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东进战略与印太外交

李 莉

2017年是印度开启“东进”25周年，也是印度与东盟成为对话伙伴25周年。25年来，印度东进战略的内容和目标不断拓展，莫迪上台后将原来的“东向政策”(Look East，又译“向东看”)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积极融入亚太，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印太外交，以凸显印度的地缘政治新角色，即从亚洲政治的边缘走向中心，从而在地区秩序构建中发挥关键作用。“东向行动政策”与此前的“东向政策”究竟有哪些不同？印太外交与东进战略又是怎样的关系？本文拟通过对印度东进的发展历程及其背后战略逻辑的研究，来回答上述问题，以期为预见印度东进战略及印太外交的未来走向以及印度在地区事务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提供线索。

一、“东向政策”的提出与发展

对于印度东进元年、即“东向政策”的出台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是1991年，即印度总理拉奥(Narasimha Rao)就任之年；有人认为是1994年，即拉奥在新加坡发表相关讲话之年。现在则普遍将印度与东盟成为对话伙伴的1992年作为起始之年。*David M. Malone, Does the Elephant Dance?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202.在2014年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前，“东向政策”被公认经历了两大发展阶段：1992～2002年侧重经济外交的东盟外交阶段，2003～2013年经济与安全并重的东亚外交阶段。

(一)1992年至2002年的东盟外交。1994年印度总理拉奥在新加坡发表演讲，首次公开阐明印度要加强与其“东方邻国”的关系*S. D. Muni,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The Strategic Dimension”, ISAS Working Paper, No.121, February 1, 2011, p.12.，标志印度东进全面铺开。第一，修复与东盟老成员的双边关系，巩固与东盟新成员的战略合作。拉奥任内(1991～1995年)出访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恢复了与东盟老成员国因冷战一度中断的高层互访和贸易联系。*V. Jayanth, “Narasimha Rao and the ‘Look East’ Policy”, The Hindu, December 24, 2004.冷战时期，印度就与越南、柬埔寨、老挝关系密切，随着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加入东盟，印度更加重视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合作。1993年，印度与缅甸关系也实现正常化。1997年缅甸加入东盟后，印度在与泰国、印度尼西亚海上接壤之外，还与东盟国家拥有了陆上边界。

第二，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经贸合作是这一时期印度“东向政策”的重点。据粗略统计，印度-东盟贸易额由1993年的29亿美元增长至2001年的100亿美元，约占印度对外贸易总额的12%。*Faizal Yahya,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Revisite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1, 2003, pp.84-86.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是四大贸易伙伴，以2000年为例，四国在东盟与印度贸易额中占比高达94%，依次为40%、25%、17%和12%。*同上。1991年前，东盟对印度投资极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到 2002年的11年间，其对印度累计直接投资达到40亿美元，占印度这一时期所吸引外资的6.1%。*C. 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 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Penguin/Viking, 2003, p.212.

第三，逐渐融入地区合作机制。20世纪90年代前，印度对地区多边主义抱持怀疑态度，但“东向政策”显然改变了印度外交的行为方式。*G.V.C. Naidu, “India and Southeast Asia: An Analysis of the Look East Policy”, in P.V. Rao ed., India and ASEAN: Partners at Summit,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1, p.140.1992年，印度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1995年“晋升”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1996年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与此同时，印度还推动建立了次区域合作机制。1997年，印度与孟加拉国、缅甸、斯里兰卡、泰国等成立“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2004年该组织更名为“环孟加拉湾多领域技术与经济合作组织”，英文缩写为BIMSTEC。。2000年，印度又与泰国、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成立“恒河——湄公河合作组织”。不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更多体现在双边层面，多边外交还处在较低水平。

第四，建立和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尽管“东向政策”最初的重点是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联系和机制建设，但安全合作从一开始就被提上日程，合作内容主要涉及人员培训、联合军演和海上安全等。*P.V. Rao, “India and ASEAN: Summit Partnership”, in P.V. Rao ed., India and ASEAN: Partners at Summit,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1, p.20.例如，马来西亚和越南军人在印度的俄制“苏霍伊”战斗机和法制“鲉鱼”级潜艇上接受培训。又如，印度与新加坡、印尼等国定期举行双边军演，并与新、马、印尼等国在安达曼海域建立了两年一度的多边海上军演机制，代号“米兰”*Milan, 此处为音译，据称为印地语，本意为“联合”、“统一”。。

(二)2003年至2013年的东亚外交。2003年，时任印度外长亚什万特·辛哈(Yashwant Sinha)称“东向政策”已进入新阶段。他说：“印度‘东向政策’第一个阶段是以东盟为中心，并主要专注于贸易和投资联系。该政策新阶段的特点在于扩大了‘东方’的定义，包括从澳大利亚到东亚的广大地区，而东盟是其核心。新阶段的变化还在于从贸易扩展到更宽泛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包括联合保护海上通道的努力以及反恐上的协调行动。”*“Resurgent India in Asia”,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4744/Speech+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Shri+Yashwant+Sinha+at+Harvard+University.(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0日)这表明，印度“东向政策”出现重大调整，由原先的东盟外交(或东南亚外交)转化为东亚外交。第一，深化与东盟的机制性合作。2002年，印度与东盟建立年度峰会机制，这是继东盟与中日韩后的第四个“10+1”机制，标志着印度成为几乎与中日韩平行的东盟伙伴。*赵干城：“印度‘东向’政策的发展及意义”,《当代亚太》，2007年第8期，第12页。2003年，印度又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进一步深化与东盟合作奠定基础。2005年，在新加坡、印尼和日本的支持和推动下，印度成为东亚峰会的创始会员国，其对东亚地区架构的参与程度明显提升。

第二，高调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一体化进程。2004年，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主动提出地区一体化倡议，即：“亚洲经济共同体”设想，号召东盟与中、日、韩、印建立共同市场。这一时期，印度与该地区的自贸区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印度与新加坡、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分别签署互惠程度更高的“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或“全面经济伙伴协定”。2003年，印度与东盟签署“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09年10月，双方首先就货物贸易达成自贸协定，并于2010年1月1日生效。2012年底，印度与东盟完成服务和投资自贸协定谈判，并于2014年9月签署该协定。截至2012年，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已由2001年的100亿美元增长到760亿美元。*“India signs FTA in Services, Investments with ASEAN”, The Indian Express, September 9, 2014.

第三，大力提升与日韩的战略合作。这也是印度东进的一大新进展，即将合作对象扩大到东盟以外的东亚国家。一方面，印日合作步入“快车道”。2003年起，印度成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受援国。2005年印日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开启年度首脑会晤机制。2006年，印日开始洽签“德里-孟买工业走廊合作协议”*该项目全长1483公里，预计投资额高达1000亿美元，将有24座新城诞生，参见“Blueprint to Build 24 Cities: Will India’s Biggest Infra Project, DMICDC, Worth $100 bn Deliver?” The Economic Times, September 15, 2013.，并与德国、巴西结成“争常”四国联盟。2008年印日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并于2010年7月正式启动外交和国防副部长级“2+2”对话。另一方面，印韩关系稳步推进。经济上，韩国领先日本于2009年与印度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协议”。政治上，双方于2010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及副外长级“外交政策和安全对话”机制。安全上，两国承诺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和军事技术合作，包括联合研发和联合生产军事装备。

第四，系统推进与东亚的军事安全合作。除日、韩外，这一时期印度与东盟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也向纵深发展。例如，根据印越“十五点国防援助协议”，印度承诺帮助越南维修俄制战机并培训越南飞行员。又如，印新国防合作协议允许新加坡军队借用印度领土和领空进行实弹军事演习。*“Deal Inked, Singapore to Use Bengal Airbase for F-16 Training”, The Indian Express, October 10, 2007.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印度海军第一时间赶往受灾的东南亚国家参与救援。2005年，印度航母“维拉特”号还首次进入南海，造访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多边层面，“米兰”海上军演规模日渐扩大，多个东盟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参与其中。2007年，始于1992年的“马拉巴尔海上演习”也突破印美双边范畴，吸收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参加。同年5月，印度与美、日、澳还举行了首次四国战略对话。

二、“东向行动政策”的出台及特点

2014年11月，刚刚执政6个月的印度总理莫迪在第九届东亚峰会上正式宣布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Look East’ Policy Now Turned into ‘Act East’ Policy: Modi”, The Hindu, November 13, 2014.不过，莫迪政府有关“东向行动政策”的公开阐释迄今仍很鲜见，相对具体的一次是2015年12月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辛格回答议会质询时称“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针对亚太地区的远邻”，其目标“是通过持续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接触，促进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联系以及战略关系”。*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Act East Policy”, http://pib.nic.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33837.(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尽管缺乏系统阐述、更未有相关文件出台，但从三年来莫迪政府的外交实践中仍能看出“东向行动政策”的特点。

第一，展开亚太全方位外交。在继续深化与东盟国家、日本以及韩国合作的基础上，莫迪的“东向行动政策”在地域上突出表现为亚太的全覆盖。一方面，莫迪明显加强了南太外交。莫迪成为28年来首次访问澳大利亚的印度总理，与澳签署了旨在深化安全合作的新框架协议以及《印澳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为印澳关系注入新动力。2014年11月，莫迪还访问南太岛国斐济，并宣布成立印度-太平洋岛国合作论坛，迄今已与14个太平洋岛国举行两次峰会，将能源、贸易、海洋经济、灾害管理、气候变化等作为重点合作领域。印度承诺建立一个100万美元的特别基金，用于这些国家的能力建设。*Rani D Mullen and Kashyap Arora, “Second Summit of the Forum for India-Pacific Islands Cooperation (FIPIC)”, http://cprindia.org/sites/default/files/op-eds/Second%20Summit%20of%20the%20Forum%20for%20India_0.pdf.(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2016年10月，新西兰总理约翰·基(John Key)访印，决定推进两国全面合作。另一方面，莫迪将蒙古纳入印度东进战略框架。2015年5月，莫迪访问蒙古，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这是两国建交近6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到访蒙古。莫迪称蒙古是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一部分，“两国命运与亚太地区未来紧密相连”，并承诺向蒙古提供1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用以支持蒙古的基础设施建设。*“Modi Visit: India to Open $1bn Credit Line to Mongolia”, Hindustan Times, May 17, 2015.

第二，对东盟深耕细作。莫迪政府反复强调其“东向行动政策”以东盟为中心。*“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15th ASEAN-India Summit, Manila”,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113/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15th_ASEANIndia_Summit_Manila_November_14_2017.(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与此前20年相比，莫迪的东南亚外交出现两个新动向。一是大力推动与东盟的互联互通。2015年，莫迪承诺提供10亿美元信贷额度，支持印度与东盟间的物理和数字互联互通项目。*“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13th ASEAN-India Summit in Kuala Lumpur”,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6050/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13th_ASEANIndia_Summit_in_Kuala_Lumpur_November_21_2015.(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其中，印度-缅甸-泰国三国高速公路是莫迪上台以来重点推进的项目。该高速公路西起印度东北部的莫雷(Moreh)，东至泰国的美索(Mae Sot)，长达1360公里，早于2002年就计划兴建，但一直进展缓慢，建成后将真正实现印度与东南亚的陆路联通。为使工程提速，莫迪政府2016年8月与缅甸政府签署协议，决定帮助缅方修建其境内的69座桥梁*“India, Myanmar to Build Bridges, Sign Pact for 69”, The Hindu, August 29, 2016.；2017年8月，莫迪政府又划拨2.56亿美元升级印方境内路段。莫迪还提出要加紧探讨将该公路延伸至柬埔寨、老挝以及越南的可行性。*“Remarks by Prime Minister at the 14th ASEAN-India Summit in Vientiane, Lao PDR”,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7551/Remarks_by_Prime_Minister_at_the_14th_ASEANIndia_Summit_in_Vientiane_Lao_PDR_September_08_2016.(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印度与东盟还在商签《海上运输协议》。二是加强与CLMV国家的产业合作。所谓CLMV即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国的英文首字母，它们是东盟中经济落后国家。这些国家在地区价值链中拥有特殊地位，享受贸易普惠制，越南还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国，印度希望通过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融合确保印度相关产业之产品以最优惠价格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为此，印度商工部制定了《印度与CLMV经济一体化战略》，并于2016年设立本金为7700万美元的项目发展基金，鼓励印度私人企业赴四国投资设厂，重点领域为纺织、皮革和医疗保健等，以享受产品免税出口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的好处*“India Firm on Creating Regional Manufacturing Hubs in CLMV Nations”, http://www.livemint.com/Politics/P93vEZqW54aklaoqkFNf4H/India-sticks-to-plan-on-creating-regional-manufacturing-hubs.html.(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

第三，提升在亚太的安全存在。在南海问题上，印度频频发声。印度强调在南海拥有重要利益，即其与亚太地区的贸易严重依赖该海域航运，因此要求争议各方依照国际法和平解决争端，反对单方面采取行动，确保南海航行自由。莫迪上台以来，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达成的双边文件中多次提及此问题。同时，印度海军进出太平洋常态化。2015年中期，印度海军在东南亚和南印度洋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海上部署，先后访问了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Indian Naval Ships Enter Sihanoukville, Cambodia & Sattahip, Thailand”, http://www.indiandefencereview.com/news/indian-naval-ships-enter-sihanoukville-cambodia-sattahip-thailand/.(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2016年中期，印度海军再次派出军舰在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实施为期两个半月的海上部署，访问了越南金兰湾、菲律宾苏比克湾、日本佐世保港、韩国釜山、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马来西亚巴生港。*“Eastern Fleet Ships on Deployment to South China and North West Pacific”, http://pib.nic.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45438.(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同年6月，印美日三国海军还在日本冲绳以东海域举行了“马拉巴尔”联合军演。2014年7月，印度还首次派出军舰参加环太平洋军演。印度国防部明确称此类海上部署是为推进“东向行动政策”。*“Eastern Fleet Ships on deployment to South China and North West Pacific”, http://pib.nic.in/newsite/PrintRelease.aspx?relid=145438.(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此外，印度提出要做海上“净安全提供者”。2015年出台的新版《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仍将“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西太平洋及沿岸地区”列为“次要利益区”，但首次提出印度要在其海上周边做“净安全提供者”，包括反海盗、海上安全、非战斗性疏散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等，或暗示未来印度海军愿意在亚太提供类似的安全保障。*Indian Navy: Ensuring Secure Seas: India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p.8, p.32, https://www.indiannavy.nic.in/sites/default/files/Indian_Maritime_Security_Strategy_Document_25Jan16.pdf.(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

第四，积极参与地区秩序构建。印度越来越将自身视为亚洲力量架构中的重要一员，希望在亚太发挥更大作用。印度向来重视东亚峰会，认为其是“在亚太构建开放、包容、透明的地区合作架构的平台”。*Frederic Grare, India Turns East: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US-China Rivalry, London: Hurst, 2017, p.190.莫迪多次表示，“东亚峰会是共同构建地区未来的关键平台”*“Remarks by Prime Minister at the 10th East Asia Summit in Kuala Lumpur”,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6053/Remarks_by_Prime_Minister_at_the_10th_East_Asia_Summit_in_Kuala_Lumpur_November_22_2015.(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没有哪个论坛(能像东亚峰会一样)对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如此重要”*“Prime Minister’s Remarks at the 9th East Asia Summit, Nay Pyi Taw, Myanmar”,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4238/Prime_Ministers_remarks_at_the_9th_East_Asia_Summit_Nay_Pyi_Taw_Myanmar.(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同时，莫迪与其多位前任一样，始终强调东盟的地区领导作用。他称“印度认为东盟的价值观和领导力仍是亚太一体化的中枢”，印度“期望东盟在决定地区架构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13th ASEAN-India Summit in Kuala Lumpur”,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6050/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13th_ASEANIndia_Summit_in_Kuala_Lumpur_November_21_2015.(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尽管印度在贸易自由化上态度谨慎，但支持尽早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认为一个公平、包容、平衡的RCEP将成为地区一体化的跳板。*“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13th ASEAN-India Summit in Kuala Lumpur”,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6050/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13th_ASEANIndia_Summit_in_Kuala_Lumpur_November_21_2015.(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同时，莫迪重申印度加入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强烈意愿，称“印度可在APEC中发挥重要作用，有助推进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Remarks by Prime Minister at the 14th ASEAN-India Summit in Vientiane, Lao PDR”,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7551/Remarks_by_Prime_Minister_at_the_14th_ASEANIndia_Summit_in_Vientiane_Lao_PDR_September_08_2016.(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此外，印度近年还热衷于小多边机制。2011年启动的印美日三边官方对话机制于2015年9月正式升格为外长级；2015年6月，印度与日本和澳大利亚启动了副外长级三边对话；2017年11月，印、美、日、澳四国举行了司局级对话，这是2007年以来四国官方的首次对话。

三、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

印度东进战略的拓展与升级体现了印度国力的变化，也与印度国家大战略的演进轨迹密切相关。换言之，不同阶段的东进政策都有着各自的战略目标，是印度基于对国际环境和自身实力综合认知所做出的递进选择。

第一，“东向政策”的提出与冷战结束后印度所面临的“外患内忧”密切相关。从外部看，印度深感在国际社会“被边缘化”的压力。*C. 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 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Penguin/Viking, 2003, p.12.因冷战时长期与苏联站在一起，面对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世界秩序，印度倍感挫折，倍感孤单。冷战后不结盟运动急剧降温，一直以领导者自居的印度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受挫。冷战后国际防扩散努力的加强也对印度的核选择及导弹计划构成巨大压力。从内部看，1990～1991年出现的对外支付危机将印度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其外汇储备一度下降到10亿美元, 还不够支付一周的进口费用，只得空运黄金到瑞士联邦银行以抵押方式借款。*参见孙培钧、华碧云主编:《印度国情与综合国力》,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第326页。

1991年6月上台的拉奥政府受命于危难关头，政治上摆脱国际孤立、经济上走出危机困境成为印度在冷战结束初期的两大战略目标，东盟外交由此提上日程，“东向政策”应运而生。一方面，印度期望借助东盟经济增长的快车，刺激国内经济复苏。20世纪90年代初，东盟经济蓬勃发展，印度从中看到重要商机，希望与东盟国家密切经济联系，引进外资，扩大出口，为自身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动力。*Frederic Grare, India Turns East: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and US-China Rivalry, London: Hurst, 2017, p.8.另一方面，印度期望通过东盟外交重塑其亚洲身份和影响。印度要摆脱冷战结束后的孤立局面，首先就要改善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1988年，印度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华“破冰之旅”已使印中关系走向正常。在此背景下，与其东向邻国即东盟国家加强双边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言而喻。同时，印度与东盟加强互动还有助于印度抵御美国在防扩散和人权问题上的压力，当时印度战略界甚至建议印度与俄罗斯和中国结盟对抗美国霸权。*Stephen P. Cohen, India: Emerging Power,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85.

第二，21世纪初印度调整“东向政策”更多出于促进其大国崛起的战略考虑。与冷战结束之初“被边缘化”的失落不同，此时的印度更多了自信，实现大国崛起、推动印度作为一极的多极世界已成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Li Li, Security Perception and China-India Relations, New Delhi: KW Publishers, 2009, p.111.。三大因素造就了印度的这份自信。一是始自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使印度经济不仅已走出困境还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在1998～2004年印度人民党执政期间，经济持续增长，年均增长率达7%～8%，创造了“闪亮的印度”(Shining India)。二是1998年印度成功进行了核试验，几年后又与美国签署民用核协议，在印度看来，其核国家地位已不容争辩，作为世界级大国的核“短板”已经补上。三是世纪之交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新变化，突出表现就是中国快速崛起，亚洲的力量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中美间结构性矛盾加深，印度作为大国间力量“平衡器”的作用凸显出来。*C. Raja Mohan,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http://www.realclearpolitics.com/articles/2006/07/india_and_the_balance_of_power.html.(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印度由冷战结束之初的“无人问津”开始变为被美、日、东盟等竞相拉拢。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东向政策”对印度具有了新的意义:一是可以帮助印度跳出“南亚澡盆”，融入亚洲政治经济的核心地带——东亚，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拓展。印度与东盟“10+1”机制的建立以及印度进入东亚峰会，确立了印度在东亚的“玩家”(player)地位，在国际影响上印度不仅将其“宿敌”巴基斯坦甩在身后，还在日益接近中国，而这正是冷战结束后印度的一大夙愿。*C. Raja Mohan, Crossing the Rubicon: The Shaping of India’s New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Penguin/Viking, 2003, p.12.二是可以促进印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也才能保证其崛起的经济基础。亚洲金融风暴后，东盟整体实力受到削弱，印度有必要将目光投向东盟以外的东方主要经济体：中、日、韩。这一时期，印度政府反复强调中国是其“东向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Keynote Address by Shri Pranab Mukherjee,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e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I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on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ailand and South East Asia”, http://mea.gov.in/outoging-visit-detail.htm?1937/Keynote+Address+by+Shri+Pranab+Mukherjee+External+Affairs+Minister+at+the+Institute+for+Security+and+International+Studies+ISIS+Chulalongkorn+University+on+Indias+Look+East+Policy.(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中印贸易额也由2003年的76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739亿美元。三是由于被赋予地区力量“平衡器”的新角色，印度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该地区扩大安全存在和影响。

第三，“东向行动政策”是莫迪政府希望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环境、构建“印度世纪”的一项重要外交举措。东向行动政策的出台有三大新的历史背景。其一，印度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2013年，印度的主要贸易伙伴很多来自亚太地区，其中中国和美国是其两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货物贸易额分别为659亿美元和616亿美元。*“Export Import Data Bank”, Department of Commerce, Ministry of Commerce & Industry, Government of India, http://commerce.nic.in/eidb/default.asp.(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则高达744亿美元，与日、韩、澳的经济合作亦在深化。另外，印度与缅甸、印尼、以及俄远东地区的能源合作亦有实质性进展。近年，印度对亚太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早在2012年2月，印度时任外秘马塔伊(Ranjan Mathai)就明确表示，“印度‘东向政策’发展到今天，其基本逻辑就是，印度必须与更多的亚洲伙伴以及世界其他伙伴联系起来，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命运。我们认为印度的未来及经济前途取决于我们融入亚洲的程度”。*“Speech by Foreign Secretary on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at the 10th Meeting of the BCIM Cooperation Forum, Kolkota”, http://mea.gov.in/outoging-visit-detail.htm?18855/Speech+by+Foreign+secretary+on+Indias+Look+East+Policy+at+the+10th+Meeting+of+the+BCIM+Bangladesh+China+India+Myanmar+Cooperation+Forum.(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同期推出的、备受媒体关注的印度智库报告《不结盟2.0》也称，亚洲是经济机会、秩序建设、大国博弈、海上竞争的“主战场”与战略决策的关键所在。*“Nonalignment 2.0: A Foreign and Strategic Policy for India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p.12, http://www.cprindia.org/research/reports/nonalignment-20-foreign-and-strategic-policy-india-twenty-first-century.(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

其二，美国试图将印度纳入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轨道。2011年美国开始高调重返亚太，印度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事实上，“东向行动”即英文“Act East”最早是由美国时任国务卿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提出来的，她2011年7月访印时鼓励印度不仅“向东看”(Look East)还要“融入东方”(Engage East)并“在东方有所作为”(Act East)。*Robert M. Hathaway, “India and the US Pivot to Asia”, http://yaleglobal.yale.edu/content/india-and-us-pivot-asia.(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同年10月，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上又撰文称，“亚太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引擎，而该地区包括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广袤区域。该地区横跨两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这两洋日益被船运和战略联结起来。”*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这表明，美国明确将印度次大陆主要是印度纳入亚太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印度实际上一直被排除在亚太之外，其加入亚太经合组织的夙愿一直没能实现。2012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称印度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支点”。*“US Says India ‘Lynchpin’ of Rebalancing Strategy”, The Indian Express, June 7, 2012.为拉拢印度，美国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公开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支持印度在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允许印度在高技术转让上享受美国盟友的待遇。

其三，政治强人莫迪誓言建设“安全、繁荣与强大的新印度”*“PM’s Address to the Nation from the Ramparts of the Red Fort on the 71th Independence Day”, http://www.pmindia.gov.in/en/news_updates/pms-address-to-the-nation-from-the-ramparts-of-the-red-fort-on-the-71th-independence-day/?comment=disable.(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大选获胜时即表示，要“让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Election-winner Narendra Modi: 21st Century Belongs to Indi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may/17/narendra-modi-india-election-hindu.(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2015年7月，印度外秘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在新加坡发表政策演讲时称：印度“要做领导国而非平衡者”；印度期待多极世界和“多极亚洲”；权力分享应是未来亚洲安全架构的题中之义；印度愿承担更大的全球责任。*“IISS Fullerton Lecture by Dr. S. Jaishankar, Foreign Secretary in Singapore”,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5493/IISS_Fullerton_Lecture_by_Dr_S_Jaishankar_Foreign_Secretary_in_Singapore.(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2016年，莫迪再次表示“印度将领导21世纪”*“India Will Rule the 21st Century, Says PM Modi”, The Times of India, April 19, 2016.，并称要“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即让印度成为发达国家”*“Want to Make India a Developed Nation in One Generation: Modi”, The Hindu, December 24, 2016.。可见，莫迪的政治抱负不仅是要让印度伟大，也要让自己成为超越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英吉拉·甘地(Indira Gandhi)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的政治伟人。*李莉：“印度偏离不结盟及其动因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1期，第33页。莫迪这届政府的政治特性决定“东向行动政策”更强调有所作为，其目标是印度以平等身份融入现有的亚太政治与经济秩序，同时在地区安全架构构建过程中拥有一席之地。

四、东进战略与印太外交的关系

就印度而言，“印太”概念总是与东进战略密切相关。莫迪“东向行动政策”出台时，既有人将之称为“印度的新亚太政策”*Danielle Rajendram, “India’s New Asia-Pacific Strategy: Modi Acts East”,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indias-new-asia-pacific-strategy-modi-acts-east.pdf.(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也有人视之为“印太”外交*Chietigj Bajpaee, “Dephasing India’s Look East/Act East Polic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9, No. 2, 2017, p. 361.。此前，就有人称“印太”是3.0版的“东向政策”。*D. Suba Chandran, “The Indo-Pacific: India’s Look East 3.0”, http://www.ipcs.org/article/india/the-indo-pacific-indias-look-east-30-3843. html.(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东进战略与印度正在兴起的印太外交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厘清概念、加深对印度东进战略和印太外交实质的认识，还可预估东进战略的潜在挑战和未来走向。

(一)印度的印太外交脱胎于东进战略。印度政府对“印太”概念的最初拥抱是2012年底，时任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上表示双方要加强合作，因为“我们的未来彼此相联，一个稳定、安全、繁荣的印太地区对我们各自的进步与繁荣至关重要。”*“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Plenary Session of India-ASEAN Commemorative Summit”,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0981/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Plenary_Session_of_IndiaASEAN_Commemorative_Summit.(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这一表态既是印度加大东进、“融入亚太”愿望的自然流露，也是对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邀约的积极回应。印度时任驻美国大使拉奥琪(Nirupama Rao)明确指出，“以前的亚太概念特意将印度排除在外，如今印太这个词则让次大陆成为东方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David Scott, “India and the Allure of the ‘Indo-Pacific’”,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9, Issue 3-4, 2012, p.5.印度前海军参谋长阿伦·普拉卡什(Arun Prakash)也称，亚太一词“将印度边缘化”，而“印太”一词中印度却属于“核心国家”。*同上。由此可见，此时印度心目中的印太不过是“包含了印度的亚太”，即“马六甲海峡两端、从印度到西太平洋的地域”*同上。。此时的印太外交无异于升级到亚太外交阶段的东进战略。

(二)印度的印太外交超越东进。尽管印度的印太外交脱胎于东进，但又不止步于东进。2011年，印度前外秘萨仁珊(Shyam Saran)撰文指出，印度的传统战略关注一直集中在印度洋，但随着国家利益的向东拓展，印度应将西太平洋纳入国家安全的核心区域，也就是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战略考量。*Shyam Saran, “Mapping the Indo-Pacific”, The Indian Express, October 29, 2011.这一表述既体现了印度“印太外交”的东进性，也强调了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一体性和联动性。2015年，莫迪政府先后与美国和日本达成重要双边文件，即：《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US-India Joint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and Indian Ocean Region”,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4728/USIndia_Joint_Strategic_Vision_for_the_AsiaPacific_and_Indian_Ocean_Region.(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以及《印日2025年愿景联合声明：合作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Joint Statement on India and Japan Vision 2025: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Working Together for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 Indo-Pacific Region and the World”,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6176/Joint_Statement_on_India_and_Japan_Vision_2025_Special_Strategic_and_Global_Partnership_Working_Together_for_Peace_and_Prosperity_of_the_IndoPacific_R.(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是“印太外交”在印度官方正式文件中的较早呈现。根据这两个文件，印度的印太外交实际涵盖了“从非洲到东亚”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印度印太外交并不止步于东进还表现在：莫迪政府在提出“东向行动”后不久，又提出针对中东地区的“西进”或“西向谋划”(Think West)政策。印度外秘苏杰生称，当东进战略不断强化时，印度需要以“西向谋划”配合“东向行动”。*“Speech by Foreign Secretary at Raisina Dialogue in New Delhi”, http://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6433/Speech+by+Foreign+Secretary+at+Raisina+Dialogue+in+New+Delhi+March+2+2015.(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这或许是莫迪政府“印太外交”的实际方向，核心还是要突出印度的泛亚洲角色，确立印度的全球性大国地位。

(三)印太外交与东进战略有矛盾之处。随着印度的印太外交做实做大，其战略目标也由最初的融入亚太日益演变为融入亚太和保持自身在印度洋优势地位的兼容并举。但不管印太外交如何发展，融入亚太仍是其核心诉求，因此东进仍是印度印太外交的主要方向。既然印太外交与东进战略有重要重合之处，那么印太外交的发展特点无疑会对东进战略产生重要影响。综合看，印太外交与东进战略有两大矛盾之处：

第一，印太外交突出大国外交，而东进战略始终强调以东盟外交为核心。印度印太外交最突出的特色是印美合作。如前所述，印度最初拥抱“印太”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回应奥巴马政府对其融入亚太的邀约，是印度“东向政策”与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意向性对接。此后，无论是2015年的《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还是2017年印度莫迪政府与美国特朗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都强调美印“紧密的伙伴关系”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作用*“Joint Statement -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Prosperity Through Partnership”,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560/Joint_Statement__United_States_and_India_Prosperity_Through_Partnership .(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此外，印度近年还高度重视与中等强国的合作*参见Rory Medcalf and C. Raja Mohan, “India and Middle Power Coalitions”,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responding_to_indo-pacific_rivalry_0_0.pdf.(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这点仅从印度与日本专门就印太合作签署“2025年联合愿景”以及印度与澳大利亚在联合声明中称双方是“印太伙伴”*“India-Australia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Stat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to India”,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8367/IndiaAustralia+Joint+Statement+during+the+State+visit+of+Prime+Minister+of+Australia+to+India.(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8日)就可见一斑。然而，莫迪的东向行动政策却仍强调东盟的地区领导地位，莫迪不久前还对东盟表示，“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以东盟为中心，东盟在印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核心地位显而易见”。*“Opening Statement by Prime Minister at 15th ASEAN-India Summit, Manila”, http://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113/Opening_Statement_by_Prime_Minister_at_15th_ASEANIndia_Summit_Manila_November_14_2017.(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由此可见，印太外交背景下日益强化的大国外交正对印度以东盟为核心的东进战略构成挑战，如何平衡大国外交和东盟外交，不仅影响印度东进战略的走向，也将影响印度与东盟的关系。

第二，印太外交较强的“制华”因素正在冲淡东进战略中的对华合作面。从东进战略的演进过程看，制衡中国并非印度东进的初心，尽管随时间推移，这一色彩开始显现，但印度一直强调中国是其东进合作的对象之一。换言之，在东进战略框架下，中印是合作与竞争并存，且合作面大于竞争面。与之相较，印太外交的制华色彩却较为突出与浓重。印度最初以拥抱“印太”概念来回应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已使其印太外交染上制华色彩。2017年5月下旬，印度与日本联合提出“亚非增长走廊”(AAGC)倡议，称将联手在非洲开展质量基建、发展合作、能力建设等，“通过促进亚非发展与互联互通实现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RIS, ERIA & IDE-JETRO: Asia Africa Growth Corridor: Vision Document, http://www.eria.org/Asia-Africa-Growth-Corridor-Document.pdf.(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由于此前印度未派代表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其外交部发言人还措辞强硬地批评中巴经济走廊“无视印度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核心关切”*“Official Spokesperson’s Response to a Query on Participation of India in OBOR/BRI Forum”, http://mea.gov.in/media-briefings.htm?dtl/28463/Official+Spokespersons+response+to+a+query+on+participation+of+India+in+OBORBRI+Forum.(上网时间：2017年11月22日)，因此亚非增长走廊被普遍认为是印日联手制衡中国“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India, Japan Come up with AAGC to Counter China’s OBOR”, The Economic Times, May 26, 2017.。另外，美日印澳四国战略对话的复活更凸显印度印太外交的制华色彩。2007年5月四国首次对话时，就因其明显针对中国且具较强的同盟色彩而招致中方的抗议，澳大利亚和印度国内也因此引发较大争论，最终相继退出。10年后印度重新加入，或表明印度一方面对安全结盟不再畏首畏尾，另一方面对应对中国崛起处心积虑*“China in Mind, India Joins Quad with US, OZ, Japan”, The Pioneer, November 13, 2017.。

结 论

25年来，印度的东进战略不断拓展，经历了从经济到安全、从双边到多边、从东盟到东亚再到亚太的复合演进与升级，体现了印度国力和地区影响的提升，也是印度对外战略发展变化的结果。1992～2002年的东盟外交阶段侧重经济外交，借与东盟合作摆脱印度国内的经济困境以及国际上的政治孤立。2003～2013年的东亚外交阶段已是经济与安全并重，印度不仅在东盟之外找到了中、日、韩这三个新的经济伙伴，还通过东盟与印度的“10+1”机制以及加入东亚峰会,确立了其在东亚的政治存在，并开始扩大军事存在。印度希望借此打造其新兴经济体和大国平衡器的角色，进而实现战略崛起。莫迪2014年推出的“东向行动政策”雄心勃勃，志在以亚太主角的身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上全面融入这一当今世界财富与权力的中心地带。在此基础上，印度又积极与日本和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强合作，并以面向中东的西进配合面向亚太的东进，确立印度的泛亚洲大国地位，构建“印度世纪”。不过，印度的印太外交核心还是东进，即融入亚太，因为印度洋原本就是其“主场”。因此，东进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受到印度印太外交走向的影响。从目前看，印太外交背景下日益强化的美印、日印合作，将削弱东进战略所追求的东盟的地区领导地位之构建；同时，印度与美、日、澳的印太合作，无论双边、三边还是四边，都具较强的“制华”色彩，这种合作一旦应用到亚太，无疑会冲击东进战略原有的对华合作面。总之，东进战略与印太外交息息相关，在印太概念日益做实的背景下，印度如何继续东进值得密切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