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中美媒体中的形象：差异与根源

牛新春

以色列在中美媒体中的形象：差异与根源

牛新春

在中国媒体中，以色列形象基本是正面、积极、有活力的，主题多是以色列经济、历史、文化、科技、宗教、中以合作等，展示出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浓厚、宗教魅力迷人、民族性格坚韧、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以色列；在美国媒体中，以色列形象基本是负面、消极、挣扎的，主题多是以色列的内部政治斗争、社会分裂、民族歧视、巴以冲突、对外关系恶化等，展示出一个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族割裂、国际处境孤立的以色列。中美媒体报道倾向既与本国民意、政策相关，亦有与民意、政策脱节之处，往往是盲人摸象，甚至以观点筛选事实。

巴以问题 中国外交 美国外交 以色列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特别是1967年战争后美国一直是以色列最大、最稳定的外部支持力量，可以说美以关系曾经事关以色列的存亡。中国则是阿拉伯国家的坚定支持者，特别是从1956年中国同阿拉伯国家陆续建交，中国在中东政治中长期站在阿拉伯世界一边。今天，这种态势在政策层面没有明显变化。然而，近十多年来中美学术圈、媒体对以色列的态度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演变。中国方面对以色列的态度越来越正面，美国方面对以色列的情绪则越来越负面。为检验这种直觉，分析这种非官方态度变化的内容、节奏和方向，本文以2016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为时间段，选择美国《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中国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南方周末》《环球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为纸媒样本，*这两家美国媒体相对主流，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与评论方面，立场属于中间偏自由；中国报纸对以色列的报道相对较少，因而选取了较多的全国发行的报纸。即使这样，中国七家报纸的样本仍不及美国两家报纸样本的1/3。对每篇涉及以色列的报道进行文本分析，对比中国和美国媒体在涉以问题上的差异。

一、两个以色列

在上述半年时间里，美国两家媒体针对以色列的专题报道共158篇，中国七家报纸共有44篇，涵盖新闻、评论、专题采访等报道形式。若从中美两国媒体报道的主题、内容、价值取向出发，绘制美国媒体和中国媒体中的以色列形象，会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以色列。在中国媒体中，以色列的形象基本是正面、积极、有活力的，主题多是以色列经济、历史、文化、科技、宗教、中以合作等，展示出一个历史文化积淀浓厚、宗教魅力迷人、民族性格坚韧、科技创新能力强的以色列，可谓是“苦难辉煌”的典型；在美国媒体中，以色列形象基本是负面、消极、挣扎的，主题多是以色列的内部政治斗争、社会分裂、民族歧视、巴以冲突、对外关系恶化等，展示出一个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族割裂、国际处境孤立的以色列，可谓是继南非之后种族隔离的又一个代表。

从报道的主题看，美国媒体的报道为：国内政治40篇(25%)、对外关系42篇(27%)、巴以问题66篇(42%)、文化社会10篇(6%)、经济科技0篇；中国媒体报道为：国内政治4篇(10%)、对外关系22篇(50%)、巴以问题7篇(16%)、历史文化9篇(20%)、经济科技2篇(4%)。若把内政、外交、巴以问题看作政治报道，美国媒体的政治报道占94%，中国媒体的政治报道为76%。若进一步分析，中国媒体就对外关系的22篇报道中，关于经济、科技、文化交流的报道为17篇。如果把这些非政治类排除在外，中国媒体的政治报道仅占27%，对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的报道占73%。美国媒体就对外关系的报道没有一篇主题是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可见从报道主题方面看，美国媒体的主色调是政治以色列，中国媒体的主旋律是经济、文化以色列。(见图1、图2)

图2 中国媒体对以色列报道主题

中国媒体近40%的报道聚焦中以关系，重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对以色列政治中的定居点、“两国方案”、政治极化等三大议题几乎没有涉及。在所有中国媒体报道中，提到定居点三个字的有两篇，没有一篇提及“两国方案”。对政治极化的报道只有2篇，报道的是同一个议题：利伯曼出任外交部长标志着以色列最右内阁产生。相比之下，三大议题几乎是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国内形势报道的全部，定居点、“两国方案”、“右翼”等词几乎存在于每篇报道中。通读所有报道，美国媒体营造的印象是以色列修建定居点、否定“两国方案”、政治右倾化是巴以问题的根源和背景。

从报道的内容看，若把双边合作、科技创新、民族优秀品质等看作正面报道，而把政治斗争、社会分裂、外交孤立看作是负面报道，中美两国媒体选择的报道内容恰恰是以色列的正反两面。中国媒体66%是正面报道，主要涉及中以合作、以色列创新能力、犹太优秀传统等，34%的负面报道主要是巴以冲突。美国媒体4%是正面报道(6篇)，主要是以色列文化、社会生活；96%的负面报道包括四大类：政治斗争、社会分裂、国际孤立、巴以冲突。(见图3、图4)

中美媒体均有较多篇数报道本国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关于中以关系的报道都是正面的，而美以关系的报道几乎都是负面。这固然是中以关系同美以关系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但令人吃惊的是，对同一时期以色列其他对外关系的报道，中美媒体报道内容和基调竟截然不同。中国媒体关于以色列对外关系(中以关系除外)报道有3篇，标题分别是“以色列总理称与欧盟将恢复正常关系”、“土耳其签署土以关系正常化协议”、“以色列低调建成网络安全国际合作基地”，基调是以色列正在改善对外关系，全部是正面报道；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对外关系的报道为16篇，代表性标题有：“联合国加沙、西岸问题特使因以色列拒绝合作而辞职”、“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不会对伊朗放松警惕”、“内塔尼亚胡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对定居点的批评”、“内塔尼亚胡谴责英国首相的批评”、“以色列警告联合国的行动”、“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永远不会向叙利亚归还戈兰高地”，“以色列拒绝法国的和平倡议”，主要描述以色列同联合国、英国、法国、巴西、伊朗关系恶化，全是负面报道。

图3 美国媒体对以色列报道内容

图4 中国媒体对以色列报道内容

从2015年10月开始，巴勒斯坦人不间断地采取刀刺、汽车撞击、枪击等方式袭击以色列人，被称为“匕首运动”。中美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美国媒体一般会详述袭击者的背景、动机，巴以两方政府、民众的观点；中国媒体仅简单引述官方新闻稿。中国媒体的典型报道是：耶路撒冷老城大马士革门入口处，发生一起巴勒斯坦人持枪和持刀袭击以色列警察事件，造成1名警察死亡，1名警察和1名以色列平民受轻伤，3名袭击者被当场打死。美国媒体的典型报道是：两名以色列妇女在“被占领的西岸”被巴勒斯坦攻击者刺伤，攻击者被以色列警方打死；以色列领导人将袭击归咎于巴勒斯坦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的挑唆，巴勒斯坦人则认为以色列的占领才是根源。此外，在此轮巴以暴力冲突中，不仅仅是巴勒斯坦人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极端分子、恐怖分子也攻击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士兵因过度使用武力受到审判、国际谴责。美国媒体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内容，相关报道共14篇，占其关于以色列国内政治报道的35%，报道中使用“犹太恐怖分子”“犹太右翼恐怖组织”来描述犹太极端分子。同样，对于国际社会经济制裁以色列定居点的问题，美国媒体亦有6篇报道，占其对外关系领域报道的14%。中国媒体对这两个问题没有任何关注。

从报道的价值取向看，美国媒体在所有议题上弥漫着对以色列的负面情绪，中国媒体在双边关系、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对以持积极、赞赏态度。社论最能体现媒体的价值观，美国媒体有两篇社论，分别是“两国方案的消逝”和“内塔尼亚胡失去的机会”，对以色列内政、外交进行了全面批评。如：“5年来定居点人数扩大数万人，数千巴勒斯坦人的房屋面临被摧毁的命运。”“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快速扩建定居点，不禁让人怀疑以色列的长远意图及其对两国方案的真实态度。”“在过去三个月的‘匕首起义’中，犹太人攻击巴勒斯坦人的案件没有受到公正调查，在法律面前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享有双重标准。” “暴力、定居点建设、摧毁巴勒斯坦人房屋，以色列的这些行为危及两国方案的可行性。”*“The Fading Two-State Solution”, By the editorial board,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3th, 2016; “Mr. Netanyahu's Lost Opportunitie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4, 2016.中国媒体没有就以色列问题发表社论，但在报道中有诸多价值判断的评论，亦可代表基本立场。如犹太人被誉为“酷爱读书的民族”“教育的民族”“学习和思考的民族”；*问田：“书是甜的”，《人民日报》，2016年1月17日。在“世俗”的经济、政治、文化架构和制度方面，以色列充分地世界化，而在灵魂最深处，又保持了千百年的精神传统；有虔诚的信仰，但在科学、文化生活中又不为所缚，时时创新；*雷颐：“以个人故事构建以色列全景历史”，《解放日报》，2016年4月22日。极其重视国防建设和军队改革发展，走出了一条“军民融合、平战结合”的质量强军和兴军之路，使昔日地理上的“袖珍小邦”变成实力上的“超级大国”；*梁韬：“‘袖珍小邦’以色列通过军改成就军力‘超级大国’”，《中国青年报》，2016年1月21日。以色列在培养年轻人的时候，不仅培养他们远大的梦想，还通过早期的家庭教育、兵役制度、走世界的文化来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力、顽强的奋斗精神、强烈的危机感、全球视野和忧患意识。*赵娜：“以色列创业创新启示”，《21世纪经济报道》，2016 年2 月22 日，第14 版。

二、两个方向

世界上只有一个以色列，两个以色列只存在于媒体中。决定媒体报道内容和价值取向的因素纷繁复杂，在结果与原因之间建立实证性因果关系几近不可能。为什么以色列的形象在中美媒体中的差异如此大，本文仅尝试给出说明性的解释，而非实证性的因果论证。在政策重合度、价值认同等方面，中国和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存在反向的发展态势。

美以关系是全方位的战略盟友关系。美国是以色列最大贸易国、最大投资国，科技合作尤其深入、广泛，双边经济科技关系成熟、稳定，争议不多、矛盾不大，因而不是政府、舆论关注重点。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战略伙伴，以色列亦是美国在中东最可靠的盟友。以色列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是全球接受美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然而，近年来美以在安全、政治领域的分歧增多，这类议题紧迫性、争议性大，因而成为政府、舆论关注重点。

中以关系既不是全方位的，也不是战略性的。历史上，政治战略关系曾经是中以关系的核心，1956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伙伴，“亲阿反以”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支点之一。然而，1992年中以建交时，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已经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阿以、巴以谈判也已开始，巴以问题的支点地位随之削弱。中国政治上支持巴勒斯坦，经济上同以色列合作，试图走政经分离的道路。在政治战略上，中国既不是以色列的伙伴，也不是对手，重要性不显著、不突出。中国在全球同70多个国家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迄今为止中以都没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同美国相比，中国在巴以问题上介入不深，作用不大。中国没有主持、参与任何一次巴以和谈，没有参加中东和平进程四方机制，既不评论也不干预巴以两国的内部事务。同战略关系的隐身不同，近年来中以经济关系突飞猛进，引起双方政府、媒体高度关注。中以1992年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为5000万美元，1996年达4亿美元，2005年为30亿美元，2010年达50亿美元，2014年达110亿美元，*肖宪：“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93～94页。增长200多倍。同时，2012年以来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年均增长50%，2015年以色列40%的风险投资来自中国。*Shoshanna Solomon, “Israel-China Affair Blooms even as Culture Gap Weighs on Rapport”,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china-affair-blooms-even-as-culture-gap-weighs-on-rapport/ .(上网时间：2017年6月1日)过去四年中国在以色列投资150亿美元，*Shoshanna Solomon, “Israel Tech Thrived in 2016, Looks forward to 2017 Thrills”, http://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tech-thrived-in-2016-looks-forward-to-2017-thrills/. (上网时间：2017年6月1日)2016年投资额为63.7亿美元。*“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即使在中以经济关系中，涉及到的政治敏感性也在减弱。1992～2000年期间，双边经济关系经历过短暂的军工技术合作阶段。其间，以色列每任总统、总理都曾访华，中国国家主席、总理也访问过以色列。2000年前后，因为美国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以色列对华军售陷入困难，中以政治关系坠入低谷。即便如此，同年中国仍进口以色列数亿美元的卫星。这说明，中国能够区别处理外交和经济关系。“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中以关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中国加大力度批评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政策，另一方面中以经济合作取得瞩目成就。”*Aron Shai, “Sino-Israeli Relations: Current Reality and Future Prospects”,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Memorandum, No. 100, September 2009, p. 30.直到2011年6月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访华、同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访以，中以双边政治关系才得以恢复。近10年来，中以经济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以经济关系的基础拓宽，军售几近完全停止，经济关系的政治敏感性不复存在。

在国内政治、文化氛围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和文化心态，这既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作法的反弹，也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验的总结。在对外关系上，中国秉承不介入地区冲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本原则，坚持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国内中心任务和外交基本原则相结合，形成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对外政策，经济合作在对外关系中的分量很重，“一带一路”就是典型案例。特别在中东地区，不涉及中国领土主权、政治安全问题，中国中东政策受经济主导的色彩更明显。

2017年3月19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华，同年5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以色列，从以色列外交部对这两次访问的新闻公报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中以关系、美以关系重心和内容的差异。根据公报内容，内塔尼亚胡访华的重要任务是：加强同中国政府的经济合作、增加以色列出口、吸引中国投资、强化中以公司之间的工业与科研合作；*“PM Netanyahu Pays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19 May 2017, maf.gov.il/MFA/pressroom/2017/pages/PM-netanyahu-pays-official-visits-to-china.aspx.(上网时间：2017年6月1日)特朗普的重点关注是：伊朗威胁、巴以和谈、阿以关系。*“PM Netanyahu Meets with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22 May 2017, mfa.gov.il/MFA/pressroom/2017/pages/pm-netanyahu-meets-with-us-president-donald-trump-22-may-2017.aspx.(上网时间：2017年6月1日)由此可见，从关注的主题上看，中美两国政府同媒体的立场一致，美国关心政治，中国关心经济，这似乎可以解释两国媒体报道主题的不同。

美国媒体不但集中报道政治议题，而且关注面广、点多，包括以色列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国际孤立和巴以冲突。由此可见，美国对以色列政治的关注点、利益点是全面的，既包括国内政治、巴以冲突，也涵盖地区政治、国际关系。中国媒体报道的政治议题少，几乎全是巴以冲突，对以色列内部情况关注极少。这反映出中国对以色列政治的关注点、利益点单一，除巴以问题外，在其他问题上中国既不需要参与，也不需要表态。即使在巴以问题上，中国也卷入不深，利害不大，影响不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卷入很深，从1978年埃以戴维营协议开始，美国一直深度介入阿以和谈、巴以和谈，充当保证人、中间人角色。因为巴以内政直接涉及美国利益，美国必须关注、介入、干涉。同时，美国作为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在文化、宗教、政治、感情、人际关系方面同以色列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对以色列的关注更全面、更深刻。中国虽然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于巴以内政不卷入、不干涉、不评论。在2013年提出的“四点主张”中，中国主张“建立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同时“以色列的生存权和安全关切也应该得到充分尊重”。*钱彤：“***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news.xinhua.com/politics/2013-05/06/c_1156544,htm.(上网时间：2917年7月18日)中国呼吁“停止在被占领土上一切定居点活动”，*刘华：“***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举行会谈”，https://www.news.xinhua.com/world/2017-07/18/c_1121340863.htm.(上网时间：2017年7月20日)。但是“中国政府的声明避免指责以色列”。*Yiyi Chen,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Perspectives from China”, Israel Studies, Vol. 17, No. 3, Fall 2012, p. 6.根据两位以色列学者的观察，“北京明确指出，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不受以色列国内问题如扩建定居点、反恐怖问题和耶路撒冷冲突问题的影响。”*张倩红主编：《以色列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84页。

当然，这只能解释美国关注以色列内政的原因，并没有回答美国集中报道以色列内政负面新闻的问题。近年来，美以政策分歧扩大，美国自由派人士对以色列的价值认同受损，美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情感认同减弱，可能是媒体对以色列负面情绪的原因。

长期以来，美国支持、偏袒以色列，承担着巨大的政治代价，影响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削弱美国国际声誉，加大恐怖主义袭击风险。因此美国渴望巴以实现最终和平，把自己从以色列这个套上解脱出来。同美国的愿望相反，近年来美以在巴以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突出体现在“两国方案”和定居点问题上。

“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的一种设想：在约旦河以西的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结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各种民调显示，国际社会、巴以两国人民均认为“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可行方案。美国一直坚定地支持“两国方案”，相信其是唯一选择，现状不可接受、不可持续。然而，内塔尼亚胡政府在语言和行动上冷落甚至抛弃“两国方案”。2015年3月13日内塔尼亚胡公开表示，永远不会让巴勒斯坦建国。3月19日奥巴马回击说，如果以色列放弃“两国方案”，美国要重新评估对以政策。*Meredith Tax, “A Fresh Look: towards an Israel-Palestine Two-state Solution”,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5050/meredith-tax/fresh-look-towards-israelpalestine-twostate-solution.(上网时间：2017年7月31日)定居点是以色列在1967年边界线之外建立的居民点，1967年边界线是国际社会认可的边界线，线外以色列控制的领土是“被占领土”，以色列也从来没有宣布其为合法领土。自从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签署以来，定居点人口增加35万人，在西岸、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人口达到59万人。根据“两国方案”的基本原则，这些地方是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领土，定居点修得越多，“两国方案”越难实现、越不可能实现。2016年12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2334号决议案谴责以色列定居点，美国罕见地没有投否决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在发言中指出，2011年和平进程停滞以来，以色列加速扩建定居点；总统奥巴马、国务卿克里多次警告，这让“两国方案”越来越不可能，也让以色列同时成为民主国家和犹太人国家的目标变得不可能。*“Full Text of US Envoy Samantha Power’s Speech after Abstention on Antisettlement Vote”, The Times of Israel, December 24 2016.尽管美以关系从未一帆风顺，但矛盾和分歧也从来没有过去十年这么大。

以色列作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是美以关系的共同价值观基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美国自由派人士对以色列长期占领巴勒斯坦、歧视国内阿拉伯人、强化国家的犹太属性等趋势不满，这些做法同美国所认同的民主价值背道而驰，致使以色列的“民主形象”出现褪色。2009年奥巴马、内塔尼亚胡同年入主大位，以色列向右转，美国向左转。*Dana H. Allin and Steven N. Simon, Our Separate Ways: The Struggle for the Future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6, p.187.在以色列国内，约180万以色列阿拉伯人无法享有平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利；在被占领土，定居点的犹太人和其他巴勒斯坦人更不平等，200多万巴勒斯坦人受双重法律管理，没有任何民主权利。2013年奥巴马在以色列的演讲中指出，以色列可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可以成为一个占领西岸的犹太国家，但不可能同时拥有两者。*“Remarks of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March 21, 2013, http://www.wih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21/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people-israel.(上网时间：2017年6月26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犹太人在欧洲倍受欺凌、迫害，战后获得美欧国家的同情。尽管以色列建国史就是一部阿以战争史，伴随着阿拉伯人的血泪，但是四次阿以战争以色列是为国家生存而战，得到了美国人的情感认同。对美欧国家而言，1982年前以色列的军事活动都是防御性或者为防御而采取的先发制人措施，从1982年入侵黎巴嫩开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都是主动选择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大打折扣。1982年8月10日，以色列突袭黎巴嫩“巴解组织”，妇女、儿童尸横遍野。11日晨美国总统里根电告以色列总理贝京：如果以色列不立即停止轰炸，美以关系将处在危险中。*Robert C. McFariane and Zofia Smardz, Special Trust, New York: Cadell and Davies, 1994, p. 208.这是以色列首次在阿以冲突中占据绝对军事优势，对方没有还手之力。现在，就连许多以色列人都不同意继续占领加沙、西岸，质疑同黎巴嫩的战争。特别是，目前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对象往往是加沙、西岸、黎巴嫩的平民，自身伤亡率极低。2015年2月以色列国防军新任参谋长爱森科特上任前，一位前国安会官员对他说：“你将要领导一支优秀的队伍，你面临一个问题：你没有敌人可打了。”*Amos Harel, “Israel’s Evolving Militar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 43.随着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越来越明显，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凸显。根据联合国报告，2014年加沙冲突中共有2104名加沙人死亡，其中1462人为平民，包括495名儿童、255人名妇女；以色列士兵死亡65人，平民死亡3人。*William Booth, “The U.N. says 7 in 10 Palestinians killed in Gaza were civilian, Israel disagree”,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9, 2014.在《纽约书评》这样的美国自由派杂志中，以色列常常被冠以“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的称谓。*David Shulman, “Israel’s Irrational Rationalit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ne 22-July 12, 2017, p. 44.

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多，可以从双边政策、价值认同、以色列公共外交工作等三方面解释。首先，中以关系正在大幅改善。自2010年走出低谷后，中以关系在经济、文化、科技、旅游等方面均有所进展，合作的领域、深度、成果、前景均呈积极态势。以色列政府要“向东看”，寻找新的市场，中国要“向西看”，推进“一带一路”。其次，中国人认同以色列的创新能力。历史上，中国人通过巴以冲突的视角，看到一个动荡、霸权主义的以色列。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更多地看到战乱不止、动荡不安的以色列，而忽略其民主政治、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良好形象”。*张倩红主编：《以色列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44页。现在，中国人通过经济视角，看到一个创新之国以色列。中国新一届政府要建立“创新大国”，以色列是世界上已经成名的“创新小国”，双方价值诉求的契合点增加。再次，以色列的公共外交也发挥了一定作用。2006年，针对以色列国际形象不佳的问题，以色列各界掀起“塑造以色列形象”(Brand Israel)的运动，希望改变国际媒体中的以色列形象。据此，以色列负责对华政策的官员也制定相应规划。以色列各机构大规模邀请中国学者、媒体访问以色列，资助中国国内的以色列问题研究和学习。2016年有500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国内11所大学每年有2000名学生学习关于以色列的课程。以色列驻华外交官罗松泊说：“调研显示，我们在中国的形象推广十分顺利。在中国，以色列和犹太人的形象定位是智慧的民族，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中国与以色列：奇特的贸易伙伴之间的深度合作”，www.knowlegdeatwharton.com.cn/article/3499/, (上网时间：2017年7月18日)。尽管难以在以色列的公共外交活动和中国媒体报道之间建立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目前中国媒体的报道现状同以色列公共外交的目标相符。

三、三股力量

从媒体报道倾向、双边关系热点等方面看，很容易误认为以色列同美国的关系非常差，同中国的关系特别好。事实远比这复杂。奥巴马政府八年，美以政策分歧不少，但军事、安全关系反而不断强化。2014年12月19日，“美以战略伙伴法案”成为法律，确保以色列享有“军事质量优势”。美国对以援助从2009财年的25亿美元增加到2014财年的31亿美元，对美以导弹防御系统的拨款从2009财年的1.77亿美元增加到2014财年7.29亿美元。*Jim Zanotti, “Israel: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L33476, February 27, 2015, pp. 35-36.奥巴马离任前宣布，未来十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从每年31亿美元增加到38亿美元。如果说美以关系在恶化，那也主要体现在媒体上、政府官员的语气、言辞上和自由派学者的文章中，尚未影响到政策层面。中以关系的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交往的量上升、面拓宽，双边政治关系没有变化，双边军事关系几乎不存在。

以色列问题牵涉到情感、宗教、政治、利益等因素，在针对以色列的国际行为中，纵向上形成道义、经济、政治和安全四个层次，横向上形成国内、双边、地区、国际四个维度，每个国家的对以色列政策都是四横、四纵的交叉切割，进而产生多个政策板块。

从国际、道义板块看，欧洲主导着谴责、制裁以色列的国际潮流，美国自由派团体遥相呼应，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国家置身事外。2000年以来巴以和谈停滞，以色列的国际形象越来越负面。2012年BBC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是全球最不受欢迎的四个国之一；全球50%的人对以色列持负面印象，21%的人持正面印象；在发达国家中，只有在美国多数人持正面印象，占51%，欧盟国家中则有74%的人持负面印象。*“Poll: Israel Viewed Negatively Around the World”, www.jpost.com/National-News/poll-israel-viewed-negatively-around-the-world. (上网时间：2017年7月22日)。欧盟率先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长期占领，抵制以色列修建定居点，并出台一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制裁措施，是国际“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运动(boycott, divestment, sanction,BDS)的推动者。2012年，欧盟禁止欧盟国家政府资金流向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戈兰高地、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2013年底，以色列承诺不将资金用于定居点的机构后，欧盟才同意其参加“2020年研究与创新计划”。2015年11月，欧盟要求对来自以色列定居点的农产品、食品标注具体地址，不能仅标为“以色列”，由消费者决定是否抵制。在美国，BDS运动还停留在民间，支持者主要是自由派学者和大学、宗教机构。2013年12月，美国“美国研究协会”(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表决通过，抵制以色列定居点的学术机构。2014年6月，美国长老会教会(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Church)决定，从三家美国公司撤资，这三家公司同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公司有生意往来。2016年1月23日，美国海关也要求进口商把产于约旦河西岸的产品明确标示产地，否则要承担罚款。这一轮BDS浪潮始自欧洲，正在向美国扩散，似乎正在成为一场全球性运动。相比之下，亚洲显得静悄悄，不受BDS运动困扰。2015年9月2日，中国的“复星国际”以7700万美元收购以色列化妆品公司阿哈瓦，该公司主要原料来自死海，死海则是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不受国际法认可。

从国际、政治板块看，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国家，美国则是以色列的最大支持者，欧洲的立场正在变化。在涉及巴以问题的投票中，中国一直支持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201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18个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12个，中国全部投赞成票。在这些谴责以色列的表决中，美国往往投反对票、否决票，欧盟国家则摇摆、分裂。迄今为止，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共投下83张否决票，其中42张是维护以色列的利益。2009年巴以和谈日益无望后，巴勒斯坦单方面寻求“巴勒斯坦国”的国际承认。美国反对巴勒斯坦方面“国际化”的诉求，要求必须通过巴以谈判解决巴勒斯坦的最终地位问题。由于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票，必然会使用否决权，巴勒斯坦选择联合国大会作为舞台。2011年11月，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2012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常任观察员地位从“团体”改为“非成员观察国”(a non-member observer state)。2014年12月30日，阿巴斯签署20个国际条约，其中包括国际刑事法庭的《罗马条约》。2015年4月1日巴勒斯坦成为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巴勒斯坦还宣称，准备全部参与500多个国际条约和组织。在巴以问题上，欧洲民意是分裂的，大部分人不支持巴以任何一方，2014年8月5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18%的法国人、27%的英国人同情巴勒斯坦人，11%的法国人、12%的英国人同情以色列。*Hugh Lovatt & Mattia Toaldo, “What Palestinians can Expect from Europe”, 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what_palestinians_can_expect_from_europe331.(上网时间：2017年6月26日)2012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就巴勒斯坦的观察员国地位投票，138票赞成、9票反对、41票弃权，法、意等多数欧盟国家投赞成票，英、德等少数欧盟国家投弃权票。2015年4月1日，巴勒斯坦成为国际刑事法庭会员国，欧盟国家支持。2014年加沙战争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定调查以色列的军事行动，47个成员国中29个国家赞成，美国反对，17个欧洲国家弃权。2014年秋天瑞典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是西欧国家中的第一个。2015年5月13日，梵蒂冈通过条件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全球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达到138个。英国、法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下院通过不具约束力的议案，要求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国。2014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原则上承认巴勒斯坦国。2016年12月23日联合安理会通过谴责以色列定居点的决议，美国罕见地没有否决，受到候任总统特朗普的严厉批评。

从国内、道义板块视角看，美国国内党派分化、代际分化明显。在美国，支持以色列曾经是不分党派的，现在成为共和党外交政策的一个特征。一方面，整体上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仍然是广泛的、稳固的。2016年的民调显示，54%的人同情以色列，19%的人同情巴勒斯坦，亲以比例过去10年略有上升。另一方面，美国内部两极分化，共和党、保守派、宗教人士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增强，民主党、自由派、世俗人士、年轻人开始疏远以色列。民调显示，新教徒和世俗美国人对以色列的支持相差31个百分点，共和党与民主党相差26个百分点，年轻人和老年人相差18个百分点。*Samantha Smith and Carroll Doherty, “5 Facts about how Americans View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http://www.pewresearch.rog/fact-tank/2016/05/23/5-facts-about-how-americans-view-the-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上网时间：2017年6月26日)在民主党内，自由派是最大的反以派别。在所有政治派别中，年轻的自由派人士亲以色列的人最少。美国多数人仍然是亲以的，但是主流媒体却表现出明显的反以色彩，可能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美国主流媒体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内部分化，支持的越支持、反对的越反对，对以政策随政党轮替而变化。特朗普上台后，大幅修改奥巴马的以色列政策，就是这种新趋势的体现。

从双边、经济板块看，美欧特别是美国仍然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伙伴，中国的地位在上升。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以最大的贸易伙伴，2016年双边贸易为343亿欧元；美国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354亿美元；中国排第三，贸易额为113亿美元。

从双边、安全板块看，美国是以色列最重要的军事伙伴，给予大量的资金、技术支持。欧盟同以色列之间的军事合作也非常密切，2009～2013年欧盟进口以色列武器3.97亿欧元，向以色列出口武器0.81亿欧元。*Dor Wolff, “What Future Role should the EU Play in the Israel Palestinian Conflict”, http://fedtrust.co.uk/wp-content/uploads/2015/04/EU_and_Middle_East_Conflict_Dor_Wolff_April_2015.pdf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美、欧在巴以问题上形成三股力量，基本上各自为营，互不协调，多数情况下相互冲突。1948～1973年巴以问题的主轴是阿以战争，焦点是以色列的生存权问题。1991～2014年巴以问题的主轴是巴以和谈，焦点是巴勒斯坦国的生存权问题。2014年以来巴以问题失去焦点，美国仍然推动巴以和谈，中国依然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国际合法性，欧洲开始制裁以色列。随着巴以和谈陷入困境，中美的政策都失去了着力点。最近一轮和谈于2014年4月失败后，“就连最乐观的人也认为和平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任何希望了”。*Thomas Freedman, “The Many Mideast Solu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Feb. 12, 2016.美国认为现状不可持续，但是缺乏改变现状的思路。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事业，但是巴勒斯坦内部分裂、巴以实力对比悬殊，中国的政策选项有限。面对这种形势，欧洲另辟蹊径，从道义上向以色列施加压力，阻止以色列政府向右转，迫使以色列在定居点、巴勒斯坦人道主义等迫切问题上克制。欧盟国家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暴力，反对以色列修建定居点，要求为巴以和谈设定时间表。2016年，法国连续召开两届巴以问题国际大会，由于以色列拒绝出席，实际上变成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的大会。以色列为反制欧盟国家的行为，取消欧盟调解巴以冲突的资格。因此，一位以色列学者认为，“今天巴以冲突主要是一种远距离博弈，通过国际机构竞争，围绕BDS展开。”*Martin Kramer, “Israel and the Post-American Middle Eas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16, p. 52.欧洲在舆论、道上转向反以，美国国内分化加剧，假以时日西方可能整体逐渐转向。以色列不再视欧美为永远的战略伙伴，开始向东看，寻求改善同中国、印度的关系。

从中美两国媒体对以色列的报道可以看出，面对复杂事件时，媒体报道难免是片面、简单、肤浅的，往往是盲人摸象。中美媒体都追逐双边关系中的热点，美国媒体捕捉到的是矛盾、斗争，中国媒体看到的是合作、共赢。美国媒体同民意脱节，多数美国人仍然亲以，媒体主要反映自由派知识分子观点。一位中国学者观察，在中国，社会各界对犹太民族也普遍怀有好感，对以色列国家能在逆境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感到钦佩。*肖宪：“一带一路”视角下的中国与以色列关系，《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第105页。2014年加沙战争后，一位美国学者发现，联合国、美国谴责以色列过度使用武力，中国社交媒体却一边倒地支持以色列。*Dana H. Allin and Steven N. Simon, Our Separate Ways: The Struggle for the Future of the U.S.-Israel Alliance,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6, p.215.这些观点是否反映整体中国民意很难判断，2012年BBC民调显示，45%的中国人对以色列持负面印象，23%的人持正面印象。*“Poll: Israel Viewed Negatively Around the World”, http://www.jpost.com/National-News/poll-israel-viewed-negatively-around-the-world.(上网时间：2017年7月22日)。显然，中美两国媒体同本国政策之间明显脱节，或者说没有全面反映政策。美以之间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未受关注，中以之间薄弱的政治、安全关系亦未受关注。○

作者介绍牛新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中东政治、中美关系、美台关系、台湾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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