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治理论坛2017：国际安全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综述

李春霞

2017年12月14～15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办了“国际安全治理论坛2017：国际安全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的4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国际关系学院副校长郭惠民教授在致辞中指出，国际安全治理论坛旨在形成崭新的国际安全治理学术共同体，体现中国学者的本土情怀、全球视野，增加国际安全治理中的中国因素和中国智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林利民教授表示，期待国际安全治理领域能够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推动合作研究平台建设，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实现国际安全治理研究的专业化、专门化、机制化。本次论坛围绕新时代国际安全治理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就国际安全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困境与出路，以及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地位与作用等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一)追求国际安全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外交学院秦亚青教授认为，纵观当前国际形势，安全问题很多，安全形势复杂多变，如何理清安全理念，如何理清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并且体现学者自己的思考与思辨非常重要。中国政法大学蔡拓教授提出应当理性认知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政治哲学、国家与共同体、社群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向度上理清和定位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认为现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主义的解读，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主体不是国家，是人类，强调利益与价值共享；另一种解读仅强调利益的共享，并不倡导甚至是忽视、回避价值共享。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实践与过程中寻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协调和处理好其政策层面和理念倡导层面的差异性。中国前驻东盟大使徐步从实践工作角度，提出区域安全问题、安全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一直是中国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重点。国防大学唐永胜教授认为，国际体系正在经历深刻变迁，不仅力量结构在发生重要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国际关系的性质已经显现出许多新特点。一些国家的战略焦虑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国际安全治理更加重要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李伟研究员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中中国方案的核心，而“一带一路”建设是全球治理的载体和依托，新安全观是当前国际安全治理的一个主要形态。

(二)要全面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新理念，并将其落到实处。秦亚青教授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为基础，认为国际安全治理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过程中不断演进，形成了从国家安全、国际安全、人的安全到全球安全的相互交错的复杂格局，而中国以“共商共建共享”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治理方面的新理念，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指明了安全的前提条件是共同安全，二是提出了安全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安全，三是强调了安全的根本途径是合作安全，四是表述了安全的重要形态，这是一种多元安全共同体。复旦大学苏长和教授认为，对于国际安全治理的认知，中美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他强调在安全理念中应突出关联关系，并倡导中立安全文化。

(三)关于安全治理中的多层次、综合性与“泛化、过度”问题。南开大学吴志成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强国的治理，不仅仅意味着国家系统内的政治、社会和市场秩序的有序平衡，还要求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新时代构建全球负责任的大国或者是强国治理观，应当构建一个国家、区域包括周边、全球三位一体的多层级、多领域的综合安全治理观，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普遍安全格局。北京师范大学张胜军教授则从另一个视角提出，安全不应该被物品化，应特别警惕国际安全治理的“安全泛化”与“治理过度”的问题，不能把所有问题都上升为安全问题，不能在国际上形成国家安全治理过度，导致大量资源和经费被占用的局面。

(四)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安全治理过程中的挑战与机遇。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王灵桂研究员认为，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还存在着挑战与困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兼容：一是治理理念上，全球治理的价值观与国家治理的价值观如何兼容；二是国家身份定位上，发展中国家和新型大国这两个不同身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存在着内在张力；三是外交理念上，全面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如何处理“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树春教授认为，尽管安全观念存在从传统向新型安全观的转变，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新型安全观。他提出了过渡型安全观概念，关注国家的主体地位与“人民安全”理念。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提出，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传统安全议题再回归、再上升的趋势，这种回归使得大国之间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的分歧加剧了，但同时也给国际安全治理带来了新的机会。随着大国对抗的加剧，国际社会对冷战时期形成的那样一个传统的大国治理模式、治理机制提出了置疑与挑战，为中国在新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中发挥作用提供了机遇。

(五)中国参与国际安全治理的路径分析。关于中国参与国际安全治理的实践路径，上海社科院黄仁伟研究员从国际安全治理概念入手，认为中国需要针对西方主导的、以盟国为基础的安全治理体系进行改革创新，争取以合理合法、和平方式实现变革。外交学院孙吉胜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了中国新的安全理念，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种提法和西方传统安全理念完全不同，着重从中国重视整体性、强调事物的差异性和重“和”“合”传统思想中构建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安全观话语。对外经贸大学戴长征教授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在安全观、发展观、和平观、文明观、治理观上都存在着不同，无论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关键都在于有没有超越西方理论和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可能性。中国人民大学黄大慧教授结合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提出安全治理应当理念先行，即先积累共识，然后到机制的构建，再到权力共处，只有经历这三个阶段，覆盖亚太地区的包容性的安全机制才能建立起来，从而最终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奠定一定基础。复旦大学冯玉军教授提出，当代国际安全治理面临的失衡与平衡、冲突与风险、新技术形态与新全球挑战等问题，提请关注安全威胁的判断，给出关于中国对外关系张力的可能分析。

(六)关于国际安全治理中的区域国别视角。国际安全治理离不开具体的区域与国别安全问题，宁夏大学李绍先研究员从大中东乱局入手，认为中东动荡的症结在于中东原有的秩序坍塌崩溃，而新的秩序难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张健研究员从欧洲当前的安全形势变化入手，探讨了欧洲的安全治理困境，认为中欧在国际安全治理方面具有相似的情怀与关怀，双方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非传统安全上存在合作的空间和可能。国际关系学院李春霞副教授认为，面对周边国家普遍依然还处于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现实，中国应切实关注小国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实际诉求与能动地位。国际关系学院孟晓旭教授讨论了日本军事化转向的趋势与限度，包括日本对外安全扩展的能力提升、双向强化，安全互信的丧失及其后果。针对朝核问题，吉林大学黄凤志教授提出若干分析视角，包括朝核问题的风险与治理难题，认为美国和朝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主体，中国被动地位的成因与可能的政策底线、利益诉求、道义目标、利害责任等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