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事能源战略变革探析*

崔守军 张春雨

[内容提要]能源是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石油是制约现代化战争进程的关键要素。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最大的单一能源消费主体，美军对石油的过度依赖，既为国防开支带来沉重负担，又制约了军事行动的机敏性。以2011年《作战能源战略》出台为标志，美军开启了军事能源变革历程，并为之设定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手段，旨在改造作战能源的使用方式，以最小的能源投入换取最大的战斗力产出。美国军事能源变革增强了军队的作战韧存力、适应性与灵活性，重塑了美军的能源文化范式。展望未来，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变化、武器系统迭代周期和国防预算增长乏力仍将制约美军的能源变革步伐。

能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脉，也是军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石油作为一种动力燃料，是遂行军事行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制约现代化战争进程的关键要素，被称之为“战争血液”。自1973年石油危机以来，能源安全一直是历届美国政府最为关注的战略议题之一。时至小布什政府时期，凭借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控制权与支配权，美国在军事行动中只考虑作战效果而不注重能源消耗，以追求战斗力的最大化为终极目标。然而，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后石油时代”的到来，大国力量对比与国际能源格局均发生重大变化。为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战略环境，美军主动调整其军事能源战略，将可再生能源开发与节能策略相结合，致力于以最小的能源投入换取最大的战斗力产出，让军队摆脱“受制于油”的困境。新一轮的世界军事能源变革正在悄然展开，美军已率先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将会对未来军事竞争态势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 美国能源军事变革的背景与原因

美国国防部是美国最大的单一能源消费主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石油燃料消费主体。2017财年，其共消耗军事燃油8500万桶，花费82亿美元，能源消费量占到联邦政府能源消费总量的近60%。①尽管受益于“页岩油气革命”，近年来美国的石油自给率不断提高，国家总体能源安全形势有所改善， 但军事能源的对外依赖度却一直居高不下，

*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资助，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号为 14XNJ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USOperationalEnergyAnnualReportFiscalYear2017, July 2018, p.2, https://www.acq.osd.mil/eie/Downloads/OE/FY17%20OE%20Annual%20Report.pdf; The 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U.S.FederalGovernmentEnergyCostsatlowestPointsinceFiscalYear2004, October 2,2017, https://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php?id=33152.(上网时间：2019年3月25日)

2017财年进口燃油占到美军燃油消耗总量的55%。[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S Operational Energy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7, July 2018, p.3.进入21世纪以来，鉴于石油价格的波动性、供给的脆弱性以及环境风险的严峻性，美军开始寻求能源转型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大力发展清洁高效能源并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美军能源变革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燃油消耗为国防开支带来沉重负担。美国掌控着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随着军事装备机械化和作战机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军事用油的消耗量也不断攀升。据统计，1944～2005年，美军燃油消耗量的年均增长率为3.5%，大概每20年就要翻一番。[注]Kip P. Nygren, Darrell D. Massie and Paul J. Kern, Army Energy Strategy for the End of Cheap Oil, The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p.4, https://hosting.umons.ac.be/php/aspo/public_html/ftp_aspo/Nygren_novembre_2006.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4日)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每天的人均燃油消耗量比越南战争期间增加175%；2009年美军的人均燃油消耗量达121升/天。[注]Charles F. Wald and Tom Captain, Energy Security: America’s Best Defense, Deloitte,2009, p.1, https://www.offiziere.ch/wp-content/uploads/us_ad_EnergySecurity052010.pdf.(上网时间：2019年3月26日)2007～2015年，美军共斥资1221亿美元采购7.6亿桶燃油用于作战，年均支出为132亿美元。[注]The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GAO), Defense Energy: Observations on DOD’s Investments in Alternative Fuels, July 2015, p. 12. https://www.gao.gov/assets/680/671667.pdf; 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al Energy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6, April 2017,p.26, https://www.acq.osd.mil/eie/Downloads/OE/FY16%20OE%20Annual%20Report.pdf.(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据测算，石油价格每上升10美元/桶，美军的作战成本便会增加13亿美元。[注]Jerry Wagner and P.W. Singer, Fueling the “Balance”: A Defense Energy Strategy Primer,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3,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08_defense_strategy_singer.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6日)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测算针对的仅是军事燃油的直接成本，并没有计入间接成本，因而低估了作战能源的实际开支。直接成本是指美国国防后勤局采购燃油所支付的商品价格，而间接成本则包括燃油在储藏、运输、投送以及武装护运过程中所发生的额外费用，两者一起构成“全负担成本”。[注]Alan Bohnwagner, An Overview of the Fully Burdened Cost of Energy, December 11, 2013, pp.1-2, https://www.acq.osd.mil/eie/Downloads/OE/Energy%20FBCE_12-11-13.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6日)在实战中，军用燃油的“全负担成本”往往是其采购成本的若干倍，在极端情况下用直升机向偏远作战前哨“点对点”投送燃油的“全负担成本”可能会超过100美元/升。[注]Moshe Schwartz, Katherine Blakeley and Ronald O’Rourke, Department of Defense Energy Initiatives: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The U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ember 2012. p.6.

第二，能源供给线的脆弱性制约军事行动的机敏性。美军是一支全球部署的军队，在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87个海外军事基地，海外驻军超过45万人[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Base Structure Report of Fiscal Year 2015 Baseline, September 30, 2014, p.18,http://www.acq.osd.mil/eie/Downloads/BSI/Base%20Structure%20Report%20FY15.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4日)，维系军事行动的灵活性(Flexibility)与机敏性(Agility)需要建立可靠的海外能源供应链。美军的投射能力和作战半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后勤保障能力，而能源补给恰是制约美国军事行动的软肋。从作战层面看，美军燃油补给队在执行“最后一公里”运输时面临的安全风险极高。在战场上，燃油补给队在通过敌占区时极易遭受简易爆炸装置和非对称敌对力量的伏击而伤亡惨重。2003～2007年，美方有超过1500名作战人员在运送燃油时遇袭受伤或死亡。[注]John J. Fittipaldi, Sustain the Mission Project: Casualty Factors for Fuel and Water Resupply Convoys, Arlington: The US Army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itute, September 2009. p.3.从战术层面看，美军的海外远征作战也面临巨大的能源补给风险。在海外军事行动中，美军不得不依靠当地盟友或伙伴进行能源补给，但往往会遭到小国的“外交勒索”。在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在吉尔吉斯的玛纳斯(Manas)建立后勤补给中心，通过中亚的“北方配送网络”向驻阿美军补给能源。为了能够将燃油顺利投送到阿富汗战场，美国不得不容忍吉方的“勒索”并支付高达几千万美元的“溢价款”。[注]John F. Tierney and Mystery at Manas，“Strategic Blind Spots in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s Fuel Contracts in Kyrgyzsta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December 2010.pp.9-11, http://psm.du.edu/media/documents/congressional_comm/house_oversight_gov_reform/us_hosue_oversight_manas.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5日)从战略层面看，美军的亚太军事部署决定了其“军事交通线”被不断拉长，需借助更多的空海力量保障能源补给的连续性。作为亚太区域的指挥中枢，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负责区域东起美国西海岸、西至印度洋东岸，囊括了36个主权国家，覆盖全球地表面积的一半。美军认为，敌对国家的“反介入”(Anti-Access)和“区域阻绝”(Area Denial)武器会对其能源供给线构成致命威胁[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2016, 2016.p. 7, https://www.acq.osd.mil/eie/Downloads/OE/2016%20DoD%20Operational%20Energy%20Strategy%20WEBc.pdf .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5日)，因而亟须在能源效率和可能生能源方面增加投入，以提升作战的半径、持久性与机敏性。

第三，气候变化成为影响军力部署的新变量。气候与战争密不可分。2014年美国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将气候变化视为“威胁放大器”(Threat Multiplier)，认为热浪频发、持续干旱、突发暴雨、洪水灾害等将会引发食物短缺、环境恶化、贫困、社会紧张与政治动荡等。[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March 4,2014, p.8虽然气候变化不会直接引发战争，但可能成为动荡与冲突的“催化剂”。极端天气事件叠加宗教矛盾、民族冲突、经济失速与社会矛盾等会使“地缘政治断裂线”上的一些脆弱国家陷于失序与混乱之中，叛乱团体、有组织犯罪以及极端恐怖主义组织有可能会乘势而起，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注]Stacy Closson, “The Military and Energy: Moving the United States Beyond Oil,” Energy Policy, Volume 61, October 2013, p.311.2015 年7 月，美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题为《气候相关风险和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的评估报告，认为美军应研究海平面上升、气候区移动和恶劣天气事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Report on National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a Changing Climate, 23 July 2015, pp.3-8, http://archive.defense.gov/pubs/150724-congressional-report-on-national-implications-of-climate-change.pdf?source=govdelivery.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5日)另一方面，国防部是美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据美能源部统计，2016年国防部的二氧化碳排放值为6700万吨，占到美国联邦政府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70%。[注]Department of Energy, Comprehensive Annual Energy Data and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https://ctsedwweb.ee.doe.gov/Annual/Report/ComprehensiveGreenhouseGasGHGInventoriesByAgencyAndFiscalYear.aspx.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该数据并未包括美军在海外军事基地的碳排放，因而实际排放值更高。军事能源需求的急剧增长让美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军事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保压力。美国司法部门开始摒弃“军事环保例外论”，认为军事作战与环境保护不再是“二元对立”关系，提升作战能力与应对气候变化一起构成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注]Sarah E. Light, “The Military-Environmental Complex,”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Volume 55, Issue 3, 2014, p.891.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二氧化碳是一种影响环境和公众健康的“污染物”，《清洁空气法案》赋予美国环保部控制碳排放的行政监管权，以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注]“Supreme Court Upholds EPA’s Authority to Limit Carbon Pollution,”http://earthjustice.org/news/press/2014/supreme-court-upholds-epa-s-authority-to-limit-carbon-pollution(上网时间：2019年3月26日)

第四，战争形态的变化和武器性能的提升需要高效能源。一方面，战争形态的进化决定了对高效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虽然战争的暴力属性始终未变，但战争的形态与规模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美国有学者认为，继“有序战争”“消耗战争”“机动战争”之后，人类社会已进入第四代“非对称性战争”阶段，即战争不再由国家垄断，在世界范围内非国家行为体成为战争主体，战争与政治、参战人员与平民的之间界限趋于模糊，战争具有复杂性、长期性、跨国性与“去中心化”的特征。[注]Thomas X. Hammes, “War Evolves into the Fourth Generation,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ume 26, 2005, Issue 2, 2005, pp.189-221.科技进步催生战争形态的不断变化，战争利用的能源形式也从人力发展为化石能源，继而进化为更加便捷、高效和易获取的可再生能源。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在开发、存储、运输环节上取得的技术突破，使可再生能源被广泛地应用于“第四代战争”。[注]Ozcan Saritas and Serhat Burmaoglu, “Future of Sustainable Military Operations Under Emerging Energy and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Volume 102, Issue 3,2016, pp.332-333.另一方面，武器系统也随着战争形态与作战需求的演变而不断进化。美军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诸如杀伤力、打击速度、负载能力和自我防护能力等，都要求配置更大、更重、更尖端作战平台，而作战平台优化所产生的“二阶效应”(Second-Order Effect)又需要消耗更多高品质的作战能源。例如，由涡轮发动机驱动的M1型“艾布拉姆斯”(Abrams)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油耗是上一代坦克的四倍。AH-64型“阿帕奇”直升机与上一代相比杀伤力得到倍增，但其油耗是上一代的两倍。[注]Paul Dimotakis, Nathan Lewis and Robert Grober， Reducing DoD Fossil-Fuel Dependence, The MITRE Corporation, September 2006, p. 41. https://fas.org/irp/agency/dod/jason/fossil.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在现代化作战平台上，战术车辆和航空器舱内装载的电子装备比如高级传感器和通信装置会消耗更多燃油。对于排级和连级的作战单位来说，与团级、营级等上级单位之间的数字化信息的频繁交互，比如有关敌人位置、自身轨迹等，都需要依靠更为先进的无限通信系统，这些高科技设备会导致额外能源消耗。

二、 美国军事能源变革的核心问题

战略是一种“统帅艺术”，是对军事力量运用与建设全局的规划与指导。[注]时殷弘:《战略二十一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从战略的构成要素上看，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手段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组成部分，三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框架。[注]肖天亮主编:《战略学》，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3～14页。战略目标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和实施战略的归宿点，主要是解决“做什么”的问题。战略方针规定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途径，主要是解决“怎么做”的问题。战略手段是实现和落实战略目标的力量及方式，主要是解决“用什么做”的问题。从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手段三个层面进行论述，有助于厘清美军能源战略变革的基本脉络。

(一)军事能源变革的战略目标。作为超级大国，美国的战略体系举世瞩目。从结构上看，美国的战略体系可分为四个层次，即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军事战略和战区战略(军种战略)。这四种战略自上至下构成指导关系，自下至上构成服从和服务关系。在从属关系上，美国的军事能源战略隶属于国防战略，定位层级仅次于国家安全战略，优先层级较高。四年一度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是体现美国国防战略的重要文件。2010年颁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首次将“军事能源安全”界定为“确保军队获得可靠的能源供应，确保军事行动的能源补给及投送安全”。[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 p. 87,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features/defenseReviews/QDR/QDR_as_of_29JAN10_1600.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8日)该报告认为，军事能源是美军作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军事能源安全应成为美军整体军事战略规划和部署的优先要务。

从军事管理和政策制定角度看，美军将军事能源划分为两部分：一是设施能源(Facility Energy)，即维系本土和海外军事设施日常运转所消耗的能源，比如供暖、制冷、照明，以及用于非作战用途的交通工具所消耗的电力、燃油等；二是作战能源(Operational Energy)，即美军在执行战斗任务时所消费的能源，其使用主体为战士、武器系统、机动装置以及作战平台等。由于作战能源在军事行动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美国法典》第十编的第2924条对“作战能源”的含义进行了界定，即“为遂行军事行动而在训练、运输和支持部队、武器与装备等环节而使用的能源。”[注]The U.S. Code Title 10 Chapter 173 Article 2924(5). https://www.law.cornell.edu/uscode/text/10/2924 .(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9日)在实践中，作战能源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全频谱作战(Full Spectrum Operation)任务中的军事部署，包括依靠燃油启动战术车辆、飞机和舰船等武器装备，开辟远征基地等；二是支援任务，包括依靠民用电网进行情报、监视和侦察等军事活动；三是战备训练,这些训练依赖燃油、核电等多种来源的电能。[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Energy for the Warfighter: 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June 2011, p.3, https://www.acq.osd.mil/eie/Downloads/OE/2016%20DoD%20Operational%20Energy%20Strategy%20WEBc.pdf. (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7日)从比例上看，设施能源占到国防部总体能源消费的25%，而作战能源则占到75%[注]Stacy Closson and Nancy E.Brune, The Rebalance to Asia: Implications for U.S. Military Energy Use, Center for National Policy, April 2014, p.5.，后者是美国军事能源变革的核心。

根据《美国法典》第十编第2926条的要求，2011年3月美军发布了首部《作战能源战略》，勾勒出全面改革战场燃料使用方式的战略构想，对军事能源的运用与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2015年12月，美军颁布了更新版的《2016年作战能源战略》，首次将关注重点放在通过提升能源效率来增强士兵的作战能力方面。作为美军国防政策的指导性文件，两部《作战能源战略》以军事战略和能源安全为指引，首次将军事能源变革的战略目标确定为“确保美军拥有执行21世纪各项军事使命所需要的能源”，对作战能源的使用、保障和开发进行战略规划，要求各级军事决策者强化能源意识，将能源因素融入到军事谋划、战略决策、作战训练、武器研发、后勤保障等各个方面，旨在把美军打造成一支能源意识强、能源供应安全、作战效能高的新型作战力量。[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Energy for the Warfighter: 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June 2011, pp.4-5.

依据美国的战略结构体系，美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能源战略属于部门和领域内的战略规划，受到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的指导和约束。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出台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战略竞争”视角和“零和博弈”思维看待世界与国际关系，将中国与俄罗斯一并列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强调以“实力促和平”，将“军事与武力”置于“外交与国务”之前。[注]The White Ho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18,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new-national-security-strategy-new-era/.(上网时间：2019年3月25日)2018年1月，美国防部颁布《国防战略报告》，宣布“大国竞争”已取代“反恐”成为国防战略的“首要关切”，认为美军的军事优势“已在每一个作战领域——空、陆、海、太空和网空被侵蚀”，未来应重构应对大国对抗的“关键作战能力”，建设“更具杀伤力、适应力和快速创新力的一体化武装部队”。[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January 2018, pp.1-4,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5日)在一个以“战略竞争”为特征的安全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打赢当前战争和建设未来力量是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的战略目标，作战能源战略以此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美军的作战能源战略旨在从顶层设计上统筹协调各军种的军事能源规划方案，在满足当前作战紧迫需求和寻找长期能源解决方案之间寻求平衡点，最终确保实现稳定且富有弹性的作战能源供应体系，以提升作战人员在“竞争环境”中的战斗力、机敏度和适应力。

(二)军事能源变革的战略方针。在确定了军事能源变革的战略目标后，国防部从能源高效利用、优化能源供给、降低后勤风险和提升未来作战能力四个维度回答了“怎么做”的问题，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作战司令部、国防部直属局和各军种部完成战略任务提供了贯彻路径。

第一，以高效利用为基础，减少军事行动的能源消耗。美军力图从数据采集和管理创新两方面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一是完善能耗数据的记录和分析，要求各军种和各部门对能源使用方式、地点和目的进行更细致的跟踪采集，统计当前军事行动的实时能耗及未来军事行动的预估能耗。2012年出台的《作战能源战略实施计划》为改进能耗数据的收集、汇总和分析规定了具体的要求和时间表，要求各军种和作战司令部指定作战能源负责人，协调采集能耗数据，并向主管能源的助理国防部长报告。[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Plan, March 2012, pp.3-4.二是加快对军事训练、管理、培训、装备等环节节能增效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创新与应用。在优先支持能源创新技术研发的同时，加大对节能增效的武器平台、系统和装备的快速应用、中期升级和长期开发。

第二，以多元化供应为目标，优化军事行动的能源供给。美军作战行动主要依靠石油，这种结构单一的能源使用模式不可持续。在促进军事能源多样化运用的进程中，既要追求短期的战术性收益，又要谋求长期的战略性安全。[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Energy for the Warfighter: Operational Energy Strategy, June 2011, p.7.为此，应加大对替代燃料的研发投入，为替代燃料最终成为美军能源供应的重要品种做好充分准备。新型替代燃料的研发必须基于经济和技术的可行性，能够与现有的装备、平台和基础设施兼容，且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小于或等于燃油。此外，积极开发和部署有助于减轻运输负担的替代能源，重点研发可在美军部署区域内生产或购买的新能源，如海军陆战队利用太阳能发电保障电力供应。

第三，以能源安全为导向，识别并降低作战及后勤风险。由于“反介入”“区域阻绝”武器对作战能源投送构成的威胁日益增加，美军亟须减少作战能源补给的脆弱性。主要方法有二：一是联合参谋部与后勤部在制定作战规划和应急规划时，充分评估能源获取、存储和投送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并制定风险事项清单。针对风险事项，国防部应根据国防战略规划流程框架下的“规划—计划—预算—执行”(PPBE)评估办法对风险事由进行防范和规避，必要时可由国防作战能源委员会进行协调监管。二是完善能源保障能力、更新相关作战理念。将能源引入“兵棋推演”中，在军事演习、作战数据建模、战争模拟中加入能源参数，将燃料供应链与武器研发、采购系统匹配关联，以战争实践为导向推进能源改革。

第四，以制度化建设为牵引，提升未来作战能力。首先，设立作战能源规划的统帅机构，从全军能源需求与发展角度统筹协调各军种的能源规划方案。2010年6月，美军确定由负责作战能源规划的国防部副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共同领导能源变革，由一名助理国防部长具体负责作战能源战略的实施，同时设立两个专职机构——主任办公室和协调办公室，与能源部联合进行新能源技术研发合作。[注]张海翔、赵蔚婷：“美军作战能源战略及其实施特点”，《现代军事》，2014年第3期，第75页。2012年3月，在国防部设立了由各军种部长、参谋长、作战部长和国防部相关部局负责人组成的国防作战能源委员会，全面监管能源改革，避免之前各军种出台的能源改革方案的不兼容现象。其次，通过“自上而下”的“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JCIDS)这一需求生成机制，强化国防部对作战能源需求的统管。“联合能力集成与开发系统”赋予联合参谋部更多能源监管权力，通过运用“能源支持能力分析”(ESA)、“能源重要性能参数”(eKPP)等分析工具，使作战能源开发与军事装备研制形成“与生俱来”的匹配性。[注]曲迪、徐劢、韩素颖：“基于能力的联合作战指挥信息系统需求分析方法”，《指挥信息系统与技术》，2016年第7期，第21～22页。最后，成立“作战能源能力提升基金”(OECIF)加强对新能源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该基金旨在打造美军在新能源技术研发领域的颠覆性技术优势，增强美军的全球力量投送能力与快速打击能力。[注]Sharon Burke, “Statement b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for Operational Energy Plans and Programs submitted to The US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April 2, 2014.p.10.

(三)军事能源变革的战略手段。为落实军事能源战略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方针，美军空军、海军(包括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等三大军种均设立主管能源事务的助理部长和能源管理机构，并根据各军种作战需求的不同特点，制定了各自的实施计划，回答了“用什么做”的问题。

空军方面，在天空、太空和网空“三域一体化”作战中打赢现代化战争是空军的使命，而能源是履行使命的基本保障。空军是国防部乃至联邦政府最大的能源用户，2017财年消耗燃油4900万桶，占到国防部燃油消耗总量的57%，支出总额达47亿美元。[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S Operational Energy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7, July 2018, p.19.着眼未来，2012年2月空军出台了《能源地平线：美空军2011～2026 年能源科技展望》规划，旨在“将能源问题纳入所有工作的考虑之中”，深入分析“能源如何影响空军‘全球警戒、全球到达、全球力量’这三大关键能力”，提出确保在天空、太空、网空和基础设施四大领域保持“稳固能源优势”的目标。[注]US Air Force Chief Scientist, Energy Horizon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sion for Air Force Energy (2011-2026), p.2, http://www.defenseinnovationmarketplace.mil/resources/EnergyHorizonsFINAL.pdf. (上网时间：2018年12月16日)在航空领域，该文件提出了测定能源效率、能源消耗与飞行能力的“布列盖航程方程”(Breguet Range Equation)，确定了战斗机能力与能源、效率属性之间的关联关系，为空军近、中、远期科技研发设定了多项跨学科、交叉领域的攻关重点。[注]Mark T. Maybury, “Energy Horizons: 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ision for Air Force Energy, ”Air & Space Power Journal, March/April 2012, pp.5-14.

为进一步弥合20世纪体制结构与21世纪动态环境之间的差距，2014年7月空军发布《美国空军：响应未来召唤》战略规划文件，指出空军未来30年面临的最大挑战——能否继续做到比潜在对手更快适变、更快反应。为应对不确定环境中的能源挑战，美空军于2017年1月公布了下一阶段的长期能源管理规划方案《能源飞行规划(2017～2036)》，旨在为今后20年的发展锚定战略基准。从能源管理角度，该规划为空军确保“稳固的能源优势”设定了三大目标:提高能源韧存力、优化能源需求和确保能源供应。在贯彻路径上，空军能源变革采取知识牵引、能力建设和加大投入的方式引导科技创新，加强与政府部委、国家实验室、科研机构、企业、之间的合作，对成果进行选优落实，最终达到提升综合作战能力的目标。

海军方面。美国是一个海权至上的国家，对维系美国全球主导权而言海权具有霸权护持的性质。作为全球规模最大、机动力最强的海上力量，2017财年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燃油消耗量为2840万桶，占到国防部石油消耗总量的33%，花费27亿美元。[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S Operational Energy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7, July 2018, p.19.在美军各军种中，海军历来位于能源创新的最前沿，这可以追溯到潜艇和航母对核能的早期应用。2010年7月，海军出台《能源安全与独立规划》，计划在舰艇、飞机和基础设施中减少石油依赖，制定了海军能源变革的五大目标：一是对武器装备采购进行改革，将总体能源利用效率列为合同竞标的重要指标之一；二是在2012 年前局部建成、2016 年前全面建成“大绿舰队”；三是到2015年非作战用途车辆的燃油消耗量减少50%；四是到2020年用替代型燃料满足50%的岸基能源需求；五是海军能源消耗总量的一半来自替代燃料。[注]Department of the Navy, Energy Program for Security and Independence, October 2010, p.21, http://greenfleet.dodlive.mil/files/2010/04/Naval_Energy_Strategic_Roadmap_100710.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该规划勾勒出未来十年的改革路线图。

打造一支“大绿舰队”是海军能源规划的重点。所谓“大绿舰队”(Great Green Fleet),是指组成这一舰队的舰艇和飞机将全部使用生物燃料。[注]Gareth Evans, “US Green Fleet: A New Era of Naval Energy,”Navy Technology, May 2016. https://www.naval-technology.com/features/featureus-green-fleet-a-new-era-of-naval-energy-innovation-4872289/.(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2009年10月，时任美国海军部长雷·马布斯(Ray Mabus)最早提出海军的未来能源蓝图，即全部航母和护航潜艇将采用核动力，其他水面舰艇和作战飞机则使用生物合成燃料，建设一个完全不依赖燃油的航空母舰打击群。美国海军所有的航空母舰及潜艇均已实现核动力，本身已不再依赖燃油，所以能源变革的重点是巡洋舰、驱逐舰和两栖舰船。为完成建设“大绿舰队”，美国海军加强了对生物燃料和混合动力推进系统的研发。

陆军方面。虽然陆军是兵力规模最大的军种，但在美军三个主要军种当中的石油消耗量却是最少的，这主要是因为陆军不大量使用飞机或者舰艇之类的燃料密集型作战平台。2017财年，陆军的燃油消耗量为760万桶，占到国防部石油消耗总量的9%，花费7.3亿美元。[注]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US Operational Energy Annu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7, July 2018, p.19.鉴于未来20年，美国陆军将在多种复杂作战环境中执行不同的军事任务，远征后勤补给和基础设施维护方面的非对称性威胁是影响陆军战略机动能力的主要风险。[注]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Strategic Mobility: Enabling Global Responsiveness for America’s Force of Decisive Action, July 2013, p.5, https://www.ausa.org/sites/default/files/TBNSR-2013-Strategic-Mobility-Ennabling-Global-Responsiveness.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8日)基于中东作战的经验，陆军于2009年底出台《陆军顶层概念(2016～2028)》，该文件将作战能源定义为一项重要的赋能因素，认为有效的能源保障能够帮助部队夺取作战主动权。[注]The US Department of Army, The Army Capstone Concept 2016-2028, December 2009.pp.14-15, http://www.defenseinnovationmarketplace.mil/resources/ArmyCapstoneConcept.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8日)以此为蓝本，2010年4月陆军发布《动力与能源战略白皮书》，详细阐述了基础设施、远征营地的动力与作战能源需求，评估了相关创新能源科技的利用前景，并从近、中、远期三个阶段分析未来20年陆军的能源技术攻关重点。[注]Michael A. Vane and Paul E. Roege, The Army’s Operational Energy Challenge,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May 2011, p.43, https://pdfs.semanticscholar.org/9409/55a4fcacdfaaf7210331fd3bb41f399ba999.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6日)

为提高适应力与韧存力，2015年5月陆军发布《能源安全与可持续战略》，对未来作战能源的生产与使用战略进行进一步系统规划。该战略设定了陆军能源变革的五大目标：一是基于系统、可靠、全面的能源数据进行作战决策；二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优化能源；三是通过扩大能源多元化供给来提升能源安全；四是通过集成式和分布式的能源管理方案来维持军事行动的延续性，确保在能源供给意外中断的情况下仍能完成作战使命；五是通过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来不断推动能源技术创新。[注]The United Sated Department of Army, Energy Security & Sustainability Strategy, May 2015, pp.5-11, https://www.army.mil/e2/c/downloads/394128.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为落实该战略，陆军于2017年成立“作战能源项目”对车辆、飞机和作战指挥系统的能源部署进行监管，并斥资26亿美元投资用于节能技术开发应用。

三、美国军事能源变革的成效与挑战

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混合威胁凸显的背景下，美国军事能源战略变革的实质是通过发现、分析、解决能源因素对军事行动的干扰，以最科学、最有效的方式来推动化石能源的优化利用并加速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最终达到提升军事力量的战略和战术优势之目的。[注]Anthony Pollman, “Energy Optimization: A Combat Multiplier,” Marine Corps Gazette, November 2013,p.70.自2011年《作战能源战略》发布以来，美军的进取性军事能源变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优化了能源结构，提升了能源效率，军事作战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显著增强。从作战能源看，空军、海军和陆军取得了不俗成绩。首先，空军通过提升发动机效能来减少对石油燃料的依赖。为落实《2010年空军能源计划》提出的目标，即到2015年将航空燃油的消耗量减少10%，到2016年“替代混合燃料物”占到国内航空燃料需求的50%[注]The US Air Force, Air Force Energy Plan 2010,2010, p.8, http://www.powerfordefense.com/image/cache/AF_EnergyPlan-2010.pdf. (上网时间：2018年3月27日)，空军设立“自适应发动机技术发展”项目研发新一代涡轮发动机技术，目前已实现上述节能目标。[注]Grant Turnbull, “Unleash the Tether: Reducing the US Military’s Thirst for Foreign Oil, ”The US Army Technology, August 2014， http://www.army-technology.com/features/featureunleash-the-tether-reducing-the-us-militarys-thirst-for-foreign-oil-4346558/.(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其次，海军大力发展使用生物燃料的“大绿舰队”。2014年7月，美国海军首次将生物燃料作为其年度大宗燃料采购的一部分。以藻类为基础的生物燃料被称为“可立即使用型生物燃料”(Drop-in Biofuel)，性能与燃油完全相同，无需对舰艇和飞机进行任何改造。为解决生物燃料的成本较高的问题，美国海军一面与能源部和农业部进行联合研发降低成本，一面依托大规模采购带动生物燃料行业的集约化发展以提高替代燃料的经济型。[注]同上。2016年1月，海军正式宣布以“斯坦尼斯”号航母为核心的首支“大绿舰队”航母战斗群开始执行作战任务，舰队的续航时间更长、速度更快、航程更远。[注]Kenneth Hess and Madeline Joyce, “Secretary of the Navy Launches Great Green Fleet, ”Currents, Spring 2016, p.16.随着“大绿舰队”的构想逐步成为现实，美军可利用的能源类型日益丰富，海军独立作战、连续作战和分布作战能力大幅提升。[注]Levi Schultz, “Marine Corps Strives to Be Leaner, Meaner, ”Greener,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December 12, 2016, http://www.doncio.navy.mil/chips/ArticleDetails.aspx?ID=8514.(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再次，陆军的能源“操控力”(Interoperability)大幅跃升。陆军通过把能源纳入作战规划管理来逐步提高电力和燃油的效率。一是提出了基础设施的“净零能耗”计划，即到2020年使几个军事基地实现能源自给自足，利用可再生资源中生产尽可能多的能源供基地使用。[注]The US Department of Army, Power and Energy Strategy White Paper, April 2010, p.6, http://www.arcic.army.mil/app_Documents/ARCIC_WhitePaper_Power-and-Energy-Strategy_01APR2010.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8日)2013年，陆军在德克萨斯两个基地建造完成了“太阳能农场”，足以为基地提供绝大部分能源供应。[注]Jeremy S. Scholtes, “On Point for The Nation: Army and Renewable Energy,”Energy Law Journal, Volume 34, Issue 1. pp.75-76.二是通过“智能电网”减少远征营地的能源消耗。“智能电网”(Smart Grid)是一种电力分配系统，包含了一体化的多元电力来源和负荷，通过智能控制实现高效管理，并能与其他相关电网连接，更好地运用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注]The US Department of Army, Power and Energy Strategy White Paper, April 2010, pp.9-10.

第二，改变了美军的能源文化范式，将尚武精神与节约观念相结合，将绿色环保与打赢战争相统一。能源文化是指与能源生产和消费有关的所有理念、制度和行为方式的总和。美国是一个奉行扩张主义军事文化的国家，美军的尚武军事文化与“绿色、节能、环保、高效”能源理念背道而驰。然而，“9·11”事件后，美军在中东等进行的几场局部战争让美国深刻认识到，能源“软肋”极大地限制了美军的行动自由。由此，美军的军事能源思维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从不在乎能源消耗转变为降低燃油依赖，致力于实现能源生产的本地化和战场化。[注]Paul E. Roege , “Operational Energy as a Stepping Stone toward National Resilience,” in John R. Deni ed., New Realities: Energy Security in the 2010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 Military, The 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2015, p.290.国防部于2010年设立专门负责能源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办公室，负责全军能源事务的统筹规划，从全军能源发展角度寻求能源利用的范式转换，力求实现军事能源管理从“供应导向型”向“需求导向型”的转变，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军事能源“敞口式”消费模式，最大程度提高美军的作战能力。美国军事能源文化转变贯穿于军队建设与军队使用两个方面。“建设”的目的是增强战斗力，即将能源通过一个柔性网络与作战系统相连，优化能源的生产、分配、运输和使用各个环节，提升军事行动的主动权；“使用”是指在部队的部署与行动中，通过能源的综合集成增强作战人员的灵活性与适变性，从而提升作战的机敏性。

但也要看到，美军军事能源变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受到能源政策不连续的负面影响。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军事能源政策受到全球石油体系和国内能源政策的影响。当国际油价高企时，美军会加强新能源开发、强化节能措施；反之，当国际油价走低时，则会减少对新能源的投入、增加对石油的使用。这种政策上的不连续性是美国难以摆脱石油依赖的一个重要原因。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全球石油市场供大于求，国际油价低位运行。特朗普政府扭转了奥巴马任期内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既定政策，奉行强力推动化石能源开发的“能源主导权”(Energy Dominance)战略，呈现出重回“传统能源时代”的趋势。[注]Lisa Friedman, “Trump’s ‘Energy Dominance’ Doctrine Is Undermined by Climate Chang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9,2018.其次，武器系统迭代周期迟滞能源变革进程。美国强大的军事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武器装备日趋复杂、精密，武器系统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美军武器装备的寿命周期一般在20～30年，单件武器装备的改造和升级要以不影响整个武器系统的杀伤力为前提。一套武器系统的使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越到寿命的中后期，改变其性能、结构、使用条件等固有因素的费用就越高。出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考虑，对既有武器系统的改造要花费大量费用，有时甚至超过设计、开发和制造环节的支出，因而各军兵种更倾向于在新武器系统中使用新能源技术。最后，国防预算增长乏力的束缚。自2011年开始，美国国防预算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11～2016年，美国国防预算削减了14%。[注]“U.S. Military Spending from 2000 to 2016,”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72473/us-military-spending-from-2000-to-2012/.(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尽管这一缩减趋势被特朗普政府所逆转，2018和2019财年美国国防预算分别攀升至7000亿美元和7160美元，但恐难以持续。国防开支激增导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进而推高美国公共债务水平。2019年2月，美国公共债务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预计2019年公共债务将占到该年GDP的96%，到2049年该比例进一步攀升至150%。[注]Michael A. Peterson, “Peterson Foundation Statement on National Debt Reaching $22 Trillion,”The Peterson Foundation, February 12,2019. https://www.pgpf.org/press-release/2019/02/peterson-foundation-statement-on-national-debt-reaching-22-trillion.; The Congress of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2018 Long-Term Budget Outlook, June 2018,p.2, 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18-06/53919-2018ltbo.pdf. (上网时间：2019年3月27日)国防预算的过度增长会损害美国财政稳定并危及经济增长前景，因而中长期国防预算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将衰减能源变革动力。

结 论

作为一支全球部署、全球机动、全球响应型军队，能源是制约美军作战能力的“短板”。在战场层面，燃料运输极易受到不对称性攻击；在战术层面，对石油的过度依赖让美军的战斗力受到影响；在战略层面，能源地缘竞争的日益激烈让美国的军事能源安全受到威胁。美国军事能源变革的核心是减少军事作战对石油的依赖，增大能源的利用效率，确保美军在未来作战中的优势地位。以2011年《作战能源战略》出台为标志，美军开启了军事能源战略的变革历程，并为之设定了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战略手段。在过去的8年中，美军的进取型能源转型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方面减少了石油消耗，提高了能源效率；另一方面转变了美军的能源文化范式，将绿色环保与打赢战争相统一。但展望未来，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的变化、武器系统迭代周期和中长期国防预算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等因素仍将制约美军能源变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