“打倒”、“推翻”等话语鲜明表现了这一点。治理模式的特点是运动群众，大范围的意识形态的强力灌输和美好愿景的许诺，凭借强有力的组织系统，短时期内动员起强大力量实现其主张。革命胜利后，这一革命思维和治理模式自然地延续到执政中，并以此整合执政资源。

首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现了意识形态一元化。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即开始着手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在城市工人和职员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课程要着重讲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劳动创造世界，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及中国革命基本问题”。[3]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4]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必须经常向各界人民正确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在目前的各项主张。”[5]在这一系列方针指导下，中共中央部署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全国各阶层都经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地位。

其次，进行大规模组织建设，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一是形成了从中央、地方到最基层的组织体系。二是党在各级权力机关中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实现了党对这些机构在纵向和横向上的领导。三是党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实现了党组织在社会领域的延伸，全面掌控政治和社会资源，将国家和社会都纳入到了自身体系当中，形成了一元化的领导。

再次，强调统治绩效，巩固新生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着手重构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经济上，短时间内恢复了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上，荡涤了旧中国遗留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短期内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迅速巩固了新生政权。

革命和建设的双重胜利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权威，而基于此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又给人民承诺了无限美好的愿景。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构建了以意识形态为核心，辅之以党的组织结构和统治绩效三位一体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党深嵌于国家机器和各种社会组织中，国家建设等同于党的建设，建设国家的力量立足于单向度的党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制度弹性和理性思维，当需要党随着国家和社会变革做出调整时，党的反应是滞后的，且易将政策上的歧见和认识上的差异视作对党的背叛，视为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威胁，从而导致了实践中的秩序缺失和社会动荡，而这种秩序缺失和社会动荡又促使党更加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于是，“执政党的现实目标迅速指向一个被称为‘极左的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理想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6]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及至“文化大革命”，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对社会的重塑，这种以强化意识形态地位的各种“群众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长期动荡，而且动摇了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

二、形成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支撑。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国策，开始重新整合执政资源。

首先，确立了经济绩效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邓小平注重以经济绩效支撑社会主义，强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依靠经济发展来保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8]那些“成功地适应产业体制要求的那些国家，内部政治纠纷最少，而且会保持它们传统的合法性”。[9]实践证明，经济绩效原则有效整合了执政资源，突破了执政困境。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建国后执政的经验教训，治国思维转向法制。邓小平多次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0]此后，国家的法制建设步入正轨，一大批法律制度建立起来，截至2011年2月底，我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39件、行政法规700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11]这些法律法规为规范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转向法理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的巨大进步。

第三，意识形态的坚守与修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失误，不仅造成了执政危机，而且动摇了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文革”结束后，否定毛泽东的思想言论甚嚣尘上。邓小平敏锐意识到，否定毛泽东即意味着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最终必将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在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时，也必须维护并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地位。面对“文革”结束后的意识形态危机，中国共产党首先全面准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2]正确、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一方面，维护了中共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确保了党的团结；另一方面，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实际相结合奠定了思想基础。此后，中国共产党积极解放思想，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将其作为全党、全国的指导思想。在保持意识形态一元化同时，又不断创新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独创方法。

三、构建以“法治”为核心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

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缺乏持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政绩大小固然能够直接反映在政党执政合法性的高低升降上，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保证自己的所作所为永远是政绩，而永远不犯错误。如果政党的合法性只是建立在政绩上，只是建立在GDP的增长上，那么，一旦出现失误，一旦经济增长率下降，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就会严重动摇”。[13]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逐渐地从关注经济问题转向其他方面，如自由、公平、正义，等等。当执政党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时，执政资源必然流失并动摇执政地位。正如亨廷顿所言，“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是政绩困局的东西”。[14]因此，破解政绩困局，确保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成为党整合执政资源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党长期执政的着力点。

首先，以“法治”破解政绩困局。中国共产党早已注意到“政绩困局”的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两手都要硬”，“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党的十五大时，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所谓“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思维由“法制”推进到“法治”，随后提出了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中共法治思维发展的逻辑结果，其核心就在于“法治”，而“法治”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是否能够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党的制度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会形成“反法治”情况。因此，党应该明确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的界限，做好党的制度和国家法律的衔接，为“党遵守宪法和法律”打好法治基础。应尽快完善法律体系，明确党的职能和领导方式，规范党和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其他党派等实体间的关系；还需要明确党违宪违法时的解决途径和方式。

其次，坚守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意识形态的坚守与创新保障了执政资源的有效整合。但是，在中国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非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蔓延，逐步消解意识形态的整合力，减弱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对党整合执政资源形成了威胁。因此，党的十八大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会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再次，关注民生，凸显统治绩效。“没有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可以仅凭意识形态口号或虚幻的目标维持政治统治，民生的保障与改善已经成为执政党和政府获得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如果民生方面拿不出好的成绩单，甚至既有的合法性也可能逐渐流失。因此，所有执政党和政府都必须根据民生需求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纲领，否则就可能失去社会公众的信任，进而被抛弃。”[15]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自己执政目标。党的十七大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中国共产党不再将民生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问题，而是将其作为社会系统工程来考量，并以民生为切入点，藉此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统治绩效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整合执政资源的又一个着力点。

四、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整合带来的启示

执政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认识，实现了执政资源整合方式的飞跃，这对党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持续整合和拓展执政资源，实现长期执政，具有重要启示。

启示一：执政思维需与时俱进。由革命到执政，不仅是工作任务的转换，更是思维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革命的零和思维到执政的共赢、法治思维的转变。革命需要强大的社会动员体系，需要敢于牺牲的勇气，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零和”思维。而执政是要建设一个新社会，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是“共赢”思维。革命中的矛盾是通过鲜血来解决，而执政中的矛盾必须通过法治解决。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只有依法治国才能保证长期执政。“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16]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地位没有受到大规模冲击，关键在于党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利用“法治”为核心整合执政资源，能使人民认可现行政治制度，从而形成社会认同并发挥其拓展执政资源的功能。“法治”既为社会整合创造条件，也为政权运作提供有效保障，这将从根本上避免因个别领导人失误或变更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从历史的角度看，“法治”更能适应并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能够整合和拓展执政资源，以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二是从治民到民治思维的转变。传统中国形成了“治民”思维，国与民完全脱节，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寄托于官僚集团的道德自律，其实质是人治。而现代民主政治要求的是“民治”，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其实质是法治；核心是要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治理主体是人民，治理对象主要是官僚，治理方法是依法治国，目标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因此，执政党要调动、整合执政资源，引导各类社会组织，逐步实现党领导下的人民自我治理。

启示二：不断释放社会活力。“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执政不是在执政党单独行动中实现的，而是在执政党与社会、国家三方有效互动中实现的。执政的合法性直接取决于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在价值上的相互一致性程度。在这种一致性中，社会是根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7]因此，执政党必须根据国家、社会的变革，调整执政方式，以整合和拓展执政资源，实现党、国家与社会在价值上的一致性和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新中国成立初期建立起来的一元化体制，由于缺乏张力和弹性，易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失序。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增强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释放社会活力，从而有效整合执政资源，巩固执政地位。“要获得来自民众的源源不断的支持，执政党就必须想方设法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较好地体现执政党与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既能保证政党对整个政治体制的控制，又能保证民意得到顺畅的表达。”[18]

启示三：不断创新执政主题。执政主题是政党执政理念的核心，它决定着执政政策和执政行为。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执政主题是政党执政的前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主题是确立并巩固执政地位，以行之有效的动员方式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及文化氛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大胆解放思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执政主题，维护和巩固了执政地位；进入新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推向21世纪；当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利益诉求多样之际，“科学发展观”将关注点转向全面发展，从而成为党执政的新主题，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矛盾多发，党面对执政的风险和危险叠加的局面，与时俱进的推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四个全面”的执政主题，再次凝聚了人心，整合并拓展了执政资源，为实现长期执政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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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17-218.

[14]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M]，上海：三联书店，199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