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预测及影响因素分析

郑丽秀 梅阳阳 庞书勤

（1.漳州卫生职业学院护理系，福建 漳州，363000；2.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福建 福州，350101；3.福建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福建 福州，350122）

2019 年，我国高龄老人有3 200 万，相比2000 年增幅155.98%，且到2050 年，高龄老人将达1 亿，超过欧洲和北美高龄老人的总和，其增长速度超过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1-3]。研究表明，高龄老人的照护需求量约为年轻老人的5 倍[4]。随着年龄的增长，高龄老人健康的丧失量达到某个拐点就可能会发生质变，即为“衰减拐点”，然而寿命的延长并非代表生命质量的提高，如何让高龄老人既“长寿”又“健康”，社区如何提供健康老龄化服务，是中国新时代老龄工作关注的焦点。以往研究都是采用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评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指标较为单一。本研究拟采用健康期望寿命评价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2019 年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行动》提到健康期望寿命是一个预期性指标，该指标为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和自评健康期望寿命双结合，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测量指标，两者结合能反映生命的长度及质量，能够更好地判断高龄老人的健康状况，尽早发现健康状况发生质变的高龄老人[5-6]。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的衰减拐点，为社区工作者制定目标人群的健康养老服务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2020 年7 月—2020 年8 月福建省漳州市、福州市、泉州市、厦门市、南平市、三明市、龙岩市、莆田市、宁德市9 个城市若干社区的高龄老人为调查对象。本研究共纳入高龄老人529 人，其中男性272 人，女性257人；年龄80～99 岁，平均年龄（86.66±4.73）岁；文化程度：文盲300 人，非文盲229 人；居住状况：独居133 人，非独居396 人；婚姻状况：配偶健在260 人，无配偶269 人。所有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年龄≥80 岁；②意识清楚，思维正常，无严重的视、听觉障碍，能进行语言交流或具有阅读能力。

排除标准：①沟通障碍；②患有严重的身体或心理疾病等，影响研究配合度。

1.3 方法

1.3.1 调查工具

调查内容包括：（1）一般资料问卷：年龄、性别、学历、是否独居、经济状况等。（2）本研究将健康期望寿命作为衡量指标，包含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和自评健康期望寿命。自理健康期望寿命通过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进行评价，采用Katz[7]研发的ADL 量表，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8，量表共6 个条目，分别是穿衣、洗澡、转移、如厕、大小便控制、进食。每个项目分为3 个等级：独立完成、需部分帮助、完全需要帮助，最终结果判定为两类，将“能独立完成”判断为自理；将“需部分帮助、完全需要帮助”判断为失能。自评健康期望寿命通过询问“您觉得现在您的健康状况怎么样？”进行评价，回答选项包括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最终将5 个选项判定为两类：自评健康良好（选择“很好”“好”“一般”的选项），自评健康较差（选择“不好”“很不好”的选项）[8]。

1.3.2 调查方法

在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前，组织来自福建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研究生调查组，由研究者对他们进行集中统一培训，逐条解释标准，考核通过后回到当地社区进行调查。在调查前向高龄老人解释目的和意义，获得同意后，由调查对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相应得分处打勾，问卷当场回收。如果调查对象难以轻松自行填写问卷或文盲，此时由研究者逐条朗读后，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如实代其填写问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29 份，回收有效问卷529 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Excel 2013 双人录入并核对数据，应用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男女数量、是否独居等计数资料用[n（%）]描述，采用χ2检验；一般人口学资料等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时应用（±s）表示，比较采用t 检验；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进行分析，并计算ROC 曲线下面积（AUC）、约登指数、敏感度和特异度；AUC数值越大，准确性越高，当AUC=0.5 时，说明无诊断价值；0.50.9 说明预测的准确性极佳[9]。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相关因素，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

2 结果

2.1 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的衰减拐点ROC 曲线分析

绘制年龄预测自理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ROC曲 线，其ROC 曲 线 下 面 积AUC 为0.873（P<0.001，95%CI=0.843～0.903），最大约登指数1.613，敏感度66.50%，特异度94.80%，最佳截断值（拐点）为85.5 岁。见图1。绘制年龄预测自评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ROC 曲线，其ROC曲线下面积AUC 为0.799（P<0.001，95%CI=0.761～0.837），最大约登指数1.520，敏感度57.30%，特异度94.70%，最佳截断值（拐点）为85.5 岁。见图2。

图1 年龄与自理健康期望寿命的ROC 曲线图

图2 年龄与自评健康期望寿命的ROC 曲线图

2.2 两组高龄老人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及自评健康期望寿命相关因素的比较

根据ADL 评分，将高龄老人分为功能完好组和功能受损组，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是否文盲、是否独居、经济是否良好、是否患有慢性病、配偶是否健在的高龄老人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根据自评健康得分，将高龄老人分为健康状况良好组和健康状况受损组，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是否文盲、经济是否良好、是否患有慢性病、配偶是否健在的高龄老人自评健康期望寿命存在差异，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高龄老人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及自评健康期望寿命相关因素的比较

2.3 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自理健康期望寿命、自评健康期望寿命存在统计学意义的变量，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相关独立因素，结果显示，年龄、文盲、患慢性病是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危险因素，经济状况良好、配偶健在是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保护因素（P<0.05）。见表2。

表2 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Logistic 回归分析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ROC 曲线分析法，探讨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的衰减拐点，结果显示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的衰减拐点是85.5 岁。健康期望寿命是指一个人在某个年龄是健康的，不罹患疾病、不受机能障碍因素的影响，在这种理想状态下生活的年数[11]。本研究采用双指标结合进行衰减拐点的预测，自理健康期望寿命体现老年人在预期寿命中，能够自我独立完成日常生活的状况，自评健康期望寿命反映老人处于自我评价健康良好状态的时间[11]。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预测自理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ROC 曲线，其ROC 曲线下面积AUC 为0.873（P<0.05），最大约登指数1.613，敏感度66.50%，特异度94.80%，最佳截断值为85.5 岁；年龄预测自评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ROC 曲线，其ROC 曲线下面积AUC 为0.799（P<0.05），最大约登指数1.520，敏感度57.30%，特异度94.70%，最佳截断值为85.5 岁。两者的AUC值在0.7～0.9，说明具有良好的预测性，衰减拐点为85.5 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综上所述，结合结果数据，最终判定高龄老人的健康期望寿命拐点为85.5 岁。进一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是高龄老人ADL 衰减拐点的独立危险因素，OR 值为2.828（P<0.05），即年龄每增加一岁，ADL 功能受损的危险性增加2.828 倍，这与梅阳阳等[12]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理健康期望寿命和自评健康期望寿命影响因素中，同时存在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包括：不同年龄、是否文盲、经济是否良好、是否患有慢性病、配偶是否健在（P<0.05）。将这些变量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进一步探讨独立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年龄、文盲、患慢性病是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危险因素（P<0.05），经济状况良好、配偶健在是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保护因素（P<0.05）。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功能衰退，导致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自感健康状态越差，同时学历上的不足也成为高龄老人健康养老的短板，缺乏相关保健知识，加上自身患有慢性病成为衰减拐点最大的危险因素，与英玉波等[13]的研究结果一致。经济基础是老年人生活的基本保障，经济状况良好的高龄老人，可能家庭日常生活辅助设施较完善，能提供给高龄老人生活上更多的便捷，自感健康状态较好，同时配偶健在的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较好，可能是跟配偶健在，可以通过配偶为其提供社会支持，获得陪伴、归属感和安全感有关[14]。

高龄是躯体健康急剧下降的阶段，也是心理上的加速衰老阶段。预测高龄老人健康期望寿命衰减拐点的意义，在于探讨如何在老年人口寿命延长的同时，能够推迟残障以及慢性病发生的时间，从而缩短残障生存期，即为“善终”或“胜利的胜利”[15]。本研究结果提示，社区对85.5 岁以上的老年人，应定期开展日常生活照护需求评估、减轻家庭照护负担，将社区养老资源合理利用最大化，构建针对85.5 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健康照护体系，以社区-家庭-志愿者等各层面融合合作的服务模式，以此降低人力资源占用，提高老人照护质量，实现健康老龄化，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