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育之对理论建设和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 本刊特约记者 刘思源

龚育之对理论建设和党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

● 本刊特约记者 刘思源

记者：石主任，您好！著名理论家、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离开我们已两年多了。去年年底，在纪念龚育之诞辰80周年之际出版的《走近龚育之》这部纪念文集，浸透着国内众多理论家、学者对龚育之的无尽思念与怀念之情。其中，您所写的《学者之范》一文，使人对龚育之先生的人格风范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您在文中提到“一直视龚育之为‘师、兄、友’”，并且与他“相识共事长达三十年”，可见您与龚育之交往之深。您能否谈谈龚育之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

石仲泉：我一直称他为老龚，这是几十年的习惯叫法。他的学术经历比较独特，也富有传奇性。他虽然以理论大家和党史大家著称，但却非“科班”出身。他在1948年上清华大学是学习化学的，1952年调到中央宣传部参加工作后却开始了他的非专业的学术研究生涯。这年初，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时才22岁。从此走上了学术研究、宣传之旅。长达55年的学术研究活动，他主要徜徉在这样四个领域：

一是自然辩证法和党的科技政策方面。他在“文革”前的中宣部工作达14年之久，其学术研究主要在这方面。他写的10多篇系列论文汇集成《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于1961年出版，是国内第一本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文集，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次年，他32岁，与于光远一起作为导师在北大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同年，在译校介绍苏联纠正批判控制论的错误的文章时，与其他同志一起，将Cybernetics一词由此前译为的“大脑机械论”改定为“控制论”，使这个专门名词的汉译规范化，是一个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他继续研究科学技术哲学和党的科技政策，并批判伪科学和宣传无神论，因而不仅是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还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的开拓者之一。

二是党的文献编研方面。他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及其此前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单位工作13年，1993年还参与主持编辑《邓小平文选》第3卷。这样，他先后主持或参与了毛、周、刘、邓等领导人的重要文集的编辑。他主持文献编辑有两个突出特点：（一）十分重视文献的考证，重要的思想、观点和看法的渊源关系，重要历史事件的原委经过等，是党史文献学这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二）将文献编辑和文献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编辑文献是研究文献的基础。他主张在编完一部文献后写些研究编辑文献的文章，既消化、梳理和提升编辑文献时的一些想法，又锻炼编辑人员的写作能力和提高其研究水平，反过来又有助于提高编辑水平。一些年轻同志就是在这样的指导下成长的。他的长达十四五年的编辑文献经历也为他个人在研究党的理论和历史方面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石。

三是党的历史研究方面。他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之前，就参加了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撰写。1995年6月兼任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后，直接领导《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现称第二卷）的撰写工作。1999年3月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后，他的研究和写作主要在党史方面。他写的大量党史研究文章，收集在生前出版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下册、《党史札记》和《党史札记二集》中；逝世后，整理他的文稿又编辑出版了《党史札记末编》和《龚育之党史论集》等著作。他在这方面的突出贡献，主要有三：（一）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观点，除后面对此的专门论述外，还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定义；关于新民主主义高级阶段的思想；关于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双重性、交叉性和过渡性思想；关于坚持历史决议和在决议的基础上对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的认识要有所前进的思想；关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独特超越的解读；关于“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的思想等。（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史精神，主张还原历史、直面历史、鸟瞰历史和感悟历史，强调党的立场同尊重历史事实、追求历史真理的科学立场的统一，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与时俱进、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不断深化对历史认识的统一。（三）对亲历的一些党史重要事件，给予了一个“龚育之说法”。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参与中央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大到十六大的报告的起草，与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历代中央领导有“零距离”接触，经历了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半个多世纪的一些是是非非，因而他以亲历者写的回忆挖掘出了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材料，为党史研究走向深入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

四是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他活跃在党的理论战线达半个多世纪，除提出后面将讲到的许多理论建树外，还形成了特有的理论风格。他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追求科学和革命相统一的奋斗目标，再加上才华出众，博学多识，执着真理，“学贯两科”，因而他的理论著述非常注重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协调和谐，追求政论与史论的完美结合。他做学问也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潜心学术、思想解放、与时俱进，努力对许多问题作坚苦精深的把握，站在学术前沿，提出新论新识。（二）叙事明理、由史及论，思维缜密、逻辑严谨，文风细腻、表述准确。叙事能将原委细节娓娓道来，论理能以多视角和如数家珍的文献讲出一般人难以讲出的道理。（三）坚守真理性认识的理论风骨，保持重要学术观点的一贯性、连续性、坚定性，即使在处于不那么顺达的情况下，也义无反顾地执著坚守。他不断创新，但不赶时髦；努力攀登探求真理的高峰，但不跟“假、大、空”之风；坚决服从真理、尊重领导，但不屈从没有科学权威和组织权威的长官个人意志。因而，他的文章含有科学的慑服力和厚重感，具有品玩良多的信息量和可读性。他对党的理论的阐发，能获得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记者：作为党的理论家，龚育之在党的理论方面提出了哪些有影响的重要观点？

石仲泉：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理论观点非常有影响。

其一，关于一面“旗帜”的论断。高举旗帜，这是常用的政治语汇。但旗帜是什么，以什么权威的说法来支撑，并为公众所认同，这是不少理论工作者在琢磨的问题。1990年10月，第五次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马鞍山市召开，我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几个同志与老龚一起赴会。他在听了两天会后，19日作《再谈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发言，开门见山地引用青年毛泽东的话：“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与会者顿感思想豁然开朗。他介绍那时的毛泽东说，参加新民学会的青年学子都在探讨如何改变中国的苦难命运。毛泽东在致罗章龙的信中提出：我们除了刻苦励志之外，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们学会要将感情的结合变为主义的结合。龚育之发挥道：旗帜树起来，就可以在这面旗帜下集合人，引导人们向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前进。当年，中国革命先驱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队伍的旗帜。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结果，被称为毛泽东思想，从党的七大开始，也写到我们队伍的旗帜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还需要不需要旗帜？当然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树起的旗帜。”（《龚育之文存》上卷，第424页）大家都赞同龚的说法。此后不久，毛泽东的“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成为宣传媒体广泛引用的名句。1993年11月，江泽民在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的讲话中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话后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445页）党的十五大进一步论述旗帜问题的至关重要性，指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明确大会的主题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党的十七大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新的概括之后，提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战略任务。

其二，关于20世纪的“三个历史伟人”的论断。199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老龚向《经济日报》记者发表了《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谈话，还为中宣部等单位举办的“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提交了《邓小平论毛泽东》的学术论文。在这两篇文稿中，都讲了20世纪的中华民族有“三个历史伟人”。他说：20世纪，中华民族在争取解放和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产生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现在，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集中力量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纪念历史伟人，不仅要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更重要的是推进他们的思想和事业。老龚的这个观点不仅博得党史界和理论界的绝大多数人的认同，而且深受广大群众和干部、包括海外侨胞的欢迎。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结晶的党的十五大报告，肯定这个观点，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其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从2004年夏天起，老龚同我一起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属于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基本经验》研究课题。这个课题的核心专著已结项出版，获得许多专家好评。尽管老龚没有看到课题的最终成果，但它凝聚了老龚的智慧和心血。没有他对课题性质的把握和提纲的敲定，这项任务不可能完成得这么完好。在研讨中，他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首次概括为“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方面，作为完整理念推出。老龚在2005年1月课题组会议上提出：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从“民族化”方面讲得较多，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现在，时代主题发生很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要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即“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就是“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老龚强调“当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一个重要丰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讲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对“当代化”思想的延伸。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动态性表述，解决了三个“30年”只发生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在总体上是同质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采用党史分法，即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29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三个时期，简单地说三个“30年”。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却只有两次。这使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表述发生不小困难。第一个“30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明确的。第三个“30年”（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也没有疑问。关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即第二个“30年”如何表述。在讨论中，老龚提出可否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后，大家茅塞顿开。这个观点见诸报端，赢得许多学者首肯。

三是“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2006年5月上旬课题组在怀柔雁栖湖讨论稿子时，老龚讲了这个观点。在6月中旬北京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幕式上，他更加明确指出：有三个东西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三大创造：一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三大理论创新之前，还有“三大拨乱反正”，即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样讲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在学界没有过。

四是创新与“异端”。老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阐述了“异端”与创新的辩证关系。他说：针对着过去被认为是正确而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这样才能创造新的东西。而许多创新的东西最初往往被视为“异端”。毛泽东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理论，恰恰被认为是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里创造出来的。还说：上述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在过去的“左”倾观点或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看来都被视为“异端”，其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性发展的东西。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是论述那些曾经被视为“异端”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上。这个观点不仅对我们的课题研究起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在学界同样反响强烈。

记者：以上是龚育之在理论方面提出的一些重大观点，作为党史研究大家，他在党史研究领域方面的主要贡献有哪些呢？

石仲泉：贡献很多，这里我重点谈两点。

一是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的判断。这是老龚在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两章中提出的创见。随后他在主持编纂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时作了进一步阐发，认为要将按照历史原貌写历史和站在时代高度看历史统一起来，“两个发展趋向”有助于说明建国后29年曲曲折折的发展历史。他说：这个思想“提供了贯串起来观察和分析建国以来党的全部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往前延伸，建国初的七年中也存在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且分别同其后十年中的两种发展趋向相接续，不过前七年中错误的发展趋向不像其后十年中那么占据重要地位罢了。往后延伸，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错误的趋向暂时压倒了正确的趋向，而正确的东西仍然不绝如缕；从更加长远的历史来看，正确的趋向终归克服了错误的趋向，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十多年的历史新时期”。这是这段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要如实地写出‘两个发展趋向’相互间起伏交错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交错，在各个时期性质和情况不尽相同，但有复杂交错，不是简单地黑白分明，则是共同的。”（《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卷，第431页，第437—438页。）

“两个发展趋向”论的核心是对具体问题逐一进行具体分析，努力科学地说明正确与错误交织的情况，将两者剥离开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明。也正因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与正确思想十分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了在否定他的晚年错误的同时对其正确的思想加以实事求是的肯定，故要强调“两个发展趋向”和思想矛盾的两个侧面，以期不要损害毛泽东的形象。所以，只要理智地而不是情绪化地对待“两个发展趋向”论，是绝对得不出上述看法的。“两个发展趋向”的思路，是目前解释党的曲折发展历程的比较好的方法。它是对党史理论的一个重要创新和对中共党史学的一大贡献。

二是关于党史“中卷稿”分为“五编”的构想。老龚在正式就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以前，从1995年初起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的讨论。将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从原来设想的写成一本“下卷”，改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分期写成“中卷”和“下卷”两本，先集中力量写“中卷”，是他向胡绳建议的。是年6月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任职后，负责主持“中卷稿”编写工作。他提出，“中卷稿”可分为“五编”。第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在全国的实施”（1949年10月—1952年12月）；第二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1953年1月—1956年9月）；第三编“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探索中的两种发展趋向”（1956年9月—1966年5月）；第四编“‘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各种形式的抗争”（1966年5月—1976年10月）；第五编“在徘徊中前进和走向历史的伟大转折”（1976年10月—1978年12月）。1999年3月老龚不再担任领导，根据中央主管领导指示，将胡绳审定过的“中卷稿”，分送党的高层领导和部分专家征求意见后，我们对有的编目文字作了调整，对部分内容作了某些修改，但主体和基调没变。“中卷”名称改成“第二卷”，延续至今。

有的同志曾提出疑问，认为把建国后头七年分为“前三年”和“后四年”，既不符合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否定社会主义改造之嫌。其实，这又是误解。老龚在讨论稿子和上报胡绳时都讲了这样分编的考虑。他说：考虑到建国头三年和后四年，在主要任务、指导方针、基本政策等方面，确有不同特点，我们认为，以1953年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为界，把这七年分作两编来写，能比较客观地描绘出两个时期的历史原貌，也便于今天的读者了解这两个时期实际存在着的区分和衔接。分为两编，当时还有一个考虑，他没讲。即这头七年是建国后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用两编的篇幅来展开叙述，更能展示党的历史发展中辉煌的方面。对“前三年”的编名，不采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说法，而以“党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来统领，旨在重新强调那个纲领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合乎建国最初几年的历史实际，并同改革开放以来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某种更自然的联系。对突出“前三年”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胡乔木有明确说法：“中央并未在中央正式文件中讲过1949年建国就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只是毛泽东同志1953年底在修改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时加过这样一句话。但在1949—1952年中，中央从来就讲新民主主义，否则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就从来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了，新民主主义秩序能否巩固的问题也就不会发生了。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就会损害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来直至1949年《共同纲领》通过并加以实行的党的信誉，使党陷于在根本理论上自相矛盾的地位。”（《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158页。）

总之，老龚关于党的理论和历史研究的总体建树，对当今党史学界而言也可视为某种“独特的超越”。我们要像他那样去努力研究党的理论和历史，不断创新，不断超越。

■ 责任编辑：袁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