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中的突出矛盾

裘援平

[内容提要] 2018年以来的国际形势主脉清晰，几大全局性、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激荡，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的对立，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碰撞，安全挑战与安全机制的反差，给“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数百年未有大变局”之说下了注脚，也给世界未来发展走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嬗变性。需要从时与势结合的宏观角度，观察分析这些矛盾的因果关系、内在逻辑和发展态势，总体把握国际形势和世界变局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性脉络，站在人类共同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点上，集众智谋划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大战略，乃至国际合作探索全球化时代新的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路径。

2018年以来的世界异常复杂，偶然与必然、苗头与趋势、乱局与变局交织。然而，国际形势较之以往主脉清晰，几大全局性、系统性、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其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并贯穿始终，给“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数百年未有大变局”之说下了注脚，也给世界未来发展走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嬗变性。需要从时与势结合的宏观角度，观察分析这些矛盾集中凸显的因果关系、内在逻辑和发展态势，以期透过“碎片化”的国际乱象和“主观性”的报道评论，总体把握国际形势和世界变局演进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性脉络。

一、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矛盾

数百年来，世界经济经历了由分散割裂到整合融合的发展进程。冷战结束27年后，数十亿人口摆脱两极格局、殖民体系等旧羁绊，进入并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统一大市场，全球化从以开疆拓土为主的“殖民扩张的全球化”，到以争夺市场为主的“贸易投资的全球化”，再向以资源有效配置为主的“全球化”发展，给后起国家分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提供了相对同等的契机，也改变了建立在“中心”与“外围”等级制国际分工体系上的全球化发展格局、利益分配和治理结构，按比较优势和市场规律形成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也是世界大变局根本的驱动力量。历时近10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没能迟滞这一进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以新的时空观念拉动全球化向广度和深度延展。人工智能、信息网络、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和空间技术等集群式发展，催生出一批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和新需求，孕育着机械化与智能化、信息化和绿色经济相融合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经济、社会和军事力量革命性增长，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国力增强方式、国际竞争内涵和传统战争形态。

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在某种意义上是民粹主义的新型代表人物，他认定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和现实发展，已经偏离美国利益和美国意志，让新兴经济体钻了空子、占了便宜，对美国垄断地位和绝对优势形成竞争甚至挑战。遂带头掀起逆全球化和反多边贸易风潮，利用“关税”、“毁约”、“脱钩”、制裁、“排他性条款”等极限施压手段，推行贸易、投资和科技保护主义政策，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起贸易战并引起连锁反应，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北美自贸区调整为美加墨自贸协定，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提出要与欧盟、英国、日本等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试图通过单边行动和双边安排，废弃“让美国吃亏”的国际经贸契约，削弱主要竞争对手的核心竞争力，重塑对美有利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和“美国第一”的全球产业链布局。美国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导国和核心动力源，以政府力量取代以往反全球化的民间力量，成为此轮逆全球化风潮的主推手，给2017年后整体复苏的世界经济带来一股不小的“倒春寒”，造成近期世界经济增长放缓、需求疲软、走势生忧的局面。

尽管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矛盾突出，世界经济复苏增长也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但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此轮逆全球化风潮不过是对金融危机后遗症和全球化发展现状及弊端的阶段性反弹，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整体和局部演进的大趋势。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震荡之后，多边贸易体系面临新一轮改革较量，经济全球化进入周期性、结构性、规制性调整阶段，将在主流与逆流的激荡中持续深入向前发展。

二、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的矛盾

世界发展不平衡规律决定了各国力量消长变化的必然性。27年前，历时近半个世纪的美苏两极格局，以苏联退出而告结束，美国单极独霸世界志在必得。然而，由于美国自身的战略失误，单极世界昙花一现，美综合国力受到损耗，霸权地位和绝对优势有所削弱。欧洲面临经济、社会、政治、难民潮、暴恐活动等多重困难，一体化遭遇英国“脱欧”的现实冲击，整体实力和影响力持续下降。由于利益格局和战略取向的变化，加之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不愿承担更多盟主责任，不惜牺牲盟友和伙伴利益，西方联盟整体裂痕加大。新兴经济体群体性、梯次性崛起，金砖五国经济总量接近美国，中国占美国经济总量约63%，印度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之势，世界前十大经济体排名不断变化。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达4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从金融危机前的25%提高到80%，国际力量对比向南北均衡方向发展。各地区组织坚持自主自强，区域跨区域合作机制叠加涌现，形成几百个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非西方主导的金砖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等金融机构诞生，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媒体和跨国企业等各类行为体空前活跃。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国际力量更加多元化，国际舞台角色多样化，国际权力趋于分散化，单一国家独霸世界、强权势力主宰世界、集团对立分割世界难以为继。虽然美国霸权难言衰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综合实力尚无以匹敌，发达国家科技水平、军事力量和软实力仍占优势，世界格局多极化远未形成定式，但上述变化产生的整体效应、局部感受和心理冲击，足以引起霸权国家和守成大国的高度警觉和焦虑不安，萌生全面启动预防性遏制战略的冲动，带来全球和大国战略层面的重新审视与调整。

美国对国际形势作出草率而片面的消极判断，按权力政治博弈等传统思维逻辑，把世界格局变化的复杂动因简单归结为新兴大国崛起，把自身失误和问题的成因刻意归咎于外部因素，认为美国力量正在衰退，美国霸权遇到挑战，大国战略博弈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首要威胁。不甘心全球霸业被打破、绝对优势被赶超，要维护霸权地位、制止下滑趋势、遏阻新兴力量、让美国“再次伟大”，自然成为美国两党、府会和朝野各界的广泛共识。在各种主客观因素助推下，美国认定中俄是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崛起势头最猛的中国更是“出头鸟”。美国国家安全、军事防务和各地区战略陆续出台，以中俄为主要战略威胁、主要竞争对手、主要防范对象和主要假想敌进行调整更新。

正是在美国焦虑不安的政治气氛中，在极端势力的把控操弄下，中国被上述战略文件定性为主要战略对手，甚至被贴上“全球性、全方位战略竞争对手”标签，实行30多年的对华战略大框架被否定，支撑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压舱石”被撼动，中美关系似乎由“一超多强”变为“老大老二”的关系，形成霸权国家与崛起大国二元化的结构性矛盾，被美国作为全球战略最大威胁摆上台面。更有甚者，企图降低中美利益交融的依存度，把中美关系推向全面对抗的新冷战，迫使各国在不对称的“新两极”中“选边站”。虽然面对中国这样一个从未遇到过的全新“对手”，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和对华战略新框架尚未出台，中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是否发生质变等也众说纷纭，但不争的事实和基本趋势是，现阶段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定义变化，不甘心坐等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加大遏制和恶性竞争的一面上升，经贸和科技领域首当其冲，以迟滞中国追赶速度、重置中美竞争态势。即使此轮贸易战得以缓解，美国还会在阻遏高科技发展、折损制度性优势、取消发展中国家待遇等事关中国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问题上，采取更加精准的打压措施，中美之间也会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更敏感问题上，形成新的矛盾和摩擦。如何扭转这种“非理性”战略选择，建树什么样的中美关系架构，攸关两国及世界前途和命运。

中美关系太重要了，对世界变局和中国崛起都有全局性影响。必须立足中美关系阶段性变化现实，认识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美国战略焦虑和盲动期，强基固本、坚持合作、管控分歧、共谋出路等多管齐下，为非理性颠簸“减损、止损”，为找到两国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路径不懈努力。

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

二战后形成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机制，为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提供了战略稳定基础和国际秩序支撑。近10年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人类共同挑战，国际社会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促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权及份额改革，取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谈判和联合国改革的积极成果，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效果在国际、区域和重要议题上有所增强。

美国面对世界的变化，认为自己在多边体系和国际机制中透支了、受损了，让其他国家搭了便车，需要有选择地“破旧立新”。特朗普总统为此不惜进行战略收缩、打乱国际秩序、动辄背信弃义、伤害盟友伙伴，将美国利益置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以特立独行替代于己不利的多边规则，用“退群”举动冲击主导建立的制度体系，两年创下退出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的历史纪录。诸如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全球移民协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关于强制解决争端之任择议定书》、伊朗核协议，宣布退出美俄《中导条约》，威胁退出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美国的质疑和冲撞，即便没有伤及国际制度体系的筋骨，对国际政治、经济、安全秩序也是当头一棒。

美国的举动在国际上引起反弹，一些国家在探寻“没有美国”或“特朗普治下”的国际合作新出路。法德推动组建“欧洲军队”，重申要增强防务和外交自主性。日本在美国退出后推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与欧盟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对各类自由贸易安排和“一带一路”建设持开放态度。贸易战倒逼各国市场多元化，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美元在国际支付中占比下降。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巴黎协定》实施方案达成共识，多国联合酝酿世贸组织改革方案。尽管这些努力还是初步的，完全实现也很困难，但对稳定多边体系和国际秩序，推进各领域全球治理的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局面，却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希望所在。

2.加快转型升级。“两高一剩”企业应加快技术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生产模式、产品性质逐步向新兴产业、技术型产品转型，由传统资源型限制性行业向新兴制造业等鼓励性行业转型，争取早日列入金融机构信贷政策支持范围。

四、安全挑战与安全机制的矛盾

国际体系转型期内，新旧矛盾和摩擦冲突叠加，传统安全问题再度突出，非传统安全挑战日益增多，国际安全局势乱象丛生，四大动因值得重点关注。

第一，美国全球和地缘战略调整。美国新国家安全和军事防务战略形成，为其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定了基调。虽然特朗普总统擅长和关注的重点在经贸领域，但美国冷战、热战机器完备，在强硬派极端势力操盘下，战略更新调整按其意愿推进，已着手将战略重点转向遏制主要竞争对手中俄。为此变换世界警察角色，卸掉无利可图负担，寻求责任分摊共担；强化军事绝对优势，提升战略威慑能力，诱导军备和太空竞赛；借助各类联盟和伙伴网络，推进印太战略和“双东扩”，收缩调整中东、非洲和拉美战略，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向防范主要对手。

第二，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加剧。各大国为争取世界变局中的有利地位，努力提升综合国力和战略优势，围绕军事安全、地缘政治、科技创新、能源资源和网络、太空等新疆域竞争加剧。全球和美国军费开支均达冷战后最高值，中东和亚太是军费增长最快地区，新一轮军备竞赛有卷土重来之势。一些世界和地区大国奉行更具进取性的强国战略，积极参与地缘战略角逐，抢占或填补美国腾出的战略真空，死守传统势力范围，不惜与美国挤压战略对冲。国际社会对传统安全问题升温感到忧虑，大国战略沟通协调和相互关系稳定平衡亟待加强。

第三，地区冲突和热点问题变数增多。中东战场硝烟渐散，美国战略呈收缩之势，宣布将从叙利亚撤军，依托盟友对付伊朗和反恐，各大力量加紧争雄布局，民族宗教和固有矛盾再起，地区格局面临战略重组。美国着眼平衡遏制中国等崛起，实现亚太战略向印太战略转型，重点加强美日印澳四国合作，与地区盟友和伙伴战略对接，大力拉拢东盟国家加入，与“一带一路”建设形成对垒。在美国地区和对华战略调整大背景下，朝核、伊核、南海、阿以等热点问题在可控范围内还会出现新变数，搅动国际和地区安全局势。

第四，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地球村”的形成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网络、金融、能源、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气候变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有些还与传统安全挑战交织联动，需要人类共同应对，特别是大国合作加以推动。

但特朗普总统抗拒多边主义，急于摆脱全球治理义务，西方固守“零和博弈”的旧安全观，坚持搞对抗性联盟那一套，刺激大国关系竞争面上扬，战略沟通协调严重不足，破坏了多边机制和国际合作氛围，给大国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解决热点问题制造了障碍，造成国际安全领域治理机制缺失、治理效能难以提升。特别是特朗普宣布退出美俄《中导条约》，威胁不再续签《第三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扬言要恢复使用低当量核武器，提升反导系统规模和维度等，撼动维系全球和大国战略稳定的军控及核裁军体系，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忧虑。

几大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表明某些矛盾发生部分质变或接近嬗变临界点，世界进入变动调整的关键时期。短期动因是特朗普执政两年来的特立独行和美国中期选举需要，中期动因是国际金融危机10年来的盘点清算，长期动因是冷战结束27年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包括中国加快崛起产生的国际影响。反映出的是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现状，美国单极独霸破灭后的世界格局演化态势，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国际地区关系重组，转型调整时期的国际安全局势，原有国际体系难以支撑的全球治理赤字。其走向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嬗变性，也有一定的可塑性，因为诸多变化前所未有，如何应对史无前例，势在人为，重塑重构空间较大。

这期间，各国都面临怎么看和怎么办的问题，怕的是急躁、冲动、偏激和误判，比的是清醒、耐心、定力和智慧。需要站在人类共同利益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点上，排除极端民族主义及偏激化、情绪化干扰，集众智谋划与中国崛起相匹配、具有可操作性的国际大战略。同时通过开展国际合作，与各国有识之士共同探索全球化时代新的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路径，为争取世界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发展前景指出方向。世界大变动大调整过程中，特别需要把握住“势”，处理好“事”。即顺应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大势，认清有其内在规律的发展趋势，发挥主观能动性借势造势，严防转型调整期内失误失控，因势利导、运筹帷幄，管控风险、趋利避害。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其中大有可为，不能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