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24
●吴海勇
关于毛泽东辛亥从军之后退伍经历的考辨
●吴海勇
毛泽东辛亥革命期间投笔从戎,毅然在长沙参加革命军。当南北统一后,他及时主动提出退伍,继续求学之路。对此,《毛泽东自传》有着清晰的表述。然而,晚近出现的史料却存有异说。本文联系湖南裁军的史实,比对事件亲历者后人的不同追忆,不仅证实了毛泽东主动退伍说,而且对其退伍时间亦有所考定。由此,毛泽东这段从军及退伍经历的丰富内涵有了更为明晰的呈现。
毛泽东;从军;退伍;考辨
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第13天,长沙光复,湖南成为响应湖北革命的第一省。辛亥革命如火如荼,毛泽东时在长沙,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已然接受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为此热血沸腾,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第50标第1营左队,当上了一名列兵。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曾对斯诺谈起自己这段辛亥从军经历,他说道:“孙中山和袁世凯成立了协定,预计的战事停止,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我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这时,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1]循此语意,不难明了:毛泽东是有见于辛亥革命完成,主动退伍,转而继续学业的。
此说颇为流行,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①较早地采信了这种说法:“好啦,南北议和成功了,中国‘统一’了。既议和就不要打仗了,既不打仗,还当兵做什么呢?毛泽东同志想到这里就决定退伍,他把此意一说,连排长们都挽留他,并且说,当兵能有出路,意思是说,能升官发财的。但毛泽东同志不愿再留,结果,还是离开了兵营,开展他此后继续求学、自修的生活和初步的社会活动。”[2]
然而,晚近文史资料出现异说。据资深党史专家石功彬的文章《毛泽东与一位普通铁匠四十年的兄弟情谊》,南北议和后,“毛泽东他们的部队接到上级的命令,也要解散。每个人发三个月的饷银回家。”于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依依不舍地辞别”,从此各奔东西[3]。如果前者可简称之为“主动退伍说”,那么这一材料则透露出“裁军遣散说”。
石功彬文系访谈毛泽东辛亥从军时交情颇厚的兵友朱其升的后人而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此外,也不应将此分歧轻视为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因为:一者,是主动退伍还是裁军遣散,关系到毛泽东从革命军营回归社会的具体时间,进而牵扯到毛泽东辛亥从军的大体时段;其二,离开军营的主动、被动之别,还涉及毛泽东深层的思想品质,有待深发。缘此,对于“主动退伍说”、“裁军遣散说”实有予以辨正之必要。
近百年前的细事,原难考证。幸运的是,毛泽东离开湖南革命军是主动抑或被动之争,关涉湖南的裁军运动——裁军遣散说,标明毛泽东是随着湖南裁军的洪流回归社会的;主动退伍说,未提及裁军,正暗示毛泽东在裁军运动尚在酝酿之前就已离开了军营。湖南裁军运动史实俱在,这就为解决此分歧提供了一个可供度量的时间坐标。
南北统一后,能否遣散革命时期急骤招募的人数众多但又缺乏训练的军队,关系到财政的减负、政局的稳定。黄兴为国家民族计,反对北京政府滥借外债,毅然对南京留守部队实施裁军与遣散工作。这对于各省裁军行动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湖南军政府裁军之议因此而起。
据程潜的回忆,1912年5月间,谭延闿听说黄兴在南京一次就成功解散了十几万军队后,找他商量,意欲效仿黄兴遣散湖南军队。6月中,谭派秘书赴沪问计于黄兴。当时,黄兴刚解除了南京留守之职,对时势有了新的体认,他不赞成裁尽,主张留两或三师以应缓急。然而,谭都督以避免产生不必要争议为由,坚持一律退伍,另建新军,最终得到黄兴的首肯。[4]8月,赵恒惕部由宁入湘,被留作裁军的武力保障。9月初,谭延闿方始在军官会议上公开宣布裁军计划,并要求在该月底将部队全部遣散。共计四万几千名官兵解甲归去,湖南原有部队的巡防营、南武军和其他一些杂牌部队的官兵没有退伍,整编为守备队。此外,暂未裁除的还有湘西的绿营军。[5]
在明了湖南裁军的基本进程后,我们便可得出裁军遣散说的大体时间——1912年9月(最早是月初,至晚为月底)。毛泽东是在长沙起义后入伍的,时间区间当在1911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如果依照9月裁军遣散来计算,那么毛泽东在革命军中就有11个月之久,这与其自述的“我已经做过半年兵士了”显有出入。当然,也可将毛泽东自述的“半年”看作是一个约数,然而,称11个月为半年还是太过勉强。
在觉察裁军遣散说与相关史料的明显扞格后,再来回顾重审主动退伍说。主动退伍说,在退伍的缘由、当兵的时间区间等方面,不仅能自圆其说,而且与相关史料也能契合无间。据毛泽东的自述,他离开军营的时代背景是“南北‘统一’,而南京政府解散”。揆以史实,3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尽管孙大总统正式解职在4月1日,但仍可以袁之就职作为南京政府解散的标志。因此,毛泽东离开革命军的时间上限当在3月10日之后。如果再加上毛泽东当兵半年的这一限定条件,其离开军营的下限也就不难得出——应当不晚于4月底。
蒋建农《毛泽东全书》称毛泽东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于是在1912年3月退伍,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军旅生涯”,不为无据。书后所附“大事纪年”将毛泽东“退出新军”定为“春”季,[6]其说更为圆融妥帖。这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以上推论的合理性。
此外,主动退伍说还能从湖南裁军运动的相关史料中得到一个佐证。湖南裁军所以出奇的顺利,与裁军方案设计周密合理大有关系。该方案重视用金钱来安慰被裁撤的官兵,被裁的士兵每人除领取最后一个月的军饷之外,另送每人30~100银元的花红。[7]士兵被裁之后,作为预备军对待,每月发给一定的休养金。休养金分3期,每期一年,一期月3两,二期月2两,三期月1两,有勋章者月加1两。[8]9月初,谭延闿公开此裁军方案时强调,部队必须在月底全部遣散,否则就领不到最后一月军饷及预备金。[9]显然,毛泽东没有领到这笔丰厚的遣散费。据陈章麟采写的《毛泽东和他的副班长》,毛泽东只身离开军营前,还是副目(相当于副班长)彭友胜送了他两块银元,[10]毛泽东回归社会后,生活还要靠家庭接济(毛父以此挟制毛泽东放弃自学方式,去上正规学校),也能说明湖南军政府发放花红并没有毛泽东的份,奚遑论及退伍后的预备金。
所以会产生裁军遣散的异说,当系受朱其升后人记忆偏差的影响。朱其升是因湖南裁军运动而走出军营的,石功彬文记当时部队通知还有这么一句:“三个月以后,在原地集中。”[11]这与谭延闿预设的一律退伍、另建新军的意图吻合,应当存录了当时的一些真实。但,由此生出毛泽东也是如此离开军营的,并与朱其升依依不舍地辞别,就不免是后人连类而及的想象之词。
相较之下,彭友胜后人追述的毛泽东向彭副目提出退伍请求,彭副目在郑重考虑后特予准许,并馈赠银元2块等事,[12]就更接近史实。新中国成立后,彭友胜是毛泽东唯一破例关照当地政府帮助解决生计问题的辛亥兵友,[13]正是事出有因,很好地佐证了彭氏后人的回忆。
辨明毛泽东在湖南裁军运动之前即主动退伍、继续学业,其意义不仅在于完善青年毛泽东的大事年表,更在于此一细事颇能见出青年毛泽东的见识与禀性,对于逐渐完形的领袖人格有着重要的建设意义,不可轻忽,有必要深加阐发。
要阐发毛泽东主动退伍的历史深意,必须以充分认识他辛亥从军的积极意义为逻辑前提。武昌起义后,18岁的毛泽东革命心切,原本要到武汉参加革命军,恰逢湖南新军在长沙起义成功,他这才就地在长沙参军,但执意要参加正规军队,而不是临时拉起的半军事组织——学生军,为的就是尽快掌握杀敌本领、走上革命战场。辛亥从军经历,充分彰显了毛泽东敢作敢为、许身为国的政治激情。不仅限此,其毅然投笔从戎的经历,还隐现了毛泽东日后成形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贡献,如萧三抉示:“因为他想要革命成功,就必须打仗,当兵是干革命最好的方法。从这里我们现在也看得出,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就已经隐约地认识到了:革命非搞军事,非有武力是不成的。”[14]
明见于此,再看辛亥革命后毛泽东主动提出退伍的行动,就更能体悟其与众不同的天赋异禀与人生道路,至少有以下数端:
一是特别凸显了青年毛泽东从军报国、别无所求的崇高精神境界。毛泽东辛亥从军,纯凭一腔爱国热情,激于民族大义,以及对民主理想的向往,为此奋勇参加民族民主革命战争。如此高评若是单就其投笔从戎立论还可责难以别有所求的话,那么毛泽东在没有得到特别报偿的情况下主动要求退伍,就彻底阻断了这种功利化的质疑。显然,毛泽东从军有别于毛父的当兵经历,他既不为兵饷(饷银多用于购书买报),也不为升官谋职,真正可谓是别无所求,爱国远胜过爱家与爱己。揭橥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对我们深入了解毛泽东的精神境界特别是他青年时代即已树立的崇高人生追求大有帮助。
二是初步体现青年毛泽东对现实政治趋向具有超迈时辈的预见性。毛泽东主动提出退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以为革命已过,“决定继续求学”,仿佛是学子热肠的自然归结。实际上,毛泽东的人生抉择走到了湖南军政府裁军决定的前面,有其个人才智的支撑,势非偶然。如果说“革命已经过去”在当时不过是大众观点的话,那么青年毛泽东超迈身边兵友的是,他对现实政治趋向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认识。这并不是有意拔高,在军营中,毛泽东将伙食费之外的饷银都用在购买书报上,成为热心的阅报者。通过大量阅报,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毛泽东对新生共和国需要建设人才当有更为清楚的认识。湖南裁军既非先行者,这就不排除毛泽东从报上获知各地裁军动向的可能,或者只是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但这已足以使海鸥振翅高翔。
三是客观上为青年毛泽东铺就了“以文驭武”儒将传统的成才之路。从地域文化着眼,不难发现毛泽东投笔从戎同以曾国藩创建湘军为代表的湖湘尚武精神之间的传承关系。曾氏榜样,不止在于扎硬寨、知不可为而强为,更在于成功实践了“以文驭武”的儒将传统。辛亥从军半年,毛泽东习得了一整套军事技能,可谓初知兵事。但是,青年毛泽东没有继续军营生活,没有“列兵—副目—正目—正、副排长”循级而上的意愿,继续学业是他当时作出的选择。这看似是由武转文的人生道路大转换,但从儒将传统来看,他加强文之修炼正是上上选择。毛泽东走出军营时,或许想不到此后大半生与军旅相周旋,但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多次论兵,并有意“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肤”,不屑为“见兵而畏”的白面书生,已然不俗。1917年,毛泽东带领学生军智缴溃军三千兵,正是其来有自。毛泽东若有所待,将以有为,隐然承继的是“以文驭武”的湘军儒将传统,而这一源头似可追溯到辛亥革命后毛泽东走出军营的那一刻。
[1](美)斯诺著,汪衡译.毛泽东自传[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22.
[2][14]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A].刘统.早年毛泽东[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62.59.
[3][11]石功彬.毛泽东与一位普通铁匠四十年的兄弟情谊[J].世纪行,1993,12.
[4]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断[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湖南文史资料选辑[C]第一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5-16.
[5][7][9](美)麦科德,周秋光译.谭延闿湖南裁军新说[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3.
[6]蒋建农.毛泽东全书[M]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5.672.
[8]子虚子.湘事记[A].粟戡时等.湖南反正追记[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92.
[10][12][13]陈章麟.毛泽东和他的副班长[N].解放军报,1993,11.6.
注释:
①据刘统《早年毛泽东·编者前言》,萧三《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版本甚多,内容不一。刘统辑注本选定的是《时代青年》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儿童时代》、《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以及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是最原始的版本。刘统编辑注释:《早年毛泽东》,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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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28X(2010)01-0027-03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调研员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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