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德人独立建国问题的突破及其有限性*

李秉忠 梁 钦

库尔德人独立建国问题的突破及其有限性*

李秉忠 梁 钦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2017年9月25日举行了独立公投，独立公投在表达库尔德人意愿的同时，遭遇巨大的外部压力。目前，公投结果业已冻结，地区政府总统巴尔扎尼本人的政治生命也暂时终结。形势表明，维持现有秩序的力量依然强大，库尔德人自身的整合远未完成。当下，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对于地缘政治的搅动作用已然显现，西亚地区脆弱的政治平衡面临新的挑战，而域外大国的介入则导致伊拉克的重建和区域秩序的重组面临诸多变数。由伊拉克库尔德人居住区陷入混乱而造成的问题和负面影响，并不亚于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

库尔德人 民族自治 独立公投 伊拉克 中东地区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于2017年9月25日举行了独立公投，选举委员会9月27日在埃尔比勒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公投结果，330万的投票者(包括库尔德人和非库尔德人)中支持库尔德自治区独立的选票占到92.73%，公投结果似乎反映了民意，在库尔德人民族独立运动历史中具有界标性意义。然而，库尔德地区政府近期宣布暂时冻结公投。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无疑成为中东地区政治发展的新酵母，或者说造成了新的问题。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由于库尔德问题的这一动向而加强相互协调，彰显了库尔德问题的敏感性及其对于区域局势的影响。独立公投的影响中负面性可能要大于正面性。库尔德独立公投可能会引爆中东另一场冲突。*Murat Sofuoglu,“The Kurdish Referendum could Trigger Another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https://www.trtworld.com/magazine/the-kurdish-referendum-can-trigger-another-conflict-in-the-middle-east-10783.(上网时间：2017年9月27日)它对于库尔德人民族独立运动的负面影响在现阶段似乎更为明显。在联邦性质的伊拉克国家内，保障库尔德人合理的政治抱负对于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中央政府应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对于地缘政治的搅动作用已然显现，西亚地区脆弱的政治平衡面临新的挑战，由此引发的域外大国介入更使伊拉克国家重建和区域秩序重组遭遇诸多变数。

一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最大的少数族裔，占伊拉克人口总数的25%，大部分库尔德人生活在库尔德地区政府(KRG)和争议区域(主要是基尔库克和尼尼微、萨拉赫丁和迪亚拉等省份的部分区域)。2017年 9月22日，库尔德地区政府总统巴尔扎尼在演讲中号召库尔德人在屈从的生活与自由的生活之间做出选择，这似乎含有“国父”号召民众义无反顾地支持建国的意味。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运动有上百年的历史，此次独立公投的举行似乎意味着库尔德人百年来争取和维护自身权利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后伊斯兰国”时代的伊拉克为各方提供了多种选择，也孕育诸多挑战。国际知名库尔德问题专家、英国学者加莱斯·斯坦菲尔德认为，伊拉克的后“伊斯兰国”时代是库尔德人选择公投的合适时机。*Gareth Stansfield, “The Likely Result of the Upcoming Referendum in the Kurdish Areas of Iraq will Create a Dilemma for the Iraqi State and Foreign Powers”, https://rusi.org/publication/briefing-papers/new-state-middle-east-kurdistan-region-iraq-republic-kurdistan.(上网时间：2017年9月19日)库尔德地区政府在公投后指出，无法取消公投的结果。*库尔德地区政府指出，无法取消公投的结果。参见“KRG: We Cannot Nullify Referendum Results”, http://www.rudaw.net/english/kurdistan/031020178.(上网时间：2017年10月4日)实际情况具有复杂性。虽然库尔德人高票支持独立，但是，伊拉克政府军队却于10月16～17日在争议地区展开收复行动，库尔德地区政府在48小时内丧失了包括基尔库克在内的大片土地。库尔德地区政府2004、2005年曾就独立问题举行过非官方的调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库尔德人支持独立，但出于现实考量而未在国际社会中公布此事。2009年，库尔德地区议会单方面公布了库尔德地区政府宪法，伊拉克中央政府认为这等同于分裂，库尔德地区新宪法不得不暂时搁置。*Michael Gunter, The Kurds: A Modern History, Markus Wiener Publishers, 2017, p.72.较之于以前的谨慎，库尔德地区政府此次独立公投政策出台的背景和考量令人深思。

库尔德地区政府举行独立公投的动机并不单纯，其中夹杂了诸多的政治私利和政治博弈。巴尔扎尼力推公投的官样理由是，2014年“伊斯兰国”肆虐伊拉克后，作为统一国家的伊拉克历史已经终结，库尔德人选择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然而，库尔德地区政府目前存在着腐败、政党之间巨大歧见、议会长期处于关闭状态等问题，公投的动机和时机颇受质疑。其中，库尔德地区政府总统巴尔扎尼2005年就任总统，2013年届满后一直继续在任，其合法性受到诟病。同时，地区政府议会自2015年10月起一直关闭，公投未能获得议会的批准，其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据此，公投被认为是巴尔扎尼出于自身的私利而为。此外，由于腐败和长期拖欠工作人员的工资，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日常运作和维持举步维艰。自2014年巴格达中央政府削减库尔德地区政府预算以来，库尔德地区政府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仅库尔德地区能源部长阿什蒂·哈夫拉尼(Ashti Hawrami)承认的外债总额就高达200亿美元。*Ako Hamakarin, “The Dim Future of Kurdistan”,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the-dim-future-of-kurdistan.(上网时间：2017年9月23日)这一危机被认为与执政党——库尔德民主党的贪腐有直接关联。有学者指出贪腐可能会导致未来库尔德国家的失败。坚决反腐的库尔德国家，未来方有可能变为成功的国家。*Jeffrey Koncsol, “Fighting Corruption is Essential to Kurdish Independence”,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fighting-corruption-is-essential-to-kurdish-independence.(上网时间：2017年9月21 日)库尔德民主党是库尔德地区第一大党，它力推公投的动机被认为是为了规避民众对于其贪腐的指责。库尔德地区第二大党——变革党反对公投，认为当务之急是重开议会；第三大党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党，对于公投并无热情。显然，库尔德地区内部治理体系远未成熟，在这种背景下举行公投显得贸然和仓促，缺乏对于可能后果和前景的理性评判。

土耳其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经济命脉，近来又自居为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庇护者，却明确反对库尔德地区政府的独立公投。土耳其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关系建立在贸易(特别是能源基础)和打击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基础之上，但对基尔库克的归属高度敏感。土耳其愿意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提供能源通道，巴尔扎尼承诺配合土耳其打击驻扎在伊拉克和伊朗交界处的库尔德工人党，并承诺不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民护卫军。同时，土耳其是库尔德地区政府进出口的最重要通道，地区政府进口的食物、饮料、水果、建筑材料以及出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必经土耳其，因而其经济命脉受到土的控制。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已经与土耳其签订为期50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合作条约，2017年以来成了土耳其第三大出口市场。*Soner Cagaptay, Chritina Bache Fidan and Ege Cansu Sacikara, “Turkey and KRG: An Undeclared Economic Commonwealth”,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urkey-and-the-krg-an-undeclared-economic-commonwealth.(上网时间：2017年11月1日)但双方之间关系是不对等的，土耳其占据明显的优势。土耳其反对将基尔库克纳入库尔德地区政府，更反对库尔德地区独立，土耳其的外交底线是最低程度上维护伊拉克作为统一国家的存在。这一点在2014年叙利亚局势动荡后更加突出，但库尔德地区政府低估了该问题的敏感性。土耳其政府坚决反对将基尔库克纳入库尔德地区，也担心该地区独立公投会使得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北部获得永久基地，因而坚持保证伊拉克作为联邦国家的架构。考虑到独立公投的长远影响，土耳其政要多次或明或暗地表示反对独立公投。土耳其近期在土—伊边界展开了军事演习，其目的除了威慑库尔德地区之外，还有彰显其区域存在的深意。土耳其政府反对独立公投的意向日益明显，公投前后不断与伊朗和伊拉克在相关问题上协调立场。土耳其在库尔德地区公投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报复性措施正在酝酿之中。埃尔多安与俄罗斯、伊朗领导人会晤，决定针对库尔德地区公投实行第一批惩罚性措施。在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会谈时，埃尔多安表示继续支持基尔库克石油的出口是服务于伊拉克而非库区政府，并要全方位支持伊拉克中央政府针对于库区政府的各项举措。*Amberin Zaman,“Erdogan Renews Threats over Kurdish Oil”,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erdogan-renews-threats-close-kurdistan-pipeline.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6日)库尔德地区政府未能在公投问题上获得土耳其的谅解，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

较之于土耳其，伊朗对于库尔德人独立的反对立场更为明确。伊朗是影响伊拉克局势走向的重要力量，没有伊朗的首肯，伊拉克诸多议程难以展开。伊朗自诩是伊拉克政权的保护者，担心库尔德人独立公投在伊拉克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逊尼派阿拉伯人效仿，进而更大程度上危及伊拉克的什叶派政权。伊朗也担心伊拉克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独立走向对伊朗库尔德人产生心理暗示，从而损害伊朗国家利益。萨瓦·阿卜杜拉(Sawar Abudulla)指出伊朗对于库尔德国家有两大担忧：刺激伊朗库尔德人民族主义情绪；挑战伊朗建立什叶派新月地带/什叶派走廊(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抱负。*Sawar Abdullah, “Why is Iran Against the Independence”,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why-is-iran-against-the-independence-referendum.(上网时间：2017年9月25日)事实上，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及其所属的人民护卫军对于伊朗库尔德人已经产生一定影响。更何况，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为了长期获得美国支持，有意加入美国的反伊朗联盟，足以引起伊朗的警觉。此外，还存在新兴库尔德国家与以色列或者土耳其结盟的可能性。这一切对伊朗皆非有利。尽管伊朗与土耳其正在西亚地区争夺影响力，而且伊朗认为土耳其对于库尔德地区有养虎为患之嫌，但伊朗和土耳其反对库尔德人建国问题的立场却是一致的。双方就伊拉克库区独立公投展开紧急磋商后，采取了包括关闭边境、贸易制裁、航空管制在内的制裁措施，防止其铤而走险宣布建国。*Amberin Zaman,“Erdogan, Rouhani Stand Together against Iraqi Kurdish State”,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erdogan-begins-iran-visit.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6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出，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是对区域秩序的背叛，对未来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库尔德人建国的外部获利方依次为以色列、美国，以色列希望借此转移土耳其和伊朗对区域其他重要事务的注意力。*“Erdogan’s Iran Visit Sparks Talk of Iraqi Kurdistan as ‘New Israel’”,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iran-turkey-erdogan-khamenei-kurdistan-referendum-israel.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土耳其和伊朗的联手足以挫败库尔德人的计划，而伊拉克政府军在与库尔德地区政府武装力量争夺争议区域中的表现更加大了库尔德人挫败感，也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国际社会对于库区独立公投整体上持反对立场。首当其冲的是，美国的态度逐渐由暧昧转为明确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于9月22日与到访的埃尔多安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双方明确了反对库区独立公投的立场。“库尔德人在美国有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可惜这种支持并非指向独立。”*Rhys Dubin and Emily Tamkin, “Iraqi Kurds Vote for Independence over U.S. Objections”, 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9/25/iraqi-kurds-vote-for-independence-over-u-s-objections/.(上网时间：2017年9月26日)美国政府的态度日趋明朗，那就是维护伊拉克作为统一国家的存在，力促双方在2005年宪法框架内达成和谈。事实上，有三大因素从根本上限制了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关系。一是美国对于全球，特别是富有石油的中东地区稳定的追求，与库尔德人对于区域秩序改变的要求相冲突；二是美国对于土耳其—美国关系的重视，使得库尔德人遇到极大障碍；三是大部分美国决策者对于库尔德人苦难并无过多的同情。*David Romano and Rikar Husse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qi Kurdistan”, in Michael Gunter, Kurdish Issues: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W. Olson, Mazda Publishers, 2016, p. 149.美国对于独立公投的反对，扑灭了库尔德地区政府最后的一丝希望。以色列是赞同库区独立公投的极少数国家之一，然而这种支持引发的某些反弹对于库尔德人建国并不一定是利好因素。以色列的支持会影响到穆斯林世界的团结，因而诸多虔诚的库尔德穆斯林人对以色列的支持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以色列的支持还容易诱发某种新的阴谋论，巴尔扎尼甚至被认为是在实践美国和以色列的某种政治设计。*Mazal Mualem, “Israel Cheers on Kurds while Ignoring Palestinians”,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9/israel-turkey-kurdistan-benjamin-netanyahu-yair-lapid.html.(上网时间：2017年9月26日)近期，围绕这一话题有诸多讨论，新建的库尔德国家被视为新的以色列*“Erdogan’s Iran Visit Sparks Talk of Iraqi Kurdistan as ‘New Israel’”,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iran-turkey-erdogan-khamenei-kurdistan-referendum-israel.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其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与此同时，以色列的支持会影响到库尔德地区政府与伊朗、土耳其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此前中东区域秩序的演变往往可以从对以色列的态度中得到判断，一个库尔德人国家会对区域秩序的演变产生化学效应，既引发区域秩序组合方式和组合对象的深刻变化，又给对于区域大局的研判提供新的观察点。库区政府一旦宣布独立，区域内国家关系必然开始复杂的重组过程，存在着诸多的可能性，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担忧使得诸多国家更加愿意维持现状。

由于外部的围堵，库区独立公投并没有转化为库尔德人团结起来的凝聚剂，反而加速了库尔德人内部的分化。伊拉克政府军在争议区的推进以及库尔德爱国联盟党被指与政府存在秘密交易等，导致苏莱曼尼亚地区与库区政府渐行渐远。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党领袖塔拉巴尼10月3日的辞世与巴尔扎尼草率举行公投备受指责，加剧了库尔德人内部的分化。苏莱曼尼亚地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和美国的关系日趋紧密，美国对库区政府的不满日益上升，这表明公投更多地显示出某种分离性的作用。巴尔扎尼本希望独立公投可以成为手中“王牌”，但它似乎正在转化为“催命符”，库尔德人在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和作用面临新的考验。

二

库尔德人的民族独立运动历经曲折，居住于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也在诉求上存在巨大差异。库尔德人整体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不强，尤其对以其他族裔为主体的国家缺乏向心力，长期以来没有摆脱部落主义的生活方式。晚近时期的《色佛尔条约》中关于库尔德人自治的条款既是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阶段性成果，也是西方大国和地缘政治现实对库尔德人建国可能性的否决。“库尔德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不符合大国的战略利益。”*Liam Anderson and Gareth Stansfield, The Future of Iraq: Dictatorship, Democracy, or Division? Palgarve macmillan, 2004, p. 16.《色佛尔条约》在库尔德人民族独立史上具有死海古卷的性质，库尔德人一直认为该条约既证明了其建国的合法性，也见证了西方大国对于库尔德人独立事业的背叛。1945～1946年，由于苏联的支持，伊朗库尔德人建立了短暂的马哈巴德共和国，其对于区域库尔德人的溢出性影响增强了相关国家的警觉。伊拉克库尔德人由于其非阿拉伯特性一直是中央政府阿拉伯化的主要对象，库尔德人不断的反叛和中央政府的软弱，导致库尔德人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变动性。伊拉克国家被称为“人造”的国家，库尔德人持续不断地对伊拉克中央政权构成挑战。根据库尔德问题性质和及其背景的不同，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勾勒出现代库尔德人民族独立运动的大致图景，显示了库尔德民族建国事业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1921～1960年为第一阶段，主要历史脉络是库尔德人在部落首领领导下对于新生伊拉克国家的反抗获得了一些让步，并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1921年费萨尔王子在英国扶持下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国，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下。新生的伊拉克国家很快意识到，征服库尔德人并占领其居住区对于外来力量而言从来都是非常棘手的。*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I.B. Tauris, 1997, p.151.苏莱曼尼亚的库尔德人本能地反对新的伊拉克国家，由此爆发了谢赫马哈茂德·巴尔赞吉领导的起义，其目标在于建立个人的王国。这次起义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31年被镇压下去。马哈茂德·巴尔赞吉从根本上讲只是一个部落首领，却又号召建立自由的库尔德斯坦，他领导的起义具有原初的民族主义性质。与此同时，穆斯塔法·巴尔扎尼带领其部落也发动了起义，失败后流亡伊朗。这一阶段的反叛更多的是传统宗教和部落首领领导下的反叛。1946年8月16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在巴格达成立，党的目标是在统一的阿拉伯-库尔德国家中实现自治，巴尔扎尼当选为党的主席，该党的建立意味着库尔德人民族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但其部落特性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迈克尔·冈特认为，直到20世纪60年代，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才具有真正的民族主义性质。*Michael Gunter, The Kurds: A Modern History, p.68.1958年，伊拉克在军事政变后建立了卡西姆将军领导的新政体，伊拉克方始进入完全独立的时期。得益于政变过程中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对伊拉克自由军官组织的支持，库尔德人获得了新的政治地位，1958年伊拉克公布的临时宪法第23条规定“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是伊拉克国家内部的伙伴，宪法保障他们在伊拉克共和国框架内的所有权利”。*同上书，p.69.然而，这种权利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就此在合作和仇视中不断循环。总体而言，这个时期库尔德人的反叛虽然更多具有部落起义的性质，却成为后世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援引的先例。

1961～1979年为第二阶段，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的一系列游击战争以及库尔德人的利益被盟友所背叛。1961年9月11日，巴尔扎尼号召所有库尔德人起来反抗伊拉克中央政府，并实质上控制了伊拉克北部的部分区域。1964年10月巴尔扎尼提出库尔德地区自治，并进一步提出对基尔库克油田的要求，伊拉克在1968年宪法框架下承认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统一的伊拉克国家内享有平等权利。伊拉克库尔德人在自治权、文化权和参与中央政府的管理权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就在同时，伊拉克中央政府开始考虑强化对库尔德人的阿拉伯化政策，而且库尔德人内部也出现了较大的分歧。1970年，伊拉克中央政府与巴尔扎尼达成“三月协议”，中央政府向库尔德人开出了立国以来最好的条件。*Liam Anderson and Gareth Stansfield, The Future of Iraq: Dictatorship, Democracy , or Division?, 2004, p.52.中央政府向库尔德人公布了“自治法”，库尔德人居住区获得了自治的地位，但库尔德人拒绝了该法案。在冷战大背景下，美国、伊朗和以色列联手向亲苏的伊拉克施加了巨大压力，构成了这一时期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诸多权利的另一动因。而后，由于伊拉克与伊朗于1975年就共同对抗库尔德人问题达成协议，库尔德民族主义事业陷入低潮。1975年6月1日，流亡叙利亚的塔拉巴尼成立库尔德爱国联盟，引发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的分裂。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与库尔德联盟党之间展开了包括武装冲突在内的激烈斗争，由此也塑造了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斗争模式，并使土耳其和伊朗得以利用库尔德人内部的分裂来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1978年的哈卡里大屠杀，主要就是库尔德斯坦民主党联手土耳其以及伊朗对库尔德爱国联盟的打压，这一事件加深了库尔德人的内部分歧。*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时事出版社，2014年，第65页。库尔德人的部落主义也在极大程度上塑造了库尔德人与区域国家之间的关系，部落主义不断作用于现代政党制度、民族国家建设和区域地缘政治的演变。

1980～1991年为第三个阶段，库尔德人因受害者的身份而引起国际关注，后获大国庇护。1980～1988年的两伊战争导致库尔德人的命运生变，直至1991年完成。一方面是库尔德人深度卷入到伊朗与伊拉克的冲突之中，其部落主义的特性和危害再次凸显。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伊拉克都把生活在对方境内的库尔德人当作“第五纵队”，以削弱对手。更多的情况是，库尔德人与伊朗军队一道作战，对抗伊拉克政府军。1988年1月，随着伊朗和库尔德人军队对于一些战略要地的占领并直逼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伊拉克感受到严重威胁。*Michael Gunter, The Kurds: A Modern History, p.357.萨达姆决计报复库尔德人在战争中的“背叛”行为，对库尔德人实行屠杀政策，割断了库尔德人与伊拉克的联系纽带。1987～1988年，萨达姆针对库尔德人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安法尔行动”，将生活在农村的库尔德人整体性迁徙，从根本上切断库尔德武装力量的各种供应，从而永久地消除库尔德人反叛的可能性；*Liam Anderson and Gareth Stansfield, The Future of Iraq: Dictatorship, Democracy , or Division? p.169.在哈拉巴贾镇，甚至对库尔德平民实施毒气袭击。结果适得其反，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引向伊拉克库尔德人，使库尔德人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库尔德问题就此开始国际化。动用化学武器对付库尔德人，为外部力量推翻萨达姆政权提供了足够的理由，但并不足以为库尔德人建国提供合法性。*同上书， p.220.美国政府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真正关注则是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1990～1991年海湾战争造成的库尔德人难民问题，使库尔德问题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最终在美国力推下促成联合国授权在伊拉克北部建立“禁飞区”，这一禁飞区是日后库尔德自治区的雏形，库尔德人就此获得了域外大国的保护。*David Romano and Rikar Husse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qi Kurdistan”, in Michael Gunter, Kurdish Issues: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W. Olson, p. 158.萨达姆的穷兵黩武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库尔德人分离的事实，尤其引发1991年3月5日库尔德人对伊拉克政权的反叛。

1992～2013年为第四个阶段，库尔德地区政府在经历了内战和伊拉克战争后，逐步发展为“准国家”，同时阿拉伯人与库尔德人之间、逊尼派阿拉伯人与什叶派阿拉伯人之间的偏见和敌视呈现出螺旋式恶性上升的趋势。这一阶段有三大关键性事件：一是库尔德人的内战；二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三是伊拉克沿着族裔和教派分界线，产生的裂痕日益加剧。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分属于不同的部落，双方巨大的歧见难以催生出跨党派的忠诚，导致了1994～1998年的内战。随着美国入侵伊拉克可能性的增加，库尔德人转而协调了内部立场，希望借此成为美国的盟友。2003年美国发动入侵伊拉克的战争，确立了库尔德地区的“准国家”地位。同时，库尔德地区政府选择了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合作。2005年伊拉克宪法承认了库尔德地区政府的自治地位和去中央化的伊拉克联邦政治体制。*同上书，p. 174.与伊拉克中央政府治下的区域形势日趋混乱不同，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通过相互协调维持了库尔德地区难得的一段和平，基本确立了库尔德斯坦民主党作为合法统治者的地位。正是美国的入侵结束了伊拉克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其衍生结果就是库尔德自治地位获得外部大国的庇护。其后，马利基政府的失误进一步将库尔德人推上独立之路。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政府在新建的联邦国家范围内享受着高度自治的社会、文化和宗教权利。*Sonia Roy, “The Kurdish Issue”, Foreign Policy Journal,April 22, 2011.库尔德地区内部又有新生政治力量，变革党发展为议会内第二大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爱国联盟党也在协调军队的统一问题，似乎在朝着一个良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库尔德斯坦实质上还是处于分裂状态。只是伊拉克中央政府的诸多混乱，强化了外界对库尔德地区政府作为成功者的印象。伊拉克以什叶派为主的新政权对于伊拉克政治文化是根本性的颠覆，使逊尼派阿拉伯人产生了严重的被剥离感。由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错误，国家的功能被非国家行为体如部落、宗教和族裔团体所取代，伊拉克被称为失败的国家，加大了库尔德人的离心力。2008～2013年之间，库尔德地区政府与马利基政府之间的冲突呈现出上升趋势，围绕库尔德人对于争议区域占领问题的冲突尤其突出。*Jonathan Foreman,“Canan Independent Kurdistan Reshape the Middle East?”,http://www.newsweek.com/2014/08/08/can-independent-kurdistan-reshape-middle-east-261858.html.(上网时间：2017年8月10日)这一时期，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聚焦于库尔德地区的发展，而且该地区自治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不再受到质疑。

2014～2017年为第五个阶段，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的英勇行动强化了库尔德人作为西方盟友的地位，而伊拉克政府军在这方面的拙劣表现更加反衬了库尔德人自身的价值，进一步刺激了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促其铤而走险举行独立公投。马利基主政的伊拉克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什叶派性，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都产生了某种深刻的愤懑的情绪。“伊斯兰国”崛起之后，库尔德人迅速占据了诸多争议区域，并声称将会进一步巩固这种事实上的占有。*Isabel Coles and Stephen Kalin,“In Fight against Islamic State, Kurds Expand Their Territory”,http://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mideast-crisis-kurds-land/.(上网时间：2017年9月10日)而叙利亚库尔德人先后获得了西方和俄罗斯的支持，逐步将其生存区域连成一片，强化了自治地位，提出民主自治和成为联邦区的要求，同样得到了俄罗斯和西方的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成就强化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愿望。巴尔扎尼的基本判断是，伊拉克国家非常脆弱，未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成为最大的问题，不排除伊拉克进一步裂变为库尔德人、逊尼派阿拉伯人和什叶派阿拉伯人三个部分的可能性。而且，不少库尔德人认为，“伊斯兰国”所造成的伊拉克危机恰恰是库尔德人独立的良机。正是在此背景下，巴尔扎尼强行推动了独立公投。2017年独立公很大程度上损害库尔德人民族运动业已获得的成果。独立公投显露了库尔德人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争议区域则呈现出非库尔德人族裔或教派对于公投的消极甚至反对的态度。美国、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等国对于公投的反对立场表明，现有区域秩序将会继续维持下去。“塞克斯—皮科协定”所确立秩序加以修正的难度被低估，而库尔德人内部团结的程度则被高估。

三

库尔德人建国任务的可能性素来颇具争议，独立公投后的争议更是激烈。如阿科·哈玛卡里姆(Ako Hamakarim)从政治体系、安全、经济和地缘政治四个方面分析了库尔德国家的脆弱性，认为库尔德国家注定会失败，建国带给库尔德人的只能是噩梦。*Ako Hamakarin, “The Dim Future of Kurdistan”,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fikraforum/view/the-dim-future-of-kurdistan.(上网时间：2017年9月25日)也有学者认为，库尔德国家建立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而且这种可能性正呈现出某种上升的趋势。同时，伊拉克2018年4月的大选极有可能引发一定的混乱，而混乱时代也就是库尔德国家正式建立期。*Amberin Zaman, “What’s Next after Kurdish Independence Vote?”,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9/iraq-kurdistan-region-independence-barzani-turkey-syria-iran.html.(上网时间：2017年9月27日)库尔德人建国的艰难性，从深层次上来讲，需要从恶劣的地缘政治环境、维持体系的力量和库尔德人的部落主义等三个方面加以讨论。库尔德问题前景复杂，随时可能引发冲突和流血事件，这对中东脆弱的政治生态无疑是雪上加霜。

极其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成为库尔德人建国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也使相关国家围绕库尔德问题的治理任务显得无比艰巨。库尔德民族庞大的人口和不可小觑的居住区面积虽一分为四却又连成一片，这在世界地缘政治版图上恐怕再难找到第二例。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库尔德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产生联动效应，相关的民族国家对于库尔德问题的管控无法回避外交博弈。库尔德问题对于中东事务牵涉面甚广，最根本之处还在于其反体系特点和分裂性效应，使得区域国家无法放松对它的警惕。20世纪中期以来，很少有什么事务可以将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联合起来，即使是抗击“伊斯兰国”的斗争也难以令三国协调立场。如今面对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时，三国罕见地站在同一立场上，向库尔德地区政府摆出一副兵戎相见的姿态，说明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对它们影响巨大。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和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联合行动的可能性。*Ali Hashem,“Iran Sees Challenge of Kurdish Referendum as Opportunity”,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iran-krg-referendum-threat-opportunity-turkey-iraq-kirkuk.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10日)这从侧面印证了库尔德人民族运动的广泛关涉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等特点，短期内在现有民族国家框架内解决问题或许是唯一理性且可操作的选择。

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艰巨性也表现在现有体系维持力量的强大。库尔德人独立公投最根本的政治意蕴在于挑战一战后《塞克斯—皮科协定》所确立的现有国家体系，土耳其、伊朗和伊拉克的联手反制显示了现有国家体系的强大力量。土耳其和伊朗正在竞争区域领导国的地位，在未来伊拉克和叙利亚重建过程中的争夺更将日趋激烈，然而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却使得双方暂时联手，这表明该问题在土耳其和伊朗的外交中居于优先地位。更为深刻的原因在于，中东2010年底以来的大动荡已近尾声，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显示出既有地缘政治格局的内在稳定性和现有秩序对相关国家的利好性。

目前，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最大外部障碍来自土耳其，自治的库尔德地区最符合土耳其的利益，而库尔德国家却难以为安卡拉政府所接受。土耳其可以做出完全相反的两种选择，它的选择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了库尔德国家的未来。其选择之一是与新型的库尔德国家合作，从中获益；选择之二是遏制库尔德国家，甚至是与之兵戎相见，以维护自己的国土安全。*Diego Cupolo,“It’s Never a Good Time for the Iraqi Kurds to Become Independent”,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9/turkey-kurds-barzani-iraq-referendum/540909/.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9日)加莱斯·斯坦菲尔德认为，土耳其与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关系也许远复杂于我们所熟悉的情况，安卡拉表面上反对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私下里却认为库尔德共和国也许可以给土耳其带来利益。伊朗最大的忧患在于伊朗库尔德斯坦民主党(KDPI)，独立的库尔德国家可以在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充当某种平衡的力量。*Gareth Stansfield, “The Likely Result of the Upcoming Referendum in the Kurdish Areas of Iraq will Create a Dilemma for the Iraqi State and Foreign Powers”,https://rusi.org/publication/briefing-papers/new-state-middle-east-kurdistan-region-iraq-republic-kurdistan.(上网时间：2017年9月23日)近期事态的发展则表明，土耳其认定独立公投已越过其外交红线，因而选择惩罚库尔德地区政府。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影响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土耳其和伊朗因而选择维持现有秩序。

土耳其的政策选择需要置于区域库尔德问题变化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正是库尔德问题在区域内的恶化导致土耳其对库尔德地区政府态度的转变。土耳其要同时应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库尔德工人党、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独立公投和伊拉克辛贾尔地区雅兹迪人民主自治的挑战，而其中的核心仍然是库尔德工人党，因此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当前挑战的严峻性前所未有。日前，伊拉克辛贾尔地区的雅兹迪人宣布实行民主自治，这种民主自治与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主自治一样，都受到库尔德工人党的直接影响。库尔德问题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将成为土内政和外交中的优先议题，土因此迅速调整了对库尔德地区政府政策。土开始制裁库尔德地区政府，而且要求其取消公投结果而非只是库尔德地区政府所提出的“冻结”公投。土耳其联手伊拉克和伊朗共同制约库尔德地区政府。如果说2014年土耳其或许不会坚决反对库尔德地区的独立，但2017年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土耳其也不愿意与一个强大的伊拉克为邻，因而不会轻易放弃对于库尔德地区政府事务的主导权。毕竟，库尔德地区政府势力的式微也就意味着土耳其在伊拉克影响的下滑。*Cengiz Çandar, “Turkey’s Paradox in Iraq: Weaker Because of a Weakened Kurdistan”,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turkey-iraq-kurds-loss-of-barzani-means-loss-of-ankara.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29日)

伊朗在反对强大的伊拉克政府与支持什叶派阿拉伯人政权之间徘徊，又要防止伊拉克库尔德人建国对自身库尔德问题的溢出效应，外加与土耳其争夺区域事务主导权和缓解美国压力的考量，因而对于库尔德人建国持反对立场。同时，伊朗无法接纳统一的伊拉克政权，在这点上与土耳其有较高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土耳其与伊朗在库尔德问题上立场的趋于接近，伊朗开始承认叙利亚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及其武装力量——人民护卫军为恐怖主义组织。*Mustafa Gurbuz, “Is the Turkey-Iran Rapproachement Durable in Iraq and Syria?”,http://arabcenterdc.org/policy_analyses/turkey-iran-rapprochement/.(上网时间：2017年8月25日)大致相似的立场却服务于彼此具有竞争关系的利益，由此导致库尔德地区政府可能从土耳其与伊朗的分歧中获得某种空隙。同样存在巨大可能性的是，库尔德地区政府的不同党派分别与土耳其和伊朗结盟，使内部分裂加剧。

美国无疑是维持现有区域秩序的关键性力量，也是库尔德地区政府一直信以为可靠的庇护国，其中的悖论和对于库尔德人的风险显而易见。美国在库尔德问题上的立场总体而言一直比较明朗，在维持伊拉克政府作为统一政府最低限度合法性的同时，助力库尔德地区政府的发展，培养库尔德人对于美国的好感。一旦平衡难以维持，在美国政府的选择中，伊拉克中央政府较库区政府更具优先性。2003年后的库尔德地区政府与美国的利益和立场大致保持一致，库区政府在美国倡导的中东国家向民主转型及其后打击恐怖主义的运动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美国与库尔德地区政府维持了较好的关系。然而，美国事实上并无关于库尔德问题的长远考虑，只有维持区域秩序的稳定和美国的利益这个标尺，区域国家维持既有秩序的强大力量，强化了美国继续维持伊拉克统一国家的信念。因而，西方大国虽然在库尔德问题上犯了两次致命的错误，却又不愿或无力来修正这种错误。第一次是一战后将库尔德人相互接壤地分割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三个国家中；第二次是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在摧毁了伊拉克国家的同时，就打碎了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在伊拉克统一民族框架下生活的希望。显然，美国同时扮演着旧有秩序的摧毁者和维护者，影响其抉择的关键因素是时势和美国的利益。

库尔德地区内部的诸多乱象表明，库尔德人独立建国的内生条件严重不足，尤其是其部落主义文化具有阻碍作用。库区政府的政治架构和外交关系都具有部落的性质。*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伊拉克中央政府军队进攻争议区域时，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党彼此指责对方为“叛徒”，反映库区内部的政治整合远未完成。美国曾经认为，库区政府是美国21世纪民族整合最为成功的案例，现实嘲讽了这种乐观态度。部落主义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各自寻求区域大国的庇护，内部则是无尽的争吵和彼此的指责。库尔德地区政府两大党各自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瓜分了重要的政府职位，却无法产生政治共识和区内库尔德人的整体认同感和行动力。库区内部的部落特性容易导致库尔德人政治为外部大国所利用。这种部落主义是库区众多问题的根源。它意味着，库区内部的善治和团结极其遥远，库区库尔德人远未达到现代意义上可以构建国家的民族的发展阶段。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基本领土范围和地位将退回到2003年或者1991年之前的状况，但麻烦并未就此减少。库尔德人内部再呈现分裂状态。巴尔扎尼的政治生命暂时终结并不意味着库尔德斯坦民主党政治命运的衰落。单单是库尔德部落中重要一支的首领这一角色，就难以排除巴尔扎尼继续对库尔德人政治施加影响。库尔德爱国联盟党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接近进一步损害库尔德人内部的团结。无论是未来的库尔德国家还是库尔德地区政府必须在区域中寻找某种可以依赖的力量，而除了依靠土耳其外，库区政府尤其是库尔德斯坦民主党并无太多牌可打；如果库尔德爱国联盟党执掌政权，或许会强化与中央政府和伊朗的关系。

西方无法放心地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事务的主导权交付于土耳其，遑论伊朗，美国势必会紧抓20多年来营造的库尔德地区现状，将之转化为加强在中东影响的筹码。针对库尔德人的惩罚将会使得伊朗获益，并损害到打击“伊斯兰国”的效果。美国必须迅速介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升级。*Michael Knights, “The Urgent U.S. Role in Post-Referendum Kurdistan”,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the-urgent-u.s.-role-in-post-referendum-kurdistan.(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这正是美国政府最近加紧斡旋的主要原因。美国巩固、发展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可以同时对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政府形成制约，符合美国及西方的长远利益。受制于各种条件，美国政府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调整其政策方向。美国又将取代土耳其成为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最终求助对象，再次充当中东事务的裁决者。美国既是问题产生的始作俑者，又是解决方案的提供者，这一悖论恰是中东诸多问题往复循环的症结所在。

库尔德工人党在中东的活动范围有可能扩大，影响力有可能加强。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之间由于屡次的冲突和内战而积怨过深，双方根本和解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库尔德地区的失序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将伊拉克拖入动荡，而这对库尔德工人党在伊拉克的扩张最为有利。如果叙利亚库尔德人能够巩固民主自治地位，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影响也会有根本改观，进而可能推动库尔德工人党回到中东库尔德人政治舞台的中央。变数在于美国与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能否达成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叙利亚库尔德人利益的未来。在伊拉克库尔德问题中，俄罗斯已经有意介入，多种势力博弈已是不争的事实，结果却扑朔迷离。

区域库尔德人在后公投时代何去何从无法料定，但冲突不断是肯定的。库尔德人自身内部分歧巨大，库区政府与区域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库尔德工人党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这些都可能引发内部矛盾或冲突，进而外溢至区域相关国家并与域外大国因素相交织，增添了变数。库尔德地区可能再次爆发内战，引起各方政治力量及其关系的重组；上一次内战是在1994～1998年之间，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确立了相对于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党的优势地位。*Rhys Dubin and Emily Tamkin, “Iraqi Kurds Vote for Independence over U.S. Objections”,http://foreignpolicy.com/2017/09/25/iraqi-kurds-vote-for-independence-over-u-s-objections/.(上网时间：2017年9月26日)库尔德地区政府和伊拉克本身都将会经历较长时间的秩序调整。而且，诸多迹象表明“库尔德人恐惧症”在土耳其呈现上升趋势。*Pinar Tremblay, “Why did Erdogan Sacrifice Kurdish Vote?”, https://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10/turkey-why-erdogan-sacrifice-kurdish-vote.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30日)其间正在走高的民族主义情绪将成为解决问题的新障碍。

简而言之，民族国家的现实与民族自决之间的悖论实质还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民族自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出破坏性影响，其实践操作的空间正在萎缩。库尔德人地区独立公投虽然难以在短期内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催生了族裔分裂的势头，对区域国家关系可能产生的化学效应将是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对区域地缘政治将产生极其严重和长远的影响，反过来加大了库尔德人建国的难度。域外大国在此的博弈，尤其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和美国对于未来库尔德人国家的态度，也会诱发西方与其昔日盟友关系的新变化。库尔德问题专家、美国田纳西科技大学迈克尔·冈特教授指出，库尔德人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库尔德问题的解决，反倒很可能意味着大量问题的涌现。*Michael Gunter, The Kurds: A Modern History, p.206.实际上，伊拉克库尔德人居住区陷入混乱而造成的问题和负面影响，并不亚于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土耳其国家治理难题研究”(项目号：17ASS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库尔德研究中心荣誉成员，主要研究土耳其及库尔德问题；梁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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