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对俄双轨政策探究*

李 微 刘立群

[内容提要] 德国与俄罗斯是欧洲乃至世界上两个重要国家，德对俄政策是其最重要的外交政策之一。2018年3月德国与俄罗斯新政府相继上台。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俄关系陷入低谷。德对俄政策在整体稳定基础上呈现出左右为难的纠结倾向，致力于制裁与对话双轨路径。究其原因，既有德国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既与政治及安全问题有关，也与经济问题有关。德对俄双轨政策不但影响德俄关系，也对欧洲乃至全球国际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德国和俄罗斯是欧洲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也是地缘相近、历史上联系密切、经历过巨大起伏的两个国家。德俄关系是欧洲乃至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德国对俄政策在其外交政策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2017年9月联盟党在德国第19届联邦议会选举中再度获胜，在经历了最为曲折漫长的组阁谈判后于2018年3月14日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默克尔开启其第四届总理任期。几乎同时，3月18日俄总统选举中普京连任。德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都是长期在任，双方打交道多年，两国双边关系深受执政者风格影响，理应体现出较其他双边关系更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德国的俄罗斯政策在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呈现双轨倾向，尤其自2014年爆发乌克兰危机以来，秉承“又打又拉”的矛盾风格。有德国学者认为，这是由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典型特征是在不同情境下经常出现前后不一、“反复无常”的立场，这种反复无常与现实(经常是积极的、建设性的)趋势相对立，“有时甚至引发对抗”。[注]Regina Heller, “Subjectivity Matters: Reconsidering Russia’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 Roger E. Kanet & Maria Raquel Freire (eds.), Russia and European Security,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Republic of Letters Publishing, 2012, pp. 45-78.普京上台后，外交上秉承现实主义作风，手段务实而灵活，但同时也造成了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原则性[注]曹阳：“俄罗斯的欧洲安全政策：从普京到‘梅普组合’”，《东北亚论坛》，2010年第5期，第39页。，容易造成德国的疑虑。

德国的俄罗斯政策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历史因素、经济关系、德国内政、欧盟因素、美国因素、重要国际事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等。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德国的俄罗斯政策不但影响德俄关系，也对欧洲乃至全球国际关系产生影响。

一、德国对俄双轨政策的表现

过去一个时期，德国政府对俄罗斯的双轨政策，在政策表述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均有明显表现。

第一，德国外交与安全文件中有不少具有两面性的对俄政策表述。对德国外交优先顺序而言，欧盟始终最为重要，排序第一，德国甚至常把欧盟各国间关系不再视为通常的外交关系，而是称之为“欧盟内政”。排序第二的是跨大西洋关系，即德美关系，德国依然将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视为价值观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表示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加强与美交流和合作。排序第三的即是对俄关系。鉴于目前与俄罗斯关系错综复杂，在2018年3月联盟党与社民党达成的联合执政协议中阐述德俄关系及对俄政策篇幅很长，强调“德坚定希望保持与俄良好关系，并与之在维护和平、应对国际挑战方面进行密切合作”，但同时称“俄政治，包括人权状况，都经历了极大的倒退”，因此“德对俄政策应致力于使双方重构以互信和利益平衡为基础的双边关系”。在乌克兰问题上，联合执政协议延续了德政府对俄行为的严重定性，认为俄“吞并”克里米亚损害了国际法、对东乌克兰的“干涉”破坏了欧洲和平秩序，同时又坚定拒绝以军事手段解决乌克兰问题，努力促进通过对话改善与俄关系。[注]CDU, CSU und SPD, Koalitionsvertrag: 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Berlin, 2018, p.149.德国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要履行明斯克协议，承诺在此前提下准备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与欧盟伙伴就此开展对话。

这种“既谴责又拉拢”的两面性表述还体现在2016年德国国防部最新版《安全白皮书》中，和2006年上一版相比，德已不再把俄视为“战略性合作伙伴”，而是视为“战略性挑战者”，因为“俄罗斯对欧洲和平秩序形成了挑战”。但即使如此，德也未将俄视为“对手”，而是认为对俄应采取“双轨战略”，既要对俄展示威慑力和防务能力，也要表明与之进一步展开对话的意愿，通过加强与俄共同利益，使俄重新成为德国的伙伴，“德国坚决支持北约和俄罗斯重建战略伙伴关系”。[注]Bundesministerium der Verteidigung (Hrsg.), Weiβbuch 2016: Zur Sicherheitspolitik und zur Zukunft der Bundeswehr, Berlin, 2016, p. 66.

在德俄双边关系定性上，德国是欧盟国家中第一个回应俄罗斯的现代化战略的，于2008年10月2日即与俄共同发表了“现代化领域伙伴关系”联合声明，赋予德俄关系以新内容，具有综合性质和涉及范围广泛的特点。[注]陈新明：“俄罗斯与欧盟国家的现代化伙伴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2期，第53～59页。该“现代化伙伴关系”的界定出现在2009年和2013年德国联合执政协议中，但因2013年底开始发生乌克兰危机，在2018年联合执政协议中已无此表述。德国学者认为，由于俄罗斯政治不断显现出与西方价值观的巨大分歧，德国最终结束了德俄现代化伙伴关系的定位。[注]“Merkels Russlandpolitik,”http://russland.news/merkels-russlandpolitik/.(上网时间：2018年6月16日)德俄自1998年以来缔结的政府磋商机制也从2014年起暂停举行，至今仍未恢复。

尽管如此，德俄双边关系依然是所有欧美国家与俄罗斯双边关系中最为密切的。2014年，作为政府磋商机制补充的德俄综合性对话平台“圣彼得堡对话”(2001年第一届)也暂停举行，但经德俄双方努力，2015年起又重新举办至今，且重要性上升，成为德俄政治、经济、文教一体化交流机制。通过该对话，德俄高层次政府往来并未因政府磋商机制的取消而停滞。2018年10月7～8日，第十七届“圣彼得堡对话”在莫斯科如期举行，并以“建构信任、增强伙伴关系”为主题，致力探讨如何加强德俄两国广泛社会合作关系，“以民促政”，促使两国人民相互理解，重建两国信任桥梁。德俄之间至今已建立起超过100对友好城市伙伴，签订超过100项地区间合作协议。

第二，德对俄政策在操作层面上有明显的双轨倾向。默克尔2005年11月上台后，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因实施“价值观外交”，对俄态度转冷，在部署反导系统、南奥塞梯危机及格俄战争等国际重大事件中，德国都站在美国一边，谴责俄罗斯的行为，同时经常在国内政治和人权问题上对俄发难。但在2008年4月3日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上，德国却联同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阻止了美国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吸纳进北约的计划，显示出对俄罗斯“红线”不敢轻动。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德对俄双轨政策倾向愈发明显。一方面，德俄关系走向低谷，德对俄信任度降低。2014年以来，德与欧美其他国家一起，对俄进行了强烈谴责。默克尔抨击普京的做法是“冷战时期的思维”，俄的行为是“强权政治”，“将一己的地缘利益置于理解和合作之上”，这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行为模式”，如俄罗斯继续一意孤行，“迟早会伤害到自身”。[注]Angela Merkel, “Regierungserklärung von Bundeskanzlerin Merkel,” https://www.bundeskanzlerin.de/Content/DE/Regierungserklaerung/2014/2014-03-13-bt-merkel.html.(上网时间：2016年2月3日)时任德国总统高克则拒绝出席2014年2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冬奥会。2018年3月英国发生毒杀俄罗斯间谍案后，德国与其他多个欧洲国家一样驱逐了俄外交官。2018年6月初，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G7峰会前突然提出重新邀请俄罗斯加入形成G8峰会的提议，默克尔也表示坚决反对。

但与此同时，德国政府一再强调，与俄罗斯对抗和采取军事手段是不可取的，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时任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一再强调“没有俄罗斯是不行的”，他认为，从长期来看，没有俄罗斯的欧洲安全建构是无法想象的。[注]Frank-Walter Steinmeier, “‘Ohne Russland geht es nicht’, Beitrag zum Jubiläumsband der 50. Münchner Sicherheitskonferenz 2014，” Focus, 01, 27, 2014.只能通过加强政治对话、扩大双边交流、重建互信的方式解决乌克兰危机。为此，德国主要在两个层面推进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的政治对话进程。

一是建立多边对话制度，使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利益攸关方在德法两国监督和斡旋下进行会面。2014年6月6日，借诺曼底登陆70周年的庆典活动，德法俄乌四方就乌克兰事件进行会谈，由此建立“诺曼底机制”。作为管控该危机并阻止俄与欧美对立加深的主要抓手，截至2018年9月底，在该机制下已进行了10次四方首脑会谈(包括2016年5月23日和2017年8月22日四方电话会谈)，并在2015年2月12日会谈中签订了新明斯克协议，由欧安组织监督停火。时至今日，“诺曼底机制”已成为处理乌克兰危机最重要的沟通和交流平台。2018年11月15日，乌克兰在亚速海扣留包括俄船舶在内的15艘外国船舶，作为报复11月25日俄罗斯扣留3艘未经允许通过刻赤海峡的乌克兰海军船只，并宣布关闭刻赤海峡，导致乌克兰局势再度紧张。在11月29日的德乌经济论坛上，解决俄乌亚速海争端成为主要议题。德国经济东部委员会-东欧协会(OAOEV)主席卡嘉亚(Ute Kochlowski-Kadjaia)表示，要解决这次争端，“只能由德法通过‘诺曼底机制’敦促危机各方尽快回到谈判桌上来”。[注]“Deutsche Wirtschaft fürchtet neuen Ukraine-Schock,” http://www.haz.de/Nachrichten/Wirtschaft/Deutschland-Welt/Konflikt-mit-Russland-Deutsche-Wirtschaft-fuerchtet-neuen-Ukraine-Schock. (上网时间：2019年2月14日)

二是通过传统外交手段，即高层对话、互访等模式，由德国领导人出面与俄交流互动，既以制裁等方式施压，又表达德国和欧盟要改善与俄关系的诚意，以缓解俄对西方的不满，努力重建互信。乌克兰危机发生后，默克尔与普京电话会谈达数十次(仅2014一年，默克尔和普京电话通话就多达10次)，在多边场合也多次与普京单独会晤，两国外长之间交谈互动也十分频繁。这些外交努力已取得积极成效，使危机处于可控范围内，乌克兰东部形势趋缓。

德国虽在欧盟框架下对俄进行经济制裁，并一再强调在新明斯克协议未完全执行前绝不取消制裁，但由于德俄经济来往频繁，德在俄企业从2013年的6000家至2016年降为5300家，总体保持稳定，大多数德国企业并没有因政治压力而撤出俄罗斯，德俄经贸联系在逐渐恢复。在2018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时任德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表示应逐步减轻对俄经济制裁，改善与俄关系。[注]“Gabriel will Russland-Sanktionen schrittweiseabbauen,” http://www.faz.net/aktuell/politik/sicherheitskonferenz/sicherheitskonferenz-gabriel-will-verstaerkte-zusammenarbeit-15453775.html.(上网时间：2018年3月1日)

在欧盟和平秩序层面，德国也坚持双轨路线，一方面指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为“损害了欧洲和平秩序”[注]Claudia Major, Jana Puglierin: “Eine neue Ordnung: Der Ukraine-Konflikt stellt die Weichen für Europas Sicherheit,” IP Magazin, 2014(11/12), p. 62-71.，另一方面又坚信“重建欧洲和平秩序”的核心要素在于俄罗斯的合作，因此，德国应通过德俄双边关系影响欧盟与俄罗斯关系、甚至影响跨大西洋联盟与俄罗斯关系，以在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使俄罗斯不再是“弱势的对手”，而成为欧洲和平的共同建构者[注]Hanns M. Maull: “Deutsche Auβenpolitik nach der ‘Review 2014’: Zivilmacht 2.0?”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2015(3), p. 325.。

二、德国对俄实行双轨政策的原因

德国对俄罗斯实行双轨政策，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是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历史原因。尽管乌克兰危机为德俄关系带来新变数，但这并不能将当前德国对俄政策简单归因于此。德国外交政策和理念相对成熟，具有高度连续性，德对俄实施双轨政策与历史背景有关。冷战后，德俄一直维持一种“特殊关系”，虽依双方国家利益和价值观的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不同阶段而时远时近。然而，无论从历史渊源、地理位置、在欧洲的特殊地位、在世界上的重要身份等方面来说，德俄关系始终是一对对欧洲和平秩序影响深远、同时受到欧洲和平秩序制约的双边关系。两国都因冷战结束而获得新生，都在冷战后世界格局中努力寻求自己新的角色和定位。德国在制定对俄政策时，主要受到以下几种历史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一是俄罗斯对德国统一产生的积极影响。苏联在1990年9月12日“2+4”(东西德+美苏英法)条约上签字，使德国最终扫清了统一的障碍，成为德俄“特殊关系”新起点。

二是德国一贯将德俄关系友好和欧洲的和平与统一联系在一起。1990年11月9日，统一后的德国与苏联签订了《睦邻伙伴和合作条约》，其中阐明德苏友好的前提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统一的欧洲，为了建立一个持久的、公正的欧洲和平秩序”。该条约构成德苏冷战后交往的法律基础。此后，在各个政府文件中，德国都强调，统一德国的前提是统一的欧洲，而统一的欧洲自然包括东欧和苏联后继国家。根舍早在1990年9月20日就曾表示：“我们始终意识到苏联是欧洲的一部分，没有苏联不可能出现统一的欧洲。”[注]高德平：“统一德国与东欧及独联体各国的关系”，《东欧中亚研究》，1992年第4期，第76～82页。

三是勃兰特政府在1969年上台后推行“以接近求变化”的“新东方政策”，该政策之后取得巨大成功，最终推动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因此，德国的对俄政策一直未能从根本上脱出这个理念。2006年德政府提出“以交融求变化”，以及乌克兰危机之前的“以贸易求变化”，都与昔日“新东方政策”的核心理念如出一辙。

四是由于德俄之间存在“特殊关系”，德国一直是与俄保持最紧密联系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一直扮演着“斡旋者”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国的外交行动空间。在世界重大事务层面，德俄紧密关系为德国提供了外交筹码，但在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关系紧张时，德国则面对双方压力。典型例证就是施罗德政府对俄政策到默克尔政府对俄政策的转变。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德俄关系良好坚定了德国的反战理念，但德美关系走低时，默克尔重新获得美国信任的手段之一便是对俄疏远。

五是冷战后的历史也让德国意识到，德俄两国依然存在许多分歧和差异。车臣战争、南奥塞梯危机、格俄战争、“颜色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表明，德俄对欧洲秩序以及世界秩序的设想目标不同、对“后苏联地带”的远景期待不同，价值取向更是不同，普京的执政更是饱受德国诟病[注]Heinrich Vogel:“Die russische Herausforderung,” Russland-Analysen Nr. 248, 11,30, 2012, p.2.。

历史背景使德国一方面十分重视俄罗斯，在制定对俄政策时非常审慎，希望促进俄内部变化，从而在德俄“特殊关系”基础上最终建立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安全秩序；另一方面却也对俄抱有戒心，在大多数国际重大问题上与其他欧美国家站在一边，积极推进欧盟东扩，相信北约东扩是整体欧洲安全的制度保障。

第二，双边关系因素。现实当中，德俄双边关系同样充满矛盾，呈现双轨并进的态势，两国之间共同利益大，但分歧也大。在安全层面，俄罗斯是德国地缘安全上最大的潜在威胁来源，正因如此，只要俄罗斯愿意合作，德国外部安全就能得到充分保障。因此，德国一方面愿意美国布置反导系统，以对俄罗斯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也不敢太过激进，以免刺激俄罗斯太甚。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德国本质上同意北约东扩，但步子不敢迈得太大，尤其不愿意触及俄罗斯“红线”。乌克兰危机延续了这种安全层面的双轨倾向。德国一方面严厉谴责俄行为破坏欧洲安全秩序；另一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德国更忌惮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层面的威胁，不愿强硬应对，始终强调用政治手段解决危机。

经济联系密切是德俄关系的基础。俄罗斯经济体量大，同时由于其自身的现代化需求，成为德国重要的销售市场。德俄货物贸易于2012年达800亿欧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从2013年起连续负增长，2014年8月开始对俄经济制裁后更严重下滑，到2016年第三季度才转为正增长。2016年德俄贸易额366亿欧元，其中德对俄出口175亿欧元，从俄进口191亿欧元。2017年德俄贸易额442亿欧元，其中德对俄出口214亿欧元，从俄进口228亿欧元。[注]“2018-fruejahr-data(PDF),” https://germania.diplo.de/ru-de/themen/wirtschaft/RiZ.(上网时间：2018年7月11日)

俄罗斯对欧盟的反制裁使德国农业年收入减少10亿欧元。如果美国扩大对俄经济制裁，会影响德俄贸易，并使欧洲能源价格上涨。代表德国经济利益的“德国经济界东方委员会”因此坚决反对美国的新制裁，反对把北溪2号线项目政治化。据东方委员会最新调查，尽管德在俄企业普遍担忧2019年俄罗斯经济走势，但投资热情依旧不减，大部分企业认为俄经济潜力巨大，只要美欧对俄放松制裁，俄经济状况会迅速好转。受卢布贬值影响，2019年德对俄进口将会上升，出口略微下降，俄仍为德国在欧盟外东欧地区贸易往来最多的国家。[注]“Sanktionen bremsen Erholung der russischen Wirtschaft,” https://www.oaoev.de/index.php/de/sanktionen-bremsen-erholung-der-russischen-wirtschaft.(上网时间：2019年1月3日)德国东部经济尤其受到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影响，该地区对制裁普遍不满，梅前州州长施维斯格和勃兰登堡州州长沃伊德克都极力要求放松对俄制裁。[注]Stefan Reinecke: “Druschba, Genossen!”http://www.taz.de/!5505902/.(上网时间：2018年6月5日)

德国迄今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很大。2017年俄是德国最大原油进口国，进口量占比达36.9%，自2015年起德国从俄进口的天然气占其进口总量40%，2017年油气进口总值198亿欧元。特朗普在2018年7月北约峰会期间批评德国受俄能源控制、被俄“绑架”，遭到德国政府的反驳。

乌克兰是德国在欧盟外部东欧地区贸易往来仅次于俄罗斯而居第二位的国家，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决定加入俄罗斯联邦后，克里米亚在亚速海的战略地位使刻赤海峡实际处于俄控制之下。德与乌贸易往来受到俄罗斯的影响，2018年11月25日发生的亚速海争端不但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展示俄对德与东欧国家贸易往来具有牵制能力。

第三，国内政治因素。德国国内政治对对俄政策的影响是矛盾而复杂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默克尔治下的德国外交政策深受价值观取向影响。2005年默克尔上台伊始便开始推行价值观外交，强调民主与人权在外交中的地位，将跨大西洋关系定位为“价值观同盟”。而俄罗斯明显不符合此价值观标准，因此默克尔政府经常批评俄国内政治状况，多次就人权问题向俄发难。与此同时，默克尔本人出生于前东德，对俄罗斯有着复杂情感。一方面，她反感苏联在东德实行的政治控制，对普京治下的俄罗斯也多有微词；但另一方面，她和普京在各方面拥有相似的出身和成长背景，她的俄语和普京的德语都很流利。因此，相比起其他西方领导人，默克尔更能理解普京的思维模式。二人上任以来往来甚密，默克尔曾17次赴俄访问。

二是在理念上德国相信自己和欧洲在制度层面的先进性，认为欧洲的“规范力量”会对还未加入现有欧洲和平秩序的国家形成吸引力[注]陈志敏、吉磊：“欧洲的国际秩序观：‘有效的多边主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四辑，第110页。。因此在制定对俄政策时，强调“以交融促转变” ，构建“多维度的德俄现代化伙伴关系”(multidimensionale deutsch-russische Modernisierungspartnerschaft)[注]Susan Stewart: “Plaädoyer für eine Neugestaltung der deutschen Russlandpolitik,” SWP-Aktuell, 2012(8), pp.1-4.。德国政治精英虽不认同俄罗斯政治理念，却依然希望通过深入合作和交流改变俄罗斯的行为模式。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德国政界指责俄罗斯的声音增大，联盟党直接批评俄罗斯搞“强权政治”，但“不应放弃俄罗斯”的声音也并未消失。尤其当年提出“新东方政策”、具有亲俄传统的德国社民党多次提出，尽管俄目前政治制度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但考虑到俄特殊国情及冷战后俄与西方国家交往中所经历的误解与挫折，德应对俄更具耐心，俄罗斯转型需要时间，需要文化、历史和心理上长时间的建构过程[注]Harald Müller: “Konturen einer neuen europäischen Friedensordnung,” 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2015(3), pp. 310-312.。

三是德国政治精英阶层内部一向有“亲俄派”和“疏俄派”之分，党派之间在对俄态度上有明显不同。目前德国议会六大党派中，主张坚定对俄制裁、实行更为强硬对俄政策的是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基民盟在2015年《与俄罗斯交往：十点行为建议》中明确指出，对俄制裁何时停止，完全取决于俄是否改正自己的行为，尽管德国不愿放弃与俄对话，但德俄关系只能在俄国内政治状况好转的基础上推进。[注]“Umgang mit Russland - Zehn Handlungsempfehlungen (PDF),” https://www.cdu.de/system/tdf/media/dokumente/151116-eu-russland-beziehungen.pdf?file=1, (上网时间：2017年4月5日)与之相对，左翼党和选择党则认为应尽快改善与俄关系。这两个在政治谱系上位于左右两端的政党在对俄政策上出奇地一致。应该说，在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亲俄派”有一定程度的转向，但总体来说，与“疏俄派”仍有明显距离。2014年12月，60多位来自德国各界的专家学者发出题为《欧洲再次发生战争？不能以我们的名义！》的倡议书，其中充斥着对俄罗斯行为的理解和宽容，敦促德国从俄罗斯的角度看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反响，引发很大争议与批评，但选择党公开同意倡议书中的具体要求，并认同对德俄关系恶化的担忧。左翼党主席卡提亚·基平也表达了对倡议书内容的认可。此外，这两个政党也都主张尽快结束对俄制裁。

社民党的态度相对更加复杂，对俄政策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在默克尔执政的四个任期中，其中三个任期是与社民党组成大联合政府，并由社民党人出任外交部长。历史上，社民党就一向有亲俄倾向。进入21世纪后，社民党人继续频频表达对俄罗斯的宽容和理解。即使在乌克兰危机后，社民党人施泰因迈尔和加布里尔也先后以外长身份强调与俄和解的重要性。2018年3月德国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社民党人海科·马斯出任外交部长。上任之初他一度表现出与前任截然不同的对俄态度，跟随英国驱逐俄驻德外交官，坚决推进对俄经济制裁，指责“俄罗斯的行为越来越充满敌意”。但马斯的表态在党内掀起轩然大波，梅前州州长施维斯格等重量级人物就公开表示不应激化与俄矛盾，而应回归社民党一向“以交流促变化”、“以接近促变化”的对俄政策理念。总体而言，社民党主流意见依然是与俄展开更积极交流，而非升级与俄对抗。这种理念最终以社民党决议的形式再次确定下来，2018年10月9日，社民党议会党团出台党团决议文件，其中强调与俄在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展开更紧密对话，反对与俄进行对抗，在反恐等方面加强与俄合作，并保证德俄经济关系良性发展，帮助俄现代化建设。[注]“Dialog - Vertrauen - Sicherheit: Voraussetzungen und Impulse für eine zeitgemäβe sozialdemokratische Entspannungspolitik, Beschluss der SPD-Bundestagsfraktion vom 09. 10. 2018 (PDF),” https://www.spdfraktion.de/system/files/documents/positionspapier-spdfraktion-dialog-vertrauen-sicherheit-20181009.pdf. (上网时间：2018年11月21日)

四是德国民意对德俄关系产生影响。总体上，德国民众对俄罗斯和乌克兰危机的观感是矛盾的。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导致德国人对俄罗斯好感下降。2014年3月7日“德国趋势”民调显示，只有15%的德国人认为俄罗斯是“值得信任的伙伴”(美国得票为38%)。2014年4月16日“时代在线”网站民调显示，55%的德国人认为俄罗斯是“危险的”，只有10%的人依然将俄罗斯当作“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不少德国人认为俄罗斯影响力巨大，普京与特朗普相比更值得信赖。2017年8月16日皮尤研究中心公布对多国民意调查数据显示，在德国，25%的受访者支持普京的行为，而支持特朗普的仅有11%。德国《国际政治》杂志2017 年5/6月号发表民意调查结果，对于“俄罗斯对世界政治影响有多大”的问题，23%的德国人的回答是“很大”，57%的德国人的回答是“大”，回答“不大”的占18%；德国人认为“俄的影响基于军事力量及核武器”的占77%，“基于资源和能源”的占75%，“基于强硬的政治体制”的占50%，“基于幅员辽阔”的占46%，“对其他国家选举的影响”的占38%。

在实际对俄政策上，德国民众、尤其德国企业界对于持续经济制裁不满意，认为制裁损害了德国的经济利益。在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紧张进入第五个年头时，德国民众对持续对抗感到疲惫。2018年3月《世界报》在线问卷调查显示，58%的德国人希望与俄缓和关系，仅14%德国人对目前对俄政策表示满意，还有26%的德国人认为应进一步与俄罗斯疏远。另外，德国一贯的反战态度使德国民众坚决拒绝对俄采取军事手段。

德国在俄企业对西方与俄目前紧张局势更是不满。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东欧协会(OAOEV)及德俄外贸协会(AHK)2018年12月18日公布了“俄罗斯贸易环境2019”问卷调查结果，采集了168个在俄德企(有近14.2万员工)的意见。大约60%受访企业担心2019年俄罗斯经济走势(36%认为将会陷入停滞，23%认为经济形势会进一步恶化)，而2018年还有近80%的在俄德企认为俄经济形势会好转。但这些受访企业同时认为，俄经济区位具有巨大潜力，德企对俄投资环境感到满意(87%)，愿继续在俄扩大生产和投资。大部分企业认为俄目前经济形势不佳是美欧制裁所致，制裁并未取得预期的政治效果，因此应尽早结束。52%的受访企业认为欧盟应逐步取消对俄制裁，43%的企业则认为应立刻取消制裁。[注]“Sanktionen bremsen Erholung der russischen Wirtschaft,”https://www.oaoev.de/index.php/de/sanktionen-bremsen-erholung-der-russischen-wirtschaft.(上网时间：2019年1月3日)

第四，国际政治因素。在这方面，影响主要在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德俄共同的国际利益和相互间的矛盾。由于价值观不一致，德俄在国际重大事务中有许多分歧和差异，尤其体现在欧洲秩序建构和对“后苏联地带”的定位与设想。冷战结束以来的各种冲突(包括车臣问题、“颜色革命”、南奥塞梯问题和格俄战争、北约东扩、建反导系统等)充分说明德俄矛盾所在，乌克兰危机更是双方矛盾激化的体现。但与此同时，乌危机没有改变的事实，是德俄两国依然有许多彼此需要的地方。在对抗全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气候变暖、区域冲突等多维度的安全威胁时，德俄都承认对方的地位和影响力，认为应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上共同解决全球性问题。尤其在目前美国外交单边主义色彩浓重，对待国际问题拒绝与他国配合、一意孤行的时期，德国更需俄罗斯的合作。例如在伊朗核问题上，特朗普于2018年5月8日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引起其他协议签订国的不满，客观上促进了欧俄中的更紧密合作。2018年8月7日，美国单方面重启对伊制裁，特朗普在9月26日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表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应与美国配合，否则将有严重后果。这加剧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伊核问题上的矛盾，伊核协议其余五国(英、法、德、中、俄)均表态要绕过美国，继续合作解决伊核问题。

二是在军备问题上，德对美俄军备竞赛持坚决反对态度。德国新政府联合执政协议“裁军和限制军备出口”一节强调指出，军备控制和裁军依然是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优先目标。[注]CDU, CSU und SPD: “Koalitionsvertrag: Deutschlands Zukunft gestalten,” Berlin, 2018, p.148.时任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2017年3月9日访俄时对欧洲可能爆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表示担忧，呼吁俄与北约重新商讨裁军议题，同时为北约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部署5000人军队辩护，称是为应对俄在此地区的军事优势。他主张北约与俄特使定期会晤，就规避波罗的海地区风险问题进行讨论。针对普京年度国情咨文中声称俄已研制出新型核武器并要提升军备竞赛力度的言论，德国政府表现出极大警惕，德政府发言人在2018年3月1日表示，“必须尽快与俄罗斯展开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的对话。普京的发言在现在这个关头没有任何益处。”[注]“Sicherheitspolitik gibt Anlass zur Sorge,”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Content/DE/Artikel/2018/03/2018-03-02-putin-nuklearwaffen.html.(上网时间：2018年4月19日)

德国对军备竞赛的担忧在2018年有关《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的争端中再次加剧。当年12月4日，美国向俄下达最后通牒，声称俄若不立即销毁伊斯坎德尔-K(9M729)陆基中程导弹，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俄方则认为，伊斯坎德尔-K型导弹并不违背《中导条约》相关内容，并因此于2018年12月21日向联合国递交提案，要求确保《中导条约》继续实施。但这一提案以46票反对、43票赞成、78票弃权的结果遭到驳回。其中，所有的欧盟国家都投了反对票。一旦《中导条约》失效，美俄之间可能重新展开核武器军备竞赛，欧洲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美国可能会要求在欧洲重新布置中程导弹，而这与德国的政策大相径庭。德外长马斯表达了对潜在核军备竞赛的担忧，认为俄应抓住“最后的机会”，尽快销毁前述导弹，但他同时指出，“我们知道，这(对俄来说)并不容易”。[注]Markus Becker: “Streit über neue Mittelstreckenwaffen. Was, wenn Russland das Ultimatum ignoriert?”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nato-ministertreffen-usa-setzen-russland-inf-ultimatum-a-1241974.html.(上网时间：2019年1月3日)与此同时，德国同样表达对美国作出最后通牒的担忧。“《中导条约》是30多年来保障欧洲安全的重要支柱，美国应考虑退出条约对欧洲及未来裁减军备带来的后果”[注]黄昊、田园、王怀成、陈晓晨：“废除《中导条约》是欧洲的噩梦”，《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5日。。如果最终《中导条约》遭废弃，德国将强烈反对在欧部署新型中程导弹的所有举动。

三是美国因素的影响。在军事安全方面，俄是欧盟主要的潜在安全威胁，欧盟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而在经济和能源方面，德国及欧盟与俄罗斯关联度大，对俄能源依赖度较高，与俄有较多共同经济利益。德国与欧盟既不能完全得罪美国、离开美国，也不能完全得罪俄罗斯、离开俄罗斯，这种状况可称之为“安全-经济双重困境”。所以德国及欧盟不得不适可而止、左右逢源，在俄美之间寻找平衡点，尽可能与美俄都保持较好关系，尽力缓和美俄矛盾，阻止其关系恶化。乌克兰危机使德国之前极力维护的平衡遭到破坏，而特朗普上台使这种矛盾更加复杂。2018年2月16日慕尼黑安全会议开幕式上，会议主席伊申格尔警告说，“目前全球安全状态比苏联解体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不稳定”，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使国际秩序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越来越走上前台，成为政治斡旋的主力和引导者。在西方与俄罗斯僵持对立的局面中，德国的担子更重、作用也更大了。

四是欧盟内部盟友的影响。在目前德国和欧盟都面对多重挑战的情况下，德国需要欧盟的团结。在2018年3月联合执政协议第一章中，德政府不但强调德法团结一致，同时强调波兰在欧洲团结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而在欧盟内，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是坚决的亲美反俄力量，这些国家本来就在安全方面异常脆弱敏感且战略资源有限，在军备领域对美国有较大依赖性[注]刘立群、孙彦红：“德国教授谈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研究》，2004年第6期，第151页。。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更是对俄警惕性增大，把俄当成现实的安全威胁。因此，德国必须在尽可能顾及其诉求的同时，尽力避免它们过度刺激俄，在欧盟整体对俄关系之间寻找平衡点。

综上，由于国际因素的影响，德国在面对俄罗斯时，既有与俄联合、共同建构世界及欧洲新秩序的需求，又必须同时对俄警惕、表明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德国对俄态度的两面性，实践中则表现为双轨政策。

三、德国对俄双轨政策的影响

德俄关系是欧洲乃至国际政治中一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德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双轨政策，在不同层面产生着影响。对于未来，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预期。

第一，德俄关系将逐步回暖。德俄之间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两国虽存在价值观取向和外交理念上的核心差异，但德国依然会重视俄罗斯的地位和作用，努力从共同利益出发，搁置争议，寻求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合作渠道，并始终对俄保持最大的战略耐心。乌克兰危机发生至今，德国一方面坚决支持乌克兰，采取对俄经济制裁、外交斡旋等非武力方式试图解决此次危机；另一方面则强调要继续与俄罗斯展开对话，希望重建双方信任。2018年以来，德俄关系有所回暖，这与美国态度的改变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有关，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德国对俄双轨政策产生了良性效果。哪怕在乌克兰危机后德俄关系恶化严重的情况下，德国也始终没有放弃与俄对话的路径，并不断寻找共同利益基石。2018年8月18日默克尔总理在德国与来访的普京总统举行会晤，这是三个月以来德俄双方领导人的第二次会晤，同时也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来普京首次访问德国。在此次会晤中双方讨论了叙利亚冲突、乌克兰局势及双边合作等问题，尤其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双方找到了利益契合点，德有意与俄携手加强叙利亚的战后重建工作。普京与默克尔支持在俄罗斯、德国、法国、土耳其四国框架内讨论叙利亚问题，并共同呼吁欧盟帮助叙利亚难民返乡。在伊核问题、北溪2天然气管道问题等事务上，双方也取得不少共识。即使在分歧较大的乌克兰问题上，双方也都表示应以明斯克协议为中心、以“诺曼底机制”为多边交流平台，切实有效推进解决乌克兰问题。

第二， 美德俄关系将更加不确定，德国将致力于建构欧盟安全力量。乌克兰危机之后，德国对俄潜在的安全威胁大大提高警惕。但另一方面，德国也担心北约持续强化会更加刺激俄。 在美国方面，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以往美国总统完全不同。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揭晓前后，特朗普对北约、俄罗斯，以及欧洲安全问题，发表了不少关于“北约过时”、关于要与俄罗斯改善关系的言论，与美国以往战略大相径庭，令人颇有大跌眼镜之感[注]冯绍雷：“北约东扩、‘特朗普新政’与俄欧安全新格局”，《俄罗斯研究》，2017年第1期，第4页。。他上任以来鼓吹“美国优先”、忽视西方传统价值观同盟的做法也一再激起德国的不满。2018年7月16日特朗普与普京在芬兰赫尔辛基会面，同样引起德国的担忧。会面之前，德国《世界报》刊文称，美俄绕开欧洲进行私下交易将是欧洲的噩梦，也是北约衰落的开始。在双方会面后，德媒认为此次会面“给欧洲敲响警钟”，并认为特朗普将欧洲称为“对手”，意味着欧洲不能再指望依靠美国，而应团结欧洲、使欧洲强大，以应对新时代安全威胁[注]“NachTrump-Putin-Treffen:WeckruffürEuropa,”http://www.tagesschau.de/kommentar/trump-putin-149.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7日)。在此次会面后，默克尔也表示，“在之前的几十年间，无论顺境逆境，德国一直理所当然地将美国作为打造世界秩序的力量来看待”，但从今往后，尽管德国还会将跨大西洋关系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方向，但“这种信任将不再笃定”，“因此欧洲应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危机管理上承担更大责任”。[注]“VerantwortungfürEuropa,MerkelsiehtStellungderUSAalsSupermachtschwindern,”https://www.rnz.de/politik/politik-inland_artikel,-verantwortung-fuer-europa-merkel-sieht-stellung-der-usa-als-supermacht-schwinden-_arid,374176.html,(上网时间：2018年8月7日)在这种大背景下，德国目前积极寻求达成欧盟内部统一的安全政策。[注]2016年9月16日，欧盟非正式峰会出台了“布拉迪斯拉发路线图”，强调加强欧盟防务合作。201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报告中就曾提出，如果欧盟在多边主义和合作中能够成为一个超级力量，那么一个以必要的充分军事实力为依托的共同外交政策，必将成为一个必然的战略选择。[注]李文红：“德国对欧盟面临的多重危机的政策立场”，《国际论坛》，2017年第5期，第29页。

第三，德国将在欧洲发挥更大作用。当前，随着欧俄矛盾加剧、美俄关系复杂，处于欧俄、美俄之间的德国必须左右逢源。欧盟不可能与俄罗斯建立安全框架而不包括美国，但从地缘角度看，欧盟与俄是邻居，必须尽可能和俄搞好关系，其难度可想而知。欧盟内部关系都很难摆平，美俄之间、欧俄之间关系更难摆平。这些矛盾都将长期化，但各方又都不愿过度激化矛盾，未来仍然有希望不断处理各种问题，克服重重困难，逐步走向缓和，尤其是借助于欧安组织这个平台。在此过程中，德对俄实施双轨政策也是在复杂的国际及区域情势中所能采取的最优路径。德国迄今在乌克兰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既坚持了德国的价值观取向，又尽最大可能避免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德国承担了应尽的国际责任，在欧洲乃至世界获得较好声誉。可以预见，未来德国会在各种国际危机中越来越多地以“负责任”的国家形象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