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党政治走向及对特朗普外交的影响*

刁大明

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两党初选中的冲突到唐纳德·特朗普上台后两党尤其是共和党内部不断出现的矛盾可以看出，如今美国的两党政治正步入一个重大调整与重新定位的阶段。*本文为北京外国语大学青年创新团队项目“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的中美关系研究”(2015JT003)的阶段性成果。“由于两党内部分裂，可以说美国现在至少有四个党……唯一能超越两党相互蔑视的，是两党内部派系的彼此敌视”，甚至目前的两党体制已被认为近乎于“空壳状态”。*Edward Luce, “The Empty Shell of America’s Two Party System”,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3,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27d98bbe-97a7-11e7-b83c-9588e51488a0.(上网时间：2017年9月14日)那么，民主、共和两党到底面对着怎样的挑战？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去年大选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两党政治正经历着何种调整，未来方向又将如何？尤其是，政党政治维度上的变动将给特朗普对外决策带来怎样的影响？基于对2016年大选政治的回顾以及选后美国政治现实的初步观察，本文将尝试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一、2016年大选与美国两党政治的挑战

2016年美国大选因其复杂的民意氛围、不同寻常的参选人、出乎许多人意料的结果以及在美国政治史中可能具有的节点意义等特殊性而引发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与剖析。*代表性的论文如：James E. Campbell, ed., “Special Issue: Elections in Focu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No.4, 2016, pp.649-690 以及 James E. Campbell, etc, “A Recap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casts”,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Vol.50, No.2, 2017, pp.331-338.国内学术界在选举前后也就所谓“特朗普现象”或“桑德斯现象”及其反映出的美国困境、特朗普当选的深层次原因、特朗普所面对的限度与不确定性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研判。*代表性的论文如：周琪、付随鑫：“深度解读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3期，第9～25页；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4期，第31～39页；刁大明：“2016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美国研究》，2016年第6期，第41～58页；张宇燕、牛贺：“特朗普的成功及其限度：简论中美经贸关系”，《国际经济评论》，2017年第2期，第9～17页。在众多研究中，政党政治的变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分析角度。从该视角出发，“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在不同程度上领导了各自党内的“反叛”，也预示着两党在如何回应选民诉求上都遭遇了新挑战，进而引爆了各自内部的重大分歧。必须承认，这些挑战或分歧虽然在2016年大选中得到集中显现，但远未因为一场选举的落幕而烟消云散，而是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存在。具体而言，当今美国两党政治的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政策理念、选民分布、组织梯队及动员模式等方面。

(一) 两党政策理念无法有效回应民意。贯穿整个选举周期的各项民调显示，经济与就业始终是美国公众最期待政治人物解决的核心事项，紧随其后的是反恐与国家安全、移民事务以及奥巴马医改去留等议题，这种民意倾向一直延续至今。*“Problems and Priorities”, http://www.pollingreport.com/prioriti.htm.(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虽然美国经济在主要指标上呈现复苏，但民众仍不满意于低水平的经济提升与就业增加，为两党的政策理念调整提出了迫切要求。

事实上，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作为两党政治分野标志的议题大多集中于“文化-族裔”维度，两党在竞选中传导给选民的“信息”属于所谓“文化战争”范畴。但新世纪以来，“文化战争”遭遇解构：一方面，随着选民代际变化特别是“千禧年一代”数量的激增，同性婚姻、堕胎等议题的争议性下降，控枪等议题持续僵持，移民与族裔议题逐渐下沉为经济与就业议题的子议题；另一方面，关注经济与就业的民意诉求凸显了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民众的忧虑与不满，以蓝领中下层群体最为显著。随着民意聚焦从“文化-族裔”维度向“经济-阶层”维度的转移，两党原本的“文化战争”也就随之嬗变为所谓“边境战争”，即“全球主义”与“本土主义”在国家发展方向、美国应对全球化、美国与世界关系再调整等议题上的激烈对抗。*Michael Lind, “This is What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 Looks Like”,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6/05/2016-election-realignment-partisan-political-party-policy-democrats-republicans-politics-213909.(上网时间：2017年9月17日)而这一新维度客观上打乱了以“文化战争”划界的两党分野，激化了党内分歧，进而推动了党内调整。

就民主党而言，基于“文化战争”的所谓“身份政治”以及日渐形成的“全球主义”立场难以迎合关键民意。在去年耗时持久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代表着“平民主义”路线、重视蓝领中下层诉求的伯尼·桑德斯异军突起，促使“新民主党人”(New Democrats)希拉里·克林顿接纳了相关政策表述。但最终的选举结果说明，这种理念上的应急嫁接并未帮助民主党稳住蓝领中下层，究其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所谓“奥巴马联盟”(Obama Coalition)的彻底瓦解压缩了民主党的选民空间。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的胜利被认为是跨意识形态、跨年龄、跨族裔甚至跨宗教整合的结果。而其中关键一步即吸引了蓝领中下层的选票、稳住了中西部各州，重演了“新政联盟”(New Deal Coalition)和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成功。*Michelle Diggles, “9 Surprising Facts About the Obama Coalition”, https://medium.com/@ThirdWayTweet/9-surprising-facts-about-the-obama-coalition-92cab3d1c21b.(上网时间：2017年9月17日)但不可否认，“奥巴马联盟”的民意基础是金融危机大背景下民众对变革的迫切期待。换言之，“可以相信的奥氏变革”暂时迎合了这种期待，但并不意味着民主党彻底放弃了“身份政治”的政策理念。奥巴马执政后的事实证明，其推进的经济刺激计划、全民医改、气候变化与能源改革、移民改革等政策议程逐渐疏远了蓝领群体。更为严峻的是，奥巴马所承诺的“变革”尤其是在经济与就业上的切实改善，始终未能令蓝领中下层满意。*Henry Olsen, The Working Class Republican: Ronald Reagan and the Return of Blue-Collar Conservatism, NY: Broadside Books, 2017, pp.238-239.在这一大前提下，被普遍认为将延续奥巴马政策的希拉里即便公开质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难以再维系“奥巴马联盟”，蓝领中下层期待着新一轮的变革。

其二，虽然表面上接纳了桑德斯的部分主张，但希拉里的主要政策理念还是回归到“身份政治”层面。所谓“希拉里联盟”所聚合的群体，如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城市青年人、同性恋者、环保主义者，与在选举中至关重要的蓝领中下层存在着颇多差异。其结果即固化了蓝领中下层群体对希拉里的刻板印象：“她不关心我的工作”或“她不会争取帮我留住工作，而会将工作机会给少数族裔或者外国人”。*Jonathan Allen and Amie Parnes, Shattered: Inside Hillary Clinton’s Doomed Campaign, NY: Crown, 2017, p.178.这也是将近80%的特朗普支持者抱怨“政府在扶助少数族裔群体上做得太多了”的原因所在。*Francis Fukuyama, “American Political Decay or Renewal? The Making of the 2016 Election”,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p.62-63.

其三，民主党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蓝领利益上原本就存在两难选择。对于如何在“经济-阶层”维度上充分呼应，“新民主党人”和“进步主义民主党人”(Progressive Democrats)之间存在分歧。前者强调发展经济、扩大贸易、实现“就业福利”的“全球主义”，后者则日益倾向于以贸易保护和“大政府福利”来维护国内蓝领群体利益的“本土主义”。选举期间的民调显示，民主党受访者中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分别为56%和38%，而这组数字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为38%和53%。*“Views on Economy, Government Services, Trade”,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3/31/3-views-on-economy-government-services-trade/.(上网时间：2017年9月17日)可见，拥抱“全球主义”的姿态在民主党内占上风，加之“身份政治”导致的移民政策上的宽容立场，民主党也就逐渐失去了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群体的选票。

就共和党而言，回应关键民意诉求的是特朗普的“本土主义”倾向，而非共和党内部已有的其他主流理念。从去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的混战状况看，党内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策立场在各参选人中都有代表，而特朗普最终获得提名的主要原因正是其在兼顾不同利益与理念的同时，提出了足以暂时回应选民诉求、吸引选票的“本土主义”理念。

一方面，共和党内部的差异化利益与政策理念无法提供解决法案。与民主党以“身份政治”形成的相对趋同的利益诉求不同，里根时代以来的共和党逐渐形成了囊括商业精英、军事鹰派、宗教保守派以及蓝领群体的“大帐篷”。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再度将蓝领中下层召回民主党阵营之后，共和党仍是“生意”“枪炮”以及“圣经”的复合体，分别显现出重视商业与贸易、强调军事力量与军工利益以及颇具宗教保守色彩的社会政策倾向。*“Triumph and Tragedy”, https://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604157-americas-republicans-are-big-success-and-worrying-mess-triumph-and-tragedy.(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作为奥巴马“大政府”政策的回应，共和党内部再度涌现出以所谓“茶党”为代表的新势力。“茶党”势力的主要诉求体现为尊重宪法(即强调自由权利)、怀疑政府(怀疑政治精英、减少支出和税收、减少政府管制、强调个体自食其力)以及恐惧社会变化(对多元族裔趋势担忧、反对宽松的移民政策)。*Theda Skocpol and Vanessa Williamson, The Tea Party and the Remaking of Republican Conservatism,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45-82.这一新趋势进一步分化了共和党温和派特别是商业利益的影响力，促使共和党在极端保守化的方向上渐行渐远。*Geoffrey Kabaservice, Rule and Ruin: The Downfall of Moder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From Eisenhower to the Tea Part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87-388.而“茶党”势力自身也由于财政议题在选举中的弱化而逐步与宗教保守派合流，形成了所谓“茶党福音派”(Teavangelicals)。

但无论如何，共和党内部不同利益诉求虽然不同程度地与蓝领中下层群体存在关联，但都无法全面而彻底地回应其诉求。比如，虽然共和党的保守理念和传统价值观在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群体中具有高度认同，“茶党”势力的“反建制派”倾向也迎合蓝领群体对政治精英的不满与不信任，但这些理念并未直接为蓝领群体提供解决经济与就业关切的任何方案，因而也无法制造有效的民意引力。

另一方面，特朗普借助“本土主义”形成的“联盟”具有脆弱性。“美国优先”“让美国再强大”等口号以及“本土主义”主张填补了共和党在政策理念上的空缺，被认为为共和党赢回了所谓“里根民主党人”即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的支持，进而特朗普也成为了自1984年以来首位同时赢得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及艾奥瓦等五个蓝领群体主导州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Peter Beinart, “The Myth of the ‘Reagan Democrat’”, The Atlantic, March 28,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03/the-myth-of-the-reagan-democrat/475608/.(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但必须看到，如今的“特朗普联盟”(Trump Coalition)可能与八年前“奥巴马联盟”同样脆弱。虽然其商业背景、对军事力量的重视、在移民等社会议题上的保守立场以及“反建制派”的身份定位分别满足着共和党内的不同利益诉求、实现了在竞选政治意义上的“最大化”，但如何在执政中特别是具体政策中有效平衡这些理念与诉求，决定着“特朗普联盟”的稳定性。同时，蓝领中下层群体这次政党“倒戈”的最大前提是对奥巴马八年执政的不满情绪以及对真正切实变革的急迫期待。换言之，未必是蓝领中下层群体真正理解并彻底认同了特朗普的“本土主义”议程，而是他们极度失望地放弃了民主党。*Konstantin Kilibarda and Daria Roithmayr, “The Myth of the Rust Belt Revolt’”,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politics/2016/12/the_myth_of_the_rust_belt_revolt.html.(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这就意味着，如果特朗普在短期内无法兑现竞选承诺、无法以具体政策效果回应蓝领群体，“特朗普联盟”极可能也只是昙花一现。

(二) 两党选民分布结构正在经历关键变化。民主、共和两党在政策理念上的不同选择直接决定了两党不同的选民分布结构，进而左右着两党政治力量对比的未来趋势。

就民主党而言，虽然少数族裔人口比例持续激增，但强调“身份政治”、以少数族裔为关键基本盘的民主党却并未获得相应提升的政治影响。其一，少数族裔激增的主动力来自于拉美裔的不断涌入和高生育率，*Jens Manuel Krogstad, “U.S. Hispanic Population Growth has Leveled Off”,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8/03/u-s-hispanic-population-growth-has-leveled-off/.(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而与非洲裔对民主党的绝对倾向(87%支持民主党、7%支持共和党)不同，拉美裔群体对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率大致为63%和27%。这就意味着，以拉美裔增长驱动的少数族裔增长并不能很快帮助民主党扩大相对于共和党的绝对优势。*“The Parties on the Eve of the 2016 Election: Two Coalitions, Moving Further Apart”,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9/13/the-parties-on-the-eve-of-the-2016-election-two-coalitions-moving-further-apart/.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甚至在事关重大的摇摆州佛罗里达，作为关键群体的古巴裔美国人反而长期保持着共和党倾向。*Jens Manuel Krogstad, “After Decades of GOP Support, Cubans Shifting towards the Democratic Party”,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6/24/after-decades-of-gop-support-cubans-shifting-toward-the-democratic-party/.(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其二，少数族裔群体分布较为集中，并不足以在全美范围内构筑与人口比例相匹配的选举影响。非洲裔和拉美裔在州层次分别集中于南方和西部以及西南部各州。且除非洲裔在哥伦比亚特区微弱过半之外，少数族裔尚未在任何一个州的人口及选民结构中占据多数，因而也就无法确保民主党的主导。同时，出于复杂的政治考虑，所谓“少数-多数选区”(Minority-Majority District)的存在虽然表面上有助于少数族裔在国会众议院中的代表性，但却在事实上弱化了少数族裔群体可能带给民主党的充分席位。*Thomas F. Schaller, Stronghold: How Republicans Captured Congress But Surrendered the White Hous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30-231.其三，作为民主党传统“大票仓”，非洲裔群体的投票率却出人意料地明显下降(从2012年的66.6%降至2016年的59.6%)。该趋势初步说明，民主党的“身份政治”是否奏效与候选人本身的族裔身份关系密切，进而限制了“身份政治”的实际效果。*Jens Manuel Krogstad and Mark Hugo Lopez, “Black Voter Turnout Fell in 2016, Even As A Record Number of Americans Cast Ballots”,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7/05/12/black-voter-turnout-fell-in-2016-even-as-a-record-number-of-americans-cast-ballots.(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Patrick Ruffini, “Black Voters Aren’t Turning Out For The Post-Obama Democratic Party”,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black-voters-arent-turning-out-for-the-post-obama-democratic-party.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

就共和党而言，随着“奥巴马联盟”的瓦解与“茶党”势力的崛起，共和党在中西部和南方同步且逐渐地收获了更多选民支持。比如，与2008年大选相比，奥巴马在2012年输掉了位于“锈蚀带”(Rust Belt)的印第安纳州，2016年希拉里则输掉了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三州，从而足见共和党在蓝领中下层群体中的渗透式斩获。*刁大明：“2016年大选与美国政治的未来走向”。再如，对比第110届国会众议院(2007～2008)和第114届国会众议院(2015～2016)中共和党议员的各州分布可见，共和党议员比例增长的27个州广泛地覆盖了中西部的绝大多数州以及较多南方州。*数据为作者自行统计。按照增长比例降序，27个州分别为：西弗吉尼亚、密西西比、阿肯色、堪萨斯、艾奥瓦、田纳西、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威斯康星、纽约、犹他、密苏里、科罗拉多、佐治亚、南卡罗来纳、肯塔基、俄克拉何马、俄亥俄、华盛顿、亚拉巴马、得克萨斯、内华达、新泽西、密歇根以及伊利诺伊等州。甚至在2014年中期选举之后，来自南方各州的所有民主党国会议员已再无白人。*Jason Zengerle, “The Death of the Southern White Democrat Hurts African-Americans the Most”,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20212/john-barrows-2014-midterm-loss-end-white-southern-democrats.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这种变化说明，共和党一方面在“茶党”驱动下继续在南方地区挤出了民主党温和派势力，彻底完成了南方的“共和党化”，另一方面也正在填补“奥巴马联盟”瓦解后在中西部或蓝领群体中留下的政治空间，而此态势也在特朗普的竞选中得以进一步巩固。但与此同时，共和党在这两个区域的力量扩展也预示着其在政策理念和选民结构上所面临的不同选择，即继续保守化或者着力吸引蓝领中下层。特朗普的当选显然代表后者。

(三) 两党政治人物不同程度地存在梯队问题。从历史经验看，美国总统政治往往会保持一定的代际连贯性。在2016年选举之前的43位美国总统中，继任者比离任者年长至少一岁的情况只有10位，其中年长10岁即所谓“代际逆调”的情形只发生过三次。*这三次“代际逆调”分别为：1981年70岁的里根战胜57岁的卡特；1849年54岁的詹姆斯·波尔克(James Polk)被年长自己13岁的扎卡里亚·泰勒(Zachary Taylor)取代；以及1857年66岁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接替小自己11岁的富兰克林·皮尔斯(Franklin Pierce)。而70岁首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不但打破了里根创造的最年长总统纪录，而且其与奥巴马15岁的差距也刷新了“代际逆调”的历史。事实上，即便是希拉里当选，13岁的年龄差也可追平历史水平。如此历史性的年龄差背后揭示了当前两党政治人物愈发严重的梯队建设问题。

就民主党而言，梯队难题在于奥巴马与希拉里所代表势力之间的矛盾。奥巴马在2008年的当选充斥了以“圈外人”形象、承诺打破传统“建制”的变革成分。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两党在招募参选人或党内提名初选中都不同程度地青睐“反建制派”或“圈外人”，这一倾向也直接体现为桑德斯的崛起。然而，希拉里在民主党内的强势存在还是笼罩了2016年的民主党初选，但其“高高在上”的“建制派”形象成为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这种所谓“豪车自由派”(limousine liberal)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疏远了蓝领群体。*Steve Fraser, The Limousine Liberal: How An Incendiary Image United the Right and Fractured America, NY: Basic Books, 2016, pp.1-3.如今，败选之后的民主党急需在全国政治舞台上的新面孔与新代言人，到底是继续坚持在“身份政治”意义上刷新历史的“圈外人”风格，还是强调政治经验与政策专业度的“建制派”，本质上取决于民主党在理念与路线上的选择。

就共和党而言，奥巴马的当选刺激了共和党“反建制派”的新世代政治人物的涌现，比较典型的例子即拉美裔新生代共和党人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特德·克鲁兹(Ted Cruz)等人进入国会，甚至参与了2016年大选的共和党初选。但由于共和党特别是“茶党”势力对政府角色的挑剔甚至深度怀疑，“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的界限在共和党内部更为模糊。其结果是，共和党内部“反建制派”浪潮在一次次选举中被层层推高，导致毫无政治经验的特朗普相对于已步入“建制”的卢比奥等人而言反而成为了新的“反建制派”。*Jonathan V. Last, “Is Marco Rubio Really an ‘Establishment’ Candidate?”, http://www.weeklystandard.com/is-marco-rubio-really-an-establishment-candidate/article/2001239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2日); Jim Newell, “Is Ted Cruz Still the Anti-Establishment Candidate?”, http://www.slate.com/articles/news_and_politics/politics/2016/04/ted_cruz_can_t_decide_if_he_s_the_anti_establishment_candidate_or_not.html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2日)，Michael A. Needham, “Rubio the Reformer, Cruz the Replacer”,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429748/cruz-rubio-establishment-attackers-different-goals.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2日)但必须看到的是，如果共和党内这种“反建制派”倾向延续发酵，特朗普又无法有效加以控制，他本人也极可能不得不面临党内新一波“反建制派”的发难。

(四) 两党传统动员模式遭遇社交媒体挑战。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2016年大选标志着美国政治正式步入依附于智能移动终端的“社交媒体时代”。有民调显示，62%的美国成年人不同程度地凭借社交媒体获悉新闻，而这个数字在2012年还仅有49%。*Jeffrey Gottfried and Elisa Shearer, “News Use Across Social Media Platforms 2016”,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5/26/news-use-across-social-media-platforms-2016/. (上网时间：2017年9月3日)具体到2016年大选，44%的美国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取选情信息；*“Election 2016:Campaign as A Direct Source of News”,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7/18/election-2016-campaigns-as-a-direct-source-of-news/.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3日)虽然民调显示民众仍认为通过电视(24%)了解的情况比社会媒体(14%)更可信，但社交媒体在18岁到29岁的年轻群体中赢得了更高信任度(35%)。*Jeffrey Gottfried, Michael Barthel, Elisa Shearer and Amy Mitchell,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 News Event That’s Hard to Miss”, http://www.journalism.org/2016/02/04/the-2016-presidential-campaign-a-news-event-thats-hard-to-miss.(上网时间：2017年9月13日)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以来电视传媒的广泛使用强化了所谓“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生态，而可以实现“双向交互沟通”的社交媒体不但突出了政治人物的中心地位，还极大弱化了传统政党机器在动员、募款等方面的固定角色。

社交媒体所实现的直接动员，为两党各自内部的“反建制派”政治人物提供超越传统政党体系崛起的捷径。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口号化”“激进化”和“通俗化”传播风格迎合了民众对现实或“建制派”的不满；*Brian L. Ott, “The Age of Twitter: Donald J. Trump and the Politics of Debasement”,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Vol.34, Issue 1., Jan 2017, pp.59-67.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导致政治人物自身可以主动实现议程设置、制造“新闻点”，从而解构了由“建制派”、政党体系或专业精英主导的传统传播议程。*Nic Newman,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and Its Impact on Mainstream Journalism”, http://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publication/rise-social-media-and-its-impact-mainstream-journalism.(上网时间：2017年9月13日)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社交媒体在选举之后的继续广泛使用，即特朗普的所谓“推特治国”。这一现象事实上是将超越传统政党体系的“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竞选模式延续放大，转换为试图超越传统政治体制约束的“以总统为中心”的执政模式。*Neal Gabler, “Donald Trump ,the Emperor of Social Media”, http://billmoyers.com/story/donald-trump-the-emperor-of-social-media/. (上网时间：2017年9月13日)通过自下而上的“永续竞选”(permanent campaign)稳固支持基本盘的同时，特朗普在处理本党内部关系以及与民主党关系上也获得了更为宽松的余地。

二、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两党政治的走向

当“特朗普现象”变成“特朗普政府”之时，选举中在本党内部“反叛”也就上升为主导政党政治走向的核心因素。一方面，自特朗普执政以来，民主、共和两党不同程度地呈现陷入内部冲突与协调状态。对于两党各自调整的方向，有观点预测认为，“桑德斯的竞选迫使民主党进一步左转，这或许代表着民主党的未来趋向；而特朗普的竞选则试图使共和党回归温和的保守意识形态，但它可能只是共和党的异端”。*周琪、付随鑫：“深度解读美国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但客观而言，究竟谁会成为“未来趋向”，谁又是“异端”，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另一方面，两党各自的调整会否将美国政治拖入所谓“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甚至进入“新周期”，也构成了判断美国政治未来走向的重要指标。

就中短期发展态势而言，两党政治的主题是“政党建设”。通常，“党争极化”被认为是美国两党政治的主线。但在2016年大选之后，特别是随着共和党自1928年以来首次同时掌握白宫、国会两院多数、各州州长多数以及可能决定联邦最高法院政治生态的大权之后*Josh Zeitz, “What Happened the Last TimeRepublicans had A Majority This Huge?”, http://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4/11/1928-congress-last-time-republicans-had-a-majority-this-huge-112913.(上网时间：2017年9月30日)，除了在国会参议院凭借“冗长发言”等方式发起立法阻拦之外，民主党暂时失去了与共和党展开极化对峙的大多数平台。在“党间政治”不对等的状况下，两党各自的“党内政治”日渐上升为美国政党政治的主题。而这里的“党内政治”集中表现为“政党建设”(party building)，即两党集中回应前文所述的政策理念、选民分布结构、组织梯队或动员模式等方面的问题。

痛定思痛、彻底总结2016年败选经验，是民主党一切调整的出发点。依据希拉里自己的反思，强化数据收集与运用、保持党内不同理念之间的团结、完善经济议题表述、继续推进关于所谓“通俄门”调查等都是当前民主党需要完成好的任务。*Hillary Clinton, What Happened, NY: Simon & Schuster, 2017, pp.421-423.其中，被希拉里放在首位以示重视的“强化数据建设”，无疑是民主党面对“社交媒体时代”新挑战而改善组织、动员模式的必要选择。“我不是这些领域的专家，但我足够清楚地知道，大多数人正在从屏幕上获取信息，所以我们必须全天候地准备好”，*同上书, p.422.但这显然并不充分。

显而易见，民主党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还是形成新的理念和路线，即在“文化-族裔”和“经济-阶层”之间的调整。如果坚持所谓的“身份政治”，强调在性别、族裔、年龄及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性，特别是过度重视少数族裔群体和受教育程度偏高的白人群体，民主党势必会继续主动失去蓝领中下层，只能等待少数族裔人口规模及其相应影响力的持续增长来夺回政治主导权。但这一路线必须为塞缪尔·亨廷顿关于“我们是谁”的叩问提供妥善回答，否则将会酿成美国国民特性的深度分裂。*[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14～16页。与坚持“身份政治”相对应的，是桑德斯所倡导的“平民主义”政策，即尽力充分回应蓝领中下层群体的诉求。但要稳固当前基本盘，又要实现蓝领群体的回流，事实上最为理想的方式是民主党在“文化-族裔”和“经济-阶层”两个维度上实现充分的平衡：即强调对蓝领中下层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同等关注、客观承认并尽可能解决少数族裔激增以及开放移民政策给美国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在重视多元国民特性的同时强调美国社会必备的内聚力。*Franklin Foer, “What’s Wrong with the Democrats?”, The Atlantic, July/August 2017, pp.49-58.

从近一年来多次选举的实际情况看，民主党仍旧处于新路线的摸索阶段，并未因“新民主党人”的失败而快速转向桑德斯或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代表的“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民主党人”路线。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瑟夫(Jon Ossoff)和罗布·奎斯特(Rob Quist)分别在佐治亚州国会众议院第六选区和蒙大拿州全州国会众议院选区席位补选中的不佳表现，两人因为所谓的“反建制派”定位而得到了桑德斯等人的支持，但最终均未获胜，说明了民主党新理念形成中的现实难度。同时，在2017年11月新泽西和弗吉尼亚两州将举行的州长选举中，目前民调持续占优的民主党候选人菲尔·墨菲(Phil Murphy)和拉尔夫·诺瑟姆(Ralph Northam)都充分强调了经济与就业议题，努力回应选民诉求，但他们却皆为党内的“建制派”或温和派，甚至墨菲还在党内初选中战胜了桑德斯支持的“反建制派”参选人。*Bob Dreyfuss and Barbara Dreyfuss, “Can A Sanders Democrats Win the New Jersey Governor’s Race?”,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can-a-sanders-democrat-win-the-new-jersey-governors-race.(上网时间：2017年9月28日)这也说明民主党“建制派”可能正在主动接纳、平衡“反建制派”的“平民主义”议程，但并未让后者彻底主导“未来趋势”。此外，值得强调的是，身为犹太裔的奥瑟夫在佐治亚州国会众议院席位补选中再次遭遇了非洲裔群体投票率低的尴尬，从而重现了民主党“身份政治”的局限性。*Patrick Ruffini, “Black Voters Aren’t Turning Out For The Post-Obama Democratic Party”, https://fivethirtyeight.com/features/black-voters-arent-turning-out-for-the-post-obama-democratic-party (上网时间：2017年9月20日); Peter Dreier, “Why Did Democrats Ossoff and Parnell Lose Their Congressional Races in Georgia and South Carolina?”, https://www.salon.com/2017/06/25/why-did-democrats-ossoff-and-parnell-lose-their-congressional-races-in-georgia-and-south-carolina_partner.(上网时间：2017年9月26日)

如果说民主党正在经历新选择的话，共和党却正在进行新一轮的大融合。如前文所谈及的那样，决定特朗普胜出的“特朗普联盟”能否存续，特朗普与共和党“建制派”之间如何互相塑造，构成了当前共和党党内整合的关键看点。从其执政初期的现实情况看，特朗普在“联盟”的维持上至少做出了三方面的努力。

其一是接受并尽可能平衡党内已有的不同利益诉求。比如，在内阁与白宫团队的组建中，特朗普充分任用了商业精英、军事将领以及来自南方的保守派共和党政治人物，显现出对传统共和党不同利益的“最大化”代表。又如，在政策议程上，特朗普基本上与共和党“建制派”保持了总体方向一致，比较重要的体现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支持推翻并替换奥巴马医改的努力、推进税收改革、减少政府监管、推翻奥巴马的能源政策、重视军力、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对伊朗采取强硬立场等。至少从其执政9个月以来的民调走向看，这种接受与平衡策略达到了较好效果，特朗普在共和党选民群体当中的支持率为67%，虽然相比上台之初的水平(80%左右)有所下降，但其缩水比例仍小于总体民调(从45%降至32%)，说明特朗普维持了较为稳定的党内支持。*Benjamin Hart, “Poll Shows Trump Dipping to 32 Percent Approval”,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7/10/poll-shows-trump-dipping-to-32-percent-approval.html.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

其二是坚持“本土主义”路线、稳固蓝领中下层群体。白宫总战略师史蒂芬·班农(Stephen Bannon)等人的最初得势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本土主义”政策维度上的延续；但即便在班农去职之后，特朗普为了维护“联盟”中最为重要的蓝领群体仍会坚持这一政策议程。目前已有的行动包括退出TPP、“限入令”的最终实施、美墨边境筑墙、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及《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采取各种手段促使美国企业投资回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期待以税改来提振美国经济与就业水平，等等。密歇根、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三州8月中旬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分别为34%、35%、32%，虽然都显著低于将近六成的不支持率，但却与2016年大选投票日出口民调结果即39%、42%、35%不存在本质区别。*Ryan Struyk, “Trump’s Favorable Ratings in the Rust Belt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on Election Day”, http://www.cnn.com/2017/08/21/politics/trump-favorable-rust-belt-election-day/index.html.(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换言之，蓝领中下层群体对特朗普的期待和支持尚未发生重大变化。这说明蓝领群体对特朗普现行政策并不反感，或者仍处于对其可能政策议程的观望期，至少为特朗普提供了兑现承诺的一定空间。

其三是利用“反建制派”定位游走于两党政治之间。在兼顾共和党传统利益和蓝领中下层群体诉求的同时，特朗普保持了“反建制派”的身份定位，并借此不断向作为“建制派”的国会共和党施加压力。比较典型的表现是，在与国会共和党步调不一致时，特朗普会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向对方喊话，甚至指名道姓地针对国会两院共和党领袖或主要议员进行攻击。有60%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更为有效地联络选民，而代表国会共和党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得到的数字却只有16%。*Steven Shepard, “Poll: GOP Voters Side with Trump over McConnell”,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17/08/16/trump-mcconnell-republicans-241670.(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更为严重的是，79%的共和党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代表着本党的正确方向，而国会共和党却被大多数本党民众认为走错了路。*Ryan Struyk, “5 Poll Numbers that Show Republicans are Turning Against the GOP, but not Trump”, http://www.cnn.com/2017/09/27/politics/poll-republicans-turning-against-gop-not-trump/index.html.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由此可见，特朗普目前有效驾驭了共和党基层民众不信任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情绪，在与“建制派”的交锋中占据了上风。与此同时，特朗普在2018财年延续拨款与所谓“追梦人”移民改革等议题上与国会民主党而非共和党的协调，发出了其作为“反建制派”可以超越“建制派”两党两极纷争、做出务实决策的信号，也明显迎合了民众对两党政治日益加剧的不满情绪。而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游走于传统两党政治之间的做法，正在引发共和党阵营内部关于“到底谁是‘名义共和党人’(RINO, Republican In Name Only)”抑或是“谁是共和党”的激烈争论。

可以说，特朗普目前正在主导共和党的党内整合过程，甚至已成为共和党乃至华盛顿政治圈中最具影响力的权力中心。这虽然有助于特朗普进一步推进“本土主义”政策，但问题的核心还是在于政策能否真正奏效，从而留住蓝领中下层。比如，税改计划或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最终能否为蓝领中下层带来满意的经济提振。与此同时，特朗普阵营也存在通过其他方式尝试留住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群体的可能性。目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即，在2017年9月26日亚拉巴马州国会参议院席位补选的共和党初选第二轮投票中，极端保守且具有“白人至上主义”倾向的“反建制派”参选人罗伊·穆尔(Roy Moore)击败了在任者卢瑟·斯特兰奇(Luther Strange)。虽然特朗普出于与国会共和党的合作需要而支持了斯特兰奇，但与其共享着“本土主义”倾向的班农却支持了穆尔。这就意味着，“本土主义”正在迅速与“白人至上主义”“反建制派”倾向合流，将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所关注的经济与就业议题的矛头指向多元族裔结构和“建制派”政治精英。*Suzanne Monyak, “Trumpism Is Becoming A Monster Beyond Trump’s Control”,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45017/trumpism-becoming-monster-beyond-trumps-control,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Keri Leigh Merritt, “The Reason Roy Moore Won in Alabama that No One is Talking Abou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ade-by-history/wp/2017/10/05/the-reason-roy-moore-won-in-alabama-that-no-one-is-talking-about/?utm_term=.0caef07f1031. (上网时间：2017年10月7日)进而，回应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诉求的逻辑相应调整为：“让美国再强大”，就要维持并强化白人群体在美国的主导地位，“让美国再次‘白’起来”，并彻底取代无法回应民意的“建制派”精英。换言之，这就导致了“经济-阶层”维度再次回归到“文化-族裔”维度，甚至是以“文化-族裔”的方案来解决“经济-阶层”的问题。必须看到，这种议题阐述框架的“偷换”操作，虽然无助于解决当前美国的现实困境，但在未来竞选周期中却极可能收获效果。其结果是特朗普政府在无多数民意支持情况下有可能得以继续稳固，而美国社会与民意层面则会进一步撕裂。

就长期发展趋势而言，关键的问题即两党政治是否将面对“新周期”。“特朗普联盟”推开了在“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sectionalism)意义上的“变动之门”：蓝领中下层群体逐渐转向共和党，导致了两党基本选民盘的变动；随着蓝领群体的政党转换，所谓“锈蚀带”中西部也逐渐同方向调整，形成了两党势力范围在全美政治版图上的变动。按照相关研究的观点，这两个层面的长期变动意味着美国政治将步入新的“政治周期”，而这个“新周期”极可能是一个以保守立场为主导的共和党周期。*谢韬：“从大选看美国的历史周期、政党重组和区域主义”，《美国研究》，2012年第4期，第30～45页。

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蓝领中下层群体与中西部的政党政治变动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就已经悄然开启，而2016年大选中的变动更像是一种积蓄能量的大爆发。但鉴于民主、共和两党都正在经历党内各自的路线与理念调整，且这一调整的核心要处理如何回应蓝领中下层群体利益诉求，2016年大选显现出的暂时变动是否将被固定为一种长周期趋势，一定需要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中加以验证。如果特朗普主导下调整的共和党得以在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大选中继续维持甚至强化对蓝领中下层群体和中西部地区的控制，就有更多证据断定这次“政党重组”与“区域主义”变动的连贯性特质，进而指明美国政治“新周期”的方向。这也意味着，“特朗普联盟”所开启的其实只是一个旧周期尾声或一个新周期序曲的漫长前奏。

三、政党政治对特朗普外交的影响

当今民主、共和两党“党内政治”的重大调整，势必影响到特朗普政府的对外决策，牵动美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通常而言，政党政治层面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集中体现为“政党偏好”和“国际安全环境”的交互作用。如表1所示，这两个主要变量的交叉互动可以构成的四种理想情景，为评估相关影响提供了初步框架。

表1 “政党偏好”与“国际安全环境”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参见：Peter Trubowitz,PoliticsandStrategy:PartisanAmbitionandAmericanStatecraf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1.

由于要维持“特朗普联盟”，即在团结并平衡本党党内传统利益、并继续回应蓝领中下层诉求，特朗普不但要延续共和党的传统外交路线，更要努力为“让美国再强大”的“本土主义”路线创造存在与落实的充分资源。换言之，特朗普主导的“政党偏好”同时包含了体现共和党传统立场的“国家安全与军事存在”与“经济利益与国内建设”，而后者也因为可以满足蓝领中下层关切而被格外强调。这种覆盖并不意味着“政党偏好”因素失效，反而意味着不同“政党偏好”在利益相关的不同外交政策议题上将同步发挥的影响。

“政党偏好”在传统路线和“本土主义”路线上的全覆盖，充分展现在特朗普当前外交实践的多个方面。比如，特朗普白宫团队核心成员已多次公开构建理念，努力强调“美国优先”在共和党传统外交思维当中的“当然存在”。2017年5月30日(即特朗普首次出访回国之后)，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加里·科恩(Gary Cohn)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H.R.McMaster)曾共同发表文章指出，“‘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独行，而是美国保护并发展其关键利益并与盟友和伙伴形成合作与强化关系的承诺。……美国优先标志着美国领导力和美国政府海外传统角色的重塑，即采取外交、经济以及军事能力来强化美国安全、促进美国繁荣并扩展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H.R.McMaster and Gary Cohn, “America First Doesn’t Mean America Alone”, https://www.wsj.com/articles/america-first-doesnt-mean-america-alone-1496187426. (上网时间：2017年8月13日)7月13日(即特朗普第二次出访之后)，两人再度联署公开发表的文章，重申“‘美国优先’植根于对我们值得捍卫并提倡的价值观的自信，这是一个我们在全球的伙伴和盟友面对着巨大挑战的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具有格外机遇的时刻。我们结束这次访问时，对于未来，特别是美国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可以合作实现的未来，持有极大的乐观期待”。*Gary Cohn and H.R.McMaster, “The Trump Vision for America Abroad”, https://www.nytimes.com/2017/07/13/opinion/the-trump-vision-for-america-abroad.html. (上网时间：2017年8月13日)这些将“美国优先”纳入共和党传统外交框架的对外政策理念表达，就是在努力平衡维持传统盟友关系和特朗普所要求的在盟友间“更为公平”的义务分担，进而平衡由不同“政党偏好”驱动的外交导向。再如，特朗普政府试图在不同“政党偏好”之间建立联动。这种联动体现为以“军事存在”作为实现“经济利益”的保障，即以“军事存在”换取“经济利益”，比如试图采取所谓“大交易”方式重新调整与相关国家的经贸关系甚至已有的经贸协定，又如通过强调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威胁来推进针对相关国家的军售，再如通过对俄制裁促进美国天然气对中东欧国家乃至整个欧洲的出口等。

同时，由于要维持“特朗普联盟”、实现“让美国再强大”，特朗普将所谓“国际安全环境”的界定范围扩展到更多层次。除了理想情境中的“国际安全环境”被细致分解为恐怖主义现实威胁和国家潜在安全威胁之外，特朗普的“国家安全”至少还包括确保经济与就业持续改善的安全、确保美国不被“不相称的国际负担”拖累等“内顾倾向”的安全。而在应对这些不同的安全威胁时，特朗普分别满足或同时兼顾了“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两个偏好，尽量平衡了共和党内部的不同声音。

事实上，如表2所归纳的那样，“政党偏好”的平衡和“国际安全环境”的多层次延伸共同驱动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外交政策呈现出在不同议题上的迥异路径。具体而言，特朗普在应对不同的对外事务时接纳或者改造了长期存在于共和党内部的大多数政策倾向。其一，特朗普融合了笃信军事力量并强调武力介入必要性的“保守鹰派”(conservative hawks)和协调使用武力、外交手段来实现明确国家利益的“保守现实主义”(conservative realism)，将存在差异性的两者分别运用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与潜在安全威胁这两个层面上。其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彻底改造了维护国家主权与行动独立、避免向潜在对手做外交妥协的“保守国家主义”(conservative nationalism)。特朗普将“保守国家主义”的重点从强调国家具体化为强调国家经济利益的切实实现与维持，从而将“国家主义”或“本国主义”转化为彻底与“全球主义”对立的“本土主义”，并将其实现手段软化为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可能“交易”。其三，特朗普接受并扩展了反对海外军事介入的“保守反介入主义”(conservative anti-interventionism)：以“应对首要威胁”原则调和了“反介入”与“鹰派”或“现实主义”之间冲突，并进一步将其扩展为强化“美国优先”的“反对全球化/全球治理的介入”，体现了美国在全球治理、国际合作、全球与地区安全等议题上的孤立倾向。

对于特朗普当前外交政策与共和党传统对外倾向之间的高度契合至少存在着两种解释。其一，毕竟特朗普仍处于所谓的“学习周期”或“被塑造期”，这就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倾向存在借鉴甚至大量复制已有经验的可能性。其二，所谓“保守鹰派”“保守现实主义”“保守国家主义”以及“保守反介入主义”等倾向在特朗普对外决策中的不同程度地存在，恰恰说明延续共和党传统外交路线与以对外政策实现国内诉求、回应蓝领中下层群体的“本土主义”政策之间并不存在矛盾，而“本土主义”只是强化了共和党传统外交路线中的某些倾向。进而，特朗普也就在众多对外议题上很快拥抱了共和党传统路线，同时也保证了蓝领中下层群体在安全与经济两方面的诉求得到广谱式的满足，一定程度上甚至有助于巩固“特朗普联盟”。这也是原本被认为充满不确定性的特朗普却因其初期外交实践而被评价为“传统主义者”的重要原因。*Elliott Abrams, “Trump the Traditionalist: A Surprising Standard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7, pp.10-16.但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由党内新旧利益黏合而成的“传统主义”，本质上是多元政治利益相互竞争与权衡后的妥协结果，远非是旨在实现明确国家利益与长远目标的战略体现。

表2 平衡的“政党偏好”与多层面的“国际安全环境”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影响

本表为作者自制。

四、结语

“我就是你们的声音。……我会重建这个国家的法律与秩序。……没人会比我更熟悉这套体制，所以只有我可以解决这些问题”，2016年7月21日特朗普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如此“自我中心”地表达。与36年前里根所说的“我请求你们不要简单地相信我……而是要相信你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并且确保我不辜负这些价值观”相比，提名了特朗普的共和党无疑正在“本土主义”与“反建制派”倾向的影响下经历着一场微妙而剧烈的“党内风暴”。*Yoni Applebaum, “‘I Alone Can Fix It’”, https://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6/07/trump-rnc-speech-alone-fix-it/492557/. (上网时间：2017年9月13日)而“奥巴马联盟”的瓦解、“身份政治”的失效、“经济与阶层”维度上的路线之争，也令如今的民主党不能回避类似的挑战。

对比而言，民主、共和两党各自的政党生态本质上存在着一定差异。民主党往往更像是具有相同政策诉求的多个不同群体的组合，而共和党虽然以单一白人群体为主，但却充斥着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理念。*Matt Grossmann and David A.Hopkins, “Ideological Republicans and Group Interest Democrats: The Asymmetry of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13., No.1.,March 2015, pp.119-139.事实上，2016年大选以来，民主党正在通过政策调整来吸收桑德斯的“反叛”，而特朗普的“反叛”则直接催生了所谓“特朗普联盟”，并主导了共和党内部继“茶党”势力之后的新一轮理念整合。无论是政策、群体还是理念之争，民主、共和两党目前的争夺焦点已转移为以“经济-阶层”维度为主要诉求的蓝领中下层群体。民主党需要新的理念和政策调整，而共和党则完全可能在政策效果不彰的情况下回归到以“文化-族裔”应对“经济-阶层”的“文化战争”路线。未来，争夺蓝领中下层的两党调整将影响美国政治的走向乃至“新周期”的开启。

从政党政治调整的视角观察，“特朗普联盟”在当前美国外交政策中映射为一种混合存在，即多个共和党传统倾向被部分接纳、改造、扩展后组成的混合外交路径。换言之，特朗普正努力在共和党传统外交理念中为“本土主义”寻找更大的空间。不过，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问题是，这种多个“传统”路径叠加起来的外交风格，虽然能回应“特朗普联盟”中的诸多利益，但到底将在多大程度上捍卫美国国家利益，或者只是特朗普被动且不连贯的短视决策的又一个体现？显然，后者的可能性正在上升，但最终的答案还需更多时间和事实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