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日美同盟的新进展与新挑战 ——日本防务政策的视角*

刘 星

[内容提要]2018年底美日相继发表强化同盟的报告，美国《阿米蒂奇报告》强调日美同盟在全球领域进行双边与多边合作，《防卫计划大纲》则通过“多次元防务力”概念和新的装备计划进一步加强与同盟的联系。同盟强化首先体现在强调同盟的全球化属性，增加同盟在全球安全各领域的共识与共同利益。其次在地区层面上加强美国盟友之间的防务关系，推动网络化以巩固同盟介入地区安全的威慑力。在双边层面上则通过政策磋商和防务合作等制度化进展增强同盟的实效性。同盟强化进程中日本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并成为同盟强化的积极推动者，反映了日本对威胁与不确定性的现实危机感以及借助同盟获得安全和地区影响力的意图。尽管同盟保持着稳定发展的趋势，但美国外交的不确定性、日美韩三边合作的脆弱性以及双边合作中的一些现实限制也构成了对同盟的新挑战。

2018年底，美日两国几乎同时发出了有关同盟的重要信息，美国方面第四次发表了本世纪以来始终对同盟方向影响巨大的《阿米蒂奇报告》，强调了同盟的“全球性”，即“必须并肩向前发展并接受在亚洲和全球更大的领导角色”注Richard L.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CSIS, October 2018, p.2, https://www.csis.org/analysis/more-important-ever.(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自2001年以来，理查德·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等所谓美国“知日派”先后发表了三次有关日美同盟的战略报告，本报告也被称为第四次阿米蒂奇报告。并对双边军事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日本制定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注防卫省：『平成 31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2018年12月18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20181218.pdf.(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以下简称『防衛計画の大綱』(2018)。推出了“多次元统合防卫力”的新概念，将太空、网络等新领域列入防务力范围，并正式决定改装轻型航空母舰并引进新一代战斗机，将防务力发展与加强同盟及抗衡中国的战略方向进一步挂钩。注「中国への大綱極めて明確」、『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2月19日。《新防卫计划大纲》是日本政府制定未来5～10年防务政策、武器装备的纲领性文件，而《阿米蒂奇报告》只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份探讨同盟蓝图的战略报告。尽管两份文件性质不同，但从同盟发展进程看，《阿米蒂奇报告》更具战略性，与日美同盟的进展高度吻合，《新防卫计划大纲》则反映了日本对同盟的认知及对美国要求的“落实”程度，体现出同盟涵盖领域扩展、日本防卫力增强并由此使同盟实效性提升等新进展。本文将以这两份文件为切入点，从日本防务政策的视角结合近年来同盟全球化、网络化与制度化进程，探讨日美同盟的新进展、同盟强化的原因以及面临的新挑战。

一、同盟新进展：扩展外延与提升实效性

近年来，日美两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面上不断扩充同盟外延，细化同盟内容，试图使同盟不仅对日本，而且“对于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发挥公共产品的作用”，[注]防衛省：『防衛白書 平成30年版日本の防衛』2018年、258頁。以下简称『防衛白書2018』。体现了在各个层面上对同盟发挥主导性的“雄心”。具体而言，即强调同盟在新安全领域和多边领域应承担更多“全球”责任的全球化、构建以同盟为核心的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网络化以及提升双边防务合作实效性的制度化进程。2015年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出台以来，日美同盟的上述特征进一步明确并取得了进展。

第一，在全球层面，进一步扩展战略外延，承担更多全球责任。同盟全球化进程始于1996年的日美安全共同宣言，此后同盟对这一部分的描述不断加强。所谓全球责任，包括在坚持民主主义价值观问题上的合作以及这两年不断强调的自由公正贸易原则等。在安全领域，全球化的对象则主要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弹道导弹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海盗、稳定利用海洋、太空与网络空间上的风险等仅靠一个国家很难应对的全球性安全问题”。[注]『防衛白書2018』259頁。而在同盟的实际运作中，对地震等大型自然灾害时进行紧急救灾援助，参加多边反海盗部队和“防扩散安全倡议(PSI)”拦截训练等方面双方也进行着合作[注]『防衛白書2018』271頁。。换言之，全球责任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

由于难以在军事领域充分支持美军行动，在同盟的全球化中，日本更加倾向于在军事色彩相对较轻，但却与维系现有秩序紧密相关的领域中发挥作用，比如派遣自卫队参加反海盗行动，培训海上执法能力，参加美国主办的多国扫雷训练，参与包括维和行动在内的国际和平协力活动、裁军与军控等。[注]『防衛白書2018』377-390頁。但是，《阿米蒂奇报告》建议为了使日本对同盟承担更多的责任，作为交换和鼓励，可以让日本加入“五眼联盟”(美、英、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合作联盟)，如果同盟朝着这一方向发展，就表明双方将把新安全领域合作中的一部分也纳入全球化的进程，从而增加全球化中的军事因素。

《阿米蒂奇报告》比前一次报告将同盟称为亚洲稳定之锚更进一步，强调同盟在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需要强大而自信的日本，日本需要(继续)介入和建设性的美国”。[注]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p.2.的确如此，日本的这些行动既体现了日本更加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姿态，也使日军在更多的安全领域获得了与美国合作的机会，增强了同盟对全球性问题的介入能力。

第二，在地区层面，进一步“合纵连横”，加强美日同盟对亚太安全秩序的主导权。确保日本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是同盟的重要功能。尽管言为“周边”，但其范围却远达澳大利亚，在这一地区内，军事大国集中，灰色区域事态容易发生，并存在导致重大事态的风险。[注]『防衛白書2018』、259頁。相比全球利益，显然地区层面上军事因素更加重要。在日本看来，维系这一层面的安全同盟将在两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方面，驻日美军发挥“公共产品”的作用，通过其强力存在提供这一地区以安全感；另一方面，加强构建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多边安全合作关系使驻日美军可以更为顺利地在多边框架内“自由”运用。

美国同盟体系(轴辐体系)是亚太地区秩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但这一体系中美国盟国之间的安全关系较为薄弱。在地区局势不确定性增加、权力结构出现不利于维持现状的变化时，构建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网络日益成为同盟的重要目标。这其中日本的主导性日益明显。2013年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应巩固美国的同盟体系网络以使威慑更加有效，[注]『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18頁。随着日美推动印度太平洋战略[注]有关日本与印太战略关系的详细论述参见吴怀中：“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及中国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13～21页。，《新防卫计划大纲》将同盟伙伴国依次列为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和韩国，凸显了将同盟网络化与印太概念结合的战略意图。

日本认为，在网络化进程中，日美韩和日美澳两个三边安全机制的建设至关重要，稳定且紧密的两个三边关系不仅有助于同盟对中国的威慑态势，还可对夹在两者间的东盟产生更大影响。[注]从参加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主办日本与东盟的安全对话、到支持越南等国构筑防务能力等，日本对发展与东盟的关系十分积极，体现了与中国进行地区安全竞争的战略意图。参见『防衛白書2018』357-358頁、346-354頁。尽管日美韩三边合作出现波折，但日美澳三边机制进展顺利，成为同盟体系网络化中的“成功”案例。[注]Carl Baker, “US Alliances in the Asia Pacific: The Evolving Narrative,”in Carl Barker and Brad Glosserman eds., Doing More and Expecting Less: The Future of US Alliance in the Asia Pacific, Pacific Forum CSIS，2013.2018年6月香格里拉会议上，三国防长在维持自由开放海洋秩序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决定联合制定将防务合作机会最大化、为印太地区三边合作提供长期前景的战略行动议程。[注]『防衛白書2018』、357-358頁。《新防卫计划大纲》也对日澳双边合作极为期待，继续推动和完善战略磋商机制、加强联合训练演习、扩大技术合作和支援能力构筑，推动日美澳三边合作框架都列入了双边合作的议程。日澳安全合作将是地区安全走向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第三，在双边层面，进一步加强制度化，提升同盟实效性。日美同盟制度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因美国希望日本发挥“地区大国”责任而启动的建立各种磋商机制的进程，[注]吉田真吾『日米同盟の制度化——発展と深化の歴史過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年、91頁。其结果就是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制定与实施。其制度化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各种级别定期、非定期的政策磋商、制定计划、情报共享、武器系统等的相互提供等手段，提升同盟军事合作的实效性。2015年《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对于同盟意义重大，双方开始建立并完善从和平时期到灰色区域事态直至紧急事态等各阶段中的“无缝”应对机制。[注]外務省：『外交青書2018』平成30年版(第61号)、2018年、6頁。以下简称『外交青書2018』。根据指针，两国建立了联合计划制定机制[注]『防衛白書2018』、267頁。和政策调整机制[注]『防衛白書2018』、266頁。以提升同盟决策和政策实施能力。前者旨在和平时期制定共同计划，并协调日美间共同计划的各种合作。后者则意图在从平时到紧急事态时各阶段对自卫队与美军行动相关的政策与实施进行调整，并构筑与维持情报共享、形势分析共享等机制。上述机制将外交、防务之外的政府部门间磋商也纳入同盟的政策协调，至少在制度上极大完善了日本国内对同盟(美军)的支持。《阿米蒂奇报告》也提出了很多进一步制度化的建议，比如同盟应考虑建立联合基地；组建以台海、南海和东海为对象、包括参谋、常规作战、多领域作战等作战任务、以日美为主、司令官可更换并可由日军将领出任的特混舰队；制定应对偶发事件的联合计划和联合技术装备研发等。[注]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pp.7-11.如果这些建议可以实现，那么同盟将在制度框架的建设上进一步完善。

《新防卫计划大纲》则为不断强化的制度框架添加了“肌肉”，“多次元统合防卫力”新概念和正式启动改装轻型航母及装备新一代战斗机等决策将为同盟强化添加实质内容。“多次元统合防卫力”强调将陆海空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安全领域的资源、优先排序进行整合，“在进一步深化前大纲提出的通过一体化发展机动、可持续性统合机动防卫力的同时，有机融合包括太空、网络、电磁波在内的所有领域能力，以在从和平时期到发生冲突的任何阶段都可常态化、持续性地实施灵活且具有战略性的行动”。[注]『防衛計画の大綱』(2018)、9-10頁。新概念意味着更多的领域被纳入了国家安全甚至防务装备的范畴,并与美国的安全战略密切挂钩，扩展了同盟的防务范围和合作领域，将成为观察今后同盟制度化的重要指标。

《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改装航母和引进新一代战斗机两项装备计划不仅是自卫队防务能力的一次飞跃，也标志着装备及使用方面与美军作战体系的进一步融合，在成军之后将有望改善自卫队侧重防御(防空、反潜)、美军侧重进攻的两军传统合作模式，从而提升将来两军合作的实效性。大纲决定将“出云”号护卫舰改装为“只有在必要时才会搭载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战斗机(STOVL)”[注]防卫省因此将“出云”号定义为“防御性”航空母舰，以区别于平时搭载舰载机、预警机、加油机等具备远程进攻作战体系的美国“进攻型”航空母舰，并维持与专守防卫原则的整合性。『防衛大臣記者会見平成30年12月18日』，http://www.mod.go.jp/j/press/kisha/2018/12/18a.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兼具反潜、巡逻、指挥、医疗、运输等功能的多用途护卫舰。在大纲公布后的第二天，日本防卫大臣岩屋即前往横须贺基地视察将要改装机库和甲板的“出云”号，[注]「岩屋防衛相が「空母」化の意義強調 護衛艦いずも視察」、『朝日新聞』2018年12月19日。https://www.asahi.com/articles/ASLDM5CPVLDMUTFK00S.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对航母的格外重视与期待不言自明。此外，大纲将7年前决定购买的42架F-35战斗机扩展为147架，包括42架短距起飞垂直降落性能的F-35B。[注]『F-35A の取得数の変更について』2018年12月18日，http://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pdf/f35a.pdf.(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装备可起降固定翼舰载作战飞机的航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不仅体现了日本重视军事威慑力的战略姿态，也将提升日本及同盟对地区安全的介入能力。

联合训练与军事演习的质量与数量亦可衡量同盟制度化的进展程度。近年来，日美联合军演的规模、频率和内容尽管低调但却取得了切实的进展。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为后，驻日美军向日本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援，也展现了两军联合训练的高水准，[注]「トモダチ作戦」、修親会『修親』2012年6月号、17頁。也可参见『防衛白書2018』、270頁。并极大地改善了日本国内对同盟的看法，使两军联合训练更为顺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双方在日本周边、黄海到南海一线的海空联合军演次数与规模均在增加。例如2017年9～11月期间，日本航空自卫队与海上自卫队分批次、分地点、分内容地与美国海军“里根”号、“卡尔文森”号、“尼米兹”号和“罗斯福”号航母编队举行了各种规模不等、演习时间各异的联合军演。[注]双方在这一期间曾进行了长达20日的联合海上军演，体现了同盟军事合作的程度和对维系海洋主导权和战略优势的高度重视。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编『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8』2018年、217頁。2018年3月，海上自卫队与“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从南海北部到冲绳海空域举行联合巡航，空中自卫队也与美国战略轰炸机、战斗机进行了各种联合训练，[注]『防衛白書2018』、268-269頁。频繁的演习大大加强了同盟在和平时期的经验积累与实务协调，不断提升着同盟的战备水准，并可从中反映同盟磋商与计划制定机制的有效性，而不断增多的同盟与其他国家在一些敏感地区的联合训练也体现了同盟制度化与网络化的结合趋势。

从全球合作领域的扩展到双边军事合作实效性的提升，同盟合作平稳推进。这些进展与日本对同盟更多的参与密不可分。《阿米蒂奇报告》将日本称为“在世界最重要地区的最强有力盟友”，全面肯定了近年来日本在内政外交方面对同盟的积极“贡献”。从这些新进展中也可以看出报告的“称赞”绝非虚言。

二、日美同盟强化的动力：秩序、威胁与成本

从上述同盟的新进展中可以看出，日本是这一轮同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简言之，对现有秩序不确定性增加的担忧、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危机感以及对“放弃”同盟各种成本的不安甚至焦虑都促动了日本提升同盟合作。

第一，日本对现有秩序不确定性的担忧上升。2018年日本《外交蓝皮书》称日本的安全环境极其严峻，全球化受挫，欧美保护主义抬头，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等动向使“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的支配等基本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挑战”。更为重要的是，在权力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威胁多样化与复杂化的今天，围绕主权、权益的既非战争亦非和平时期的灰色区域事态可能增加。[注]『外交青書2018』、2-3頁。2018年《防卫白皮书》更明确提到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着“多极化”，[注]『防衛白書2018』、50頁。《新防卫计划大纲》则称“我国安全环境正在发生极速变化。国际均势的变化正在加速化与复杂化，现有秩序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注]『防衛計画の大綱』(2018)、1頁。面对日益增加的秩序不确定性，日本寻求通过秩序层面减少风险，其应对方式中即包括同盟的全球化与网络化。

如果进一步细分，同盟全球化与网络化中包含诸如海洋秩序、反海盗、甚至环境问题等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因素和诸如海上安全等安全色彩更浓厚的因素。由于国际公共产品因素可以减少同盟的军事色彩，为同盟参与国际事务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和正当性，因此对于难以在海外开展军事行动的日本而言，这一领域合作将是扩展国际影响的重要媒介，并可借此“在维持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问题上减轻美国负担，加强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证”。[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3』、2013年、111-112頁。因此，日本较之美国更为重视、或更倾向于宣传日本和同盟在这些领域发挥的功能。

第二，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及威胁的评估更趋严峻。日本面临的威胁包括正在根本性改变传统国家安全的太空、信息等领域的新威胁，以及日本周边军事大国集中、加强军备和军事活动显著活跃等所谓现实威胁。2013年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原以10年为“有效期”，但仅过5年就再出一版，其原因在于朝鲜导弹和核能力、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非常活跃的活动”、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军事技术这三方面的进展速度都超出了预想。[注]『防衛大臣記者会見2018年12月18日』。《新防卫计划大纲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认为中国“正式”取代朝鲜成为日本安全的首要防范对象。大纲指责中国急速发展核战力、航空战力、并力图获得网络、电子、太空等新领域的军事优势以及扩展“反拒止介入战略”(A2/AD)能力。同时，中国“基于自身与现存国际秩序不相容的主张，试图依靠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从而引起“地区与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忧”。[注]『防衛計画の大綱』(2018)、4-5頁。

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认为中国的“威胁”全方位且具长期性，而更严峻的是，日本严重依赖海外贸易、国家重要产业、能源基地等均集中于沿海地区等经济及地缘政治因素，使得维持“开放稳定的海洋”秩序至关重要，而对此构成威胁的并不是朝鲜，而是中国。为了维持对华威慑力，日本不能仅仅依靠加强本国军备，而应加大防务概念的涵盖范围，在地缘政治和安全的不同维度上加强合作，抗衡威胁，这也是“多次元统合防卫力”概念和推动网络化的重要背景。同盟网络化的重点在于伙伴国之间增加战略共识与防务合作以维系美国同盟体系对地区安全的威慑力，同时也有助于日本分散过度依靠美国的风险并提升在地区秩序中的政治与安全地位。与正式的多边同盟体系相比，目前更显松散的网络化形式也可缓解潜在威胁的对抗意识和由此引发的安全困境甚至对抗的风险。

第三，维持同盟的成本比其他选择成本小。在日本看来，因同盟而拥有的美国威慑力主要由前沿部署部队(海军陆战队、横须贺的航母作战编队、嘉手纳和三泽的战术空军)、核保护伞和导弹防御体系组成。根据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者的测算，如果同盟解体，由于日本无法弥补核威慑和导弹防御的损失，现有威慑能力将受到无法挽回的削弱。即使按照《新防卫计划大纲》改装两艘轻型航母，并最终达到有望形成4艘的规模以满足作战需要，[注]『「攻撃型空母」は日本に誕生するか 海自護衛艦「いずも」改修』。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25-00000512-san-po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6日)该报道认为，由于没有系统支持， “出云”号进攻能力有限，其最大作用可能就是在钓鱼岛出现争端时充当临时跑道。至少也将花费5～10年的时间。而这次大纲仍然没有纳入美国期待的拥有和发展进攻敌方基地的能力，从而至少在制定下一个防卫计划大纲之前无法弥补提升本国和支持同盟整体威慑力这一短板。[注]「敵基地攻撃能力が不可欠」、『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2月19日。短期内无法迅速形成战斗力同样会增加日本对外部环境恶化的焦虑，再加上国内结构性问题的存在，都使得加强同盟成为日本维系现有威慑力和新领域优势的现实路径。此外，目前维持同盟的直接成本是每年为驻日美军提供的约20亿美元，而如果没有同盟，要达到现有的常规威慑力水平直接费用就将近400亿美元，加上贸易、股市等各方面的间接损失将达到2000亿美元。[注]武田康裕、武藤功『コストを試算！日米同盟解体』毎日新聞社2012年、191-192頁。更重要的是，同盟解体后寻求“自立”的日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意志和能力直接面对复杂的安全形势都值得怀疑，因此“在日美非对称的同盟关系中，日本牺牲自律性，享受安全与经济利益”是日本的现实选择。[注]同上，187-188頁。

日本对美国权力下降、或主导世界意欲减退的担忧进一步引发了对同盟中长期安全保证可靠性的担忧。在“被卷入”和“被抛弃”的同盟困境[注]Michael Mandelbaum,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pp.151-152.之间，长期以来(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对被美国拉进战争的疑虑日渐消失，在冷战后秩序中加强同盟以不被美国主导的秩序和同盟“边缘化”的呼声增高。[注]孙崎享『日米同盟の正体 迷走する安全保障』、講談社現代新書2009年、120頁。近年来，中国的迅速崛起更是加深了这一不安，担心中美之间形成两极性博弈关系——无论是新型大国关系、冷战型关系还是传统势力范围型关系，都将导致同盟对日本安全保证的效能下降。再加上对日本介入外部安全事务依然有限，[注]在地缘政治上，朝鲜核问题与中国带给同盟中日本的安全压力更大，而国内政治又使日本无法在海外开展英美同盟中类似于英国支援美国的军事行动，使日本存在着难以通过更积极的对外军事活动支持同盟并应对更紧迫安全问题的局限性。难以迅速提升本国防务力[注]难以、甚至无法迅速提升防务力的主要障碍包括宪法、人口老龄化与减少趋势、经济状况及预算难以增加、自卫队与防卫省受到的政治与法律限制等。的现状，日本显然更担心“被抛弃”的前景，因此在各安全领域将对同盟(实则对美)作出更多“贡献”作为日美关系的粘合剂，缓解安全焦虑符合日本的安全逻辑。

美国亦是如此。日美同盟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由驻日美军战略机动能力和日本后勤支援能力组成的威慑与打击能力，如果没有驻日美军基地，没有日本工业能力对同盟的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将受到致命打击。为了应对更加复杂且不确定的国际和地区局势，美国需要日本为同盟提供更加多元的战略支持。如果美国因同盟加强而减轻了保卫日本的负担，并将资源更多用于维持和扩展同盟对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影响的方向上，也不失为日本对同盟的“贡献”。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寻求安全最重要的媒介，甚至可谓战后日本对外关系的阀门。因此，日本始终存在着依靠同盟获得安全的政策倾向。但同时，经济大国、海洋国家、专守防卫(和平国家)、亚洲国家的自我国家定位[注]『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平成25年12月17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131217anzenhoshou.html.(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又使日本不甘在权力转型进程中充当消极的“看客”，近期主动推动的积极和平主义外交[注]『外交青書2018』、5-6頁。可谓典型，试图通过更加积极的防务和对外政策体现“大国”存在感，以此宣示对同盟的价值，获得同盟对日本更有效的安全保证，维系对日本有利的秩序。

三 同盟面临的新挑战：不确定性与脆弱性

日本加强对同盟的“贡献”是为了减轻秩序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同盟功能的扩展与行动的扩大化，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使得日美同盟面临新挑战。

第一，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同盟带来潜在但却影响深远的不确定性。长期以来，美国始终是同盟的掌舵者，决定着同盟的方向。但是，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同盟政策。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同盟体系并无积极评价：“美国的盟国和伙伴使我们的实力更加强大并保护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期待它们承担更大责任，应对共同威胁”。[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为促进美国利益宣布国家安全战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president-donald-j-trump-announces-a-national-security-strategy-to-advance-americas-interests/?_ga=2.27566012.1036227921.1545442622-1829405575.1545442622.(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显然这里强调的并不是美国的义务，而是盟国的责任。

这种态度导致了《阿米蒂奇报告》对特朗普外交的质疑与批评，“美国对同盟价值和现存全球秩序的怀疑”、“美国领导人不再提及共有的价值观”、“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信奉有害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的贸易制裁与单边方式、对日本提出更多加强同盟的财政要求(增加军费和对驻日美军的财政支持)等，[注]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pp.4-6.无不体现了对特朗普政府无意发挥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阻碍同盟发展的担忧，这种较之日本更要求美国为同盟做贡献的措辞与意向是以往三次阿米蒂奇报告所没有的。如果特朗普政府重新界定甚至放弃全球利益而仅要求同盟承担责任，必然会影响到日美同盟的全球化进程。

目前，日美关系因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会晤、特别是安倍首相不遗余力地推动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但这并没有改变特朗普始终将日本视为主要贸易对手和潜在制裁对象的现实。2018年底开始的日美双边贸易谈判如果出现波折，或特朗普“节外生枝”，就可能导致同盟合作意欲下降、全球化和网络化进程放缓。

第二，日韩关系恶化阻碍了日美韩三边安全合作。由于地缘政治、领土等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日韩安全关系冷淡，使日美韩安全合作出现不进反退的现象。[注]近年来因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等原因，两国安全关系疏远冷淡，以致第四次《阿米蒂奇报告》特别列出“复苏三边军事合作”一项以期待加强日美韩三边合作。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Renewing the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p.10.随着半岛局势的动荡，日韩防务交流和合作曾取得一定进展。但合作的加深也催生了两国内部对合作的抵触。近年来双方政治关系暗云涌动，2018年12月发生、至今仍未解决的韩国驱逐舰火控雷达照射日本巡逻机事件[注]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2018年12月20日，海上自卫队反潜巡逻机在日本经济专属区监视搜救朝鲜渔船的韩国驱逐舰时，遭到该驱逐舰火控雷达瞄准。在防务部门之间协商未果后，日方向韩国提出抗议。韩国随后提出反抗议，多次对立后双方如何收场难以预测，但至少表明双方安全防务合作的脆弱性。进一步表明，两国间的相互不满和国内政治因素已开始影响防务合作。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2019年1月访日时表示，日韩“相互信任的气氛”对在朝鲜半岛乃至印太地区的三边合作十分重要，[注]『米海軍トップ、日韓関係改善を「互いに信頼し合う雰囲気」重要』，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90118-00000184-kyodonews-int.(上网时间2019年1月20日)体现了对日韩合作的期待和对现状的无奈。由于双方均持强硬立场，短期内日韩很难找到缓和安全关系的突破口，或成为同盟网络化的短板和脆弱之处。同时应该看到，日韩关系近年来日益恶化与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在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倒退和保守有直接关系，也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在力主美日韩三边同盟的美国看来，如果因过去的问题影响现在的关系并导致未来美国战略和同盟网络出现问题，日本的责任难以推卸。[注]渡部恒雄「オバマ政権のアジア回帰政策——韓国の役割と日本の歴史認識」、谷内正太郎[編]『日本の安全保障と防衛政策』ウェッジ2013年、55-59頁。

第三，日本国内因素掣肘其对同盟作出“更大贡献”。特朗普施压日本购买更多美国军火。2017年11月特朗普访日时即指责日本700亿美元的对美顺差，[注]日美贸易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689亿美元，是中国3470亿美元的1/5。『トランプ訪日最大の成果は「中国包囲網」の合意だ』，https://diamond.jp/articles/-/148743?page=2.(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并称“购买美国防务产品是正确的选择”。[注]『トランプ大統領の米兵器“爆買い”要求に貢ぎ続ける安倍首相の本当の狙い』，https://dot.asahi.com/wa/2017110600089.html?page=1.(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2018年9月两位领导人第八次会晤后，特朗普曾自夸在他的压力下“日本购买了大量防务装备”。实际上，日本防务预算连续7年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美国购买武器的数量和金额都在增加，2019年度将达到近7000亿日元。仅仅是日本决定引进的两套陆基“宙斯盾”系统(包括48枚导弹在内)预计就将耗费8000亿日元。[注]『安倍首相とトランプ大統領の“密約” 防衛費倍増で11兆円へ』，https://dot.asahi.com/wa/2018103000011.html?page=1.(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5日)巨大的支出尽管可能缓解部分日美贸易矛盾，但由于 “人口减少与少子老龄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速发展，严峻的财政状况仍在持续”。[注]『防衛計画の大綱』(2018)、6頁。据报道，2018年底财务省即已要求防卫省在今后5年内削减总额达1万亿日元的防务预算，[注]『財務省、防衛省にコスト削減要求へ 5年で1兆円規模』、2018年10月25日，https://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LBS54SCLBSULFA022.html?iref=pc_ss_date.(上网时间：2018年12月20日)这表明，日本难以支持防务预算持续、特别是大幅度增长。同时，这也意味着日本可能不得不压缩本国武器的装备与研发，从而可能陷入在加强同盟与自主间如何平衡的两难境地。进而言之，在有限的预算下，即使日本政府出于政治需求而推动同盟的全球化，防卫省也难以在军事层面上满足这些可能需要根本性改变整体防务政策与防务力构成的要求。

此外，同盟军事一体化仍任重道远。在取得明显进展的运用(作战)方面，双方的合作与《新防卫计划大纲》及近年来始终强调的“一体化”(统合)仍有距离。在日本本土防御中的防空、弹道导弹防御、海上防御和陆地防御等传统军事领域中，自卫队将进行“主体防御作战”，美军则“支援自卫队作战与补充性作战”。而在所谓的跨领域作战(情报、监视、侦查、太空、网络、特种作战、美军的进攻作战)中，日美将进行合作并相互支援。[注]『防衛白書2018』、263-264頁。这一各自责任明确的“分工”体系表明自卫队将在本土防御作战中承担主要和终极性责任。

在诸如导弹防御等一些高技术、高成本的军事领域，技术合作、情报共享、高昂成本和任务艰巨性等因素都使两军合作成为必然。但如果将一体化理解为两军在同一指挥系统下联合、混成或单独进行战争准备和作战，那么同盟则离此目标尚有相当距离。只要同盟没有改变两军各自服从本国指挥系统的现状，[注]在现有宪法框架和国内政治环境中，自卫队几乎没有在海外直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石川卓「日米安保のグローバル化」、遠藤誠治[責任編集]『シリーズ日本の安全保障2日米安保と自衛隊』岩波書店2015年、62頁。双方合作无论如何紧密也难以实现“合二为一”式的一体化作战，换言之，在出现涉及到日本安全的武装冲突时，仍然存在着美军不会自动或直接介入战斗的可能性。

综上，日美同盟面临的挑战并非源于对秩序的认识、同盟定位等战略层面上的结构性分歧，而主要来自于因美国外交政策剧烈变化导致的不确定性以及同盟功能扩展产生的复杂性。对于前者，日本目前采取通过维持与美国紧密的同盟关系来诱导特朗普外交向建设性方向发展的策略，[注]『東アジア戦略概観2018』、204頁。即尝试用积极的同盟政策改变美国的消极态度。对于后者，同盟则需要更多的管理、学习、外交技巧、资源等，这同样需要同盟网络化的加强方可应对。因此，上述短期性的挑战即使可能延缓同盟强化的进程，但很难成为动摇同盟根基的因素，甚至可能导致同盟更加寻求实务层面的“团结”来解决分歧。而双边防务合作上的问题尽管难以迅速改变，但通过加强政策磋商、制定共同计划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联合军事演习的加强等，即通过对同盟更加细化的管理仍可增加同盟的实效性，提高在出现重大事态时同盟的应对效率。

余 论

美国提供安全保证、主导战略方向，并要求日本作为同盟一员参与更多的国际安全事务、维护秩序，这一同盟的基本权力结构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同时，正如《阿米蒂奇报告》和《新防卫计划大纲》所显示的，在秩序转型的过程中，日美两国尝试突破传统军事同盟的框架，通过赋予同盟更多的内容维持威慑力和可靠性，确保权力转型不会朝着不利于同盟的方向发展。在这一大背景下，日美同盟意欲通过强调其全球责任获取更多正当性，加强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同盟网络以维持与建构地区秩序，加速完善和充实双边安全合作机制以巩固同盟的实效性。总体而言，日美同盟依然会走在强化的轨道上，并且因日本的积极姿态而发展稳定。

由于美国全球战略优势地位和能力并尚未受到秩序层面的明确挑战，日本依然认同现有秩序并支持美国在同盟中的主导地位和同盟稳定的必要性，因此日本的防务外交政策乃至国家战略仍将在同盟框架下发展。如果周边局势日益紧张，日本将不得不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提升“自卫”实效性的制度化，并配合网络化的推动，但这样就将影响对同盟全球化的实质性支持，如何调配资源并非易事。尽管如此，日本仍保持在坚持同盟前提下推动防务力多功能化、主动参与秩序的政策方向。

日本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日美新防卫指针等一系列决策过程都体现出日本对中国的现实“危机感”日益强烈，[注]金田秀昭「日米防衛協力指針の見直しについて――提言」、谷内正太郎[編]『日本の安全保障と防衛政策』ウェッジ2013年、72頁《防卫白皮书》《新防卫计划大纲》中与中国抗衡的意识明确，预示着日本认可并支持同盟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加强与中国的竞争。“在中国威胁日益明确的同时，盟国美国的国力却日显衰退，危机时日本应如何行动”[注]佐道明広『自衛隊史論 政·官·軍·民の60年』吉川弘文館2015年、216-217頁。将是日本防务与同盟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中长期课题。因此，加强安全手段制衡中国的总体趋势短期内不会因中日关系的改善而改变，对同盟威慑中国功能的重视将继续为同盟的发展提供动力与保证。

但是，追求独立却无法描绘出明确战略，只能不断根据现实需求不断调整，[注]高坂正堯『高坂正堯外交評論集』中央公論社1996年、5頁。这一日本安全防务政策的特点至今依然存在，试图仅仅通过扩展同盟功能来应对更为复杂和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反映了日本防务政策重视现实却忽视前景和手段多元化的局限性。如果过度关注军事领域并将其他战略关切均与防务挂钩，忽视通过在非对抗性领域合作而构建新型安全关系的努力，这些因素如互相作用，反而可能因主要国家陷入安全困境而增加大国紧张关系和地区秩序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世界最大和第三大经济体组成、且自认为秩序维护者的日美同盟如何发展，不仅对地区秩序构建影响重大，也对快速崛起的中国形成了不可回避的压力。目前，日美同盟的战略方向与印度太平洋战略相结合，强调防务和安全合作，发挥同盟的军事功能，并在贸易、投资和基础建设等方面也开始了合作。从地缘政治和更广义的秩序角度看，与中国竞争的侧面不容忽视，同盟与中国的关系难以乐观。《阿米蒂奇报告》在被称为“雄心议程”的对同盟未来的要求与展望中，还提出两国应明确开放的贸易和投资制度并建立地区基础建设资金，将印太战略与制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挂钩。[注]报告称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日美必须向其他国家表明存在着替代方案，日美的优势在于有效的立法机制、良好的管理、自由媒体等，可参与这一计划的伙伴国包括澳、韩、印度和新西兰。MoreImportantthanEver:RenewingtheU.S.-JapanAllianceforthe21stCentury,p.11.但是也应看到，日美也关注经济、贸易、海事等并非必然产生对立性冲突的领域。在反海盗等领域，各方甚至还有寻求合作的可能。为了应对可能日益增强的制衡、摩擦与冲突，中国有必要在保持对同盟的警惕和应对能力的同时，对同盟不断扩展的功能与目标进行细化分析与判断，更加综合理解和重视日本防务政策及其在同盟中的作用和对同盟的影响，寻求弱化同盟军事功能、创造可拥有共同利益领域以降低资源与成本消耗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