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前景评估*

陈友骏

日本对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前景评估*

陈友骏

美国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第一”的经济单边主义政策，在贸易问题上不时敲打日本。对此日本加大了对美经济的合作力度，不仅大幅提升了对美经济合作的政策主动性，还积极追加对美投资等，刺激美国实体经济增长。尽管如此，日本国内普遍担忧日美经济合作前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日本的海外利益等诸多问题。受其影响，短期内日美经济合作关系将出现“双速型”的发展模式，即能源及农业贸易等战术问题将得以突破，而日美FTA、TPP等战略问题将久拖不决。

日美关系 经济合作 日美FTA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奉行“美国第一”的经济单边主义政策，在贸易问题上不时敲打日本，日美新一轮贸易摩擦浮现，美国在安全问题上却持续对日本倚重，且进一步提升了日美同盟在其亚太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与此同时，半岛问题、海洋问题、领土争端等东亚地区热点问题逐次升温，日本国内保守政治势力借机炒作“周边事态不稳”，并推动日本社会整体右倾化发展。受其影响，在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安全及个人政治利益等因素之后，带有强烈保守主义色彩的日本安倍政府选择加强对美经济合作的妥协路线，并希望借此实现“以经促政”、甚至是“以经促军”的战略目标，即通过日美经济的深度融合，维护双边政治关系的稳定发展势头，提升日美安全合作的层级与覆盖范围。本文试图解析日本对美经济合作新动向，深究其战略考虑及日美经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在此基础上评估其对美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

一、日本对美经济合作新动向

特朗普政府不断利用行政干预、启动反倾销调查等政策举措，敲打对美国有较大贸易顺差的国家，其中包括日本。对此安倍政府并没有流露出不满或对抗情绪，而是表现出明确的妥协立场，希望强化对美经济合作，平衡日美关系的潜在不确定因素。

第一，加强高层沟通，推进经济政策全面对接。安倍政府致力于加强与美国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的沟通与协调，构建高级别双边经济政策沟通机制，且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两国于2017年4月在东京的首相官邸共同举行了首次经济对话，一举将双边经济政策的交流层级升高至副总理级(日方的首席代表是副首相兼财政大臣麻生太郎；美方的首席代表则是副总统迈克尔·彭斯)。日本国内对此次对话评价积极，认为对话应“志存高远”，共同促进双方经济的结构性改革。*「日米双方の構造改革促す経済対話に」『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4月19日。除了新建副总理级经济对话以外，两国政府间提升或新建多个经济沟通机制，包括网络经济政策协调对话(司局级)、能源战略对话(司局级)等，参加的主要成员均来自日、美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且多为制定政策的一线工作者，对各自国内经济情况与相关领域的政策法规等较为熟悉，这为双边经济政策沟通创造了颇为务实、可信的客观条件。此外，日美之间还有若干个邀请民间人士一同参加的、官民并举的经济对话机制。

第二，尽力维护日本作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的经济地位，以释放对美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信心。据美国财政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10月，即美国总统大选(2016年11月8日)前夕，日本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维持在1.13万亿美元，反超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约1.12万亿美元)。*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Securities (B):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and Foreign Securities, http://ticdata.treasury.gov/Publish/mfh.txt.(上网时间：2017年6月28日)中国和日本作为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两个国家，都在减持美国国债，但显然日本减持的幅度相较于中国而言有所顾虑，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的现象。比较2016年4月和2017年4月的相关数据，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从1.24万亿美元减少至1.09万亿，降幅达12.12%；与之相比，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从1.14万亿美元降至1.11万亿美元上下，降幅仅为3.14%，明显小于中国的减持幅度。*同上。由此可见，安倍政府在有计划地炒作美国国债一事，并将后者视为日本追加对美投资的“风向标”和“信号弹”，同时在政治上凸显日美经济“联姻”的战略意愿。

第三，鼓励日本企业追加对美投资，进一步夯实日美经济合作的牢固基础。安倍政府鼓励并引导日本企业积极配合特朗普政府的“振兴美国”计划，加大对美投资，尤其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大规模投资。日本企业掀起新一轮的对美投资热潮，带动了日本对美投资出现短期内的激增。在特朗普就任总统的前后半年时间，日本SOMPO控股公司、软银集团(Softbank)、松下、丰田等超大型企业不约而同地表示追加对美投资，其中不乏金额为500亿美元的大手笔。受其影响，2016年日本对美投资总额达到521.94亿美元，较2015年(493.19亿美元)同比增加5.83%；与此同时，2017年第一季度日本对美投资流量超过110.19亿美元，占其总体对外投资(533.08亿美元)的20.67%，美国也藉此继续保持日本最大的海外投资目的地的地位。*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直接投資統計」, https://www.jetro.go.jp/world/japan/stats/fdi/.(上网时间：2017年6月29日)

第四，积极加强对美能源领域的务实合作，以此缓解日本能源安全的压力并维护经济系统的有序运转。日本着重落实三方面的战略部署：其一，日本从美国进口页岩油(2016年5月)和页岩气(2017年1月)，使其对美能源进口步入新阶段。日美能源合作半径藉此再度扩大，日本进口能源的多元化布局也随之扩展；其二，拓展能源技术交流。日本竭力提升对美能源合作的覆盖面和战略层级，双方将“日美清洁能源政策对话会”更名为“日美能源政策对话会”，*経済産業省「第6回?日米クリーンエネルギー政策対話?を開催しました」、 http://www.meti.go.jp/press/2014/03/20150304001/20150304001.html.(上网时间：2017年9月7日)将电力系统、化石燃料、甚至是网络安全等议题纳入双边协商框架之内；其三，加强安全利用核能的共同研究。2011年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后，核安全就成为日美能源合作的焦点之一。围绕着核能共同开发和安全利用等战略性议题，日美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沟通与交流机制，共同发布了《日美核安全合作情况说明书》，提出为防止核恐怖事件的发生，将尽快就交换核安全领域秘密信息等重大议题达成共识。*外務省「核セキュリティ協力に関する日米ファクトシート」、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09175.pdf.(上网时间：2017年9月5日)

第五，加强对美在新兴经济领域的战略性合作。主要涉及三大方向：其一，北极航道。尽管日本并不是北极圈国家，但其对北极航道的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却重视已久。为谋求在北极治理及开辟北极航道中的一席之地，日本将对美合作作为其“北极外交”的优先方向之一。日本联合美国共同设立了“国际北极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Arctic Research Center)，将其作为对外展示日本北极研究成果、显示存在感、收集北极研究的全球信息、了解北极开发的进展情况的重要平台。其二，资源勘探。随着新材料的大规模生产、制造，基础矿产资源的有限性也就成为无法回避的矛盾之一。以此为背景，日本加大了与美国在资源勘探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为了鼓励日本企业积极参与美国的铜、锌等金属资源矿藏的探寻工程，具有政府背景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石油天然气及金属矿物资源机构(JOGMEC)仅2016年度就出资135亿日元，或直接给予相关企业资金支持，或为相关企业实施债务担保，*経済産業省 資源エネルギー庁『エネルギー白書2017』、2017年、257頁。帮助日本企业开展在美的资源勘探业务。其三，科学技术。为加速推动日本科技发展，安倍政府持续维护并完善日美在科技领域的定期交流机制。“日美科学技术合作合同实务级委员会”于2016年7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了第15届年会，议题涉及科学外交、大数据、人工智能、医疗研究、可再生能源等前沿领域的科学研究。*外務省「第15回日米科学技術協力合同実務級委員会 メディア?ノート」、 http://www.mofa.go.jp/mofaj/dns/isc/page3_001730.html.(上网时间：2017年9月4日)实际上，日美两国在上述领域均保持全球领先的技术实力及研发能力，而这种机制性的“互通有无”不仅有助于两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更有助于共同维护其在相关领域的技术竞争优势，使双方的科技合作始终保持在战略层面和领先水平。

二、日本加强对美经济合作的战略考虑

安倍政府对美经济合作的“无条件妥协与积极配合”，凸显其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战略考虑，意图借助经济杠杆，撬动日美关系在政治、安全等领域的深层次战略合作。

首先，贯彻“以经促政”的基本原则，实现日本政治利益最大化。“美国强权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安倍政府对美思维的战略逻辑及制定所有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换言之，在安倍政府及日本国内的多数政治保守势力看来，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其在综合国力、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经济实力，甚至是制度建设等各个层面，均远超其他国家的相应水平，当今世界仍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鉴此，安倍政府反复强调紧密依附于美国的对外战略，积极谋求三大领域的政治突破。

其一，提升日美同盟关系的稳固性和重要性。受朝鲜的导弹和核试验以及日本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激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安倍政府对外政策显现出强烈的“安全利益至上”的政治色彩，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个领域加强对美关系。在安倍政府看来，强化日美同盟的战略性合作是保卫日本国土安全、维护地区稳定的基础，*首相官邸「第51回自衛隊高級幹部会同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訓示」、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911kunji.html.(上网日期：2017年9月14日)而在地区层面，强大且稳定的日美同盟关系是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石。*首相官邸「日米共同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210usa.html.(上网日期：2017年3月4日)因此，只要美国可以帮助日本维护国家安全及周边事态的稳定，日本愿意适度让渡或完全放弃部分经济利益，以换取美国的政治信任和安全保护。

其二，在全球层面扩大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凸显日本“政治大国地位”。实现日本“政治大国”的理想，一直是战后多届日本政府的夙愿，而对于保守政治势力代表的安倍政府而言，这更是毕其一生的政治事业。为了留下必要且珍贵的政治遗产，安倍政府愿意在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做交易、搞平衡。安倍首相表示，美国是日本携手合作，以共同解决发展问题、消除贫困、防治传染病、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的重要伙伴。*首相官邸「第百九十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60122siseihousin.html.(上网时间：2016年1月23日)安倍政府还想依托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联合国结构性改革，帮助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的一员。*「国連組織改革 日米の圧力をテコに進めたい」『読売新聞』、2017年9月15日。由是观之，安倍政府主动选择对美的经济妥协，以提升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其三，在国内修宪等重要政治议题上，最大限度争取美国支持。安倍首相的最大政治抱负就是修改战后制定的“和平宪法”。而由于历史、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部“和平宪法”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美国国内的一些和平主义政治势力对其修宪的真实目的始终持有怀疑及反对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在日本修宪问题上的种种表态及政策取向。为了博取特朗普政府及美国的广泛支持，安倍政府再度利用“金元外交”，最大限度满足特朗普政府的经济要求。

其次，淡化贸易问题所引致的尖锐矛盾，避免日美关系重蹈历史覆辙。安倍政府处理日美贸易摩擦的思维逻辑主要受制于现实与历史两个方面。一方面，安倍政府急于在现实经济问题上做权衡，力求实现“抓大放小”的利益平衡。安倍政府的经济主攻方向是稳妥且高效地落实“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以带动日本经济回归正常的复苏轨道。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施压，可以被安倍政府加以利用，并使之转化为其推进国内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有利”外压，而安倍政府更可以拿着“特朗普大棒”，迫使包括主要大企业在内的国内经济部门，按照政府设计好的政策路线实施产业规划及投资布局。除此之外，安倍政府更设想着调整日美贸易结构以扩大对美出口规模，尤其是在对美基础设施出口上寻求突破性答案。具体而言，安倍政府业已锁定对美大项目出口的三大目标，即加利福尼亚的高铁计划(旧金山—洛杉矶，全长约840公里，项目预算约642亿美元)、德克萨斯高铁计划(达拉斯—休斯顿，全长约390公里，项目预算约150亿美元)和超电导磁悬浮计划(华盛顿—纽约，全长约360公里，项目预算100亿～200亿美元)*外務省「米国経済と日米経済関係」、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40495.pdf.(上网时间：2017年9月5日)。为了在特朗普政府主导下的标志性基础设施工程中获取项目承包权，安倍政府实则采取战略隐忍，更是不惜吞下贸易摩擦带来的短期“利益苦果”。

另一方面，日美关系曾因贸易摩擦而一度走入低谷的惨痛教训，成为安倍政府处理日美贸易摩擦的历史“镜鉴”。受起始于上世纪中后期日美贸易摩擦的影响，美国的对日思维也经历了“Japan Bashing”到“Japan Passing”、再到“Japan Nothing”的过程，之后经过日方的百般努力，才逐步使之回归到了“Japan Still Something”的新阶段*贺平：“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第78页。。有学者指出，“美国处理对日贸易摩擦的轻重缓急都是服从或服务于其全球战略”*樊勇明、贺平、黄河：《贸易摩擦与大国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页。。日美贸易关系完全有可能破坏双边关系发展大局，进而影响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日政策走向。鉴此，安倍政府对美妥协并不是单纯牺牲日本经济利益，而是通过经济利益转让，换取对美关系的总体战略突进，实则是“以退为进”。

再次，安倍政府意图与特朗普政府构建地区及全球经济治理同盟，以共同遏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按照安倍晋三的逻辑，日美紧密的经济关系建立在三方面牢固基础之上，且日美间的有利条件显然并不适用于中国。

其一，共有的价值观理念。安倍本人就曾在多个不同场合，直观地评价日美经济关系是建立在相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重要关系*参議院事務局「第百九十三回国会参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一号 2017年1月30日」、2017年2月16日。。有鉴于此，日美两国在地区及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就较为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取得相互信任。安倍的潜台词实际是中国与日本、美国等持有完全背离的价值观，这也必将导致中国难以与日、美等西方国家达成统一且高效的地区及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甚至可能引发彼此在经济价值观等理念问题上的直接冲突，并最终危及各方均意图构建的新经济治理体系。

其二，安全同盟所创造的现实基础。与经济问题相比，安全问题属于“高政治”范畴，也是较难达成妥协及合作的棘手问题。因此，日美安全同盟的现实存在就为日美协调经济合作等问题奠定了有利条件。不仅如此，安倍认为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是稳固的日美同盟关系，而其他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均应成为日美同盟关系的附属品或衍生物。由此日美同盟关系的辐射半径就被安倍政府肆意放大至亚太乃至全球范围，进而也将地区及全球经济治理等宏观问题填入日美双边经济合作之中。

其三，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安倍在访美期间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意高调指出“不允许国有企业或国家资本介入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更不允许免费使用他人的知识产权”*首相官邸「日米共同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017/0210usa.html.(上网时间：2017年3月4日)。安倍的潜台词是日、美两国享有共同且“正确”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完全不同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一层面来看，安倍言论的矛头直指国有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经济体制问题，并意图联手美国一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安倍政府所强调的“日美经济合作关系的三大基础”映射出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日趋扩大的忌惮。更为重要的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领土争端的紧张局势有所升级之后，尽管日本官方并没有明确将中国称为“威胁”，但在日本的精英舆论和媒体评论中，中国俨然已取代朝鲜，成为日本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归泳涛：“日本学界对美国的认知变化及政策构想”，《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6期，第18页。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对比变化和相互依存关系的进一步深化，日本对“被边缘”于中美外交的担忧日渐显著。*同上，第23页。鉴此，安倍政府急需借用政治外交牌来打压中国，并以此拉近日、美间业已疏离的经济联系，这就逐步产生了“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批评与指责。

三、 日本对美经济合作的限度

尽管安倍政府及日本经济界在对美经济合作问题上表现出极强的兴趣，竭力维持“一团和气”的场面，但在个别关键议题上，日本国内仍不乏保守或谨慎的观点，对美经济合作存在长期性隐忧。

第一，日本对特朗普政府存在战略性怀疑，这不仅涉及它的政治理念、外交战略等务虚层面，更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务实层面。

其一，对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做法心存余悸。日本忌惮特朗普政府会随意采取强硬的贸易限制措施，在日美经济合作框架谈判上强迫日本妥协。特朗普表面上鼓吹建立自由、公平且互利的日美贸易关系，本质上却是要降低美国贸易赤字，增强美国产品的对日出口竞争力，进一步攫取日本市场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比如，美国国内的畜牧业团体是竭力要求尽快签署日美自贸协定(FTA)的重要游说集团之一，其主要动因是日澳“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实施促使日本大幅降低了对澳大利亚牛肉的进口关税，进而削弱了美国牛肉的相对竞争力。*菅原淳一「TPPを土台とした新協定の可能性：再考迫られる日本の通商戦略」『みずほインサイト』、みずほ総合研究所、2017年3月28日、3頁。尽管日本也重视“自由且公正”的规则，但在贸易问题上实则与美国“同床异梦”，二者难以取得具有实际效果的合作。*「日米首脳会談 経済で相互利益を追求したい」『読売新聞』、2017年2月12日。

其二，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存有质疑。日本学者小野亮尖锐地指出，与其说特朗普迫切想实施的是“就业第一主义”，毋宁说其是“投资第一主义”。根据小野的计算结果，2016年12月美国的失业人数为750万，如果要完成特朗普提出的新增就业2500万，则除了解决这750万人的就业问题之外(美国的失业率则降为零)，还需创造1750万的劳动人口，但今后10年美国人口的增加数约为1000万，与实现特朗普提出的就业目标相比，仍留有较大缺口。*小野亮「トランプ政権の誕生：雇用第一主義を掲げるが、目標達成は難しい」『みずほリサーチ』、2017年2月、第5頁。特朗普提出的“就业第一主义”完全是空口无凭的狂想，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不仅如此，特朗普点明批评丰田汽车，并要求后者在美国建厂，这严重伤害了企业的经营自由。特朗普政府应尽可能提升制度的透明度，并在税收方面给予必要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对美投资的流入。*「日米首脳会談 経済で相互利益を追求したい」『読売新聞』、2017年2月12日。

其三，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经济政策将引发日本在第三方既有投资及利益减少。特朗普政府启动修订北美自贸协定(NAFTA)的谈判，引发了日本的高度关注。重新修订NAFTA将使墨西哥失去作为生产及出口据点的比较优势，对日本在墨投资造成间接性的损害。*西川珠子「動き出すNAFTA再交渉とメキシコ：生産?輸出拠点としての優位性維持へ正念場」『みずほインサイト：米州』、みずほ総合研究所、2017年2月10日。みずほ総合研究所『米国大統領選の結果と日本への影響』、2016年11月18日、第38頁。特朗普政府重谈NAFTA旨在提高对墨西哥的进口关税，这势必会抬高墨西哥对美出口商品价格，损害相关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日本各主要汽车企业均利用了NAFTA的优惠条款，将墨西哥作为对美出口的主要据点，其大批零部件和整车等源源不断地从墨西哥流入美国市场；此外，日本企业在中南美地区的主要投资集中于汽车产业，而且向北美地区的出口额接近两万亿日元，其中的近九成就是运输机械。*みずほ総合研究所『米国大統領選の結果と日本への影響』、2016年11月18日、第38頁。由此可见，仅就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投资而言，NAFTA协定的重修势必将对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巨大负面影响。

第二，对日美经济合作前景信心不足，担忧双方缺乏战略性的合作默契。尽管日本国内有部分观点认为日美两国应构建全方位的经济合作框架，可以包括财政及金融政策、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能源合作以及贸易政策等，但仍有不少反对日美经济合作的声音，对美经济领域的合作显然信心不足，*「日米首脳会談 厚遇の次に待つものは」『毎日新聞』、2017年2月12日。未来发展前景难以预估。而且，日本一味地“追随美国”极危险。美国可能会利用安保问题做筹码，尤其是利用钓鱼岛问题的安保适用为诱饵，逼迫日本在经济谈判中接受美国的无理要求。*同上。日本对美经济合作的担忧主要是战略层面，且集中于“跨太平洋伙伴”(TPP)和日美FTA两大问题。

在TPP问题上，日美认知存在明显分歧，且隔阂严重。日本坚持认为美国的参与才是TPP价值的真实所在，始终不愿放弃说服美国重新回归TPP框架的各种努力。安倍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没有美国参加的TPP是毫无意义的”。*「首相「米抜きTPP、意味ない」 トランプ氏翻意期待」『日本経済新聞』、2016年11月22日。为此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在日美经济对话会议上高调主张，“日美两国应共同发挥领导力，构建贸易及投资的高标准，并在亚太地区普及自由且公正的贸易规则”，美国副总统彭斯却冷言以对，称“TPP已是过去式”，希望以日美双边谈判为基轴推进相关合作。*「米、対日FTAに意欲 経済対話、日本と溝」『日本経済新聞』、2017年4月19日。与日本国内反复讨论并形成尖锐意见对峙的局面相比，美国国内的政治焦点已偏离了TPP，特朗普政府重回TPP的可能性很小。

在双边FTA问题上，日本对美国急于构建日美双边FTA存有疑虑。针对美国副总统彭斯提及日美构建FTA的可能性，安倍政府对这一重大问题却有所保留。日本国内有观点认为，“没必要过早地直接回应美国的这一要求”。*「日米経済対話 保護主義阻む姿勢崩すな」『産経新聞』、2017年4月19日。而且，广泛吸收海外经济活力不仅有助于日本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于其继续引领更多国家制定通用的经济规则。*同上。日本国内也存有FTA的支持派，认为在美方宣布放弃TPP的背景下，日本仍应坚持构建类似于TPP的高水准多边贸易及投资合作框架，*「日米首脳会談 厚遇の次に待つものは」『毎日新聞』、2017年2月12日。日美FTA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日本也极担忧美国要求其以超越TPP的水准开放国内农业市场。

第三，对经济合作的长期利益心存忌惮，害怕“丢失战略性的经济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主要取决于各自的产业竞争，而产业竞争的本质是各国劳动生产率之间的竞争。而就劳动生产率这一微观层面的对美竞争而言，日本根本不具备任何优势，甚至存在明显的劣势。据日本学者泷泽美帆的计算结果显示，在劳动生产率方面，2010至2012年日本能够超越美国的仅为化学和机械两个产业，其他的运输机械、建筑、金属制品等18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均普遍低于美国的相关产业，更为严重的是，日本农林水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7%，根本不具备同等的竞争力。*滝澤美帆「日米産業別労働生産性水準比較」『生産性レポート』、2016年12月号、3頁。日本制造业的整体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69.7%；而服务业(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9.9%。*同上。一旦日美之间展开深度的经济合作及产业融合，则日本国内的多数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将出现整体性失势的局面，而美国企业将如潮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国内，或兼并、或关闭相关的日本同类企业。这样主导并建立起传统日本经济体制的产业基础将发生动摇，日本国内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或许也会失控，进而引致日本在经济上也完全沦落为美国的附庸国的尴尬结果。

四、 结语

尽管日美两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有着各自相异的发展逻辑，但日美双边关系的任何层面和议题都难以逃脱日美战略同盟和驻日美军等敏感议题；换言之，日本对“政治格局决定经济利益分配”的认知决定了其在日美经贸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樊勇明、贺平、黄河：《贸易摩擦与大国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3页。鉴此，美国在经济问题上单方面压制日本的局面不可能发生逆转，迫于特朗普政府“经济单边主义”的压力，日本将继续无奈地保持对美经济合作的“勤恳”与“忠实”，进一步追加并扩大对美投资，以配合特朗普政府“重振美国”的战略部署。

与此同时，由于日本在对美经济合作中仍存有较多顾虑，且国内尚难形成统一共识，日本对美经济合作的推进速度或许会受到一定影响，可能形成“双速型”的合作模式。即，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等能源进出口、农产品贸易等战术性的产业合作或许会走得较快，且短期内对日、美两国均能产生较大的利益回报；日美FTA、TPP及高新尖技术交流等战略性经济领域的合作则会呈现相对较慢的发展速度。由于日美两国在FTA问题上存有较大分歧，所以短时间内难以启动相关的正式谈判，但不能排除双方就此议题启动联合研究的可能性。

此外，日本增加对美投资及调整对美投资结构，势必会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及中美日三边贸易结构产生影响。日本大幅增加对美投资，尤其是对美制造业投资，则会引发日本企业在美生产零部件及产成品的数量急剧增加，而其中的大部分将流向中国市场。中美日三边贸易的传统格局将发生变化，一方面或许有助于美国增加对外商品出口，削减部分贸易赤字，而聚焦于中美贸易，则美国对华出口或许将增加，对华贸易赤字问题可以得到相应缓解；与此同时，中国的对美出口或许也将受到一定负面影响，而对美出口的减少将直接引致中国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增量的“双减少”，对此应加以重点关注。○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安倍经济学的‘TPP’战略研究”(项目编号：2015BGJ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介绍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亚太政经关系及日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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