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困境的思考

冯仲平

中国人对西方的认知、态度、情感，一直非常纠结，甚至是爱恨交加。近代中国精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新中国成立后则有口号要“超英赶美”。可以说，中国一边赶超西方，一边对西方也充满警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近十年，这十年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所遇困境，为二战结束70余年罕见。当前，欧美经济呈现复苏势头，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矛盾依然突出。他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西方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全面、深刻、客观、冷静地认识西方，有助于中国努力发展自身并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一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美频陷危机之中，由经济向社会、政治领域蔓延，无有不涉及。如果说，我们过去还看不清西方困境的虚实，那么在去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西方确实出了问题。西方的困难反映了其制度固有矛盾，也揭示了深层次的时代变迁。

(一)维持西方经济优势的各种红利正在削减。西方现在特别焦虑，而最大的焦虑根源在于经济。数百年来，欧美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首要凭借的是经济优势。西方长期以来的经济优势建立在三大红利的基础上——技术红利、中心红利、制度红利。但这些红利逐渐丧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

一是技术红利萎缩。技术是现代世界的先导，也是资本主义蓬勃向前的重要支撑。从蒸汽机车到电力，再到互联网，每一次技术上的创新，都引起经济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西方在每一次变化中都是“弄潮儿”。如果不是在技术上占据绝对优势，西方不可能拥有傲视全球的生产率。高生产率意味着西方制造物质财富的速度远超世界其他地区，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体系的竞争中西方资本家具有绝对的优势。如英国纺织业的兴起，就曾对世界各地的传统纺织行业造成致命冲击。然而，随着全球都进入“现代化”，不少国家通过吸引西方高新技术类投资以及并购西方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最新的技术。在最前沿的产业竞争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西方国家处于绝对优势，大部分西方国家都面临来自全球的激烈竞争。比如互联网金融，源于欧洲、兴于美国、盛于中国，欧洲现已落后于美中两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前夕，西方与许多非西方国家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

二是中心红利减少。英国的工业革命，再加上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奠定了现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基调。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使得西方居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发展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在1750～1800年间，今天所谓“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与“第三世界”大致一样。但在此后的两三百年间，二者差距迅速扩大。到1880年时，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为第三世界两倍；到1913年，达三倍；到1970年，达至七倍。*[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1875-1914》，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16页。这种巨大优势给了西方足够的信心来征服全球。在19世纪末期，征服集中地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殖民地为西方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资源。经过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逐渐瓦解，西方又通过经济全球化，继续享受这种资本主义中心地位的好处。西方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及其由此所得好处，世界体系理论和依附理论对此已论之甚详。*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四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袁兴昌：“对依附理论的再认识——依附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基本思想(上)”，《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5期，第1～12页；袁兴昌：“对依附理论的再认识——依附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基本思想(下)”，《拉丁美洲研究》，1990年第2期，第21～30页。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西方的中心地位将被逐渐蚕食。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预测，2012年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占了全球贸易总额的47%，而到2060年将仅占25%；相反，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将从13%升至33%。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总量相加，将超过所有OECD成员国的总和。*OECD, “50-Year Global Scenario: Policy Challenges”, http://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policy-challenges-for-the-next-50-years_5jz18gs5fckf-en; http://www.oecd.org/eco/outlook/lookingto2060.htm#WKP；“Looking to 2060: Long-term Global Growth prospects”，p.8, http://www.oecd.org/eco/outlook/2060%20policy%20paper%20FINAL.pdf. (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

三是制度红利受到削弱。制度分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两种。19世纪末，主权国家、代议制、公民身份等把当时的西方与非西方区隔开来，被认为是先进的制度。二战结束后，这些制度逐渐在全球推广，成为现代性的标准配备。国际制度也有利于西方巩固经济优势。二战后的国际制度总体上由美国和西欧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不但是西方国内制度的外溢，如强调主权；而且也维护西方利益，如对远东问题的处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构成、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事安排等。特别在苏联解体、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结束之后，西方在国际制度安排上的重要角色愈发凸显。但现在，西方民主、福利等内部制度安排遇到了困难，其亲手建立的国际制度也日益改变。“七国集团”黯然失色、“二十国集团”登台亮相，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二)西方制度陷入“民主困境”。历史上，西方内部怀疑自己制度的人长期大有人在，但西方民主还很少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质疑——既来自精英，也来自民众；既来自左派，也来自右派。

最突出的现象是，民众不再信任统治精英，极端民粹主义高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有两件事西方民众难以接受：一是难以接受金融精英能够制造如此大的一场灾难，二是难以接受制造这场危机的人全身而退，而全社会为这场危机买单。政府举债救助银行，但为了控制政府债务，削减了福利。政府为危机买单的举措让普通民众强烈不满。2011年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西班牙发生“愤怒运动”，西方民众与“阿拉伯之春”遥相呼应，共同发出反对社会不公、反对传统建制的声音。随后几年极端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美各地纷纷涌现，民众对精英的不信任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及至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通过、特朗普胜选美国总统，民粹主义对西方的影响达到了战后顶峰。

对精英的不信任和民意对立导致民众对于国家何去何从严重缺乏共识。2016年6月，英国就是否脱离欧盟举行公投，结果几乎是“半脱半留”(52%的人选择“脱欧”)；而公投一年后的民调显示，民众对脱欧影响的评价仍然是“半好半坏”(48%认为有害于经济，44%认为有益于经济)，显示英国实乃一分裂的国家。*Jacob Poushter, “British Divided on Brexit Impact as New Elections Loom”, 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2/2017/06/26171800/British-Divided-on-Brexit-Impact-as-New-Elections-Loom-FINAL.pdf. (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目前，英国政府脱欧立场摇摆不定，实际上是英国民意分裂的必然结果。而2016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则显示了另一种美国社会分裂的微妙局面——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选举人票更多，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的选民票更多。除了民意对立之外，民意“碎片化”也是常见现象。2017年9月德国大选，默克尔虽第四次连任德国总理，但其所在的联盟党得票率仅33%，比上一届减少了8.5个百分点，为二战后最低。相反，成立仅四年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却一跃成为第三大党，首度进入德国联邦议会。即便如此，与欧陆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政治格局变动已算最小。

由于社会缺少共识，政治领袖为了推行政策，便走向了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搞所谓“非自由民主”。这在中东欧十分明显，尤以匈牙利和波兰为典型。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2016年报告，“自由倒退”不像往年一样主要出现在“专制国家”，而出现在了“成熟的民主国家”。2016年“自由倒退”的国家中，欧洲国家占1/4。*Arch Puddington and Tyler Toylance, “The Freedom House Survey for 2016: The Dual Threat of Populists and Autocrats”, Journal of Democracy, No. 2, 2017, p.105.另一个极端则是搞“劣质民主”，滥用公投。英国脱欧公投为一例，希腊政府为了与国际债权人讨价还价而频繁动用公投手段则是另一例。公投结果要么加剧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如英国)，要么“投了白投”，加深民众的绝望情绪(如希腊)。在这两个极端，政客们都采取了“民粹主义”策略，在宣传上主动迎合民意，结果导致了社会的进一步分裂。

(三) 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失效。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二三十年间，西方社会对于国家应该怎样发展、社会应该怎样治理存在共识，这一共识被概括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中右政党领导人撒切尔首相和里根总统提出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政策，其初衷是改革二战后各国施行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弊端，重新重视市场的作用。西方中左政党刚开始并不愿意接受扩大私有化和削减福利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后来为了赢得大选以及解决滞胀顽疾，也逐渐向新自由主义靠拢。之后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西班牙总理萨帕特罗等中左领导人，提出“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施政理念，推出一系列减少政府管制、加大地方分权、削减税负的举措。正因为如此，英国工党领导人布莱尔被称为撒切尔夫人的好学生。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之后，西方的经济增长率确实得到了一定提升。1989～1999年十年间，美国GDP增长率平均为5.5%，当时的欧元区国家为5%。*OECD Economic Outlook 94 Database,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EO94_INTERNET.(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倡导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名声日隆。民众也从市场化改革中得到了不少好处，如全球化下更容易购买外国廉价商品、金融化下更容易支付房屋贷款。新自由主义独步天下,使得不少人认为过去的左右分野已经失去意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很多国家经济陷入衰退，新自由主义长期积累的弊端也集中暴露了出来。虽然统治精英还想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但是社会已经不答应了。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贫富严重分化受到了普遍关注，如“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民众喊出了“我们是99%”的口号，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因揭示贫富分化现象而引发西方“思想地震”。此外，与新自由主义相伴生的经济全球化也受到了抨击。民调显示，2002年时，78%的美国人认为国际贸易是好事；但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仅59%的人持此看法；2008年则进一步降至53%。投资方面，57%的发展中国家民众及44%的新兴国家民众认为外资并购本土企业对经济有利，但美国只有28%的民众这样认为。法国、意大利、日本的民众也多持类似的悲观态度。*“Faith and Skepticism about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http://www.pewglobal.org/2014/09/16/faith-and-skepticism-about-trade-foreign-investment/. (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

随着新自由主义共识瓦解，西方政坛陷入动荡。民粹主义趁势崛起，但却未能提供真正的替代性主张。法国2017年新上任的总统、前社会党人马克龙提出的“非左非右”主张正代表了西方的迷茫。马克龙看得很清楚，传统的“左”或者“右”都难以行得通，所以搞“非左非右”。这并不是过去中左政党的“第三条道路”“中间道路”，而是经济政策向右，社会政策向左。马克龙对中国并不十分了解，但十分推崇邓小平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可见马克龙不讲主义，只想办事。某种意义上，马克龙很像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承担了选民的改革希望，但奥巴马改了八年没改成。马克龙在五年总统任期内如果不能推进改革，法国极右翼还会卷土重来。

(四) 社会失去了安全感。西方各地恐袭常态化是近年的一个新现象。2015年以来，欧洲国家发生影响比较大的恐怖袭击就有20余起，覆盖法国、比利时、德国、英国、西班牙、瑞典、芬兰等国，多时一月三四起，仅法国就共有230多人在恐袭中丧生。自2015年11月以来，法国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这意味着警察不通过司法部门就有权软禁恐怖嫌疑人。欧盟委员会2017年3月1日发布的题为《欧洲的未来》白皮书忧心忡忡地写道，“对于我们的居民来说，欧洲一直是失序和分裂的世界上非常自由和稳定的地方。在被列为全世界最和平的25个国家中就有15个来自欧盟。但近年来发生的恐怖袭击已经动摇了我们的社会。”*European Commission，“White Paper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sites/beta-political/files/white_paper_on_the_future_of_europe_en.pdf. (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

欧洲国家对于恐怖袭击并不陌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国家的分离组织如北爱尔兰共和军、西班牙“埃塔”，以及极端政治组织如意大利的“红军旅”、德国的“红军派”曾十分活跃。2001年“9·11”事件后，英国、西班牙也同样经历了严重的恐怖事件。但是和过去相比，当前的恐袭具有内外因素相结合的新特点。一方面，“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将欧洲确定为主要攻击对象；另一方面，近年来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除少数由白人所为之外，绝大部分为穆斯林移民或移民后裔所为。这些人大多或者由于难以融入社会，或者由于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打击，被迫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趁机通过互联网大肆煽动对西方发动和卷入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的战争进行报复。受到极端思想蛊惑后，欧洲各国均有数百名年轻人奔赴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圣战”，有一些则被指派回流到欧洲国家发动袭击。2015年11月巴黎重大连环恐怖袭击以及2016年3月比利时机场恐怖事件均为回流的 “圣战分子”所为。随着2017年下半年以来“伊斯兰国”在叙、伊战场上节节败退，欧洲出现了越来越多打着“伊斯兰国”旗号的“独狼式”恐袭，令欧洲国家防不胜防。

二

了解西方之变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比了解变化本身更加重要。西方变局是近30年来，继苏联解体、新兴经济体崛起之后，又一对国际格局和秩序能够产生结构性影响的新变化因素。

首先，西方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下降，“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化大趋势愈加明显。2005年，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前，美、英、法、德四个传统西方大国的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27.6%、5.3%、4.7%、6.0%，但2015年已分别缩水至24.2%、3.8%、3.3%和4.5%。*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 https://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与此同时，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作用正在稳步增大，国际金融危机后登台亮相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则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近年来，西方战略界讨论“后西方世界”更是成为主流，“后西方世界”成为有着“安全达沃斯论坛”之称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2017年年会议题。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制度、能力产生怀疑，盲目迷信西方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据美国皮尤中心民调，美国和中国在全球的受欢迎程度逐年接近，到2017年已不相上下，在西班牙、墨西哥、土耳其、澳大利亚、秘鲁和塞内加尔等六个国家，对中国有好感的民众人数甚至已经超过对美国的人数。*Margaret Vice, “In Global Popularity Contest, U.S. and China - not Russia - Vie for First”,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23/in-global-popularity-contest-u-s-and-china-not-russia-vie-for-first/. (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

其次，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出现重要调整。一是由于自身问题的缠绕，西方对外干涉意愿有所下降，价值观攻势有所缓解。从奥巴马总统的“重返亚洲”到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美国明显出现了战略收缩的趋势。特朗普成为美国数十年来第一位鲜谈西方价值观的总统。欧盟对外话语中，民主、人权的突出地位虽未改变，但欧盟高度强调要培育周边国家的“自我恢复能力”(resilience)。在欧盟最近一份全球战略报告中，“自我恢复能力”一词共出现了34次，多于“人权”(30次)、“民主”(14次)。*“Shared Vision, Common Action: A Stronger Europe”, http://eeas.europa.eu/archives/docs/top_stories/pdf/eugs_review_web.pdf. (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自我恢复能力”本用于生态系统，欧洲政治家们视其为治理的一种新模式，其特点是“展望型的治理”“保持距离的治理”，强调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承认不可预测和预防威胁。欧盟对“自我恢复能力”的强调，显示其对外干涉的思路已有较大改变，趋于务实。*参见Ana E. Juncos, “Resilience as the New EU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a Pragmatist Turn?”, European Security, Vol. 26, No. 1, 2017, pp. 1-18。美国的战略收缩、欧洲的务实外交，均反映了西方的无奈和无力。二是在强大的民粹主义势力推动下，欧美各国的保护主义、排外情绪及孤立主义上升。特朗普上台后，停止美欧“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单方面撤出已经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退出全球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着手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欧盟的表现不如美国突出，但在原有立场上也出现了后退。欧盟与加拿大的“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由于比利时瓦隆大区的阻挠而差点搁浅。德、法、意三国2017年来大力推动在欧盟层面建规立法，防止域外国家(主要是中国)投资、并购欧洲的所谓“战略资产”。*所谓“战略资产”包括两部分，一是重要的基础设施领域如能源、电信，二是关键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网络安全等。审查主要看两方面，即外国企业是否受政府控制，是否得到政府大量资金投入。2017年7月，德国成为首个在国内采取措施，收紧外资收购条规的欧盟成员国。

再次，大国关系经历着新一轮大调整。一是西方对新兴大国的重视程度大幅提升，但提防心理(特别是对俄、中)也在增大。美俄关系在奥巴马任期跌至冷战后最低谷，特朗普上台后原想有所突破，但遭到国内巨大阻力。同时两国在中东、中东欧等地区的战略博弈仍十分激烈。欧洲由于乌克兰危机对俄实施制裁，双方关系陷入停滞。虽然欧盟成员国对俄并非铁板一块，但由于乌东局势难以根本扭转，欧盟整体与俄紧张关系不会很快改变。在对华关系方面，为应对中国快速发展，奥巴马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上台后则不断威胁对华发动贸易战。欧洲在主权债务背景下更加看重中国的市场和投资，2015年英国不顾美国奥巴马政府阻挠，率先并带动众多欧洲国家加入中国倡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便为一例。另一方面，受保护主义影响，欧盟拒绝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积极推动出台针对中国的外资审查。二是欧美困境也加剧了西方内部矛盾，跨大西洋关系从“常量”转为“变量”，进一步牵动大国关系新调整。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加大了欧盟内部的分化，东西(东欧、西欧)矛盾、南北(南欧、北欧)矛盾尖锐化。波兰、匈牙利等国拒绝接收难民，与欧盟公开对抗，英国通过脱欧来重新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与欧洲内部矛盾相比，美欧分化的趋势更为引入注目。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和经济利益竞争凸显，欧美开始有所疏离。近年来双方国际理念差异加大、战略利益进一步分化，更加削弱了联盟的凝聚力。事实上，从奥巴马“亚太优先”到特朗普“美国优先”，美欧已经渐行渐远。从国际理念看，特朗普一味强调美国自身利益，不仅与欧盟让渡主权的一体化发展大相径庭，且进一步刺激欧洲民粹思潮，助长反欧、疑欧势力，令欧洲异常恼火。同时，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胁退出伊朗核协议均与欧洲国家的立场形成鲜明对照。从战略利益看，从美“重返亚洲”开始，欧美全球战略目标分化。在北约问题上，特朗普当选后虽然改口不再提北约“已经过时”，但他所关心的主要是欧洲各国的军费开支是否达到了占GDP2%的要求。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就在一封致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不满。他在信中写道，美国新政府似乎对过去70年的外交政策提出疑问，“华盛顿发生的变化尤其令欧盟处于困难境地”。*郑江华：“欧洲理事会主席将特朗普言论列为外部威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7-02/01/c_1120397162.htm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在特朗普2017年5月首秀欧洲、参加完北约峰会后，德国总理默克尔意味深长地表示：“我们过去长期依赖他人的时代结束了”，“欧洲人的命运需要掌握在自己手里。”*Erik Kirschbaum, “Merkel Says after Trump visit”, http://www.latimes.com/world/la-fg-merkel-europe-united-states-20170528-story.html.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7月，在默克尔所属的联盟党竞选宣言中，对美国的定位从四年前的“朋友”降格为“伙伴”。*“U.S. No longer a ‘Friend’ in Merkel Election Program”, Reuters, July 3, 2017.可以预见，未来欧美在国际上进行合作的难度将增大。欧洲为解决自身长远安全和发展问题，在应对周边困局、发展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关系等方面，将努力发挥更大的自主性。同时，随着美欧关系的变化，欧盟将有更大的政治意愿加强欧盟防务合作，并在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寻求新兴大国的支持。

三

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和我国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形势下，我们应如何认识和应对西方变局？

西方当前的困境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西方民主制度的内在矛盾不可克服，会长期伴随西方国家的发展。很多人对西方前景不看好，根本原因便在于此。西方不少研究者对此也并不讳言。当前西方兴起的民粹主义在民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吸引力，民粹主义发现了西方国家的问题，在选举和公投中也有效地利用了这些问题，但其提出的反全球化、反欧洲一体化、反移民的极端主张救不了西方。

当前西方困境再度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性。中国今天的发展道路是一百多年来反复摸索出来的。过去数十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生活，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道路不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应坚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中国的发展也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外部世界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加深，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因此，我们对当前西方的困境也要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对中国发展面临的挑战保持清醒的认识。正如***主席2017年7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7-10/19/c_129722490.htm.(上网时间：2017年10月19日)西方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如贫富分化对中国也有警示作用。我们要继续大力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转型，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同时坚持不懈加强“精准扶贫”工作，大力推动区域平衡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努力实现社会公平，让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惠及广大民众。这些工作的持续推进将为我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西方变局对中国国内发展和外交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同时也意味着责任，需要我们把握利用好机遇，并积极谋划妥善应对挑战。机遇在于：随着西方光环的褪色，中国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得到更多发展中国家青睐，世界对“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需求增大，中国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大的重视。这无疑有利于未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合作，有利于中国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挑战主要反映在两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势力的上升。欧盟和美国均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16年中国与欧盟和美国的贸易额均超过5000亿美元。欧美采取经济保护主义政策对中国的出口和海外投资均会产生消极影响。中国与西方的经济竞争将更加激烈。二是随着西方在国际上“内向性”突出，中国将越来越被推到国际前沿。今后，在越来越多的国际问题上，我们需要提出自身的管用的主张。这无疑是对中国智慧、勇气、责任的考验。

在新形势下，中国应该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继续发展符合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未来推动全球化的责任将更多落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肩上。中国应通过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使全球化的成果得到更多国家、更多民众的“共享”。同时，中国需要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指引下，推动国际金融经济规则的改革，加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力度。为推动全球治理取得实效，中国应大力团结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则既要有伙伴意识，也要有竞争和斗争意识。“二十国集团”聚集的是新兴经济体和西方国家，“金砖国家首脑会议”体现的是新兴大国的力量。这些多边平台均可以成为中国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的新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