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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岗
截至2017年5月28日,安倍晋三任日本首相时长达1981天,*安倍2006-2007年曾任首相一年,2012年12月至今再次任首相,此处为两次任职时间总计。超过小泉纯一郎,仅次于佐藤荣作与吉田茂,成为二战后当政时长第三位的首相。*“戦後3位、在任1981日の長期政権「安倍1強」崩れぬ支持率堀江浩”,朝日新闻,2017年5月29日。另据统计,显示支持率上下震荡幅度的“标准偏差值”,安倍第二次执政仅为5.9,*“逢坂厳:“支持率が如実に示す1強の姿,http://webronza.asahi.com/journalism/articles/2017061000004.html.(上网时间:2017年9月17日)较为稳定,在“动荡不安”的冷战后日本政局中显得颇为异类。进入6月后,日本政坛风云突变,安倍支持率一路急跌,一度落至不足30%的“警戒水位”。就在外界纷纷看衰安倍之际,8月内阁改组后支持率逐渐回升,达到相对“安全”的水平。利用逐渐稳定的支持率,9月28日安倍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为其执政至2021年开路。之前的“波澜不惊”与近几个月的“风起云涌”,是10年来日本民意潮流变化在政治上的集中反映。本文试图从日本社会心理的角度,对安倍内阁在较长时间内稳定的根源、近期支持率变化的背景进行分析。
今年6月前安倍支持率居高不下,用传统的日本政治的研究经验无法解释,也与过去的任何一届内阁都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安倍两次执政民众评价大相径庭。2006年9月26日至2007年9月26日,安倍首次担任首相,支持率从起步时的60%多降至下台前不到30%的水平,政权末期安倍还被戏称为“读不懂空气的首相”“公子哥首相”,舆论对其一面倒地否定。其公开下台理由虽为溃疡性大肠炎痼疾,但实则是因其在党内众叛亲离,执政基础早已崩溃。而根据《每日新闻》民调,第二次执政安倍的起步支持率仅52%,*“安倍内閣支持52% 生活変わらぬ62%”,每日新闻,2012年12月27日。但稳定性极高,长期维持在50%为上下10个百分点的范围内。截至2017年6月中旬,安倍内阁支持率为48%,不支持率为36%,*“世論調査安倍内閣「支持する」48%「支持しない」36%”,NHK电视台,2017年6月12日。与第一次执政时的高开低走形成鲜明对比。
第二,丑闻对安倍的负面影响一度几可忽略不计。一般而言,丑闻对日本政治家杀伤力很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首相田中角荣、竹下登分别因受贿丑闻下台;1989年时任首相宇野宗佑因包养艺妓丑闻,仅执政了69天; 2007年安倍支持率一路走低,养老金数据丢失问题及层出不穷的大臣丑闻也是重要原因。但安倍二度执政后,民众突然对安倍极为“宽容”,执政至今已有小渊优子、松岛绿、今村雅弘等多名大臣因各种丑闻辞职,2016年内阁重要支柱、被称为安倍“四人帮”重要成员的的甘利明因涉嫌利益关说、受贿等辞职,却并未让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大跌。即便是安倍自身牵涉森友与加计学园的丑闻,支持率在此后数月间仍然维持坚挺。在安倍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负面新闻的影响极小。
第三,民众对安倍政策的好感度较低,却不影响内阁支持率。政治学有所谓的“理性人假设”,即拥有自由意志的选民,通过对政策的理性思考,决定是否支持某一政党或某一政治家,也就是说,对政策的支持度与对政府的支持度正相关。但此假说在安倍内阁却并不成立,即便是安倍绝对拥趸的《产经新闻》的民调,也显示民众对安倍内阁的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印象恶劣。2016年底《产经新闻》与富士电视台联合民调显示,安倍的经济政策持好评者仅34.4%,不持好评者则高达55.9%;对社会保障政策民众的态度更为严厉,持好评者仅25.7%,不持好评者高达63.7%;即便是外交与安保政策,持好评者也仅48.2%,略高于不持好评者的42.6%。但是,同一民调中,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却高达55.6%,远高于不支持率30.9%。*“【産経FNN合同世論調査】主な質問と回答(12月)”,产经新闻,2016年12月19日内阁支持率与政策支持率基本无关。
第四,民众对安倍专权“无动于衷”。二战后日本社会汲取军国主义残暴统治的惨痛教训,对政府权力的扩张极为敏感。历届内阁提出为政府扩权的法案往往会受到民意的反弹而折戟。冷战后数届政府均希望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与制定“共谋罪”相关法案,均因惧怕民意反扑致支持率下跌而不得不放弃。安倍上任后,一再挑战这些敏感议题,2014年强行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2015年强行通过安保法案,2017年强行通过“共谋罪”相关法案。政策支持率与内阁支持率背离的现象再度显现。2015年9月21日《读卖新闻》民调显示,58%的民众反对通过安保法案,远超支持的31%,安倍的支持率也一度跌至41%,*“内閣支持41% 不支持51% 再び逆転 安保法「説明不十分」”,读卖新闻,2015年9月21日。但很快回升至51%。民众对安保法案的暂时反对并未动摇对安倍内阁的支持。“共谋罪”的相关民调更说明了上述倾向,尽管51%的民众认为该法案会导致“市民运动的萎缩”,但同期内阁支持率却高达58.7%。*“「政権に緩み」73%共謀罪「市民運動萎縮も」51%共同世論調査”,东京新闻,2017年4月24日。
如上所述,日本民众不看好安倍的内外政策,却并不体现在支持率上;嘴上反对安倍的专权独裁,对丑闻也表示不快,但仍选择支持安倍。实际上,不少民众对安倍的支持并非出自真心,表现为“随口的支持”或者“无奈的支持”,而对安倍的反对,很多也并非出自心底的“恨意”,而多是因为安倍的执政破坏了某些日本既有的“规则”,民众认为他的做法客观上“不恰当”,因此在接受民调的时候表达“反对”,这种反对是肤浅的,也是缺乏持久性的。
民众对安倍的执政“消极支持”和“消极反对”并存,由以下几个条件所决定。
第一,失败带来的“习得性无助”让民众消极心理上升。社会心理学认为,当动物和人经历无法控制的有害事件时,他们就会习得一种被动和无助感,此即所谓的“习得性无助”。日本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曾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2007年民主党*日本民主党2016年3月改名为“民进党”,本文中该时间点之前涉及该党的称为“民主党”,之后的称“民进党”。依靠城市中间选民的热情支持击败自民党,在野党控制了参议院;在民众的支持下2009年民主党取得众议院大选的胜利,让自民党交出政权。民众希望通过民主党的执政,改变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局面,改革社保体制让民众享受更可靠的福利,修正外交路线让日本享有更高的国际地位。但民主党执政的3年,各方面都乏善可陈,甚至出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新问题。民众的一腔热血归于泡影,心理遭受巨大挫折。这种挫折使许多民众对自身“努力”的作用产生怀疑,“习得性无助”就此萌生,产生了“无法主导国家政治进程”的被动感,参与政治的兴趣大大降低。一般而言,日本新政府上台时支持率都会非常高,表明民众对新政府的强烈期待,也是他们热衷于政治参与的表现。如在小泉纯一郎2001年上台时支持率超过80%,2009年鸠山由纪夫上台时支持率也超过70%,但2012年底安倍2012年上台时支持率仅52%,显示民众对安倍“不抱太大希望”,不再热衷与政治互动,与政治的距离拉大。
“习得性无助”不仅让民众对政府、政治人物缺乏信心,对焦点政策的关心度也大幅下降,范围大大缩小,只对眼前、切身利益感兴趣,对其他问题缺乏介入的冲动。安倍执政时期,针对重大问题民众常常是“嘴上反对,实际上无视”。虽然在民调中民众对某些政策表达反对的意思,但实际上并非是从心底里否定该政策。解禁集体自卫权、安保法案、“共谋罪”相关法案乃至修宪,虽是涉及国家走向的重大问题,但均非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紧要问题,只是因为这些问题违反了日本长期遵循的和平主义等重要的原则,民调中这些政策的反对者往往大幅超过支持者,但这些反对是肤浅的,随便的,并不会影响安倍的内阁支持率。实际上,反对上述法案的街头运动参加者也多为左翼选民,大部分在民调中表达反对之意的民众都未参加,他们往往认为,即便自己反对,也难以对政治进程造成实质影响,安倍还是会如期推进自己的政策。
第二,“安倍经济学”的民粹政策对民众有“麻醉”作用。基于“习得性无助”的消极支持,并不足以长期支撑政权,仅仅只是内阁支持率稳定的前提。“安倍经济学”的民粹效果,让民众安于现状,是巩固“消极支持”的重要条件。
民众对“安倍经济学”并无特别强烈的感情,也未能享受政策带来的丰厚即时利益,2016年2月《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50%的民众对“安倍经济学”不持好评,远高于持好评的31%,*“アベノミクス「評価せず」50% 本社世論調査”,日本经济新闻,2016年2月28日。同年6月《每日新闻》的民调也显示,61%的民众认为应该修改“安倍经济学”的政策,远高于主张继续推进的23%。*“本社世論調査アベノミクス「見直すべきだ」61%”,每日新闻,2016年6月19日。从效果来说,尽管日本政府宣称自2012年12月起的经济增长至今已达57个月,但实际上日本民众仍缺乏经济好转的实际感受,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工薪阶层的实际工资一直到2017年5月才实现时隔6年的正增长,*“実質賃金6年ぶりプラス 16年度、名目も増加”,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5月23日。此前一直呈下跌趋势。日本央行2013年提出的两年内实现2%物价增长的目标,也已经连续6次推迟,至今仍未能实现。
但民众对“安倍经济学”也并未明确强烈地反对,尽管成效不彰,但对继续推动“安倍经济学”,民众乐观其成。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上述“习得性无助”的心理所致。民主党执政前曾提出“消费者第一”的口号,鼓吹增加补贴、减少税收,让民众直接获益。但执政后经济未能有所起色,许诺的利好也并未能够兑现。对民主党粗糙的民粹政策的失望,让民众对“命运改变”的要求降低,并不迫切要求经济政策立刻带来变化,只要存在变化的可能,民众愿意等待。因此,尽管民众对“安倍经济学”的现实状况并不满意,但他们愿意将“安倍经济学”视为“期货”,等待未来兑现。二是因为扩大财政支出的民粹手段成功“收买”民众。“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是量宽、财政手段与结构改革,其中增加财政支出是所有民粹政权惯有的手段,结构改革则是小泉执政时吸引民众的民粹手段。增加财政投资能最有效地讨好民众,但鉴于日本债台高筑的现实,如果只采用增加支出的手段肯定难以为继,安倍恐会重蹈民主党的覆辙。“安倍经济学”的“第一支箭”量宽最大限度弥补了其财政民粹的负面效果。日本央行购买巨额国债释出基础货币大幅压低汇率,使跨国企业的账面利润上升。这几年日本的财政收入增长明显,增加财政开支后政府提出一些“惠民措施”不太容易引起舆论的担心。安倍执政期间日本各政府部门预算要求的总额连续4年突破100万亿日元大关 ,与此前历届内阁的捉襟见肘形成鲜明对比。三是因为“安倍经济学”导致资产价格上涨,中上层资产者账面获益,下层民众也对资产价格的溢出效应有期待。巨额量宽提供的流动性加上日元贬值导致企业业绩“改善”促使资产价格上涨,2012年底安倍刚上台时东京股指仅10000点左右,而2017年6月2日股指时隔1年半之后再次突破2万点达到20177.28点,不少民众因为股价的上涨获利,即便不持有股票者也将此视为“光明未来”的标杆。相当部分民众被“集体催眠”,相信即使现在不如意,未来很有可能是光明的。因此,尽管不是特别支持安倍的政策,但对其继续执政并不强烈反对。
日本在野党和部分经济学家一直在指出“安倍经济学”的弊病,企图唤醒被催眠的民众,但“安倍经济学”带来的“收益”是直观可见的,而其可能的损失,则要通过逻辑严密的推演才能理解,是需要想象的。尽管日本学界与政界质疑之声间或有之,但因为他们的观点并非如“安倍经济学”那样“通俗易懂”,同时也违逆民众天然具有的追求利益的心理,因此很难得到主流民意的认可。
第三,选民选择的机会成本归零导致对政治缺乏兴趣。微观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概念认为,决策过程中选择某一选项,必然会放弃其他一个或多个选项,而被放弃的最有价值的选项,就构成被选择的选项的机会成本。
安倍执政的基本盘也就是死忠派,是支持率的基础,但因为不受执政效果、丑闻等因素的影响,对支持率的变化影响并不大,所以中间选民流向的变化是导致支持率忽高忽低的主要原因。2017年8月5日《每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当前日本民众中中间选民的比例达47%,*“毎日新聞世論調査民進代表「関心ない」52%無党派層など冷ややか”,每日新闻,2017年8月5日。也就是这部分约半数的民众,成为决定安倍支持率走向的核心力量。
近几年安倍支持率变化不大,是因为中间选民态度相对稳定,而决定中间选民态度的,不仅是“习得性无助”与对“安倍经济学”未来的期待,更有机会成本归零给他们带来的无奈感。
机会成本的高低影响选民心理。若机会成本较高,选民须做出艰难抉择,对被选选项的关心度自然也较高;若机会成本较低,选择几无悬念,民众对被选选项的关心也相应较低。2000年后民主党崛起成为可替代自民党执政的政党。中间选民选择了自民党就不能选择民主党,在两党间抉择的机会成本上升。正是意识到自身选票的重要性,中间选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幅上升,2007年参议院选举投票率高达58.64%,是2000以来该院选举最高投票率。同理,2009年众议院大选决定政权归自民党还是民主党,投票率也因此创下历史性的69.2%的高值。
2012年底的大选后,日本主流舆论认为民主党并非合格的执政党,该党被排除出“执政党候补”的行列。2012年之后安倍支持率的“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中间选民在选择执政党的时候只能选择自民党,机会成本大幅降低,甚至降至零成本。机会成本归零对选民的心理有两个作用。一是放弃对安倍政权表达意见的机会,中间选民即使对自民党深怀不满,也明白自民党的执政地位难以撼动,因此不少中间选民放弃投票,安倍执政后的2014年大选,投票率大幅下降,仅为52.6%,为战后历届众议院选举最低值。对自民党不满者不去投票或者不发表意见,会让支持自民党或者安倍的选民也就是基本盘的价值上升,自民党的议席数轻松达到过半数,与执政盟友公明党的议席数相加后超过众议院议席总数的2/3。二是出现跟风、随大流的现象。在“执政可替代性政党”消失之后,中间选民也出现分化,部分人持观望态度,放弃发表意见的权利,另一部分人,也就是“那些自我意识弱或者对政治缺乏兴趣的人最容易在最后几分钟发生突变,希望站在胜利者一边,希望登上乐队花车,希望一起吹着喇叭。”*[德]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著,董璐译:《沉默的螺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页。当支持自民党、支持安倍成为大势所趋时,这部分中间选民害怕被孤立,希望站在多数派的一方,因此他们往往在投票或者民调中选择支持自民党和安倍。而这种支持,是无奈的支持,也是消极的支持。
第四,安倍形象定型让民众对其的支持产生惰性,改变不易。安倍形象确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众被说服的过程。社会心理学认为,说服一般采用中心途径和外周途径两种模式,当民众“有能力全面系统地对某个问题进行思考时,他们更多使用说服的中心路径”,*[美]戴维·迈尔斯著,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第八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第181页。此时民众关注论据,若论据有利,民众容易被说服。而说服的外周途径,是指民众关注令人不假思索就接受的外部线索,而不考虑论据是否令人信服。*同上书,第182页.。简单而言,前者是寄希望于受众的理性思考与分析,接受传达者希望传达的信息,而后者则是寄希望于受众的感性。
安倍形象的确立,既包括中心途径,也包括外周途径。前者体现在自民党在执政经验、人才储备上的优势凸显,让民众相信“只有自民党才能救日本”。安倍执政期间,日本的经济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危机,加上“安倍经济学”提出了多项民粹政策,这些都是能够说服民众的“中心材料”。中心途径的说服只能对某些爱思考的民众起作用,更多的民众对政治不熟悉,也不关心,口耳相传或者媒体的灌输,就会让民众对政治现象和人物做出感性的判断。在不少人心中,“自民党”“自民党政治家”与“民进党”“民进党政治家”已经被划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别,前者是“经验丰富的、有能力的”代名词,而后者则成为“缺乏执政经验的、无能的”代名词。好恶的定型往往巩固民众对对象的判断。因此,就算民主党的某件事做得比较好,安倍政府的某件事做得比较差,因为与已经形成的对它们的印象形成冲突,往往会被忽略掉,很难改变他们已经形成的概念。安倍形象的定型造成了安倍支持率的相对稳定。2017年6月日本广播公司(NHK)的民调显示,当时安倍的内阁支持率为48%,而支持他的理由中,居首位、占50%的是“似乎比其他内阁要好一点”。*“世論調査安倍内閣「支持する」48%「支持しない」36%”,NHK,2017年6月12日。可以看出,好恶的定型对民众的判断形成了重要的影响。
2017年6月,各大媒体的民调均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突然大幅度下跌,在7月3日的东京都议会选举前后,支持率再度剧烈下挫。时事通信社、《每日新闻》等的民调甚至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已经跌破30%。根据日本政界的惯例,支持率跌破30%,意味着该届内阁不受民众的欢迎,首相的权威将大幅受挫,政权动摇不可避免,党内潜在政敌浮出水面,向首相提出挑战,政权的混乱又会导致支持率进一步下跌,一般而言该届政府就不得不下台了。也就是说,在7月间安倍内阁已经进入了“危险水域”,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政权崩塌。然而,就在外界普遍看衰安倍的时候,8月3日安倍改组内阁后,支持率竟然触底反弹,部分媒体的民调更显示支持率再次超过不支持率,安倍内阁似乎再次闯过“鬼门关”。这其中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丑闻并不是安倍支持率下跌的直接原因。外界多认为2017年6~7月安倍支持率大幅下跌是森友、加计学园丑闻所致,但事实上安倍涉嫌为其右翼拥趸低价买地斡旋的“森友学园事件”2月即被揭露,旋即日媒又揭发安倍涉嫌向政府机构施压、为其数十年好友加计孝太郎所开办的大学增设兽医学部扫清障碍,但同期安倍内阁支持率只下跌数个百分点。4月安倍在众议院厚生劳动委员会面对民进党议员的质询时,不无得意地揶揄对方:“现在内阁的支持率是53%,自民党和民进党的支持率是多少,你应该明白。”*“「証人喚問は不要内閣支持率が53%」安倍首相のオウンゴール4点目”,http://noraneko-kambei.blog.so-net.ne.jp/2017-04-13.(上网时间:2017年9月14日)安倍引用的是NHK的民调,当时自民党的支持率是38.1%,民进党的支持率只有6.7%,*“政治意識月例調査 2017年”,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yoron/political/2017.html.(上网时间,2017年9月14日)安倍以此自诩民意基础非常稳固,讥讽对方缺乏民意支持。5月前文部科学省事务次官前川喜平证实首相官邸确曾向文科省施压,要求该省为增设兽医学部开绿灯,安倍支持率也并未大跌。但在7月3日东京都议会选举前后,安倍支持率却急速下跌,丑闻对安倍内阁的负面影响“严重滞后”,而且似乎是“不经意间”突然爆发。
第二,年轻人对安倍的支持率基本不受整体支持率变化影响,居高不下。据《朝日新闻》的民调显示,安倍首次执政时20~30岁年龄段的内阁支持率在所有年龄段中最低,年龄越高支持安倍越明显。第二次执政20~30岁年龄段一跃成为最支持安倍的群体。而且2000年后唯有安倍内阁最受年轻人青睐。*“加計森友問題 それでも崩れない「安倍支持」の理由”,朝日新闻,2017年5月29日。事实上,年轻世代也是最支持“安倍经济学”的年龄段,支持率往往高出其他年龄段一大截。2017年6月《读卖新闻》民调中安倍内阁支持率骤跌12个百分点至49%,但18~29岁年龄段的内阁支持率仍然维持在65%的高水平,30~40岁年龄段的支持率也超过60%,*“若者が安倍政権を支持する本当の理由~30代以下内閣支持率60%超”,http://meltnakibunde.hatenadiary.jp/entry/2017/06/19/174724,上网时间:2017年6月22日。并未受到丑闻的影响。
第三,自民党的支持率并未同步下跌。过去历届内阁支持率下跌时,执政党的支持率也一般会同步下跌,这是民众对政府执政不满的反映。但安倍内阁的情况与之前历届内阁均不相同。以NHK的民调为例,在安倍支持率稳定时,执政的自民党的支持率也同步维持在很高的水平。安倍丑闻被披露之后的2、3、4月,自民党的支持率分别为36.9%、38.1%、37.5%,相当稳定,7月内阁支持率大幅下降,而自民党支持率只是从6月的36.4%降至30.7%,降幅远远小于内阁支持率。8月安倍内阁改组后,自民党支持率迅速回升,9月已经基本恢复到丑闻发生前的水平,为37.7%。*“政治意識月例調査 2017年”,https://www.nhk.or.jp/bunken/research/yoron/political/2017.html.(上网时间:2017年9月14日)同期,尽管民进党针对安倍的丑闻大力抨击,但该党支持率始终无起色,一直未能突破8%的水平。
第四,支持率短期动荡后逐渐回稳,但仍有震荡。7月支持率大幅下跌后,安倍迅速表现出“诚恳”姿态,8月成立的内阁被其称为“做事能手内阁”。果然,民众似乎忘记了前不久对其的批评,支持率逐渐回升。特别是不支持率逐渐降低,9月初时事社的民调显示其支持率增至41.8%,不支持率降至36.7%,支持率再次高于不支持率。一般而言,内阁不支持率一旦超过支持率,很难逆转,但安倍内阁却能多次在支持率落后于不支持率的情况下实现逆转。但在安倍解散众议院之后,时事社的民调显示,支持率跌至37.1%,而不支持率再次升至41.8%。*“衆院選投票先、自民30%=内閣不支持、支持を逆転―時事世論調査”,时事社,2017年10月13日。尽管没有大跌,但显示安倍内阁的民调在恢复的过程中仍然有震荡。
整体民调、年轻族群的民调以及自民党的支持率,三者之间出现较大的差异,既反映了上述“消极支持”“消极反对”仍在起作用,同时也说明了此次支持率的动荡,有着并不平常的原因。
第一,安倍并非因执政不力而被民众所厌弃。在日本民众的心目中,冷战后既有能力推动改革与诸项政策,又与丑闻无涉的首相,只有被称为“政坛独狼”的小泉纯一郎。在日本政治语境中,政治家所谓的“德”不仅指洁身自好、清正廉洁,更要求站在民众的角度上,优先考虑民众的利益。小泉退位之后,日本民众很希望能再出现“德才兼备”的领导人,但此后自民党三位首相、民主党三位首相,均在德、才等方面与小泉有距离,多执政仅1年左右,形成“六年六相”的局面。在此过程中,民众积累的“失败感”,在首相的选择上也陷入了“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有德有才当然最好,但显然民众对此已经失去了信心,因此,对德、才的要求也大幅度下降。尽管安倍在德、才方面与小泉有很大距离,但民众还是认可了安倍。2016年底《产经新闻》民调显示有67.1%的民众对安倍的人品给予好评,61.4%的民众认为安倍拥有领导能力。*“[産経FNN合同世論調査]主な質問と回答(12月)”,产经新闻,2016年12月19日。民众并不十分指望安倍成为优秀的执政者,只要能够表现对民意“谦虚”的态度,民众愿意相信安倍“站在民众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安倍“才具尚可”“执政为民”尚未出现破绽的背景下,丑闻只被视为“瑕疵”,难以伤及其执政基础。阁僚丑闻,甚至安倍自身的丑闻这些负面因素也被民众所容忍。2017年2月日媒曝出安倍涉嫌向支持他的“森友学园”低价提供国有地块后,因缺乏切实证据,民众只是半信半疑,安倍的“中心形象”仍然良好。内阁支持率只是略有下降,直至6月中旬,NHK民调还仍显示内阁支持率高达48%,超过不支持的36%。*“世論調査安倍内閣「支持する」48%「支持しない」36%”,NHK,2017年6月12日。
第二,“诚实”这一“中心形象”崩塌是支持率急跌的导火索。如上所述,安倍的“才能”并未被否定,民众对“以权谋私”这一违反政治家私德的行为也有较高容忍度,因此安倍的支持率并未大幅下跌。2017年六七月间支持率的骤跌源于安倍“诚实可信”这一“中心形象”的坍塌,及民众对其“执政为民”的怀疑。安倍的傲慢让他无视民意,公然说谎。安倍极力撇清自己与丑闻的关系,高达74%的民众对安倍的辩解表示“不相信”,希望安倍能说清楚讲明白。*“毎日新聞調査内閣支持36%前回から10ポイント下落”,每日新闻,2017年6月18日。若安倍能准确读懂民意,回应民意要求,支持率应不会骤然下跌。但安倍变本加厉,不仅矢口否认与丑闻有关,在文部省前事务次官“实名举报”安倍确曾向该省施压为加计学园增设兽医学部开绿灯之后,政府不惜对举报者进行人身攻击,针对接连被揭露的相关政府文件,安倍也拒绝承认其真实性,让民众严重质疑“诚实可信”这一政治家必备的中心人格。2017年6月18日共同社民调显示安倍支持率跌至44.9%,较上月下降10.5个百分点,而不支持的理由中占首位的是“首相无法信任”,为41.9%,*“日本内阁支持率大跌至44.9%”,共同社,2017年6月18日。与2016年底多数民众对安倍人品的肯定形成鲜明对比。
政治上的一意孤行与阁僚丑闻只是雪上加霜,而非关键原因。在2017年6月安倍支持率急跌之前,导致稻田朋美辞职的自卫队南苏丹维和行动记录瞒报早已发生,稻田还声称应恢复军国主义的“教育敕语”的“核心精神”。民意早已对稻田持否定态度,却并未动摇安倍的支持率。稻田被迫辞职是内阁支持率暴跌的后续效应而非原因,稻田的丑闻进一步强化民众对安倍的“恶感”,因此安倍才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以止损。同理,6月安倍强行在国会通过共谋罪相关法案,若在安倍“中心形象”尚牢固时,也不会对其支持率有重大影响,如2015年安保法案通过时即是如此。但正因为安倍在森友、加计等问题上的错误应对导致其“中心形象”的坍塌,与稻田的丑闻一样,强行通过法案也成为安倍“滥权”“傲慢”的罪状,从而让安倍雪上加霜。
第三,年轻族群重视安倍的才能,受“中心形象”坍塌的影响不大。据日本电视台街头访问,年轻人支持安倍的理由,一是认为其“没有急剧的变化,感觉不错”,二是比过去的内阁都要稳定,三是觉得在野党实在是不成器。针对年轻人的这种心理,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姜尚中认为:“年轻人缺乏想象力,只能看到瞬时的风速(眼前的利益)”。*“[考察]若者は圧倒的に安倍政権支持”,http://健康法.jp/archives/30935.(上网时间:2017年6月23日)对年轻人而言,安倍执政的几年间,巨额量宽对经济有加温作用,就业市场大有起色,尽管正式工难改绝对减少之势,但临时工等非正式工增加明显。据2017年5月30日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当年4月日本“有效求人倍率”高达1.48倍,是1974年首次统计以来的第二高值,*“求人倍率バブル期超え非正規増で好況感には程遠く”,东京新闻,2017年5月31日。对年轻人而言“能提供就业的首相”的光环极为诱人。他们在社会中居于相对弱势,未来最不可预测,因此面对“安倍经济学”向他们提供的“当前可及的利益”与“可能实现的前景”时,最容易被“征服”。安倍是否廉洁、是否遵守政治纪律对他们而言重要性就并不那么突出了。因此,即便安倍深陷丑闻,年轻人对安倍的支持率仍然超过60%,同时也无法容忍对安倍的指责。
第四,转变执政姿态后支持率的上升实际上是自民党支持层的回流。安倍在政治上缓和傲慢的态度以及排除“问题阁僚”等做法减少了民意对安倍的反感。8月3日安倍改组内阁时,精心挑选人选,排除明显不适任的法务相金田胜年等“问题阁僚”,更换“安倍朋友”色彩强烈的总务相高市早苗、厚生劳动相盐崎恭久等,引进新防卫相小野寺五典、新外相河野太郎等受民众认可的新阁僚。安倍也宣称这是“做事能手内阁”,“要倾听民众的声音,与民众一同推动政治向前发展”,*“首相会見要旨第3次改造内閣”,朝日新闻,2017年8月4日。在修宪问题上也称要倾听民意,表现出谦虚谨慎的姿态。8月初,安倍在各家媒体民调中的支持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恢复,9月初的民调显示支持率继续小幅缓慢上升。不过,支持率的回稳,并不能说明安倍执政的基础重新稳固。如上所述,仅靠自民党固有的支持基础,并不足以让其政权坚如磐石,对安倍而言,赢得中间选民的支持,才能“长治久安”。六七月间,内阁支持率之所以急跌,除了中间选民的背离,自民党支持层中的部分民众对安倍内阁“看不下去”,暂时对其表示不支持也是重要原因。但此部分民众与中间选民对安倍政府的真实态度并不一致。对自民党支持者而言,安倍是“自己人”,稍作惩罚,让其放弃狂妄的姿态,目的就算达到。因此,在安倍表现出一定的“谦逊”姿态之后,自民党支持层回流的趋势较明显,而中间选民则仍在观望。2017年8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自民党支持层对安倍的支持率从79%恢复至84%,但中间选民的内阁支持率仍然只有19%,仅比8月4日的民调上升2个百分点。*“本社世論調査無党派の支持戻らず 19%どまり政権になお逆風自民総裁3選「反対」52%”,日本经济新闻,2017年8月28日。
大选中安倍率领的自民党的选情之佳远超出内阁支持率的水平,恰恰证明日本民众对安倍“消极支持”、“消极反对”的态度至今日仍然发挥着作用。
第一,“人和”虽不足,但“天时”“地利”有助安倍稳定选情。10月11日《日本经济新闻》的民调显示,尽管内阁支持率仅37%,不支持率高达48%,但自民党在选举中将夺得众议院大多数的议席,选情与支持率出现较大的差距。支持率的高低,并非决定选举胜负的充分条件。尽管支持安倍内阁仅是选民的少数,但在众议院465席中,仅产生一名当选者的小选举区有289个,在小选举区只有反对安倍或自民党的选民将票集中投向在野党共同推出的候选人,才可能击败自民党候选人。但目前在野党四分五裂,最大在野党民进党放弃推出候选人,旗下议员或投奔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创立的希望党,或成立立宪民主党,或干脆以无党派身份参选,力量分散。而希望党为争抢对安倍不满的票源,攻击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等,在野党势力进一步分散,让本来并不占据绝对优势的自民党渔翁得利,巩固了原本并不坚实的基础。同时,如上所述,在安倍众多的反对者中,不少是“消极反对”,若有足以挑战自民党的大在野党,“消极反对”的选民将票投给该党,或可转变为“积极反对”,但无论是希望党还是立宪民主党均不堪人望,目前并无堪取代自民党的“替代执政”的政党,因此这部分选民特别是中间选民,往往放弃投票,让投票率走低,从而使支持率并不高、但却拥有较强大的“组织票”的自民党的优势凸显,推高了安倍自民党的选情。
第二,安倍致力于重构而非主动修复“中心形象”。自民党支持层回流与在野党的分裂虽可让安倍胜选,但并不意味着安倍执政从此高枕无忧。中间选民缺乏对安倍内阁信心的现状并未根本改变,安倍在丑闻问题上仍然未能摆脱“说谎”的嫌疑,民众对其的信任仍在较低水平。安倍曾誓言与森友、加计学园丑闻无任何关系。现在若承认有关,无异于自认曾经说谎,作为首相、政治家的资格更受质疑,甚至被迫下台;若坚决不承认有关,则难以对层出不穷的不利证据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民众对其人格的质疑难以消除。若不能让民众恢复对其人格的信心,那么安倍的“中心形象”仍然难以彻底修复。因此,安倍寄希望于在野党不能继续推出对其不利的材料,期待舆论对其的反弹逐渐平息,随着时间的流逝民众逐渐淡忘其曾经“满口谎言”,让“中心形象”自然被重构。同时,安倍将朝鲜射导、核试验等问题抬高为“国难”,将此次大选称作“突破国难的选举”,并宣称日本要在向朝鲜施压方面“起到领导作用”,*“安倍首相「北朝鮮への圧力日本が主導的役割を」”,NHK,2017年9月5日。显示自己作为“能保卫日本安全的首相”的形象,突出“执政为民”的内容,冲淡“中心形象”中人格部分的比重,欲以此奠定其未来执政的民意基础。安倍此策略能否奏效,将决定未来其执政是否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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