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大国崛起战略新动向

李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南亚南亚大洋洲所副所长)

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印度大国崛起战略推进步伐明显加快。尽管印度政府未出台相关文件，也未有系统官方表述，但从莫迪内外政策看，其大国崛起战略的轮廓日渐清晰，不仅有时间表，崛起的路径选择也呈现许多新特点。虽然印度大国崛起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其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影响不容忽视。综合看，在莫迪政府领导下，印度的大国崛起战略出现如下几个新动向：

一、目标宏大，将“伟大印度”、印度复兴作为历史使命，并强调印度在国际政治中的领导作用。莫迪上台伊始即誓言“让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2015年7月，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SubrahmanyamJaishankar)在新加坡发表著名的政策演说，提出印度“要做领导国而非平衡者”，强调印度愿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因此期待多极世界和“多极亚洲”，而权力分享应是未来亚洲安全架构的核心要义。言外之意，印度要成为多极世界中与其他各极权力相当、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2017年，莫迪又提出要建设一个“安全、繁荣和强大”的“新印度”。同时，莫迪政府认为印度崛起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究其原因，一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在国内政坛保持“一超独大”，中央权力不断巩固，地方地盘日益扩大，因此有能力集全国之力办大事。二是经济总体向好。前两年印度GDP增速(7.9%和7.1%)一度超越中国(6.9%和6.7%)，成为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2017年尽管增速放缓，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林等国际投行仍看好印度经济前景。三是国际关系正处于重要转型期和变革期，尽管存在不确定性，但对印度来讲，或利于其异军突起。

二、重发展，谋改革，为现代化“新印度”设定时间表。莫迪以“15年规划”取代“5年规划”，为“新印度”构建设定三大阶段性目标：一是力争2022年印度独立75周年时基本实现脱贫，农民收入翻番。二是未来15年，印度经济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到2032年GDP增长3倍，由2015年的2.1万亿美元增至7.25万亿美元，城镇居民也将由目前的2.2亿增长到6亿。三是2047年印度独立100年时建成“伟大印度”，印度经济位居世界前三甲。为此，莫迪首先不断深化改革，并在税改上取得重大突破，全国统一的商品及服务税(GST)税收体系于2017年7月1日启动。这是印度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税改，在统一印度市场、扩大政府收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同时，莫迪改善营商环境的系列举措也取得进展，2017年印度营商便利指数排名比上年跃升30名，进入全球“百强”。其次，莫迪以基础设施建设、“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技能印度”“初创印度”“智慧城市”等计划为抓手，为印度经济持续发展寻找新动力和新增长点，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再次，强化经济外交，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和技术引进，意在将印度建成制造业大国。

三、谋划印太外交，酝酿印太战略，凸显印度全球地缘政治的核心地位。早在2012年印度政府就接受了“印太”概念，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上首次提到“印太地区”。不过，当时印度心目中的“印太”实际上是“亚太”，是印度东进的要求，即“融入亚太”。对印度而言，“印太”一词地缘政治意义重大，使印度由亚太地区的边缘和外围晋升到印太地区的核心，印度融入亚太顺理成章。莫迪上台后对“印太”概念更是全面拥抱，并于2015年分别与美国和日本就印太合作达成双边文件，即《美印关于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愿景》以及《印日2025年愿景联合声明：合作促进印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同年发表的《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也提及印太。根据这些文件，莫迪政府的印太外交实际涵盖了“从非洲到东亚”的亚太和印度洋地区，其目标有二：一是依托“东向行动政策”继续融入亚太；二是维护印度在印度洋的优势地位，而印度的周边优先外交、针对中东地区的 “西向谋划”(Think West)政策以及印日的“亚非增长走廊”计划等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不过，鉴于印度已是印度洋地区大国，融入亚太或仍将是其印太外交的重点。

四、以“多向结盟”取代“不结盟”，多方下注确保印度利益最大化。所谓多向结盟(multi-alignment)，就是印度在坚持战略自主的前提下，根据具体需要与相关国家进行“选择性结盟”。正是这种对“不结盟”信条的突破，使莫迪政府在对外安全合作方面不断拓展。其一，印美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以2016年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和美在技术转让上允许印度享受美盟国待遇为标志，印美军事和安全合作提升至新水平，印美关系也从印度所构建的“诸多伙伴关系之一”上升为“最重要的伙伴关系”。特朗普就任后，印美关系平稳过渡，双方强调“紧密的美印关系”是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核心”。未来，印度在战略与安全上的对美倾斜必将持续。其二，对有结盟色彩的小多边机制不再回避。十年前，美日印澳四国首次战略对话后不久，印因担心冲击其不结盟政策和得罪中国而主动退出。十年后，美日印澳四国机制重启，尽管目前只是司局级，但其成长空间和地缘影响不容低估，而印度前后立场变化也传递重要信息。同时，美印日三边战略互动升温，三边对话已升至外长级，三国“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规模扩大，有意“共同塑造亚洲安全环境”。其三，有意推动“中等强国”联盟。随中美博弈加剧以及特朗普“战略收缩”，印度越来越重视与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中等强国的战略合作。印日、印澳之间都早已建立外交和国防的“2+2”对话机制。2015年，印日澳还启动三边对话，迄今已进行四轮，最新一轮对话强调三国加强在印太地区合作，包括海上安全、反恐和地区互联互通等。印度有意以此为基础吸收印尼、越南等加入，建立印度主导的中等强国联盟。不过，印度仍在避免选边站队，并不排斥与中、俄、东盟等开展安全合作。印度已是上合组织正式成员，中俄印外长会晤机制也正常运转。同时，印度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东盟系列峰会，并支持东盟在亚太/印太地区安全架构中的领导地位。

五、致力军队现代化和军备本土化，以“进攻性防御”追求绝对安全。莫迪政府高度重视军队建设，提出未来10年投入2500亿美元用于军队现代化。为此，莫迪政府继续加强对外军备采购，与美国、俄罗斯、以色列、法国等签订多项军购大单。2012年至2016年，印度高居世界武器进口国榜首，占比13%。同时，莫迪政府大力推动军备“印度制造”，誓言把印度由武器进口国变为武器生产国和出口国，首先力争2020年武器采购国内占比由目前的40%提升到70%。近年，莫迪政府加强对外军技合作，以军购换技术，与俄罗斯、美国等开展军工领域的联合生产与研发，以期做强印度的军工产业。此外，对于领土争端，莫迪政府更注重以军事手段维护印方的既得利益和既有优势。对华，印度以所谓安全受“威胁”为由，在中印边界本无争议的锡金段挑起“洞朗对峙事件”，其边防部队非法侵入中国领土。对巴，莫迪政府全面打压和孤立巴基斯坦，和平进程久陷僵局，边界交火已成常态。印度还单方面称于2016年9月越界对巴控克什米尔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不过巴方予以否认，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同时，印度军方甚至抛出“2.5场战争”言论，即同时针对中、巴的两线作战和应对国内安全威胁的能力。

显然，莫迪治下的印度对大国崛起战略的推进力度明显增强，政策手段较以前也有不少调整，印度崛起的步伐正在加快，其地区和国际影响都在稳步提升。尽管如此，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策的稳定性。莫迪内外政策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以选举为重，为争取选票，其政策不乏随意性和冒进性。例如，莫迪的“废钞令”发生在北方邦地方选举之前，有挤压反对党“钱袋子”的嫌疑。印度人民党虽胜出，但却伤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又如，为给2019年全国大选造势，莫迪将“新印度”的建成时间提前到2022年。考虑到印度目前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现状，这显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不排除这一冒进举措打乱印度发展节奏和发展部署的可能。二是增长的持续性。2017年印度经济表现不如预期，增速意外萎缩。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许多发展举措落实不力，如“印度制造”进展缓慢；受制于2019年大选，莫迪政府在土地征用和劳工法两项重大改革方面也将难有作为，因此难以真正释放增长潜力；作为国际油价低迷的受益者，印度将始终受到国际油价可能反弹的压力和困扰。三是绝对安全的安全性。无论是“洞朗危机”还是所谓的“外科手术式打击”，都体现莫迪政府的军事冒险性。印度以“进攻性防御”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实际上带来的却是不安全。四是外交的协调性。随着印度对安全结盟的态度有所松动，印度的对外交往出现一定的矛盾性甚至是冲突性。例如，莫迪政府对美国的“战略拥抱”以及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复活，势必影响印度与中、俄的战略互信，也可能影响上合组织的相关合作。又如，以大国外交为主的印太外交正在冲击印度的东盟外交，其所坚持的以东盟为核心的地区秩序主张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在此背景下，印度能否坚持战略自主，印度的自身利益能否真正得到维护，都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