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秘书工作部门的历史演变（下）

王健英

[摘 要]

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工作部门的发展，中央秘书工作和秘书部门也随之设立与发展。理清其组织发展演变过程，便于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良传统，加强中央秘书工作部门的自身建设，提高秘书工作的效能。

[关键词]

中共中央;秘书工作部门;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9-0033-03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秘书工作部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机关驻于陕甘宁边区延安，环境较为稳定安全。中央秘书工作和秘书部门也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健全。

（一）中共中央秘书处的逐步健全及工作规则规定的制定。随着全国各地大批爱国知识青年奔赴延安，中央机关各部门吸收了一批优秀的青年党员干部参加工作，逐步健全了各部委内部科室等机构。1937年12月25日，党中央制定了《政治局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书记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1938年11月6日颁布的《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规定：“区委以上各级党的委员会之下，得分下列各部办事：……秘书处——管理文书、庶务、会计等事。在秘书处及各部之下，得视事务之繁简，分为各科办事，设科长科员若干人。各级党委的各工作部门，对于下级党委的各该部门，均得指导其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的指示，应经由各该党委员会行使之。”[1]这是党中央又一次明文正式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并规定其主要工作。中共中央秘书处除原有的文书科、会计科、机要科、材料科、收发室外，陆续增设了交通科、电讯科、速记室、总务科等。中央秘书处的职能进一步拓宽、加强，主要是：负责制订机关工作制度。如1939年6月19日中央秘书处印发了《中央直属机关暂行工作规则》，规定了行政制度、办公会客制度、工作制度、会议制度等;负责全党全国性的电讯指导业务;奉命转发中央及各地文件材料;负责文件电报区分与管理;设立印刷厂、负责印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各种文件材料等。

（二）抗战前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依现有文献史料看，李富春于1937年8月至1939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较为可信。其一，党的七大、八大“代表名录”均称李富春“1937年春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未讲截止时间。但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李富春任秘书长，而王首道仅是秘书，似亦说明六中全会以前中央秘书长是李富春，而不会是王首道。

其二，李富春当时多次参加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会议。经查《张闻天年谱》上卷引会议原始记录所列人名排列，1937年至1938年9月，李富春先后17次参加了中央常委、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排名多在中央常委、书记之后，参加者之前。如1938年2月20日中央常委会议“记录”所列人名为“康生、洛甫、凯丰、富春，参加者：仿吾、罗迈、邵式平、申力生”。11月30日六中全会后第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所列为“毛、洛、康、陈（云）、祥（王稼祥）、李（富春）参加”。12月5日中央常委会议“记录”所列为“毛、洛、陈、康、祥、李”，李显然指李富春。

其三，王若飞1940年1月13日至1941年9月28日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根据是七大“代表名录”王若飞“同年（指1940年）春至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此前他曾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军委参谋长（1941年1月27日免职，有军委命令）。另据《张闻天年谱》上卷称，1941年“3月5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若飞亦列席。张闻天提议“《政治简讯》今后由中央秘书处若飞、乔木负责起草，每周一次”，表明当时王若飞确实主持中央秘书处工作。另1941年9月王若飞曾起草《秘书长日常管理的业务》共八项任务，亦可证明他1941年9月前确曾担任过中央秘书长。[3]

以上李富春、王若飞担任的中央秘书长，事实上主要是主管中央秘书处、行政处（均有处长）等工作，不同于中央秘书处处长，但也不同于五大、六大后由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和随后任弼时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他们均列席过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会议，但本身并非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

（三）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设立及其组织。随着全国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军队的空前大发展，党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性技术工作日益增加，中央书记处政治和组织日常工作加重，中央秘书处组织已难以承担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1941年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七大筹备工作，决定“大会以任弼时为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王首道、陶铸为秘书处正副处长”。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任弼时关于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会议决定在中央秘书处下成立中央行政管理局，统一中央机关和直属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由中央秘书长负责提出”。9月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以王首道、邓洁为中央秘书处的正副处长”。[4]从以上中央政治局决定可以看出，由任弼时担任的“中共中央秘书长”，与由李富春、王若飞担任的中央秘书处秘书长，职权明显不同，排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位的任弼时是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负责安排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其作用与五大后蔡和森，六大后周恩来、李立三，八七会议后李维汉所任中央秘书长相同。

1941年9月15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秘书处为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机关，中央书记处的业务工作，由任弼时提出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执行”。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规定了中央书记处五项职责，其“业务工作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执行”。9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正式通知：组织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负责书记处的日常工作”。[5]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简称中央办公厅，此后是与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相同的部级工作机关。第一位主任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兼任，此后中央秘书处隶属于中央办公厅。据9月王若飞起草的《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的组织机构》规定，在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之下辖有中央秘书处、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特别会计科、交通科和中央直属党委。在中央秘书处之下辖有机要处、总务科、中央保卫委员会、杨家岭总支委。

五、党的七大后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

（一）党的七大及其后的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中共七大，预备会议选出大会主席团，选出大会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李富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任弼时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李富春为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6]中央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第一次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其职权相当于党的八大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之下的“中央总书记”、副总书记。9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李富春调任冀热辽中央局书记。1946年11月2日中央书记处决定，饶漱石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但饶并未到职。

（二）撤出延安后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一分为三。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后，中央办公厅携带大批档案资料撤至陕北。3月29日党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边区;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委员会暂留晋西北。中央办公厅将全部人员分组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编入中央纵队（昆仑支队）为第一大队，大队长龙飞虎，机要处处长李质忠，行政处处长邓洁，警卫处处长汪东兴。第二支队随刘少奇、朱德等经晋西北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工委秘书长安子文，下设办公处，处长伍云甫，秘书科科长刘火。另有机要科、通讯科、材料科、行政科、卫生科等。第三支队随叶剑英等转移至晋西北山西省临县三交镇。中央后方委员会秘书长杨尚昆，下设办公室，主任赖祖烈，交通科科长王凯。[7]

（三）重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办公厅。1948年5月上旬，分成三部分行动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及中央与军委机关，先后会合于河北平山县。5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央工委合并，撤销中央后委。中共中央决定杨尚昆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后陆续任命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副秘书长杨尚昆，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秘书胡乔木，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处长伍云甫，副处长叶子龙、汪东兴、赖祖烈，特别会计科科长赖祖烈，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兼，秘书处处长曾三。[8]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各部门从平山西柏坡迁入北平。由于任弼时日益病重，中共中央秘书长工作实际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师哲来承担。中央办公厅下辖：秘书处处长曾三，警卫处处长汪东兴，机要秘书室主任叶子龙，香山行政处处长伍云甫，特别会计室主任赖祖烈，新市区建设办事处处长范离，防空委员会（驻香山）主任伍云甫兼，副主任范离兼。[9]

六、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

（一）党的八大前的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1949年10月以后，中央书记处成员和中央办公厅已迁住于北京故宫西侧的中南海院内，此后再无变动。中央秘书长仍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兼，副秘书长仍是杨尚昆。1950年10月25日任弼时因病逝世，此后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并未再决定中央秘书长人选，中央秘书长工作实际上继续由周恩来负责。1952年7月中共中央提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为此，中央拟于明年初调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若干同志来中央工作，并拟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同时刘少奇在《加强党中央办事机构意见》中提出，“特别加强中央办公厅的机构，帮助中央处理大量的文电和材料”。[10]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林枫、刘澜涛、谭震林、宋任穷、马明方、杨尚昆、胡乔木、李雪峰为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仍由杨尚昆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党的八大将中央秘书长改为中央总书记。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修订的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与七大党章不同，八大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中央书记处。与七大后中央书记处即是中央常委会不同，八大后的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即它并非一级决策机构，而是执行日常工作的机构。在设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之下，新设立了中央总书记，实际上是做原来中央秘书长的工作，是中央常委会成员。八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杨尚昆被选为候补书记，仍兼中央办公厅主任。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设中央秘书长。1965年11月10日，汪东兴继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篡夺了党中央部分权力，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各部门多被改组或削减职权，独有中央办公厅职权被扩大，仍由汪东兴任主任。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修改党章取消中央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汪东兴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办公厅主任。1973年5月召开的党的十大，汪东兴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继续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77年8月召开党的十一大，汪东兴任大会秘书长，修改党章，删去了“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一段，并未规定设立何种工作机构。汪东兴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仍然主管中央办公厅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由新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耀邦担任，副秘书长为胡乔木、姚依林。由姚依林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在中央主席、副主席之下，实际上做的是党的八大后中央总书记的工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713-714.

[2][3]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593-598.647.

[4][5]任弼时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394-406.407-409.

[6][7][9]中共秘书工作简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258-259.318.329.

[8]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502.

[10]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00.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卞吉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